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至明清中国瓷器发展特点
唐朝至明清中国瓷器发展以及特点如下:
唐代瓷器有了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瓷器是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是汉文明展示的瑰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谢肇制在《五杂俎》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称谓的史料。
对大多数初学的古瓷爱好者来说,学习伊始,就购买大量的古瓷完整器作参考资料是不现实的,从伤残古瓷器和古瓷片入手进行古瓷鉴定知识的学习,是最有效、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古瓷片是学习鉴定知识最好的老师 第一,它量大品全,容易寻找。自东汉至今,无论何朝何代,全国各地瓷窑林林总总,有的此起彼伏,有的长盛不衰。除有宋以来朝廷设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非卖品的御用瓷外,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各地民窑,生产过数量极大的古瓷运销大江南北。虽经历史的振荡,传世的完整器为数不多,但这无数古瓷以残伤或碎片的状态仍然留存下来,或在窑址,或在弃坑,或在村落旧址,或在城镇遗迹,甚至田间地头、断崖陡坡都会有古瓷残片散布。它像一座古代瓷器的实物宝库,供给学习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考资料。 第二,古瓷片内涵丰富,信息量大,几乎专家著作中对各朝代各时期古瓷特征的所有论述,都能从古瓷片中找到实物证据,这为学习者从本质上理解古瓷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直观的教材。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瓷器的造型、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彩料呈色、纹饰特征、烧制工艺以及明代以降各朝官民窑器的款识花押等,都能通过瓷片的收集得到感性认知。古瓷片真是一部能看能摸的古瓷百科全书! 第三,碎瓷片真品率高,通过对它的观察学习能得到真知。一般说来,古瓷片大都是从工地、遗址以及古代各个时期人们生活过的地方出土或散布于地表浅层的。它售价低,利润少,几乎无人专门仿制,因此,在古瓷仿品泛滥成灾之今日,古瓷片的真品率是最高的,是古瓷收藏者最廉价、最可靠的学习材料。 破碎古瓷片 学术价值高 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上,由于天灾战祸、经济淘汰,许多古瓷窑已经湮灭无存,使传世瓷品找不到窑址实证而无根可寻,一些古代名瓷因传世稀少而无法进行系统科学的总结。这样,珍稀古瓷片的发现,往往成为填补科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发现的先导。例如古瓷专家为寻找宋代名窑之首汝窑窑址,曾踏破铁鞋找遍以河南临汝为中心的中州大地,但没有结果。后来还是几位文博工作者先后以宝丰县清凉寺村捡拾的瓷片为线索,才使汝官窑址的确切位置重见天日。从古瓷窑址的发掘研究来说,瓷片更是唱着主角。无论是越窑、邢窑、定窑、龙泉窑、耀州窑、景德镇窑……,几乎所有的古瓷窑址瓷器资料,都主要以瓷片堆集的发掘和整理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古瓷片就没有古瓷窑址的研究成就,没有古瓷片也同样没有博物馆古瓷工作者的研究成就。 对业余古瓷收藏爱好者来说,古瓷片的珍贵性也不言而喻。普通古瓷片是他们学习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而能够拥有典型的珍贵瓷片,已成为玩瓷者引以自豪的财富和收藏水平的标志。比如明代成化官窑斗彩瓷器,珍若拱璧,价值连城,一只鸡缸杯1999年春季在香港拍卖到近3000万港币。普通收藏者别说购买,就连想看一看也得到故宫去。那么从地摊上买到一片有“天”有“地”、有纹饰有整款的成化官窑斗彩团菊纹碗残片,从而能够真真切切地上手观察它的质地特征,该是多么令人心醉的收获。 六朝故都的南京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国内收藏和研究古瓷片人数最多,成果最丰的地方。南京古陶瓷研究会旗下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层次高、研究能力强的古瓷爱好者。他们痴迷于古瓷片的收藏与研究,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石头城内,秦淮河边,到处留下他们寻寻觅觅的足迹。“身上泥水惹人笑,手中瓷片惊世珍”,辛勤的耕耘换来丰硕的成果:有人捡到青花瓷之源唐代青花残碗,有人拾得元红绿彩高足杯残件,更有人找到了以往仅有文字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元代戗金玉壶春瓶残器。