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首都博物馆宋、辽、金时期瓷器

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所以制瓷工艺与中原北方各窑也大致相似。不过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差别，还具有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辽代的瓷窑遗址，在内蒙古、东北三省及北京地区发现多处，如林东辽上京临演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

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和黑釉瓷器。白瓷的制作比较好，受邢窑和定窑的影响较大，制品有精、粗两种，精者可与定窑上品媲美。辽白瓷巾有底刻“官”字款的，当系官窑制品，产品胎质莹白坚致，釉色白而微微泛青，十分精致。

辽代瓷器的造型丰富多样，除仿照中原的形式烧制杯、碗、盘等藏品征集：一叁壹〇一柒一叁〇〇肆 秦先生日用杂器，还烧制具有契丹民族传统独特风格的器物，如鸡冠壶、穿带壶、长颈瓶、三角形碟、方碟等。有少量的印花、刻花、划花和贴花制品，花纹简捷淡雅。

金代是我国女真族于北宋末(公元1115年)，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不少令人注目的成就，是中国陶瓷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金代早期东北地区瓷器受辽瓷影响较大。绝天多数为日用粗瓷，如碗、盘、瓶、罐、枕等。瓶、罐一类器物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即器耳)，这是金代早期瓷器的特点之一。装饰花纹简单草率，仅见有白釉黑花瓷，与辽代白釉黑花瓷很相似。

北宋末年，宋、金连年战争，使北方中原地区瓷业受到浩劫，但在金迁都燕京(公元1153年)后，中原地区的瓷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金代钧窑继续烧造，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展到河北、山西等地。瓷质比较坚细，呈灰褐色，釉面莹润，有的有开片，釉色仍具有月自、粉青、紫斑等特点，质量不逊于北宋。金代钧窑紫红斑瓶，造型秀美，釉质光润，釉色仿佛在蔚蓝的天空中涌现的满天红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关，显示了金代钧瓷的特殊风貌。

金代定窑是北宋定窑的直接继续。过去认为定窑毁于北宋末年的战火，对定窑的下限划在“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随着北方地区金代墓葬和江南地区南宋墓葬定瓷的不断出土。以及定窑遗址中金代定瓷的发现，证明过去的观点不正确，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北宋末年，宋金对峙，连年战乱，定窑生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到了约12世纪中期，定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所烧瓷器再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金代定瓷胎质细白，白釉呈乳白色，器物有碗、盘、洗、瓶等，制作规整。装饰方法有印花和刻划花，以印花装饰为突出。例如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金代定窑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菊瓣盘，盘日呈折沿菊瓣状，盘身也呈菊瓣形，制作精巧，盘心印缠枝牡丹纹，印花清晰生动。

金代定瓷的装烧方法，除一部分产品仍采用宋代的“覆烧”工艺，生产“芒口”瓷外。一部分粗瓷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即把碗心一圈刮釉后叠烧，这种新工艺烧制瓷器产量高，成本低，是金代瓷匠的创举。

金代磁州窑仍以白釉黑花瓷器为主，造型和装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常见器物有碗、盘、罐、碟、盏托、枕、三足炉等，装饰图案多样，绘画粗犷不羁，潇洒生动。如磁州窑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枕作卧虎状，背为枕面，上施白釉绘黑彩芦塘秋禽图，纯然一幅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画面。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为金世宗年号，这是一件具有纪年款的重要器物，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

耀州窑在金代仍以烧制青瓷为主，也有黑釉、酱色釉和白釉黑花等。青瓷釉色多为姜黄，胎质浅灰稍粗。器物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装饰花纹由宋代布满器身的风格趋于简单，逐渐变为刻印花卉或圆圈、六长方格式的图案，并有犀牛望月纹、八卦纹、水波纹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花少见。瓷器的烧造，大多采取类同定窑的砂圈叠烧工艺，器物内心留有一圈无釉的“涩圈”。

金代除上述地区生产瓷器外，还有山东淄博、山西介休、安徽萧县等地瓷窑，说明在金代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北方的陶瓷生产虽然由于战争破坏，受到一定影响，但随后就恢复生产，并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不可磨灭的一席之地。过去那种“金代无瓷器”的偏见，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文章源自网络 版权属原作者）

DNA双螺旋结构 1952年，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chargaff，1905— ）测定了DNA中4种碱基的含量，发现其中腺膘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相等，鸟膘呤与胞嘧啶的数量相等。这使沃森、克里克立即想到4种碱基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了腺膘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与胞嘧啶配对的概念。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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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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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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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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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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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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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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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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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960年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朝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我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代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宋代陶窑大致概括为6个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

宋琉璃厂窑，生产一种黑釉凸龙盖罐，高21.5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9.2厘米。罐直口，弧腹，从上至下渐丰，圈足。颈部堆塑一条蟠曲的龙纹。器身鼓起5道弦纹，每道弦纹两侧贴饰对称的锥形尖角。通体施黑釉，釉不及底，近足处及底露出赭色胎体，胎体较粗糙。此器为宋代陪葬用的明器。

南宋时吉州窑兴盛，比较精美的为乳白釉乳钉柳斗纹罐，高6.4厘米，口径7.2厘米。该罐广口短颈，腹部丰满，整体圆润浑厚，颈部有双层乳钉。通体施乳白釉，质地松脆，体较轻。

宋吉州窑还产有白地黑花罐，高10.5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6.3厘米。罐广口，圆唇，直颈，扁腹，圈足。颈及足部褐彩绘多道弦纹，肩颈之间一周黑地白点纹。腹部开光内绘折枝花草纹，开光外绘变形海水纹，纹饰简练草率。

这种装饰技法源于北方磁州窑，但又具有地方特色。磁州窑白地黑花品种白黑对比强烈，而吉州窑白地实为土黄色，黑花实为褐色。纹饰布局多以开光形式出现，常见有奔鹿纹、花草纹等。

江西省南昌南宋墓发现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为这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除罐以外，白地黑花器物还有瓶、壶、炉、尊等。

