我国在陶瓷发明上有哪些重大成就？
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成就
中国陶瓷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民族艺术特色浓郁，技艺精湛而著称于世，它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瓷器的发明也有近四千年的历史。陶瓷原料硅酸盐无毒的特性，特别是瓷器造型的典雅适用、釉面光滑，便于拭洗等优点，现在已成为世界使用得最广泛、最受欢迎的生活用具。中国发明瓷器对人类文明进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此被世界人民誉为瓷器之国。中国陶瓷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一宗巨大的财富，吸引着各国的历史、考古学家、陶瓷学家、工艺美术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研究中国陶瓷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在中国，陶瓷学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们主要是从爱好古董的角度加以鉴赏，谈不上什么研究。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系统的古窑址调查和发掘。有关学者以陶瓷考古学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硅酸盐科学工作者、陶瓷工厂等也积极配合，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测试，工艺模仿试验，从宏观到微观研究都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就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及艺术成就，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陶器艺术
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在陶器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取得熟食，或以篝火烧烤食物；或用石头砌成坑穴，把猎物去皮，放进坑内，上盖热灰，直到焖熟取食；或用灼热的石块将兽肉烫熟；或把兽肉放入网中，泡入高温的泉水中，泡熟后食用。长期以来，人们为取得熟食，在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生活用具，用以煮熟、储存、饮食之用。中国历史上，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了“陶”字。在先秦的一些文化典籍和后来的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发明陶器的记载。例如战国秦汉之际的《逸周书》，在《文酌解第四》中就说：“民生有欲……七陶八冶归灶。”古人注云：“灶善则陶冶良也”。《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的记载。《搜神记》里还记载了一段古老的民间传说：“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这些记载和传说保留着远古时期陶器发明和制作的历史影子。
一、陶器的发明时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发明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发明了陶器？这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但是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确实具备了制陶的各种条件，并且有大量的实物出土。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和扩大食物的来源，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生活状况。这有利于人们定居生活，而定居的人们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则有强烈的要求。定居有利于生产得到发展，就有可能分出人力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作，促进制陶业的兴起。远古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对泥土的粘性、可塑性有了认识，了解到泥土加水调和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器皿；同时人类对火经过长期使用，认识到火能改变某些物质的性能，并且掌握了控制、应用火的经验。这一切都为陶器的制作准备了先决条件。
