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件堂名款豆青釉盘

青花瓷落款美什么名字：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在订烧的瓷器上，作为私人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堂名款。如“慎德堂、若深珍藏、白玉斋、浴砚书屋等等。堂名款在宋代已经出现，明代后期形成风尚，至清代大量流行，其中康熙、乾隆、道光三朝使用更为普遍。订烧堂名款的多为皇亲、贵族、高官豪绅、文人雅士。因此，堂名款瓷器在收藏市场上备受喜爱。堂名款民窑多见，官窑少见。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瓷器上。既有彩书、墨书，也有刻划款。多落于器底、肩、腹部等。如“大德七年制”、“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等。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藏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书青花楷书“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可作为标准元代器物，同时也可对其他没有年款的元代器物进行断代排比。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书款始自明永乐朝，以后成为定制。书款位置有器底、口沿、颈、肩、腹、流、柄等部分，书款方式有彩绘、暗刻、模印、青花料书写，尤以青花料书写为多见。款识内外双圈、单圈、方框、花朵或无纹饰不等。官窑书款工整，由专人负责款识的书写，民窑书款随意，且书写方式较多，干支款如“万历丁丑年造”、“道光丁酉年制”等。还有只写朝代不写年号的如“大明年造”等，多出现于政局动荡不安的朝代。

明洪武纪年款

洪武(1 368～1398)，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虽然史料记载早在洪武二年即已设御窑厂烧造，但目前并没有洪武官窑款识传世品，而且带有洪武纪年款的民窑仅见2件，如江西玉山发现一件青白釉瓷罐上刻有“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款字刻划不是很工整，显然是不经意写上的。

明建文纪年款

建文(1399～1402)，为明惠帝朱允炆的年号，建文一朝历时4年，不会有太多的建文款瓷器，且因永乐夺嫡，即使有建文款瓷器也不会令其流传，故有建文款瓷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明永乐纪年款

永乐(1403～1424)，为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永乐带有纪年款的官窑不多，款识有青花或釉里红料书写、锥刻和模印三种。年号款识为“永乐年制”篆刻不见六字款。永乐官窑瓷器款识蓝本出自大书法家沈度，署款位置多在里心，也有书于底面，个别书于内壁。款字笔划转折之处圆润，结构紧凑。边饰有单圈、单圈加花边、双圈、龙凤、云纹、狮球、鸳鸯等。永乐官窑开明清官窑书帝王年号款的先河，这以后成为定制。

明宣德纪年款

宣德(1426～1435)，为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以年号为官窑年款在宣德时极戈常见，并影响以后历代。宣德官窑年款以“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为主。书写形式有双行竖写、单行横写、单行竖写等。边饰有双圈、单圈、双框、双框外加双圈、花形、锦纹及无边饰。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模印、锥刻等。书款位置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一说，即除书在器物底部、肩、腹、口沿等处外，也有内底、耳部、柄部、流部、盖里等。书写字体有楷体和篆体等，楷书书写工整，篆书风格与永乐相似。民窑年款器较少见。

明正统、景泰、天顺纪年款

正统(1436～1449)，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景泰(1450～1456)，为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天顺(1457～1464)，为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正统与天顺为同一人，因正统年间，宦官王振独揽朝中大权，正统帝追求享乐，在“土木之变”被俘。景泰作为弟弟代兄登基，主持国家大事。后朱祁镇在“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中又当上皇帝，改年号为天顺。这三朝近30年，因战争频仍，王权更迭频繁，故书有朝代纪年款器物不会很多。虽官窑并未停止烧造，但由于政权更迭，不排除前朝器物被后朝所毁的可能性。官窑书“天顺年造”器物极少，民窑书纪年款器物也不多。这三朝非常流行“大明年造”款识器物，也与这一时期政权动荡有关。

明成化纪年款

　成化(1465～1487)，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成化朝官窑书写年款且落款位置已经固定，为器底、器心、口沿等处。成化官窑款识为“大明成化年制”楷书。书写形式有二行、一行，外或有双框，或双圈。有书款与刻款，书写材料青花芫主。书写不如宣德时稳重，有稚拙之风。民窑纪年款以“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威化年造”、“大明年造”为常见。款外多臣以青花双圈。清康、雍、乾三朝时仿成化款的非常盛行，多作六字双行以青花判书楷字于器物外底，外围青花单圈、双匿或双方框．也有无边框的。