宋代生活划花装饰创造了剔刻技法，宋黑釉剔花鱼纹装饰的涵义更加接近日常鱼藻纹罐，纹饰黑白分明，线条清晰，图案具有浮随着社会的发展，鱼纹装饰作为“吉庆”的象征开始凸显，鱼纹更多地被赋予吉祥的寓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宋定窑印花三鱼戏莲纹盘，图案构思巧妙，图中的3条鱼在莲池中戏耍，鱼儿肥壮，莲花茂盛，反映出“连年有余”的景象，已具有丰富的民俗吉祥雕感。

与宋同时的西夏也不乏陶器精品。西夏褐釉剔花罐，高21.5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8.6厘米。罐呈大口，圆唇，器身略为球形，圈足。腹部主题图案为两组剔花牡丹纹，图案两边以连弧纹，中间饰以云水纹，图案上下各刻弦纹两道。为西夏时期陶器的代表器物。

辽代是我国东北辽河流域由契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916年由耶律阿保机创建，其疆域控制整个东北及西北部分地区。辽长期与汉族比邻，并受先进中原文化的影响，辽代陶器造型实用性强，粗犷、质朴，富有民族特色。

辽代陶器多为酒具、茶具、盛食具、贮藏器和日用杂器。大都为民窑产品，也有供辽皇室和契丹贵族使用的官窑制品。

民窑产品粗朴，官窑产品精致，已发现重要陶瓷窑址7处，其中民窑4处，为辽宁省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山西省大同青海窑村窑；官窑4处，为辽宁省林东上京窑、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缸瓦窑和北京市龙泉务窑。

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北京地区的辽契丹贵族墓和汉人墓中均发现有辽窑烧制的酱、黄、绿色釉及三彩陶器。传世品中辽陶器以黄、绿单色和黄绿白三彩釉陶居多。

辽代民窑制品胎质粗糙，均施化妆土。白陶釉白微黄，胎色白带红、黑色杂质点；黑釉陶釉色纯黑；白釉黑花陶胎色白，黑花呈色黑黄。官窑白陶胎质细白，釉色纯白或白中泛青，釉质莹润，佳者与定窑上品相类，有的于器底刻“官”或“新官”款。

北京发现的985年辽赠齐王赵德钧墓和赤峰发现的986年辽驸马墓的“官”和“新官”款白瓷盘、碗是辽早期受定窑技艺影响的作品。

北京辽代王泽墓、内蒙古昭盟尚墓和山西大同卧虎湾一座辽墓都发现有精美的白陶。黑釉瓷胎质细白，釉色黑中闪绿，积釉处如堆脂，光泽较强；白釉黑花瓷的胎色白中闪黄，有黑色杂质点；单色釉和三彩釉陶器的胎质细软，作淡红色，施化妆土。

辽代官窑三彩色釉娇艳光洁，民窑三彩色釉鲜艳不足，釉层易剥落。白釉陶器釉质欠润泽，白釉上点绿彩者颇为美观。

辽阳984年耶律延宁墓、法库叶茂台辽墓、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发现的黄、酱和绿色釉陶器及锦西1089年萧孝忠墓发现的黄釉与三彩釉陶器，具有辽彩釉陶器的典型风貌。

辽代陶器造型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类。中原形式大都仿照中原固有的样式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还有香炉、陶砚、棋子、砖瓦等；契丹形式则仿照契丹族习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

辽鸡冠壶，仿契丹族皮囊容器样式，整体由壶身、管状流和不同形式的系构成，壶体上做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和皮条、皮扣等附件。后人常以皮制品痕迹的多少区别鸡冠壶时代的早晚。鸡冠壶有5种样式，即扁身单孔、扁身双孔、扁身环梁、圆身环梁和矮身横梁式。

内蒙古赤峰959年辽驸马墓发现的白陶绿釉鸡冠壶扁身单孔，是鸡冠壶的早期形式。河北迁安辽韩相墓发现的绿釉带盖鸡冠壶，是稍晚的扁身双孔样式的典型器。

另外，辽宁的两座辽墓发现的白陶鸡冠壶和绿釉鸡冠壶，是辽晚期盛行的圆身环梁式鸡冠壶的作品。

辽宁北票水泉辽墓发现的凤首瓶、凤嘴珠，是凤首瓶的早期样式。凤首瓶为凤头口、旋纹或竹节式长颈、高体、丰肩、瘦胴、圈足。

辽宁义县一座辽墓发现的花口凤首瓶，凤首托起花口盖，秀丽挺拔，最为常见。鸡腿瓶为小口、丰底，器身细高，上丰下敛，形如鸡腿，以弧棱形弦纹为饰，是契丹族普遍使用的贮藏器，产量很大，瓶体上常有刻画符号。

辽代典型器具还有盘口穿带壶，亦称背壶，古代名为携壶，是游牧民族用以盛甜酒、奶浆等饮料的容器。壶式有扁体和圆体两种，体两侧有沟槽和环系，可系绳，便于骑马携带。

辽宁义县清和门西村辽墓、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和北票水泉辽墓发现的穿带壶，展现了扁体或圆体壶式的特点。

方碟为仿木碟样式，花边敞口，四方形，浅身平底。白釉印花方碟精美，但产品极少。三彩印花方碟颇多，辽晚期墓葬中时有发现，西弧山1089年辽墓、建平和乐村1090年辽墓发现的三彩印花方碟为其中的代表作。

海棠花式长盘系仿金属制品式样，浅壁，平底，作八曲海棠式，以黄、绿、白三色釉花者居多，样式美观，色彩娇艳，一些模仿自然界物品烧造的鱼壶、鸳鸯形壶，形态生动，实用美观。

辽宁凌源县发现的三彩鸳鸯壶，高19厘米，鸳鸯式壶体卧在荷叶式托上，嘴为流，背上贴五瓣花式口，与腹腔相通，花口下部至尾端连以曲柄，以黄、绿、白三彩釉遮体，羽纹清晰，色彩斑斓。