虽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已有大量出土，但是考古工作者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探求中国最早的陶器。对此，人们于70年代以来，开始发现了一些线索。例如1974年在江苏溧水县神仙洞洞穴遗址发现了一块长2.5、宽1.8、厚0.5cm的陶片和一颗更小的陶粒。它们在制陶工艺上表现得十分原始。在放大镜下观察，该陶片是用普通粘土制作的，粘土中掺有细砂，素面，一面可以看到制作过程中用手指抹平表面时留下的纹路。陶片颜色一面为黑褐色，有黑色炭粒分布其间；中间夹层基本是紫红色，另一面为黄褐色，间或杂有深灰、浅灰色。坯体中有许多气孔和细小的断裂痕迹，有一定的硬度和抗压强度。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都是这样的小块残片。这块陶片的弧度极小，所以估计该器物比较大。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片，据化验分析当距今11200±1000年，说明中国陶器的发明至少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二、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在生活中广泛地使用了陶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如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华南地区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等，所出土的陶器都还比较原始，陶质比较疏松，烧成温度也较低。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横穴窑。这种陶窑同后来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仰韶文化的陶窑很相似了。所以说，这时的陶器还都不是最早的陶器，因为陶器从露天架火烧制到采用陶窑烧制，一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些陶器之前，一定还会有更早、更原始的陶器。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生产在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到顶峰，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和铝的无机盐类，它们无毒、无味，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良好原料。当时人们都是就地取材，在黄河流域主要采用适宜的天然土，如红土、黑土、河谷中的沉积泥土等。
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多种陶系，如分为灰陶、红陶、彩陶、彩绘陶、黑陶以及印纹硬陶等等。陶器本身有一定的颜色，是由于原料中含有呈色金属元素的关系，也是由于人们掌握了在烧成后期控制各种火焰的技术所取得的结果。如果烧窑后期烧还原焰（指燃烧时令其供氧不足，燃烧不完全，使金属氧化物还原为金属或低价氧化物），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成FeO，还原比值很高，陶器就成灰或灰黑色，是为灰陶。如果是烧氧化焰（指燃烧时供氧充足，可完全燃烧，温度高，具有氧化作用），陶土中的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成Fe2O3，还原比值低，陶器就成为红色，是为红陶。如果以金属铁、锰等矿物质与泥土配成彩料，在红陶和灰陶上施以彩绘，经800—900℃高温烧成，其彩绘永不褪落，就成为彩陶。如果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画彩，彩绘颜色附着在陶器表面，一旦受潮或经水浸泡，颜色会变淡或褪落，这就是彩绘陶。彩陶同彩绘陶的区别就在于颜料是否经火烧和褪色与否。黑陶就是黑色的陶器，其胎体上有大量的炭微粒。黑陶是在烧窑后期用燃烧不充分的黑烟薰炙，再经打磨光亮制成的。有的黑陶胎壁薄如蛋壳，应用快轮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在江南广大地区发现有一种陶器，上面用陶拍子打印出各种图案，称为印纹陶。如果其中掺入细砂等强煅料，经1000℃左右的高温焙烧，陶质更为坚硬，称为印纹硬陶。这种硬陶一直到商周秦汉时期，在南方仍有生产。
新石器时代制陶成形可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方法。手制法包括捏塑法、模制法、泥条盘筑法（将一根长泥条连续向上盘筑，再把里外抹平制成器形）等。轮制法的技术更为先进，盛行于山东龙山文化。这是将泥料放在陶轮上，利用陶轮快速转动的力量，用提拉的方式使之成形的一种方法。
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进步，陶器成形以后，还要在陶坯上进行修饰加工。例如用砾石或骨器在陶坯表面压磨，烧好后的陶器可呈现光亮；有的是在陶坯表面涂一层调好的泥浆，烧好后器表就附着一层陶衣。由于调泥浆的配料不同，陶衣可有红、棕、白等颜色。此外还可以在器表上施以彩绘，刻划或拍印出各种花纹图案，甚至镂雕出方、圆、三角等孔形图案来作为装饰。
三、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艺术成就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随着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其种类越来越多。就出土的器形看，有碗、钵、勺、杯、小盒、瓶、罐、盆、瓮等类。据其形状判断，它们大都属于饮食用具，也有一部分是生产工具，如陶纺轮、网坠等。这些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造型适宜实用。通常采用圆形、对称、规整的结构，而不用多角、多边或不规整的形状。有足的器物也多是三足，很少有四足的，四足以上的更未出现过。采取这些结构，便于制作，而且比例协调，容易取得力量均衡，也符合美学原理，可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实用工艺中的成型规律。这些规律在几千年后仍然被人们运用。