明弘治纪年款

弘治(1488～1505)，为明孝宗朱祜樘年号。弘治官窑年款目前仅见“大明弘治年制”青花楷款和书“弘治年制”楷款与篆款。款外青花双固，落款位置在器底，字工整秀丽。民窑年款多书“大明年造”和“大明弘冶年制”以及少量的干支纪年款。字多书写不工。

明正德纪年款

　正德(1 506～1521)，为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正德官窑款识有“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楷款，有写款和刻款。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外或双固，或双框，或无边饰。字较弘治时要大，书写工整。落款位置或外底，或口沿，或颈部。民窑纪年款多为青花书写“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外有青花双圈，个别也有矾红彩书“大明年造”，但书写均不及官窜工整规矩。

明嘉靖纪年款

嘉靖(1522～1 566)，为明世宗朱厚熄的年号。嘉靖一朝历时45年，是明代瓷器无论官、民窑生产最多的朝代之一，因此落有年款的器物也极多。官窑纪年款确“大明嘉靖年制”、“大明嘉靖年造”、“嘉靖年制”，均为楷书款式。有一行横书、二行竖书、环书等几种排列方式。书写材料有青花、矶红、暗刻等。款外围有双固、单圈、双框、无边饰，字书写均较细长。落款位置多变，除外底、内心，还有口沿、颈、肩、腹等。民窑纪年款见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年制”、“大明年造”，纪年干支款有“嘉靖八年季夏置用”等。

明隆庆纪年款

　隆庆(1567～1572)，为明穆宗朱载重的年号。隆庆朝仅6年，传世器物不多。官窑纪年款识仅见有“大明隆庆年造”一种。款识外或双圈，或双框，或无边饰。款识排列多以六字二行为主，偶有一行直书。款识书写工整。民窑纪年款识多为“大明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制”、“隆庆年造”、“隆庆年制”和干支纪年款如“大明隆庆元年”等，款识书写更为随意

明万历纪年款

万历(1573～1620)，为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朝长达48年，瓷器生产无论官、民窑均数量巨大。款识风格基本分两个阶段，万历早中期的落款风格有嘉靖、隆庆风格，青花浓艳泛紫，字书写有力；晚期青花泛灰色，字书写笔划较肥。款识书写以“大明万历年制”楷款最为常见，还有“万历年制”四字楷款。款识排列有六字双行、六字三行，或一行横书，或环书。款识有青花、彩料、暗刻、或在暗刻上加彩等几种方式。万历民窑款识书写风格多变，有“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造”、“万历年造”、“万历年制”、“大明年造”及年号加干支纪年款如“万历丁丑年造”等，书写有工整与草率两种。

明天启纪年款

天启(1621～1627)，为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天启官窑器物非常罕见。款识仅见“大明天启年制”楷款一种，书写工整。天启民窑器物款识有“大明年启年造”、“天启年制”、“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及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岁吉旦”等。书写有工整与粗糙两种，工整者可媲美官窑，粗糙者甚至不易辨别。

明崇祯纪年款

　崇祯(1628～1644)，为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祯朝不见有官窑器物。书有本朝年款的器物均为民窑。有“大明崇祯年制”、“崇祯年制”、“大明年造”等楷款。书写不工，不易辨别。年号纪年款有“崇祯丁丑”等。

明代干支纪年款

干支纪年款为以天干与地支相配来标明器物生产年代的文字。多附在帝王年号后，如“万历丑年造”等。明代干支纪年款即明代纪年后再加干支的款识书写方式。

清代纪年款

清代纪年款主要有年号款和干支纪年款两类，年号款多以官窑款识为主，字体有楷书有篆书，青花、彩料、暗刻等书款方式不一，外或围双圈，或单圈，或无边饰，或双框，或单框，或围以花卉，形式多样。民窑用年号纪年款也非常普遍，另有大量书写纪年和干支款连用的器物，如“顺冶丁酉年季夏月朔望日吉立”等。书写以楷书为主，工整和草率并存。

清顺治纪年款

顺冶(1644～1661)，为清世祖福临的年号。顺治朝为清朝之初，御窑厂烧造瓷器不稳定，故有顺冶款的器物少见。官窑有“大清顺治年制”青花楷款和“顺冶年制”无边饰惜款两种。书字不工整，字间距也不相等。民窑年号纪年款和干支纪年款均较多见。如“顺冶十三年十二月占旦”、“顺治五年八月”等，干支款有“顺治丁西年季夏月期望日吉立”等。

