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青瓷特点！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著《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当然，这只是陆羽的一己之爱，邢、越之争，自古就有，在这里我们不作评论。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越窑烧造的青瓷有釉呈青色或泛淡黄色，呈玻璃质感，莹润碧翠，匀净柔和；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稍带淡黄；器物造型多生活用具如碗、盏、壶、碟、盂、盘、罐等；多素面而很少纹饰，质朴无华等特点。另外烧造方法，多用松柴烧制，由于火力软而火焰长，烧制中窑内充满火焰，因此釉在熔融呈青色时，受到还原作用。

由于越窑青瓷民间流传极少，故现今如能收藏到一件真正的秘色青瓷，可说是凤毛麟角，价值连城。

越窑的历史可分为起源、发展和鼎盛三个时期，这里有份最新的考古资料，不妨共享。

东汉时期是越窑的起源阶段。越窑瓷器出现于东汉。从东汉起，在浙江北部杭州湾内宁绍平原上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宁波等地出现一种器表施青釉的瓷器，这就是东汉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瓷窑遗址出土的青釉标本进行过多项物理和化学测试，表明这些瓷器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等瓷器特性。

青釉葫芦瓶东汉越窑瓷器在上虞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再次，上虞地处杭州湾南岸，曹娥江纵贯全境，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正是基于这三点，上虞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

六朝时期是越窑的发展阶段。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等市县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六朝时期的越窑是我国最早形成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而中心窑场仍然集中于上虞县。六朝晚期从南朝起，越窑的制瓷中心逐渐转移到余姚县的上林湖地区（今属慈溪县）。

唐宋时期是越窑的鼎盛阶段。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青瓷窑，例如浙江的越瓷、瓯窑、婺州窑。湖南的岳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四川的邛崃（qióng1ái）窑等。然而唯越窑青瓷因其釉色，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而跃居众窑之首，成为当时青瓷的佼佼者。

越窑青瓷所呈现的那种细润如玉、光洁无疵的釉面。确实在我国青瓷烧造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越窑青瓷不仅釉面精致无比，其造型也生动优美，各式钵、盆、灯、罐、瓶、执壶、唾壶以及瓷塑等应有尽有，许多器物还能逼真地模拟自然生物的形态，如仿照瓜形制作的壶，仿海棠花式的碗、盘等皆惟妙惟肖，其中模仿荷叶形状的洗子，则更充分发挥青釉莹润欲滴的特色。唐代青瓷因为追求一种“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所以早期器物极少装饰，仅以“捩（liè）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刻画花纹，则受当时丝绸、金银器、铜镜的影响。它以各种龙凤、游鱼、云鹤、鹦鹉、峡蝶、花卉等作主题，线条纤细流畅，纹饰生动活泼，使单调的釉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魅力，难怪清代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也有“李唐越器世间无”的感叹了。北宋初年，越窑仍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因各地战事平息，处于相继兴起之中，越窑青瓷便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如北方的耀州青瓷，定窑白瓷，南方景德镇窑影青瓷等，都曾盛行越窑青瓷那种刻画文饰的装饰方法，直到北宋中期，这些窑场才逐步摆脱了越窑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唐代越窑制瓷作坊仍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清纯，并具有玉质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代的越窑还首次进入宫廷，开始成为“贡品”。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曾经出土了十四件唐代越窑青瓷。据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唐秘色碗“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

这十三件碗、盘、碗是唐懿宗（860—873）时期的产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官窑瓷器。另一件青釉八棱瓶虽未见文字记载，但上林湖窑遗址中也有此类瓷片出土，可知唐代的上林湖地区曾经烧造过官窑贡品。

五代越窑瓷器的生产被钱越国垄断，且继续生产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在浙江钱越国贵族墓中有大量出土，如1966年杭州市玉皇山发掘的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瑾（钱越国第二代国君）墓；1980年临安县明堂山发掘的唐天复元年水邱氏（钱越国开国国君钱锣的母亲）墓和1996年临安县玲珑镇发掘的五代天复四年马氏（钱元瓘之妃）墓等，曾出土过精美的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其中还有当时仅限于皇室使用的龙纹瓷器。

北宋时期越窑继续烧造青瓷。据文献记载，宋朝立国初期，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余年间（968—984），钱越国控制下的越窑曾为北宋朝廷烧制青瓷贡品达十七万件之多，说明北宋初年越窑生产的青瓷不仅质精而且量大，许多珍品还作为礼品被宋廷赠与辽国，所以在北方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常有越窑瓷器出土。

当青瓷出落得楚楚动人的时候，它终于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1976年和1977年，在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内有陶瓷器计6463件，青瓷占一半以上。远在埃及的开罗郊外福斯塔遗址，发掘出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达2.2万多片，最多的是越窑青瓷。著名的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收藏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最显眼的就是越窑青瓷。

瓷片收藏可以让人与古瓷器零距离接触，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收藏瓷片。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古瓷片的收藏价值，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第一，它量大品全，容易寻找。自东汉至今，无论何朝何代，全国各地瓷窑林林总总，有的此起彼伏，有的长盛不衰。除有宋以来朝廷设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非卖品的御用瓷外，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各地民窑，生产过数量极大的古瓷运销大江南北。虽经历史的振荡，传世的完整器为数不多，但这无数古瓷以残伤或碎片的状态仍然留存下来，或在窑址，或在弃坑，或在村落旧址，或在城镇遗迹，甚至田间地头、断崖陡坡都会有古瓷残片散布。它像一座古代瓷器的实物宝库，供给学习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考资料。

第二，古瓷片内涵丰富，信息量大，几乎专家著作中对各朝代各时期古瓷特征的所有论述，都能从古瓷片中找到实物证据，这为学习者从本质上理解古瓷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直观的教材。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瓷器的造型、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彩料呈色、纹饰特征、烧制工艺以及明代以降各朝官民窑器的款识花押等，都能通过瓷片的收集得到感性认知。古瓷片真是一部能看能摸的古瓷百科全书!