生活是制陶工艺的艺术源泉。人们往往把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各种植物、动物及自然界的其它形象作为模仿对象。很多器物模仿植物，如瓜果、葫芦、竹节、叶子、花朵等，模仿动物的有猪、狗，还有鹗、长嘴鸟、水鸟等，模仿虫类有田螺、蜗牛等，还有的模仿人类最早的水上行走工具独木舟，甚至还有模仿人穿的靴子等。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少的艺术手段来美化陶器，例如拍印、刻划、绘画、捏塑等。其绘画是用类似毛笔一类的工具，沾上用金属矿物原料配成的画图原料，在胎体上画出图案、植物、动物或人物形象的画面，内容丰富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就图案来说，已经初步掌握了图案构成的美的法则，创造了迄今仍然能在生产中使用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图案形式原理，如构图最主要的均衡、整齐、对称、连续、反复等法则，完全符合装饰图案的基本要求，没有轻重悬殊、画面失调、杂乱无章的现象，收到了极好的美学效果。
图案服从器形。人们为了美化陶器，注意把装饰美和实用美统一起来。因此往往把图安排在器物的肩、腹最突出的部位，使得目光容易接触到，最便于人们在使用中欣赏，又能增强器物端庄、饱满、挺拔的质感。这些图案以艺术的手法表现了大自然、形体、运动产生的节奏感、韵律感和规律性，灵活而又美观。
陶器上有许多植物图画的画面，它反映了当时的采集、农耕经济水平。有的画出了阳光照耀下禾苗的生长状况，还有很简练的卷枝、花瓣、籽实。植物纹样画得很活泼，婀娜多姿，既写实又富于装饰性，这说明劳动实践是艺术营养的源泉，表现了我们的祖先热爱生活，富于创造的精神。
陶器上的动物形象，有的画在器物上，有的却是塑出来粘贴在器壁上的，还有的作为器物的组成部分出现。动物形象写实性很强。人们在长期的捕鱼、狩猎、饲养以及生活实践中接触到了动物，掌握了它们的形态和习性的突出特点，便将其形态和神态简练地制作出来了。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黑陶钵上刻划的猪，是由野猪培驯为家猪过程中的形象，形态结构尚残留野猪的特点，但肥胖的体态、温驯的性格又酷似家猪。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陶片上的壁虎，不但准确塑出了壁虎的形象，而且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其精神状态。壁虎爬伏在罐的口沿和肩腹之间，有明确的方向感，前肢卷曲，缩颈抬头，背微弓起，两眼紧盯前方，似乎发现了前面的猎物，准备一跃而起，猛扑上去，但其前爪已经接触罐口，似乎又感到会坠入深渊那样的警觉。简练的几根线条，在静与动的一瞬间把壁虎的精神状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从大量的动物形象能看出当时已经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例如蛙的形象，有的就将蛙的四条腿夸张到主要部位，其他如鸟纹也有由夸张到变形，乃至图案化的程度。
当时的人物形象，有人的头像，有将器盖塑成人头形，也有在陶器的一面塑出人头形，但最多的是在器物壁上用黑彩画出人物形象。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内壁最大腹径处绘四道平行弦纹，上端紧接口沿处绘一圈带纹，上下两组纹饰间有人物舞蹈画面三组，每组两边是五至八道并排的弧线。在相反两组弧线纹之间，各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人物舞蹈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随着舞蹈的节拍，发辫顺势摆向一侧。外侧之人不拉手的一臂画为两道，表明跳跃动作较大，接触地面的两竖道是人的两条腿，成一定角度垫起全身，有运用脚尖起舞的意味。表明跳的是踏着欢快舞步的舞蹈，显示出舞蹈的旋律。每个人在臀部下端有一略为上翘的尾巴状装饰，这是原始社会里人们通常喜爱的打扮。《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可能就是装饰着兽尾的人们，在劳动之余，围着水塘，在树荫下面，手拉手翩翩起舞情景的生动写照。陶盆上的人物群舞画面，用流畅的实线条来表现，人物突出，形象写实。陶盆是澄黄色，装水使用时，水映陶色更加美化和丰富了舞蹈的形象。这样的装饰反映了原始社会精神生活的内容多么丰富，多么深刻，也说明了陶器的装饰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http://www.zh5000.com/JS/daqi/dq-online-0003.htm
决定陶瓷器本质的条件除了内在的原料成分外，还同外在的窑炉有无乃至烧成方法分不开。换言之，一定的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才能生产一定品质的陶瓷。我国古陶瓷窑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古陶瓷性质的变化。总的看来，是由升焰式逐步发展为半倒焰式与平焰式。由于结构的限制，升焰式窑炉的温度、气氛都不具备烧成瓷器的条件。而半倒焰式窑炉既可烧陶也可烧瓷。例如前面所说的无窑“累坯露烧”和“穴窑”以及升焰式圆窑、方窑等都属于升焰式，“馒头窑”属于半倒焰式，“龙窑”属于平焰式。
原始的烧陶方法是不用窑的。不仅从文献上得知的唐代西北一带曾保留过这种古老的烧法，而且根据最近的实地调查，至今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无窑烧陶法”仍然持续未变。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铺放适当的柴草，放置晒干或烘干的陶坯后再用干柴草包围四周及顶部，外面涂抹一层薄黄泥浆（约1厘米），并留有通风小孔，以免燃烧过快。然后将地面柴草点燃，任其自然升温，约经二至八小时便可烧在陶器。由于这种烧陶法不能控制升温速度，尤其当周围柴草燃烧时，使陶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只能烧低温（约800℃以下）的氧化气氛，所以烧成的陶器呈红色或褐色。而一部分和草木灰接触的陶器则因受烟熏而成灰陶或黑陶。