清康熙纪年款

康熙(1662～1722)，为清圣讯玄烨的年号。康熙朝历时61年，社会稳定，制瓷业发展很快。康熙一朝历时较长，故瓷器生产带有阶段性特点。康熙早期官窑器物多半没有年款，民窑有年款。至康熙十六年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镇户于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所以，在这以前，民窑瓷器上书有年款。康熙中期和晚期，使用“大清康熙年制”楷款数量较大，晚期使用少数篆款。款识有写款和刻款，多为青花料书写。排列方式以二行和三行排列为主。外或围双圈，或单圈，或双方框，或无边饰。早期官窑款识书写有晚明风格，中后期字体清秀，其结体宽博的“宋椠体”最为著名，并为以后官窑款识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民窑以干支为主，如“大清丙午年制”、“丁未年制”等。款识书不如官窑精，但：一写仍较工整，甚至有些民窑款识可与官窑款识媲美。

清雍正纪年款

雍正(1723～1735)，为清世宗胤禛的年号。雍正胡虽只有13年，但它的瓷器生产要胜过康熙，官款款识有“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雍正御制”等，排列方式有二行、三行、一行横书和环书。款识书写工整，款外围以双固或双框。书写材料有青花、蓝料彩、金彩等。有书款和刻款。民窑款识以青花双固“大清雍正年制”双行或三行楷款较为常见，但字不太工整。纪年款如“大清国雍正九年”等。

清乾隆纪年款

乾隆(1736～1795)，为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朝共60年，瓷器生产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无论数量与质量都是后世所望尘莫及。乾隆官窑款识以篆书为主，有“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排列方式有六字三行、一行横书、环书等，四字款识“乾隆年制”、“乾隆御制”有二行排列。款外或围以双固，或单固，或无边饰，或单方框，或双方框，偶有对书款识。题款方式有书款、刻款等。书款以青花料最普遍，也有红彩、墨彩、珐琅彩等。款识或书写或刻划均工整，字为“宋椠体”。民窑有“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等，书写不很规范，有的不可辨别。年号纪年款有“乾隆十年”等，干支纪年款有“大清乾隆丙辰年制”等。

清嘉庆纪年款

嘉庆(1796～1820)，为清仁宗颗琰的年号。嘉庆官窑早期仍为乾隆风格，后期有些粗率。官款多为“大清嘉庆年制”、“嘉庆年制”，以篆款多见，无边框占多数。书款识材料有青花、矾红、金彩等，有书款和刻款。民窑款识以“大清嘉庆年制”三行无边框篆款居多，另有“嘉庆年制”篆款，书写多不规范，辨认困难。年号纪年款有“嘉庆元年”等。

清道光纪年款

道光(1821～1850)，为清宣宗旻宁的年号。道光朝瓷器生产不如乾隆、嘉庆朝，质地与釉色及纹饰均无法与乾嘉相比。官窑款识品种更是稀少，多为“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款识排列以六字三行无边饰和一行横书为常见。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紫彩等。有书款，刻款，也有描金款识。字书写流畅。民窑款识见有“大清道光年制”篆款和“道光年制”篆款。外围单框，或无边饰。款识书写不工，字迹潦草，其车有些字不可辨认。

清咸丰纪年款

成丰(1851～1861)，为清文宗奕宁的年号。成丰一朝为清王朝衰落的关键年代，内忧外患不断，太平天国使清王朝无法顾及瓷器生产，后太平军攻克浮梁县，导致了御窑厂毁坏，造成官窑无法生产。传世成丰官窑极为少见，民窑也多半不写款识。目前所见成丰官窑年款多为楷书款。“大清成丰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成丰年款多见。或双行或三行排列，也有一行横书。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彩。有书款、刻款、捕金，款外均不加边饰。民窑纪年款有六字和四字篆款，外或有双框，或无边饰，书写潦草，难以辨认。年号纪年款有“咸丰壬子秋月面壁作”等。