还有依照印度神话中“摩羯鱼”制作的兽首、鱼身壶和灯，设计新巧，造型优美，宁城发现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作。

辽代陶器受中原装饰技法的影响，有刻画、剔、印、彩绘和色釉装饰，以简朴豪放为特点。如取法于磁州窑的黑绘装饰，多以散点式构图展现简洁的纹样，有疏朗洒脱的美。

建平五十家子辽墓发现的白釉黑花瓶，三组花蝶环列器体，笔致稚拙有力，颇具野趣。

有的在器物表面涂画彩或描金装饰，别具一格。单色和三彩釉饰是辽代陶器的一大特色，娇艳的黄色或葱翠的绿色给人以美感。

装饰题材以花卉中的牡丹、野芍药居多，取材于自然界的飞禽、动物、鱼虫、花草、水波等纹样也广见于装饰画面，还有传统纹样中的龙、兽面、骑士、力士、火珠、流云等。金代所处的年代是和南宋相对峙的特殊年代，同时又是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因此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与民族风格。

金代陶器之所以兴起，一是由于女真族在契丹辽代及北宋地区大量掠夺珍宝，刺激了金代陶器的发展；二是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陶器的发展。

金代前期陶瓷多利用辽代旧窑烧造，工艺水平较低，制品多粗糙，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较明显。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是金前期日用陶器产地，品种有黑、白、酱釉和茶绿色釉等，胎质粗厚多杂质，釉质混浊不光润。

金代陶器类以碗、盘为主，带三系、四系的瓶、壶、罐是地域特点突出的器物。装饰简单，仅见白地黑彩装饰，刻、划、印、雕、加彩等极少见。

黑龙江双城县发现的白釉黑花四系瓶上的黑色草叶纹，自由奔放。辽宁彰武县发现的白釉黑花葫芦形壶，贴在壶流上的坐式老人，新颖罕见，展现了金前期陶器的特殊风貌。

金迁都燕京后，陶器的生产集中在大定年间或以后发展起来的河北曲阳定窑、磁县观台窑、河南禹县钧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等。

定窑以白瓷为主，刻、印花为饰。带纹饰的细白瓷，以覆烧工艺装烧，器均“芒口”。民用粗瓷，以创新的砂圈叠烧工艺烧制，形成器物内底一圈无釉的特点。

北京通州1177年金墓和北京先农坛金墓发现的白釉刻花盘、碗、洗、壶等与江苏江浦县1195年章氏墓发现的白釉印花鸳莲纹碗，都是金代定窑的代表作。

磁州窑品种丰富，有白釉、黑釉、酱釉、白釉画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瓷和色釉陶器等。如金“大定二年”铭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河南新乡金绿釉刻莲花纹枕，北献县发现的白釉黑花牡丹纹瓶，河南济源县发现的三彩刻人物纹枕，以及磁县彭城镇发现的红绿彩俑，均为不同品种的代表作。

金代磁州窑罐，通高12.8厘米，罐口直径6.3厘米，罐底7.9厘米，腹部最大直径为27.5厘米。底色为白釉，上面有黑褐色花纹，勾画简洁，似水生植物。罐胎内部施黑褐色全釉，做工朴实简洁。

从器型和工艺上具有金代典型特色，是比较普遍的磁州窑系，它应该是山西地区生产的磁州窑系罐。

钧窑主烧天蓝色乳光釉陶瓷。辽宁辽阳金墓、山西侯马金墓发现的陶器胎质细腻，色灰，釉面润泽，有片纹、显晕斑或小黑点，工艺还不够精细。同类的还有山西大同1190年金墓发现的钧釉小炉，也初步揭示了金代陶器的特征。

耀州窑主烧青釉陶，兼黑釉和白地黑花瓷。青瓷胎质粗色浅灰，釉色姜黄或淡青，釉层薄，光润不足。装饰以印花居多，刻花趋少。

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金代层发现的青釉刻花碗和北京丰台金墓发现的青釉刻牡丹纹碗，刻线流畅，花纹洒脱，为代表器。

山东淄博磁村窑主烧白陶，白地黑花、黑釉、白釉黑边、酱色釉、绞釉等次之。黑釉白线纹又俗称“粉杠”，是金代最有特色的品种之一。

磁村窑发现的黑釉白线纹罐，在黑色鼓腹上，凸起白线纹，色白而粗，十分醒目。加彩器在白瓷上施加红、绿诸彩，色彩鲜艳绚丽。有的器物底部墨书“泰和”、“正大”等字款。

山西境内的浑源窑，安徽境内的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也分别烧制钧窑、定窑、磁州窑风格的产品。

金代陶器以盘、碗、罐、瓶、壶为多，杯、洗、炉、盏托、陶枕、玩具等次之。日用器物造型多承袭宋式，时代特点鲜明的造型有双系、三系、四系瓶，双系罐和高体的长颈瓶鸡腿瓶等。大官屯窑发现的陶雷和江官屯窑发现的黑釉桃形壶是罕见的特殊器物。

金代陶器装饰趋简，有刻、划、印、剔花、笔绘、塑贴、加彩等。刻、划花装饰以定窑为最，在白釉盖缸的口沿下刻一周锯齿纹，腹体刻密集的凸凹线纹，有浅浮雕的效果，时代特点突出。

笔绘装饰则以磁州窑系为代表，用笔简练，线条明快，画面生活气息浓郁。大官屯窑发现的白釉黑花，磁县观台窑发现的白釉黑花罐是代表器物。

装饰构图除宋代多用的带状缠枝式、单独纹样的均衡式和满花式外，还善以开光样式突出主题纹样。耀州窑遗址金代层发现的青釉刻花卧牛碗，河南鹤壁市发现的白地黑花婴戏莲纹枕、白地黑花盆花枕，都以菱形开光托出卧牛、婴莲和盆花主题。