从无窑到有窑烧制陶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以“穴窑”出现最早，今日考古发掘所见，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南北各地商代以前的陶窑，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少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穴窑有竖穴、横穴之分，小的只烧一件陶器，大的直径可达一米。有的穴窑底部分布进火孔（ 孔），孔下是火道。从发掘的古窑址看来，进火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大小及数目各不相同。火道的排列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围绕窑床一圈呈环形（如陕西汾县下孟村陶窑），有的并列分支（如河北邯郸涧沟村陶窑），有的呈非字形（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还有的穴窑并无带 孔的窑床，火膛和窑室是连成一体的，陶坯放在垫柱上（如河南陕县三里桥与山西芮城东庄村的陶窑）。
虽然穴窑四周有窑壁，可以避免大量的冷空气，使烧成温度略有提高，但也很难控制空气量，所以仍是烧1000℃以下的氧化焰。产品多为红陶、褐陶。如果投柴过多，或将窑顶封闭，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碳素，使陶器薰烟而成灰陶、黑陶。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往往同时出土，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灰陶、黑陶也不例外。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在氧化气氛而且熏烟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
这种挖在地下的圆窑直到商代仍在使用。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有的达到1.5米（如河北邢台曹演庄陶窑）乃至1.8米（如河南郑州碧沙岗陶窑），而且多数将燃烧室的位置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也比较宽大。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窑在结构上有了许多改进，从而才有可能提高烧成温度。如郑州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为1000℃上下，而硬陶的烧成温度竟达1180℃左右。同地出土釉陶的烧成温度也与此相近。这种“釉”是用铁作为着色剂而烧成的铁青釉，釉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属于石灰釉范畴。由于各窑的烧成气氛不尽相同，或为氧化，或氧化与还原兼而有之，所以呈浅黄绿或灰青色。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陶瓷史上一次很大的飞跃。
进入周代前后，陶窑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根据多年来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陕西一带的西周窑炉在结构上又有了较大的改进。如窑后有烟囱，有窑顶、窑床平坦，无出火孔，窑壁近于垂直，燃烧室移回窑床前下方，有窑门和通风道，以及窑形近于椭圆等。但是，这些优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在同一座西周窑址上。据推想，著名的沣西张家坡的西周窑很可能就具备了这些特长。因而具备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条件，方能烧出那种基本上烧结，矿物组成接近于瓷器，烧成温度近于1200℃的器物。其它如山西侯马东周窑址出土的已经烧结，烧成温度高达1230℃的釉陶，当然也应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这样结构的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馒头窑”，或者说它是挖在地下的馒头窑（参见表17）。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的湖北江陵毛家山窑的设计，已在地面上建窑床，床面平整，无火道及出火孔，其前方设燃烧室，呈扇形，窑室呈椭圆形，并用窑室将燃烧室包围在内，窑后设一烟囱，窑前设窑门，门前设有通风坑道，兼用于存灰，有窑顶。这种建在地面上的镘头窑，更为后世窑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应该说，由穴窑到将窑建在地面上，又是一大进步。
这种“馒头窑”的特点是，火膛和窑室合成一个馒头形的空间。当火焰自火膛喷向窑顶时，因为顶上没有出路，便倒向窑床，流经坯体而将它们烧熟，烟气从排烟口、竖烟道排出窑外，所以是半倒焰式。
馒头窑靠夹墙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一定的空气进窑，因而烧成温度较高，可以达到1300℃，可以烧还原气氛。发掘结果证明，我国北方不少古瓷都是在这种窑里烧成的。例如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博山窑以及耀州窑等。其中耀州窑早自北宋时期就已经使用煤作燃料，而且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博山窑在北宋早期虽然烧柴，实际上已是全倒焰的圆窑。可见我国用煤烧窑和倒焰窑的发明都比欧洲早以一千年以上。