请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国内著名的大博物馆都没有这些资料,它们的学术价值是那些有钱就能买得到的明清传世官窑器所无法比拟的! 古瓷片是判定鉴别对象的真正权威 对一件瓷器的窑口、生产年代和其他要素,是专家说了算还是瓷片说了算?归根结底是古瓷片说了算。因为能够说出真理性结论的专家,并不是凭空想象、心血来潮得出正确判断的,而是依据了对古瓷实物实地,包括古瓷片的综合深入研究才总结出科学结论的。当专家的已有结论同新发现的古瓷片等客观事实发生矛盾时,我们信谁?当然信实物证据!因为“实践(包括实物证据)高于理论的认识”。 过去人们(包括专家)一直认为北宋汝官窑器以釉色取胜,光素者多,并且“汝官无大器”。但清凉寺村汝官窑址发掘结果推翻了过去这种结论,众多的刻花、印花、雕镂瓷片和一些复原器物证明,汝官器不但有韵味迷人的釉色,而且有丰富多彩的装饰;不但有小巧典雅的碗盘盏洗,而且有器型硕大的陈设精品。 正因为古瓷片是破碎的,因此器物的胎釉断面、“肠肠肚肚”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使人们不但能知其表,更能察其里。这比之单纯地观察完整器学习鉴定,在对古瓷特征的掌握上具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优势。 用古瓷片作标准对照物进行古瓷鉴定,是以标型学为特征的古瓷科学的基本方法。古代瓷器无论官窑民窑,都是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同一产品、同一窑场、同一器类,大体上都有着与当时制瓷科技术平相一致的工艺水平和时代审美共性,这就是古瓷标本可以用做鉴定标准的客观依据。以胎土粉碎为例,景德镇元明清时期没有引进机器粉碎以前,一直在江边利用水椎粉碎。官民窑胎质的区别,民窑高中低档瓷器的区别,只在于瓷石、高岭土质量的高低和胎泥过滤除腐工艺精细程度,同现代球磨和粉碎、强磁场去铁的制胎效果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元明清时期不同制瓷工艺发展阶段的区别和同一时期的共性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样,我们把不同时期古瓷片标本系统排列,从断面露胎部分进行排比分析,就可以归纳出十分科学的胎质时代特征序列,为鉴别古瓷找出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实证标准。瓷胎是这样,釉质釉色、纹饰彩料、制作工艺都可以这样。 在我结识的古瓷藏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大凡重视古瓷片的搜集、整理、研究的人,入道快,“走眼少”,能从理论和实物的结合上掌握古瓷的本质特征,其眼力、藏品的真品率和档次都比较高。相反,那些不重视从古瓷片和伤残古瓷器入手,结合古瓷理论进行学习,只想一下子收藏到宋元名瓷或明清官窑瓷器,照着书本按图索骥的人,几乎都是败绩累累,全军覆没。仅2000年在香港拍卖出4400万港币的“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我在国内藏友处就见到过3件。在鉴别时,有的人一点即悟,表示要改弦更张,重新选择正确路子搞古瓷收藏。有的人则不然,他和你急。你指出是赝品,他坚持是真货,而且搬出书本指点着一处一处给你讲理论。你说这种名品历来传承有绪,国内外共有几件都记录在案,他却说“为什么我这件不能是未发现的另一件呢?”你具体向他指出不对的地方,他说瓷器是人工制造,火的艺术,哪能都一个样。问他有无古瓷片?他说我要那玩意儿干啥! 实际上,许多这样的朋友不懂得,真正有成就的古瓷专家,无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并不是整天捧着完整的国宝珍器著书立说,相反,无不极其重视各种古瓷片或伤残器的研究。翻开《收藏家》看看,不少文章中介绍的主角是古瓷片。上海博物馆的陶瓷分馆内,专门有展示国内各个时期各个窑口古瓷片标本的专柜。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以精美的印制,出版了由故宫博物院编的一部大型图册《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这部图册在编写中专家云集,阵营庞大,故宫古瓷精英几乎全军出动,可见古瓷片在这些专家们心目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瓷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在其最有影响的古瓷巨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所选的唯一一张工作照,就是登在“后记”页的“鉴赏研究陶瓷碎件”的认真形象。我想,这种选择是意味深长的,读者应从中悟出些什么吧。 当然,古瓷片的搜集收藏不能无原则地乱收乱买。一要选典型的。二要注意进行科学系列的整理与补充。三要提高警惕,谨防少数利欲熏心者用现代仿品的碎片冒充古瓷片出售。买了这种假古瓷片,经济损失不说,更重要的是以它为师就把自己引入到错误的鉴别观念上去。这种现象目前在耀州窑瓷、越窑瓷、钧窑瓷和龙泉窑瓷上都有发现,藏友不可大意。祝你好运,祝你发财!