纹饰等分线内的单独纹样构图也很盛行，吉林省发现的酱褐釉印花碗为典型之例。一花一叶的构图，疏朗简洁，画面中的一枝荷莲、一枝萱草、一尾游鱼，均生机盎然，吉林省发现的定窑白釉刻花是其代表器。

白釉黑绘的装饰题材以花卉居多，水波、鱼、鸭、鸳鸯、鹭鸶、飞凤和婴戏纹也常见于画面。画面中的孩童多身着朵花衫裤，头梳抓髻，一改宋时那种光头、赤裸身躯的形象。白釉黑绘的构图，极近于国画的章法，画面上常见秋雁残荷，一派深秋景色，有水墨画的清幽意境，北京发现的白地黑花虎形枕是其代表器。

山西省：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县，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其产品特征与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白，白瓷釉色洁白，黑瓷漆黑。（2） 白瓷产品受邢窑和定窑影响，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唐五代器形主要有玉璧底碗、唇口碗、花口盘等。宋代的印花莲瓣纹碗，莲瓣的轮廓划以双复线，具有定窑作风。（3） 黑瓷器物有印花碗、剔划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露胎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4） 碗、盘底足一般平切，足内无釉。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白釉黑花瓷，胎呈浅褐色，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一般平切。（2） 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受顶窑影响，产品胎体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碟有花口，花口下器内饰直线凸纹。产品主要为盘、碗、罐、盏、盆、盖碗等日用器皿。（3） 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等，印花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共同点，但不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婴戏牡丹等。（4） 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及褐彩瓷品种。器物普遍敷化妆土，纹饰以折枝花叶纹为主，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亦多见，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5） 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孩童荡船纹饰，是介休窑的独特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霍窑：

在今山西霍县，故名。又称彭窑。创烧于金而盛于元，结束于清代，以烧白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体白而细腻，但不致密。釉色洁白。（2） 产品有仿定窑折腰盘、盏托、洗、高足杯、盖罐等，口沿极薄，制作规整。（3） 装饰仅见少量印花，大多光素无纹。见有折腰盘内印六条直线纹的。（4） 器物圈足足端一般平切，足内无釉，足内旋痕明显。金代盘碗挖足较深，器内刮釉一圈（即&xqypic涩圈&xqypic）。元代产品挖足较浅。（5） 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碗盘器内及器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定窑不同。（6） 定窑白釉有泪痕特点，霍窑没有。（7） 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胎色灰黄，胎质较松，产品有唇口碗、高足杯等。（8） 明清两代绘花卉的较多，也有少量书写文字的。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市，故名。始烧于元代。以烧黑瓷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瓷。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黄，胎体较厚。（2） 黑釉乌黑发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器物内外均施釉。（3） 器形有小口瓶、鸡腿壶、罐、盆之类，以弦纹瓶及剔划罐最具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因剔得较深，可见参差的刀痕。纹饰有卷草、水波、古钱绣球纹及鱼纹等。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县，故名。始烧于唐，终于元代，产品主要有白瓷和黑瓷两种。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唐代有白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胎呈浅灰白色，胎质较粗糙，有黑点杂质且有小气孔，普遍敷有化妆土。产品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底有平底、玉璧底及圈足三种。平底及圈足施釉不到底，露胎；玉璧底碗的底心均施釉。有里施外釉，外施黑釉的碗，这种装饰唐代中仅河南巩县窑有类似制作，但巩县窑釉面不光亮，外釉乌黑；浑源窑则釉面光润，外釉介于黑、褐之间，具有其独特风格。除碗外，特色器形有唇口小罐，口沿凸起一道圆唇，平底，罐外印席纹装饰。还有一种碗形浅式、敞口、平底研磨器，器内划刻横、直线，线纹凸起，利于研磨。（2） 金、元产品仍以白瓷和黑瓷为主，白瓷的特征； 1． 白釉多呈牙黄色，胎、釉之间敷化状土。 2． 器形有碗、盘、罐、瓮、枕等器。 3． 器物分光素和带装饰两大类，装饰技法与划花、剔花、印花、贴花、绘花等，常见纹饰有葵花、叶纹、S形曲带纹等，纹饰剔、划花后露胎，呈咖啡色。 4． 白釉印花盘均采用叠烧法，盘心留有不同数量的支烧痕迹。白釉绘花盘有采用刮釉叠烧的，盘心一圈无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黑瓷的特征：1釉色乌黑滋润，流釉性较大，普遍敷化妆土。 2器形有罐、枕、盒等器，以各式罐为多。 3装饰技法有划花、剔花和印花，以剔花最富有代表性，施釉后剔刻装饰花纹，剔去的部分呈白色，衬托出黑色的花纹。纹样与白瓷题材相同，布局疏郎，线条简练。有一种纹饰是剔出一个小圆圈，中间留一朵小花，空地划一些花纹，这种方法是别的瓷窑中少见的。（3） 金、元时期还仿烧顶窑、钧窑和磁州窑器物。仿顶器物仅仿印花装饰技法，但纹饰题材与装烧方法均与顶窑不同。仿钧器物主要仿钧天蓝釉大碗，造型与釉色与钧窑有差别。仿磁州窑有白地黑花盘、碗及枕等器物，盘、碗纹饰为简单的花草，枕面则胎较薄，易碎。（4）白釉剔花装饰品种，河南修武当阳峪窑也有制作，两窑的主要区别如下表：当阳峪窑 浑源窑剔花露胎呈深或浅咖啡色 呈深咖啡色白花 雪白 灰白或牙黄色化妆土 洁白 内含黑点杂质纹饰 以方格辅助纹饰为其特色 以S形曲带纹饰为其特色技巧 成熟 稍差。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县，故名。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以烧黑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黄，较粗糙，胎体厚重。 (2) 产品大多是瓶罐之类，以罐为多。 (3) 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纹样多数是十分草率的卷草纹，只用单线划成，不剔空地。有的则是把空地划成席纹。此外，以弦纹装饰瓶多见。