我国南方并非没有此种馒头窑，例如在南京雨花台眼香庙就曾发现过六座直径约三米的馒头窑，而且也是全倒焰的圆窑。然而，更多的还是“龙窑”。
龙窑的历史据现在所知，最早的为广东增城的战国时代龙窑，其次为浙江上虞的东汉、三国、两晋龙窑，丽水的南朝龙窑，江苏宜兴的唐代龙窑，浙江龙泉、广东潮安、福建建阳、德化的宋代龙窑，以及云南建水、四川荣昌、广东石湾等地的明、清时期龙窑。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广泛应用，连绵不绝，直到今天仍在许多地方继续保留，并有所发展。
根据推断，那种火膛与窑室连成一体的升焰式方窑发展到后期，将窑顶封闭，窑身倾斜，最低的一端为火膛，最高的一端开排烟口，便成为龙窑。由于窑身为长条形，依山傍丘倾斜构筑，犹如一条火龙自空而下，因而有“龙窑”之称。窑身的长度随同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加，例如上述的占国龙窑长不足10米，三国龙窑长约13米，到唐代为40米左右，南宋时期更发展到45~53米。
由于龙窑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烧成时间和产量，因此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了长期实践和反复思索，终于摸索了比较合理的一种形式，使窑头坡度大，易于上火，窑尾坡度小，易于存火。否则坡度过大就会增加抽力，使大量的冷空气进入窑内而降低温度，不易维持还原气氛，影响产品质量。例如从考古发掘的古窑址来看，东汉的两条龙窑后段斜度和为21和14度，均比现代龙窑大。三国时期的龙窑前、后段的倾斜度同现代龙窑正好相反。只是西晋龙窑的后段斜度为10度（前段窑址因遭破坏无从得知），比较趋向合理。
龙窑的主要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尤其是使用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而且火焰较长，便于快速烧成，并维持还原气氛。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影青瓷、黑釉瓷（如建窑“兔毫”、“油滴”，以及吉州窑的“玳皮”“鹧鸪斑”等）大多是用这种窑烧成的。
我国古代聪明的制瓷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龙窑的这些优点，掌握了它适合于焙烧坯胎较薄、粘度较小的石灰釉瓷器的规律，终能烧成所谓“类冰”、“类玉”那般纯净莹沏的越窑青瓷，乃至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那样空前精致的影青瓷器。尤其这种体薄色青、具有半透明性的瓷器的制作成功，除了具备龙窑的优良烧成条件外，当然也关系到瓷土纯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解决。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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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各种类型和特殊工艺。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的1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能够生产相当精美的瓷器。从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来看，一般分为陶器和瓷器。没有经过密实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统称为陶器。陶器和瓷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器物。
陶器的发明，是在陶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我完善，从原料选择、洗脱提炼、泥料加工、胚胎成型、粗加工和窑炉焙烧等过程都基本相同，二者之间看似关系密切，但从形成条件和内部成分构成上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陶器和瓷器最明显的区别是，陶器是无釉的，而瓷器是有釉的。商代已有上釉的硬陶，而真正意义上的瓷器要到东汉中晚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的陶瓷业迅速发展。但是，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地区，由于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其生产瓷器的时间相对较晚，制瓷业的出现被推迟到北朝。但这一时期的陶瓷却非常独特，那就是白瓷。它的出现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意义。当然，在这一时期，青瓷的生产也有了新的改进：绿白相间的颜色（green and white color）。当时，青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与北方的白瓷相匹配，为唐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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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器取得空前辉煌成就，各大名窑无一不以颜色釉瓷、彩绘瓷或雕塑陶瓷而闻名。驰名中外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及久负盛名的磁州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等地的产品千姿百态、争奇斗艳。