中国是瓷器之国,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从生产瓷器的那一天起,就有瓷片的产生,那时的人们在烧制瓷器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残次品,而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埋入地下。
明晚期珐华器盖残片
尤其是官窑烧制瓷器中产生的大量瓷片,皇家有专门负责此项瓷器烧制的官员,进驻窑厂,监督制作,而且在制作时不计成本,精工创新。例如皇上要求此批制做100件瓷器,那么必须烧制出几百件以上,精心挑选出100件瓷器后,剩余的瓷器全部要打碎深埋,不许任何一片流入民间。
明宣德仿龙泉窑青釉碟残片
古瓷片以传统文化为依托,隐藏着巨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目前出土的古瓷片依然是考古工作者进行断代的最好标尺。另外,部分具有唯一性的古瓷片,还填补了科学空白。通过研究分析,古瓷片还对探寻人类的历史足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古瓷片也是藏家学习瓷器鉴定相关知识的最好材料。
明成化青花缠枝花卉纹碗残片
抛开这些就说一点,也是值得收藏的,那就是美啊,残缺之美也是一种美。
明嘉靖素胎六边梨形执壶残件
收藏古瓷片要有所选择。民国以前的瓷片,由于时间较近,存世量比较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大。明清以前各个朝代的古瓷片因用途狭窄、烧制量少、造型奇特,则皆可列入收藏范围。从年代上看,宋代五大名窑、元青花、清三代官窑瓷片的升值潜力极大,晚清、民国时期一些有名头作品的古瓷片也颇具升值潜力;从器型上看,观赏器瓷片的价值要高于碗、盘、碟之类生活器;带口沿和底足的,所含的信息量大,研究和收藏价值相对较高。
该回答资料摘选自文藏百家号《收藏家眼中的维纳斯―残片之美》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我所知的古瓷片的价值:
1:部分图案较完整的古瓷片是会讲故事的,述说着那个年代的人文风貌、生活百态、国民实力、匠人之心??等等。
2:古瓷片,对于中国的考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挖掘地层的时候可以根据出土的古瓷片判断某座城市的初始时间和当地在某个朝代某些年份当时百姓的生活品质状况、国力情况??等等。
3:根据古瓷片的年代、完整程度,存世量、窑的等级、工艺的程度、釉料的选择、胎体的选择??等等来判断其价值!