阳城窑：

在山西阳城县，故名。文献少有记载，窑址于 1980年在阳城东关外的窑畔间发现。以烧制白瓷为主，多为盘、碗等日用器皿，其中折腰盘，显系仿定窑作品；定窑生产的大盖缸等，在该窑址中也有发现。胎色较灰，为增加白度，均施白化妆土。

盂县窑：地在山西盂县而名。文献最早记载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山西盂县磁窑坡发现了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等装饰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

蒲州窑：

在山西省永济，因旧属蒲州，故名，系元代北方著名瓷窑。以烧法花器而称著，胎骨为土定、所烧瓷器，釉色鲜丽，色色俱佳，蓝如宝石，紫如紫晶（葡萄紫）黄似金箔，而孔雀绿一色，尤以妍丽。花纹以花草为多，也有用开光法作八仙或人物故事。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种有白釉、白釉红绿彩、 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 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 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 花多绘于碗内或罐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白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 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白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 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赭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 相同，赭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种有枕、洗等器， 但产量较少。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明代数属榆次县，故名。 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 （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 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窑址遗存大 量瓷片，以白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陕西省：

耀州窑：

在今陕西铜川市，宋属耀州，故名。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达鼎盛，终于元代。 烧制唐三彩、白瓷、青瓷、黑瓷和酱色釉瓷等品种，以青瓷最负盛名。其青瓷产品的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色灰白，胎质坚硬，露胎处呈现酱黄色。 （2）釉色青黄、深沉，釉层较厚，器物往往上部厚，下部薄，胎釉交接处呈姜黄色。此外，青釉釉面上有的出现小的露胎褐斑，为其它青瓷所不见。 （3）器型丰富，盘 、碗、杯、碟、瓶、壶、罐、炉、盒、香薰、注壶、注碗、盏、钵、灯、枕等均有，器物造型多变，有花瓣式、瓜棱式和多折式，外形美观。其中力士炉颇具特色，炉身底座四周跪有力士。（4）唐末、五代青瓷采用划花装饰，纹饰题材多为水波与花草纹。（5）宋代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印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间，以刻花、印花为主。北宋中期刻花发展成熟，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有力，刀痕有斜度，是宋代刻花技法中最优秀者。北宋晚期的印花也很精美，布局严谨，对称匀衡。纹饰有缠枝莲、把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飞蛾、犀鹤、博古、海水游鱼、莲塘戏鸭和婴戏图案等，龙凤纹则是宫廷瓷器专用题材。水波纹外一般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水波中三鱼多见。婴戏图案则以荡秋千为主。宋代花纹装饰特点是，早期于器面刻 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则花纹满布器面；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大多纤巧。（6）金代产品瓷胎呈灰白色，青釉呈色偏黄。大量使用陶范印花，满布器面的花纹逐渐减少，而在盘、碗内壁，大量出现菊花、莲花、水波、鱼鸭纹等，构图简单，呈圆圈形。（7）元代产品器外一般施半釉，挖足浅，足较宽，似玉环底足，足内心有乳 状凸起。（8）晚唐、五代盘、碗一般采用支钉支烧，通体满釉，足内有3个支钉痕。宋代器物足端无釉，足内有釉。金、元时期一般采用叠烧，盘、碗内有叠烧痕，也有用一钵一器装烧的，则仅足端无釉。

旬邑窑：

在今陕西旬邑县，故名。烧瓷于金、元，以青瓷为主。其产品特征是：（ 1） 胎色灰白，釉色青黄。因距耀州瓷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2） 装饰技法有刻花和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3） 金代产品盘、碗的内心多刮釉一圈，与耀州窑金代瓷器特征相似。

山东省：

淄博窑：

在今山东淄博市，故名。根据考古发现，窑址一处在寨里，烧造瓷瓷，年代为北齐，是目前已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另一处在磁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 ，金代有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绞胎等品种。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北齐时期产品 1胎体一般较薄，胎质粗，色带灰白。 2釉色深淡不同，有青褐色的，也有青黄的；釉面厚薄不匀，杂有黑色斑点。后期采用二次上釉法，釉层加 厚，明亮光泽。 3器物以碗、盘、缸为主，造型与南方青瓷略同。但修坯不太细致，底足多挖成凹形。 4装饰主要是刻划莲瓣纹和同心圆纹。 5采用三足支钉叠烧，器物内心留有三足支钉痕。 （2） 唐代产品 1黑瓷釉色莹洁滋润，色黑如漆。 2器物以碗为多，还有壶、罐、炉、瓶等。葫芦瓶造型独特，大底，颈肩之间无双系。 3器物底部均为平底，有的中心微内凹。底足厚，有的厚达2厘米以上。 （3） 金代产品 1装饰出现蓖划纹。 2碗心都有一圈刮釉。

河北省：

邢窑：

在今河北内丘县，唐属邢州。故名。以烧白瓷为主，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与同时代著名的越窑所产青瓷齐名。白瓷分粗细两类，其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粗白瓷 1胎色白，胎体厚重，胎釉之间敷一层化妆土。 2釉色银灰，积釉处泛青或泛黄。 3产品有碗、杯、壶、罐、钵和直口平底盘较有特色。 4施釉方法器内满釉，外壁施釉不到足。 5器外旋削痕较明显，部分器物足底外缘有一道切削斜棱。 6光素，无纹饰。（2） 细白瓷 1胎白而细洁，瓷花程度高，胎质坚实致密，胎体厚重。 2釉色白润如雪，微闪黄或闪青，釉厚处呈浅水绿色。 3不施化妆土。 4产品有碗、盏、瓶、罐、喷、盒和烛台等，其中凤头壶、皮囊壶和穿带壶等别具一格。 5碗类有葵口、菱花口等，碗身较矮，碗壁弧度不大，底足外墙壁略高于内墙或相当，挖足较浅（玉环底）或为玉壁形足。 6施釉方法为器内外、足心满釉，足端露胎。 7光素，无纹饰。 8器底心有的刻“盈”、“翰林”或墨书“翰林”款，为官用瓷。