浙江杭州官窑与龙泉哥窑以黑胎青釉著称，胎薄而釉厚，整件瓷器只在足底露胎和口沿薄釉处呈出胎的黑色，“有紫口铁足”的雅称。以冰裂纹见长的“金丝铁线”“银丝铁线”是其釉色一大特点。浙江龙泉弟窑胎薄如纸的“梅子青”“粉青”是青瓷中的佼佼者。
河北宝丰汝窟釉色美似天青，钧窑釉色瑰丽有如朝霞，均显示出宋代中国制瓷技术的极高水准。
河北曲阳定窑的刻划、印花白瓷、陕西铜川耀州窖的刻划、剔花、镂花、印花青瓷以其纹饰的秀美精细而著称。而河北邯郸磁州窑白釉黑花的装饰，采用在化妆土上剔划、刻花等技法，以简练奔放的线条、清新活泼的纹样表现出浓郁的民间风格。
建窑黑釉兔毫斑碗景德镇窑创新的“影青”仿玉器的白中闪青、青中透白的青白瓷名噪天下，个中精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福建建窑的兔毫釉是经过反复析晶而形成的，不同烧制条件下形成金兔毫、银兔毫等各种色调。其中的精品从不同角度观看，毫纹可显出全部可见光谱中的7种颜色相互变异的效果。流传到日本的毫色变异盏，被称为“曜变天目”，视为国宝。
江西吉州窑的黑釉瓷工艺独特，先在胎上施一层黑釉再以洒釉、喷釉、滴釉、剪纸贴花、贴木叶等技法在其上施以白釉，烧成后形成各种赏心悦目的纹彩。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唐三彩瓷器与陶器的关系密不可分。当部分掺有高岭土（或长石、石英、石灰等天然釉料）以及其他含有氧化铜、氧化铁、氧化亚铅等天然色彩成份的原料在烧结陶器时，会自然在陶器表面结成一成薄釉（日本信乐烧 陶器种类中的三彩最早就是这样出现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以前中国的瓷器以素瓷（没有装饰花纹，以色彩纯净度的高低为优劣标准的瓷器）为主。明代以后以彩绘瓷为主要流行的瓷器。另一个瓷器制作国家日本也与茶道文化界也发扬了其独特的茶器。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和文化史上都曾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陶瓷的制作工艺及其发展更是绚丽多彩鲜艳夺目的一页。
随着人类世世代代长期用火经验的积累对于火的使用有了进一步认识。火与上的结合社会生活的需要为陶器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陶器作为人类的生活用品及文化象征是不断发展、更新的这在人类创造发明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当人类第一次发现泥土过火焚烧变成陶器时人类的文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新篇章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纪元。陶瓷总是记载着每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一部陶瓷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陶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不断更新的过程这个家族日益丰富多彩。彩陶、黑陶、白陶、唐三彩、紫砂器、青瓷、白瓷、青花瓷、五彩缤纷的彩绘瓷……这一粒粒陶瓷史上的准康明珠结成了一串最美的珠链陶瓷发展史便是串起这条珠键的细线。
陶器作为一种生活用品从产生之时开始就和艺术密不可分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是艺术的创造或模仿。也许没有一种材料能像陶瓷一样在每一个时代都参与了人类的生活。而在当今的现代生活中没有陶瓷艺术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古老文明为现代人的生活、文化增添了无限趣味。以往在人们的观念中陶瓷只能作为一般的日用品看待无形中就制约了陶瓷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当今陶瓷这一古老的材料与制作工艺重新得到认识、理解与应用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门类——陶艺。陶艺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参与了现代人的生活并协调于时代的审美追求。
陶艺分为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传统陶艺主要从传统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去认识传统陶瓷的材料、工艺制作、成型手段、装饰技艺、烧成效果与艺术效果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不同时代所创造的不同艺术风格。 而现代陶艺则是在传统陶瓷的基础上去更新工艺材料、发挥技艺手法的表现力去探索新的表现技巧创造出具有时代感与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的。现代陶艺在世界各国都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欧洲。美洲、日本等国家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截然不同的作品。因此现代陶艺使古老的陶瓷材料更具强盛生命力。 无论在科技发达的现在还是人类起源的远古火与土对人类来说始终充满了激动与激励。