4:古瓷片对于瓷器爱好者来说,肯定是比完整瓷片便宜很多,也满足了很多爱瓷人对各朝代各种品相瓷器收藏。
5:近些年国内市场有一批专门炒古瓷片的群体,使得古瓷片的价格抬高了
寄托款最早出现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一五零六至一五二一),仿造明成化瓷,此后寄托款日益增多。明代寄托款以熹宗天启年间(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为最,大多为寄托宣德款。清康熙帝认为,瓷器上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由此康熙朝早期瓷器很少写款。但康熙官、民窑瓷器大量寄托大明宣德、大明成化、大明嘉靖等年号款识。从光绪至民国时期,青花、五彩、斗彩等瓷类仿康熙款最为普遍,仿款种类较多,但从字体的题写、款识的颜色上与真品都有差异。道光及以后各朝,也仿造雍正款识。
2008年9月,河下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
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
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
色调淡雅的花鸟
泼墨青花
姿态各异、充满动感的飞鸟
青花鸭图
青花蟒纹图
大明成化年制
数量庞大的青花瓷片
河下位于淮安市楚州城区西北角,北倚翔宇大道,南枕古运河。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导淮安(今楚州)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入淮,水上运输改道,运河从淮城西边经过,河下就在管家湖嘴上。由于这里地势低下,人们便称之为河下。这里因是漕运要地而盛极一时,河下鼎盛时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河下真的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繁荣吗?我们不妨从明朝河下人用过的瓷器入手,去了解一下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
2004年6月,河下古镇的西侧开工修筑“城西北路”,工人在开挖鱼塘清淤时,挖出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笔者就住在鱼塘边上的八一新村,于是就到现场拾回了几筐。鱼塘距离河下大绳巷的明朝“淮北批验盐引所”不足百米。瓷器残片年代主要为明朝永乐年、宣德年、成化年、正德年、嘉靖年、万历年。据此可以断定这是河下居民和客商的生活用瓷。笔者在家细心把玩它们,品味河下先民用瓷之美。
1.器型多样,质朴典雅。在我收集的河下古瓷片中,有很多是比较成形的,我们完全能据现在的样子,复原出完整器的形状。如青花大碗,上阔,下窄,高有20厘米,比现在的粥碗体量大,纵向和横向整体造型所成的弧线舒展流畅、自然天真。盘子,开口很浅,形如满月,比现在的小。酒杯与茶杯,一般体量较小,玲珑别致,圆挺的中部,使得整体造型很饱满。有的茶杯有盖。在众多瓷片中,找不到一块方形的,这可能与明朝河下人希望事事圆满,家庭团圆的美好愿望有关。
2.瓷器的质地与色彩。明河下瓷器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胎体由江西景德镇瓷土烧制,灰白胎,上施淡青色釉,釉面色调柔和,光洁滑润,如婴儿之肌肤。深青色图案置于釉下。两者颜色和谐统一,多角度近观,呈现不同光色效果,色彩迷人。河下瓷器的青花图案用色都为波斯钴颜料。颜色淡雅宁静,平和养心。用笔细腻的极少,只见于出土的少量官窑瓷。一般用笔迅捷,一触而就,线条较细,图案简洁,形神兼备。这些图案有自然生动之趣。用笔极速的原因是波斯钴颜料落笔易发散和画工技艺娴熟。这种画法,一点不会影响瓷器的品质。我们从河下古瓷质地和色彩能略知明朝河下人喜欢简洁、淡雅的色调,以及追求内心宁静、生活安定的生活理想。
3.瓷器图案。河下瓷器图案可分为花鸟山水、文字、人物三类。花鸟山水最多。花草有:荷花、菊花、梅花、牡丹、芝麻、绿藤、松柏等。寓意吉祥、高洁、富足、长寿。鸟鱼虫有:孔雀、麒麟、喜鹊、鹤、鱼、蝴蝶等。表明了河下人对自然的崇拜,对富裕、平安、健康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文字主要有:福、寿、禧、金榜题名等。除了汉字,还有一些梵文,据笔者多方考证,原来都是一些吉祥语,和现在的北京、南京的明朝铜钟的梵文相同。这些文字表明了明河下人审美中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还有佛教文化元素。人物图案是较少的。主要有八仙图、文人学士读书图、贤母教子图。这些反映了河下人民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河下明朝文化名人群星璀璨,举人进土众多,与此有着一定的联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与戚继光抗倭的状元沈坤、《温病条辨》作者吴鞠通,这些不朽的人物都出自河下。