定窑：

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白瓷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1） 唐、五代产品胎色灰白，较粗，胎釉之间往往敷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器物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唇口多见。底足见有平底、玉壁形足和圈足三种，平底碗一般外施黄釉内施白釉；玉壁形足碗里外施白釉，底足无釉露胎；圈足碗则足端无釉，足内有釉。尤以印花鱼鸟纹海棠式碗别具一格。器外底有的刻划“易定”和“官”字款。（2） 北宋产品：1 胎薄而轻，胎色洁白。 2 白釉呈乳黄色，积釉处多见泪痕，隐现黄绿色。器外壁薄釉处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 3 器形以盘、碗、碟、盒和枕为多，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 4 主要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和剔花，印花以花卉纹为多，常见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整齐，讲究对称，印花定器是宋瓷中的佳品。刻划花常见莲纹、水塘双鱼和莲池游鸭等，刻划花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一面，或里或外，里外都刻划纹饰的极少见。 5 北宋早、中期定窑覆烧法尚未出现，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粘附着垫烧的砂粒或支烧痕。北宋后期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上多不施釉，俗称“芒口”，其它部分满釉。芒口处往往镶上金、银、铜的边圈，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 6 北宋定窑器底有刻划“官”、“新官”及“尚食局”等字款的，多见于盘、碗、小罐等外底部。（3） 金代产品胎质细白，釉色多呈乳白色，胎釉与北宋定窑并无多大差别。但装饰大为逊色，无论印花还是刻划花，均差于北宋产品，少有佳作。纹饰流行印花石榴纹、印花犀牛望月纹及刻划花萱草纹，还有缠枝石榴、缠枝菊、鸳鸯纹等等。盘、碗内心印双鱼，器内壁鸳鸯莲花或牡丹飞凤也常见。烧造方法除一部分产品继续采用北宋后期的覆烧法，烧制“芒口”瓷外，一部分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器物的内底（以盘碗为多）刮釉一圈露胎。金代定瓷产品有纹饰，较好的一般采用覆烧法，反之，往往采用沙圈叠烧法。（4）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窑瓷器，称为“粉定”，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也较高，几可乱真。区别之处是景德镇仿定瓷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磁州窑：

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终于明代。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品种繁多，有白釉黑花、白釉酱彩、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珍珠地划花、绿釉黑彩、红绿彩等等，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有两种，一种质地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质地粗松，呈红褐色。（2） 白釉是奶白色，不太透明。（3） 普遍使用化妆土，器内一般多不挂釉。（4） 以生产瓶、罐、盒、碗、缸、瓮、枕等日用品为主，还生产玩具。枕以长方形和如意头枕面方座两种形式为多，枕底有的“张家造”、“赵家造”等款字。（5） 装饰题材丰富，富有生活情趣，如马戏、熊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球等，线条流畅，风格豪放。尤其白釉黑花、黑白色彩对比强烈,最具特色。（6） 白釉划花盘、碗采用叠烧法，器内均有5个条形支烧痕迹。珍珠地划花色调为橙红色，色彩鲜艳。（7） 器物上常见题写唐、宋诗词及通俗的诗句民谚作为纹饰。（8） 元代产品特点是厚重，硕大，浑圆，大盆，大罐，枕多见。纹饰主要有云龙、云凤、云雁和鱼藻纹等等。

曲阳窑：

因在河北省曲阳县境涧磁村，故名。这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定窑白瓷产地。在涧磁村窑区的北宋堆积层下，有晚唐五代的黄釉、黄绿釉、褐绿釉和白釉碗、盆的碎片，故习惯上将这部分宋以前的遗存称作 “曲阳窑”。曲阳窑白瓷器皿，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器形特点是沿口均折边成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圈饼状实足，也有玉壁形底的。胎骨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略呈灰，黄。采用蘸釉法，器物外壁的腹部至底部不施釉。釉的质地随器物不同而异，胎体厚重的器物施釉较粗，釉面凝厚；釉色一般白里泛黄，釉水凝聚处多呈泪痕状；釉面不开片。胎质细腻洁白者；则施很细的白釉，釉面莹润，洁白如玉，是曲阳窑白瓷的佳作。五代时期的白瓷，以唇口碗较多。唇口的作法是在成型后把碗口翻折过来粘合，使口外形成一条凸出的口唇。

贾壁村窑：

窑址在河北省磁县贾壁村，故名。是一处在北方有代表性的隋代青瓷窑场。所烧青瓷瓷质可分为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钵为多。特征为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由于迭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装饰除钵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以外，其它均以光素无纹饰为主。器物成形主要用轮制法。

辽宁省：

江官屯窑：

在辽宁辽阳市江窑屯，因名。为辽金时期民窑。创烧于辽晚期，盛于金。以烧白釉粗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器、黑釉器、三彩等。白釉色白而微黄，黑釉色纯黑。所烧器物，以碟、碗、杯、盘、瓶等生活器皿为多。均旋化妆土，黑釉产品多粗糙大器。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或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 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 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 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内蒙古：

辽上京窑：

在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故名。为辽代晚期的官窑。窑场规模不大，但烧制瓷器较精。从遗存瓷片中看，瓷胎很细、纸白、不上化妆土、瓷化程度高、无吸水性。釉色多纯白，偶有淡青或闪青色，也有黑釉和低温的绿釉器。器皿有杯口长颈瓶、长把执壶器， 海棠花式长盘和方盘等。仿定窑制品的盘、碗、瓶、罐、盂、盒等器，极精细。

林东窑：

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 “林东窑”。为辽代民窑，窑场规模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黑釉大型粗瓷器。胎质粗黄厚重，硬度高而坚致。茶叶末绿釉器以鸡腿瓶为最多；黑釉器则多瓷、罐，其中以双耳小罐为多。

赤峰窑：

也称 “缸瓦窑”。在今内蒙昭乌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驸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甘肃省：

