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广告标语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 （摄影 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 沙洲 ，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 ，这就是 敦煌 。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 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 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 （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 凯撒 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 （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 丝绸之路 。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 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 （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 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 历史 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 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 党河 ，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 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 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 罗布泊 ，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 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

敦煌鸣山路 （摄影 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 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 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 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 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 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 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 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 雅丹地貌 ，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 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 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 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 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 玉门关 ，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 小方盘城 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 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阳关 。

阳关烽燧 (摄影 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 安史之乱 ，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 （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 节点型城市 ，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 西夏 ，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 蒙元帝国 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 大明王朝 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 （摄影 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莫高窟 ，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 乐樽和尚 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 王圆箓道士 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 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 八国联军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 （摄影 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 连哄带骗 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 （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 历史 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 历史 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 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 社会 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 科技 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 （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 社会 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 探索 。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 敦煌学 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小细节很赞：棺材铺里出现了唐三彩。这个剧情可以说是非常贴合历史了。因为唐三彩在当时主要作为陪葬品使用。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中国素来有厚葬的传统。唐代，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厚葬之风日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流行以唐三彩陶器陪葬。

唐人将来自四方的场景化作唐三彩入葬，希望逝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依旧享受到凡间的幸福。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唐三彩是大唐的盛世象征。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这盛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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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介

唐三彩，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

当然，唐三彩不仅只有三种颜色，“三”泛指多种彩色。其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其釉色浓艳瑰丽，造型生动传神，富有生活气息，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

▲三彩载乐骆驼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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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溯源

唐三彩的“成名”之路颇为曲折，它深埋地下1000多年，从拂去尘土到闻名世界，历经波折。

清光绪年间，陇海铁路修筑到洛阳段，在洛阳北邙山发现一批唐代墓葬，除了金、玉类器皿之外，在古墓中还挖出了大量色彩绚丽的釉陶。

起初，这些釉陶以晦气之由被毁去不少，剩下的被古董商运至北京琉璃厂，无人问津。

▲三彩镇墓兽

▲三彩天王俑

后来，此物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两位先生的注意，他们根据古代文献注录，对这些陪葬品进行细致考究，将其还原身份，指出文化、艺术、收藏价值。

被两位先生认可的唐三彩，遭到了国内外古董商的疯抢，原先没人要的晦气品，顷刻间身价倍增。于是，大量稀世珍宝流失国外，部分精品保存在国家级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唐三彩复仿制品作为国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和领导人。唐三彩自此蜚声中外、大放异彩。

▲三彩马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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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品·鉴赏

唐三彩华丽的纹饰代表着唐代出神入化的技艺，也蕴含着大国的文化自信，其造型丰富多彩，主要有生活用具、模型、人物、动物四大类。

骏马、骆驼、胡人……瑰丽的釉彩、生动的神态、粗犷的造型，无一不反映盛唐气象，仿佛让人看到曾经繁华的长安城，看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商旅。

▲三彩胡人牵骆驼俑 故宫博物院藏

三彩马——策马奔腾的盛唐气魄

唐三彩陶器中，马是最常见的题材。李唐王朝具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性喜骑马狩猎。唐朝墓葬中出现众多造型各异的骏马形象，正是唐人策马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彩马 故宫博物院藏

三彩骆驼——驼铃叮当的丝路文明

骆驼也是唐三彩中常见的表现题材。唐朝时，骆驼是“丝绸之路”上商客的坐骑，也是托运物资的工具。生动的骆驼造型，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上驼铃叮当的鲜活情景。

▲三彩骆驼 故宫博物院藏

三彩女俑——婀娜多姿的盛唐风采

女俑是三彩人俑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女俑通常面颊圆润丰满、体态婀娜多姿，裙衫飘逸、气质端庄，拥有鲜明的唐代女性风采，是盛唐宫廷仕女的典型形象。

▲三彩女立俑 故宫博物院藏

三彩胡人俑——开放多元的盛世风范

胡人形象在三彩俑中屡见不鲜。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的胡俑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动形象，更突出体现了“胡汉交融”、开放多元的大唐盛世风范。

▲三彩胡人俑 故宫博物院藏

唐朝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朝代，而唐三彩就是这传奇上最耀眼的瑰宝。追剧的同时，再去博物馆看一看唐三彩?

龙泉窑始于西晋，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制瓷技艺登峰造极，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龙泉窑的青瓷技艺推动了各地瓷窑的发展，从南宋至明代，福建、广东沿海和江西一带的瓷窑纷纷烧造出类似龙泉青瓷的产品。龙泉窑青瓷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宋元时期就大量出口，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龙泉青瓷在宋元时达到高峰，明代生产规模不减，但质量下降，至清代逐渐衰落，晚清后曾一度停烧，仅有少数窑口从事仿古生产。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 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轮美奂传奇的开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成。在欧注入龙泉青瓷叫做“雪拉同”（Seladon）。这个名字有着一段富浪漫色彩的传说。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雨费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当时法国最爱欢迎的读物之一。后来这个小说被改为戏剧，搬上舞台，上演后轰动一时。演出时，剧中的牧童雪拉同穿着一件像海水样碧绿，像青天一样美丽的青色外衣，逗人喜爱。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人们很想给它起个最能表达那种狂热感情的名称。恰好龙泉青瓷的色调和牧童所穿的衣裳相似，因而人们就把雪拉同赠给龙泉青瓷，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是把龙泉青瓷叫成雪拉同。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明代景德镇开始仿龙泉，其仿品多为官窑所产，其永乐仿品称“冬青釉”。有碗、罐、高足杯等，其釉色稍偏青绿，是因白瓷胎所致。明宣德仿品多有青花“大明宣德年制”字款，以仿南宋粉青釉为主，器里外均施釉。正德仿品则施釉较薄，呈色浅嫩，多见碗类。嘉靖仿品，碗瓶均有，釉面光洁明亮，釉质肥厚。清康熙以后，青釉烧制最为成功，有粉青、冬青、豆青等。到了清朝，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