当然,河下明瓷中,也有少部分图案纹饰极为简单的,有的只有几道跑边的装饰线。这些瓷片做工较为粗糙,存在着施釉不匀,冒气泡和缺釉现象。这说明了当时的河下有一小部分居民刚解决了暖饱问题,他们还没有能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美。他们的存在体现了河下繁荣社会的完整性。
考古明朝河下用瓷,我们发现当时的河下存在少量贫民,他们有美化生活的意识,审美要求不高。大量精美的青花瓷能充分证明河下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衣食富足,生活讲究,有着较高的审美情趣。还有一部分为大户人家,他们可能是官宦,可能是像程氏一样的盐商,不一而足。他们生活奢华,所用瓷器样样皆为极品,能与官窑瓷器相媲美,在美的追求上品位极高,有强烈的个性化审美要求。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见到了明朝河下人的生活。运河御码头前帆影如云,石板街上商贾云集,酒旗招展,买卖声不绝于耳,街头巷尾飘散着淮扬美食的香味。我们走进一户中产人家,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场景吧。正堂摆着高大的春台,在它的前面有一张八仙桌,一家人正在共进午餐呢。桌上食器罗列:青花缠枝碗中是白鲞红炖天堂肉,青花菊花碗中是香香喷喷的油煎鲫鱼,青花八仙盘中是酱油花椒醉花生,青花教子图碗中是牛肉炖山药,还有三鱼杯,福寿勺……男主人举杯欢饮,一家人其乐融融。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片片河下古瓷片,依然那样美丽,它们犹如一枚枚化石,记录着明朝河下居民对美的追求。虽然这些瓷器并非他们所造,但却反映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它们见证了明朝河下居民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繁华的漕运经济。
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和楚州博物馆在楚州河下古镇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据了解,这处遗址见证了龙泉窑如何失去了皇家贡品的身份,以及古代淮安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
据考古队员介绍,去年9月当地施工时,在地下3米处发现了这片遗址。遗址略呈“凹”字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7.5米—9.7米。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经初步统计,这里的瓷片基本出自龙泉窑,除极少数为元末外,绝大部分为明代烧制。这批瓷片,少量是明代早期龙泉窑为宫廷烧制的官器,虽然在地下埋了500多年,但仍和新烧出一样,釉色极其润泽;多数质量一般,为普通日用品,器型有碗、盘、高足杯、盏和炉等30多种。
众所周知,龙泉窑产于浙江龙泉县,南宋晚期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巅峰。那么,如此大量的龙泉窑瓷器为何会集中到楚州(古淮安府治所在地)?考古人员从文献中找到了线索。原来,明洪武26年(1393)至天顺八年(1464),龙泉窑为宫廷烧造青瓷,通过漕运送至京城,而古淮安(今楚州)是漕运总督衙门所在地,龙泉窑贡品在此检选,其中的精品成为皇宫用品,略有瑕疵者,就地打碎。楚州河下古镇是当年全国闻名的重要商埠,也是龙泉窑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出土的少量的龙泉窑官器和一般商品顺理成章。
巧合的是,这批瓷器的时代下限就是天顺年间,它们很可能见证了龙泉窑最后的辉煌。公元1464年,成化皇帝刚即位,就在《即位诏》中下令,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御制瓷器,烧好的即刻运京,未烧好的马上停止。在此以后,龙泉窑再未接过皇家的大宗“订单”,就此失去贡品地位。这种转变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的审美观点,成化皇帝喜欢彩瓷,艳丽的成化斗彩就是明证;其次龙泉窑地处偏僻,运输需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成本高昂。与龙泉窑衰落相伴的,是景德镇越来越兴盛,在接下来的五六百年,直至现在,都是中国瓷器的第一重镇。
不过本次考古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莫非皇宫中太监和宫女所用的是这类普通瓷器?又或者此次检选一次性清理了历年来的“存货”?如果这么多瓷器拿到市场上销售,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什么人宁愿承受损失而将这些瓷器打碎?考古工作在解释了一段历史的同时,又留下了更多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