安口窑：

在甘肃省的平凉，华亭的安口，因名。旧有 “陇上窑”之称。始烧于唐代，宋元时期以烧制黑瓷&xqypic铁锈花&xqypic和青瓷。至明清烧制黑陶与白陶，以粗缸等日用器为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特产， 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 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 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 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 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湖南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 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 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岳州窑：

在今湖南湘阴县，唐属岳州，故名，烧瓷于隋唐五代，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色灰白，胎较薄、较轻，胎体不太致密。（2） 釉色灰青或豆青，也有青黄或酱绿色的。釉拨且光亮，釉面有细小纹片和气泡，胎釉结合不好，易剥落。隋代产品均施半釉，内壁与器外下腹部位往往露胎，有流釉现象。（3） 器物有碗、盘、钵、瓶、高足盘、四系罐、八棱短流壶等。碗足以圆饼形和玉壁形足多见，高足盘、浅盘口四系罐、八棱短流壶具有自己的风格。（4） 装饰以印花为主，配以划花，器物肩腹部往望装饰着由团花和卷叶纹组成的带状纹饰，高足盘盘心纹饰多达30种以上，尤其是盘中心部位的多层花纹装饰，为其它各窑所不见。此外，还见有浮雕莲瓣纹装饰的。（5） 装饰方法与长沙窑基本相同，五代时有所改进，采用支钉支烧，所烧盘、碗底部均留有4-6个小而圆的支烧痕。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隋 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心纹饰即达三 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 窑的一部分。乌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安徽省：

寿州窑：

在今安徽省淮南市，唐属寿州，故名。共发现隋唐窑址六处，是唐代著名的黄釉瓷产地之一。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隋代产品 1隋代烧青瓷，胎质坚硬，胎体较厚，胎色青灰；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质斑点。 2釉色青中带黄或带绿，光泽很好。器物一般只施半釉，釉面常有小开片。 3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贴花三种。划花有莲瓣纹、单弦纹、复弦纹、波浪纹等；贴花仅见卷草纹。图案的组成常采用带状或团花状。 4器形主要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2） 唐代产品 1胎体比较厚重，胎色白中泛黄。 2釉色以黄为主，釉面光润，开小片纹，表层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大多施用化妆土，但釉与化妆土结合不牢，有剥落现象。 3采用3足支钉或托珠叠烧，碗、盘内心和底足留有3个支钉或托珠痕。 4器形有碗、盏、杯、钵、注子、枕、玩具等。器多数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

萧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金。唐代烧黄、白、黑釉瓷器，入宋 以后主要烧白瓷。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唐代产品 1胎体厚重，胎质不纯，呈焦黄色，胎体内杂有不少白、黑或红褐色微粒。 2黄釉瓷产品釉色黄中闪绿，流釉处成墨绿色，积釉处有小开片。 3萧窑与寿州窑相距较近，深受寿州窑影响,产品工艺特征与寿州窑基本相似. (2)宋、金代产品 1胎色有灰白和焦黄两种。胎质有精粗之分，灰白者精，焦黄者粗。 2以白瓷为主，釉色白，釉薄处灰暗无光，釉厚处呈牙黄色，并透出乳白色亮光。此外，还 兼烧黄釉、黑釉、白釉黑花等品种。 3采用3足支钉或托珠叠烧，故碗、盘等器内心和底足留有支钉或托珠痕，一般3个。 4器形除碗盘外，还有枕、双耳罐、小件瓷塑动物等。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县，故名。烧瓷于宋代，专烧青白瓷。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较薄，胎色白中闪青，釉面光润。（2）碗盘类器物施釉一般近底部，外壁旋削痕明显，底足可分三类； 1平底内凹。 2圈足平切。圈足壁斜切。（3）产品中以注子和注碗配套的温酒器最富特色。（4）器物大多无纹饰，碗内心饰团花纹较多见。（5）采用垫饼垫烧，器物足内无釉。

淮南窑：

因在安徽省淮南市而称名。是一处隋代的青瓷窑场。烧制的器物有四系瓶、高足盘、小口罐等。胎质坚硬、 细腻、击之音脆。胎壁较厚、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 气孔和铁质斑点。青色釉为透明玻璃质、光泽好。釉层 厚薄不均，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有的釉色青中带 绿，有的青中带黄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定窑的 历史 背景，希望你喜欢。

定窑的历史背景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 化妆 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 成功 了仿古、 美术 、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定窑的基本简介

在定州境内(今河北曲阳涧磁燕山村)，故名。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

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 税务 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亿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 天下 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 饮茶 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 物品 ，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 报告 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 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

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定窑瓷概述

定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五大名窑之首，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

窑址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品种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器形

定窑生产规模宏大，品种繁多。多为碗、盘、瓶、碟、盒和枕，亦产净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但数量极少，主要是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儿枕”，是定窑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釉质与胎质

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隐现着黄绿颜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

独特技术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体。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装饰纹样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其次，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纹饰，主要有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子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的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

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影响

由于定窑的风靡与流行，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北宋年间各地纷纷仿制定窑。这就诞生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许多地区的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对我国后世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瓷片收藏图片

瓷片收藏价值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定窑大师陈文增

陈文增 1954年生，大学文化。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定窑研究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河北大学工艺设计硕士点特聘硕士导师。曾获“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特殊成就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1年瓷、诗、书三联艺术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出版有《定窑研究》、《陈文增定瓷作品精选》、《陈文增诗》等。

卅年冰雪妆玉颜 一代人杰倡风流——记“瓷、诗、书”三绝大师陈文增

“曲阳有位大师，叫陈文增，瓷、诗、书三艺俱绝。”这话，早就听人说起。凡说到陈文增的人，无不溢出钦佩、赞叹之辞。于是，结识陈文增先生成了我的一个渴望，很强，只是无缘。

缘来如水，自然而然。去年夏天，与陈文增先生有过多次交往。通过接触、交往，我知道了陈文增在复兴、发展和创新定瓷上的斐然成就，也见识了他在古诗词和书法上的高深造诣，更领略到了陈文增个人那谦和、真诚、执著的人格格魅力。