第三，碎瓷片真品率高，通过对它的观察学习能得到真知。一般说来，古瓷片大都是从工地、遗址以及古代各个时期人们生活过的地方出土或散布于地表浅层的。它售价低，利润少，几乎无人专门仿制，因此，在古瓷仿品泛滥成灾之今日，古瓷片的真品率是最高的，是古瓷收藏者最廉价、最可靠的学习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城市化、小城镇建设在国内如火如荼，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像个“大工地”。如此的“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纷纷打桩筑基，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诸多不同年代堆积的文化层，因“掘地三尺”而见天日。几乎每个城市，均有基建带来的“抢救性发掘”。而一块工地，只要历史上该处有人“安居乐业”过，古瓷片被挖掘出的例子便不胜枚举，繁复缤纷。以往，也许偶然有爱好者来到工地寻寻觅觅，图省事的只需花包香烟钱，请推土机师傅手下留情，就能在推土掩埋之前，拾捡起一些有年代、著名窑口、图案完整而稀有的古瓷片。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古瓷片在施工者的“视而不见”中被掩埋。甚至，为了土地不含“杂质”，有些工程处还专门请人来拾捡这些“麻烦”，然后集中敲得更碎，倾倒河沟或掘坑深埋。无数古瓷片也许失去了再“见天日”的机会。

伴随着国内历史上的第4次收藏热潮掀起，在媒体的宣传鼓噪、周边收藏人士增多的影响带动、以及完整古瓷器传世少、价格越来越昂贵使一些初学者却步的情况下，拾捡无赝品、几乎“零成本”的古瓷片之风在这两年内陡然兴盛。以至于一旦一个新工地开工，总能见到三三两两的“淘宝者”前来搜索推土机师傅也“嗅觉灵敏”，附带主动“帮助”施工单位捡起混于土中的古瓷片然后“待价而沽”。古玩地摊、网上平台上，古瓷片的交易也开始“火”起来。

长期被藏主忽视、“不待见”的古瓷片，如今境遇稍稍改变，其价值到底何在?

首先，中国是瓷之国，自东汉以后，瓷器出现，窑口陆续遍布大江南北，官窑、民窑、外销瓷，宋五大名窑，明永宣青花……瓷器的生产总量数以亿计。瓷器的特点是易碎，但神奇之处在于，碎了之后被掷弃到任何地方，无论是丢进河里，还是为泥土逐渐掩埋，这些瓷器依然千年不腐烂、消解，青瓷的花纹、图案及至釉下的“青花”均永不凋谢。山水、庭院，人物，花鸟，走兽……曾经的碎片待到重见天日之时，只需擦去泥土、积垢，水中一洗，即清亮如新。时代的特征、文明烙印一目了然。中国幅员辽阔，瓷器生产虽历时漫长，但除了宫廷、达官贵人之收藏，民间保存的古瓷完整器总体数量还不是很多，而古瓷片浩繁如海，灿然若星，真正存留完整图案者，也不是太多。加上许多古瓷片虽埋在大地中却不知具体在何处，有机缘在当下这个时代见天日且图案纹饰完整、稀缺者，总体而言，更是数量有限。

古瓷片的优点在于，它们“出土”后几乎没赝品，除非这瓷片所属的瓷器当初是仿品，但碎骨后到今天，因时间久远也成了文物。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时期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都不太大，往往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相对精美的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的是一件龙形提梁壶，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

龙形提梁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

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

龙形提梁壶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壶上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龙形提梁壶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

战国瓷器一般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盂、盅、碟等，及仿铜礼器鼎、钟等。

战国原始瓷俑钟，造型真实地模仿青铜制品，精巧而逼真。战国时期越国崛起，这件瓷俑钟说明古越人的原始制瓷技术进入了鼎盛时期。

战国时青瓷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淘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

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度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瓷器。

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是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

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

战国时期，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被称其为“麻癞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地分散与充分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地分散与充分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未经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

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

有件战国印S纹青瓷罐，通高6.8厘米，腹径7.3厘米，底径5厘米。此罐内外满釉，内外满釉者较为少见，外釉青中闪黄，内釉青中闪灰。

顶有梯形式扁钮，中间圆孔，全器分3层，顶层钮周印双排S形纹，肩周一圈素面无纹，腹至足胫印4排S形纹；底为环形式，全器采用盘筑法成型。手感适中，器形巧爱。而且，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

斗，又称“刁斗”，初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出现原始瓷青釉斗，高10.3厘米，口径16厘米，足距12.5厘米。

斗仿青铜器腹部置横柄一个，底下承以三足。腹上部饰弦纹两周，器内外施青釉。

战国早期的青瓷罍非常罕见，有一件青瓷罍高约40厘米，最大腹径近60厘米。器身外表从上至下分段装饰：肩部由瓦楞直线压纹构成，肩部以下、腹部以上有一圈带状装饰，带状装饰为“S”形印纹，再向下又是一圈和上部类似的瓦棱纹。器身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带环系。这件青瓷罍手工拉坯，多泥条盘筑，器型规整，胎质细腻至密，胎壁均匀而薄，釉色青中泛黄，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准，是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从窑口上分析，可能为早期的浙江德清窑烧制。

战国青瓷

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