陶艺是一种集历史、科技、技艺、艺术创造为一体的艺术。对于材料、造型、装饰、色彩、肌理以及制作工艺陶艺同其他艺术形式有很大差异正是这些特殊的材料、工艺与烧成构成了独特的表现语言与表现形式。 中国虽作为瓷的母国、陶的故乡但现代陶艺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现代陶艺以其独特的特性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表现空间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所热衷的一项艺术活动。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陶瓷产区遍布各地国内许多艺术院校相继成立了陶瓷及相关专业陶艺界也出现了一批深具实力的先行者。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现代陶艺将会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会出现更多爱陶人和作陶人。
一、窑口众多 空前绝后
陶瓷学术界将宋瓷分为八大窑系，分别为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地区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其实还应该有个“官窑系”，可合称“宋瓷九大窑系”。辽国的“缸瓦窑系”也应该列入宋瓷窑系。还有的学者列出“吉州窑系”等等。在九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
众所周知，九大窑系中，“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代初年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其他窑系也基本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
其实，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为此，近年来有学者对“窑系”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北宋 白地黑花童子垂钓图椭圆形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我认为，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乃文化衰弱之表现。故以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
二、名窑辈出 登峰造极
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给宋代名窑定位，起于明代《宣德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一记载成为“宋代五大名窑”（柴窑被列为五代时期名窑）之说的来源。可见，明人评价两宋名窑，以窑器是否进入宫廷为标准。
目前考古界已确认明代学者认为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南宋官窑、钧窑、定窑各窑窑址所在，唯北宋“官窑”尚未发现，“哥窑”身份未获定论。
近日，陕西富平银沟窑址群的发现，为“鼎州窑”及“柴窑”的发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窑址群发现窑炉318座，出土标本包含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等品类；从瓷器成分分析看，窑工已掌握胎、釉的二元及二元以上配方技术，比景德镇同类技术早近300年，其中又以白瓷及青白瓷技术占据最高水平。
事实上，1949年以来经考古发掘的宋代耀州窑、越窑、龙泉窑、湖田窑、建窑、吉州窑、内蒙古赤峰市的缸瓦窑、宁夏灵武窑等，从出土的精美瓷器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哪个又不可以位居瓷器“名窑”之列呢？！
两宋“名窑”之所以称为“名窑”，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人的评价标准，即其器物能否入贡宫廷；二是它是否在工艺上具有开创地位及先进性，从而成为“窑系”的领头者和命名者；三是看其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以北宋“九大窑系”为例：
1、官窑系：北宋官窑、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哥窑等。
2、定窑系：河北曲阳定窑；陕西平定窑；山西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彭县窑等。
3、钧窑系：河南禹县钧窑、河南临汝东沟窑等以及此后的宜钧、广钧、炉钧等。
4、耀州窑系：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州窑；广西永福窑等。
5、磁州窑系：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修武当阳峪窑；河南鹤壁集窑、宝丰青龙寺窑、禹县扒村窑、安阳天僖镇窑、密县窑、登封曲河窑；山西平定窑、榆林窑、介休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山东德州窑；安徽白土镇窑等。
6、景德镇窑系：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湖北武昌金口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安溪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7、龙泉窑系：浙江龙泉窑以及庆元、遂昌、云和等县龙泉窑场；江西吉安永和窑（吉州窑）、泉州碗窑乡窑等。
龙泉窑青釉刻花带盖五管瓶 温州市博物馆藏
8、建窑系：福建建阳市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临汾窑。