人说名人都有一些傲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等众多头衔于一身的河北定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文增，应该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人，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其中每一项荣誉都可能穷毕生之力而难以获求，但他却如溪流归海般地做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对他的事迹做过专题报道，且推崇备至，难道不值得他骄傲吗？但是，他偏偏没有，没有一丝傲气。

初见陈文增是在报社。他年过半百，中等身材，满脸络腮胡子，一口浓重乡音，眼神里闪烁着睿智，话语中显示出博学。几次到报社，他都像一个和善的长者，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敦厚沉静，谦逊和蔼。成熟的谷子都是垂着头的。

他还是首师大、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等五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几年来，数十万学生聆听过他的定瓷讲座。前些日子，得知他要到保定师专讲课，我和作家阿宁专程去听了他的讲课。校方负责人对陈文增作了介绍之后，他走上台，第一句话竟是：“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的很多虚名，我觉得受之有愧。”态度诚挚真切，显然是肺腹之言。说到身兼大学的教授，他又说：“虽然兼着几所大学的教授头衔，但却没给人家做过多少事，说来惭愧。”当说到在恢复、发展定瓷上取得的成就时，他说：“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我和搭档，和全体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我有天下最好的搭档，有天下最好的工人。”说到这里，教室里掌声雷动。

其实，他哪里应该惭愧！他创作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被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他的定瓷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他瓷、诗、书三联艺术小口瓶创世界吉尼斯之最；他的一件定瓷作品在拍卖会曾拍出37万元的价格……

不恃才傲物，不居功自傲，可谓大将风度。

陈文增对人对事总是真诚对待，质朴无华。在大学讲课时，常有学生好奇地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他总是说：“我并没上过大学，其实小学念了四年，初中只念了一年。”真诚而坦然，不掩饰，不做作。坦诚降低不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相反，他头上的光环可能会因此而更耀眼。

我们应陈文增之邀来到他的定瓷公司。在参观了他的展室，欣赏了他的定瓷和书法作品之后，他欣然为我们表演现场刻花。在前往工作室的路上，他说：“现场刻花，只有两种情况我才会做，一是领导光临，一是朋友到来。前者是不得不为，后者是兴之所至。今天朋友来了，我很高兴。”说这话时，他微笑着，真诚，亲切。只见他左手持器，右手握刀，勾挑点划，挥洒自如，一幅作品瞬间完成，令我们唏嘘不己，叹为观止。早年间，陈文增的一位朋友带着一件定窑产品请他鉴定，曾被他拒绝了。对此，他解释说，为生意而来找我鉴定的，有时是卖主同买主一起来。我不想说假话，更不想参与到他们的生意当中去，这类鉴定坚决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至真，至纯，此乃君子本色。

在瓷之外，陈文增还酷爱诗词书法。他说：“我爱定瓷，亦爱诗词与书法。三者相携，以瓷为中心，诗书为周旋。”二十多年来，他共创作古诗词800多首，其中多首获得国家级大奖。在诗中，他曾记录下自己创业的艰难，并重申自己的壮志雄心。譬如：“十五年来是与非，一凭狼藉记声威。沿街乞讨休怜我，只为传家玉璧归。”为了国之瑰宝，为了传家玉璧，哪怕家图四壁，哪怕沿街乞讨！可谓执着；“业比青云志未休，黄河不到怎回头。此生不必多宽裕，一箸咸菜一碗粥。”为了实现复兴定瓷的宏伟目标，甘愿粗茶淡饭，不怕一生清贫，也要做下去，可谓执著；“漫云当日气凌霄，烟封器毁又一窑。可叹三千回合后，嶙峋瘦马骨能敲。”为了使祖国失传800年的定瓷重现世界，再展辉煌，哪怕自己衣带渐宽，瘦骨嶙峋，也决不后悔，可谓执著！

是的，正是因为陈文增的执著，成就了定瓷今日之辉煌；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睿智深邃诗史品格的诗词；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刚英朗练风格别具的书法；正是因为执著，成就了他“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辉煌荣誉。

磁州窑大师刘立忠 （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

■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003年）。

■ 国家“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传代表性传承人” （2007年）

■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2006年）。

■ 获“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2004年）。

〓1944年出生于邯郸。1968年毕业于邯郸陶瓷工业学校，磁州窑工艺第四代传人，彭城镇惟一的国家级磁州窑大师。作品风格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深受收藏者与陶瓷爱好者的好评。所制作的仿古陶瓷作品，几可乱真，被国家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收藏。作品于1977年赴苏联、日本、澳门展出；1978年赴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展出；1989年赴日本七个城市进行文化交流；1993年赴丹麦展出、2001年赴美国展出。1976年入选“中国工艺美术展”、1980年入选上海《中国磁州窑当代陶瓷艺术展》、同年在北京故宫举办“磁州窑陶瓷展”、1983年北京首都博物馆“磁州窑陶瓷艺术展”、1984年参加中国香港“现代中国陶瓷名人名作展”、1986年“特大件黑釉刻花缠枝牡丹纹瓶”选送石家庄与日本友好城市议会厅礼品、2003年参加北京“全国名窑、名人、名作展”等。监制的四十余幅大型高温花釉陶板壁画，被北京机场、北京地铁站、北京饭店等场所选用。

耀州窑大师孟树锋（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6年）。

■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

■ 国家“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唯一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的传承人”（2007年）。

■ 国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研究专家。

■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研究专家。

■ 获国家“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

〓1955年出生于陕西铜川陶瓷世家，1980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任铜川市陶瓷研究所所长。恢复完善了失传千年的耀州青瓷和铜川民间瓷，开创了铜川陶瓷的一代新风，奠定了耀瓷技艺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方向。作品严谨深邃而清秀飘逸；有雄浑豪放的西部特色和诚善睿智的个性灵韵，在北京、上海、香港、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作品展，荣获众多国内外各种大奖，许多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团体、个人收藏。著述颇丰，亦善鉴古，更长民艺，有《孟树锋耀州青瓷作品集》和《秦人刻木》等专著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