9、越窑系：主要分布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宋代一度曾作为“贡窑”，南宋初之后停烧。
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三、官窑成熟 造福南北
两宋时代是中国官窑制度成熟时期。笔者曾撰文认为中国瓷器官窑之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南朝。但专为宫廷所设的“官窑”或“内窑”目前所知仍出现于两宋。
正如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兴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制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到“修内司官窑”时也讲它是“袭故京遗制”。
以上宋人所讲表明，北宋汴京确有“官窑”，惜迄今尚未发现窑址。而宋高宗定都临安后，也命有司设京师官窑，初为“修内司官窑”，后又增设“郊坛下官窑”。前者即1998年以来发掘之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后者早于20世纪初已被人在杭州南郊乌龟山发现，50年代做考古发掘，现有南宋官窑博物馆给予保护和陈列。
关于修内司官窑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古人明确说到属于北宋“官窑”系列的还有“汝窑”。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讲：“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 汝窑青釉盘 故宫博物院藏
又宋人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窑）器不入禁中，唯用汝（窑）器，以定（窑）器有芒也。”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有同样观点，而且他对北宋“汝窑”和“官窑”的关系也有很好的交代：“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有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汝窑”作为北宋官窑，曾长期不知窑址在于何方，1986年汪庆正先生从河南宝丰瓷厂王留现同志处获得信息，遂终于发现汝窑窑址就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后赵青云先生主持该窑址多次考古发掘，收获丰硕。
北宋之末，“汴京官窑”及“汝（官）窑”随着东京的失守，其掌握高技术的瓷业人员应该南下临安，参与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建造及生产。这已经被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资料所证实。
宋 官窑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两宋官窑技术还影响到“哥窑”及龙泉窑技术的革新。诚如南宋初人言，北宋时期，“江南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然到南宋中后期，龙泉窑使用了石灰碱釉，烧成令人惊艳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中的黑胎青瓷在工艺特征方面甚类南宋官窑器。古陶瓷学界也都认为南宋时期龙泉窑确实受到南宋官窑薄胎厚釉技术的影响而达到了技艺的高峰。
南宋临安官窑与哥窑的关系至为密切。无论真实的“哥窑”是在杭州还是在龙泉县，都脱不了与南宋官窑的传承关系，故古陶瓷界有“官、哥不分”之说。
“哥窑”一称出自元代，原称“哥哥洞窑”，元至正二十三年刊刻的孔齐所著《至正直记》说：“乙未（1355）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讲：“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而明初《宣德鼎彝谱》说“哥窑”器见于“内库”，且判为宋瓷。明朝人高濂《遵生八牋》也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宋 哥窑胆式瓶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见，至少在元代，“哥窑”即被列为宋代官窑，而且还有旧、新两种，况且即使是新烧者，也“绝类古官窑”，“官、哥不分”其实早在元代已成定说。
至于真实的哥窑究竟在哪里？明人高濂《遵生八牋》说在杭州凤凰山下，而同样为明代成书的《七修类稿续编》及《浙江通志》等则说是在龙泉。不过，综合分析元代有关哥哥洞窑的史料及明代高濂所说，应大体可以认为“哥窑”初在杭州；哥、弟二窑并存及在龙泉一说晚起于百年之后，其中附会、传说成分较多。
为此，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元代器物，它与“哥哥洞窑”是否有关，值得今后关注。
四、外销陶瓷 遍布四海
中国瓷器外销，至少起于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这方面证据有四：
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萍州可谈》（朱彧）、《诸蕃志》（赵汝适）、《云麓漫钞》（赵彦卫）等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
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66—1171年）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
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