清光绪纪年款

　光绪(1875～1908)，为清德宗载湉的年号，光绪朝历时34年，瓷器烧造量巨大，质量在晚清中为佳。其中光绪大婚，慈禧六十和七十大寿等均有大规模的稍早。官窑年款以“大清光绪年制”最为常见，或二行，或三行，或一行横书等。清书写材料有青花、红彩、紫彩、金彩等。有书款也有暗刻款识。 “光绪年制”四字款较六字款少见，款外无边框，此时篆款更为少见，字书写工整。民窑款识以六字楷款多见，书写有工整和草率。工整的可媲美官窑，草率的极为随意。四字篆书款如同印章，篆法不合理，有些字无法辨认。另还有“光绪年造”、‘‘光绪年制”，“光绪八年”等。

清同治纪年款

　同治(1862～1874)，为清穆宗载淳的年号。成丰朝御窑厂被毁后，于同冶五年恢复了御窑厂的烧造。因战乱工匠逃亡，有技术的工匠流失严重，所烧瓷器质量粗糙不堪。官窑款识以“大清同治年制”和“同治年制”楷书款为多。款字书写较为规范，款外均不加边饰。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和金彩，有书款和刻款等。民窑款识有六字和四字篆款，或书或亥于器底，字草率，不易辨认。

清宣统纪年款

宣统(1909～1911)，为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年号。宣统官窑款识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楷款多见，有青花、红彩、紫彩、墨彩等。有书款和刻款，书写规范工整。民窑款识为六字楷体，书写不工。

堂名款

　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在订烧的瓷器上，作为私人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堂名款、斋名款等。内容有堂名、室名、斋名、轩名、殿名、书房名、馆名等。如“慎德堂”、“百花斋”、“彩云轩”、“养心殿”、“古香楼”、“述古堂”、“致远堂”、“文石山房”、“浩然堂”、“谦牧堂”、“寿古斋制”、“宁俭堂”……堂名款在宋代已经出现。明代后期形成风尚，至清代大量流行，其中康熙、乾隆、道光三朝使用更为普遍。订烧堂名款的多为皇亲、贵族、高官豪绅、文人雅士或名工巧匠。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

明代花样款

　明代景德镇窑瓷器上的花样款不多见，以小型动物或花卉居多。如传世的永乐朝青花龙纹葵口碗有绘一龙的，另有一碗底用金彩绘一片小雪花；宣德朝一青花凤纹洗底绘一凤；成化青花瓷器的外底绘牡丹或鹤莲；嘉靖朝一蓝彩花卉小盘底绘一蓝彩小兔；万历朝青花瓷器有以绿彩绘灵芝；天启朝有青花人物罐底绘一兔或一花朵的。

清代花样款

花样款多为民窑所用。明代已流行，到清代则形式更为繁多，总结起来共有六类：博古图案，如八卦、太极图、八宝、琴棋书画、八音器、及礼服上所绣的十二章等；佛教符号，如八吉祥及转轮王的七珍；道家符号，最著名的为八仙所持物，汉钟离的还魂扇，吕洞宾的宝剑，李铁拐的葫芦，曹国舅的绰板，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韩湘子的笛子，何仙姑的荷花(笊篱)； “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四朵花”款，在双囤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等，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仿写款

简称仿款，又称寄托款。为后一朝代在瓷器上落前朝代的年款。如明正德落“大明宣德年制”，清康熙朝落“大明成化年制”或清乾隆朝落“大清康熙年制”等。仿写款主要见于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瓷器上，自明代中后期至今天仍有所见。仿写款的出现与人们的好古之心以及前朝瓷器的经济价值高有密切关系。如永宣青花以其音料的浓郁．釉质的润泽，胎质的精细一直为世所传诵，自成化以后一直有所仿制，它们都落上“大清宣德年制”年款，这些人当初的好古之心却为后世的鉴定带来极大的困难。前朝代的器物如成化的斗彩、康熙、雍正的颜色釉等，因其市场价值较高，又多被精于制假者所造，充真品谋利，这就有必要对仿写款的器物鉴定。

“天”字款

　主要见于明成化斗彩罐。罐主要有长圆腹和矮圆腹两种。底足施白釉，中以青花楷书“天”字，外无边饰。纹饰有龙、凤、海兽、缠枝花卉纹等。“天”字笔划均衡，书写有力。为明代斗彩精品。以后历代均有仿品出现，尤以清康熙、雍正仿品最精。

“供御”与“进盏”款

宋福建建窑茶盏或窑具上的款识。其所产黑釉茶盏的外底有阴刻“供御”、“进盏”字样。建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是宋代新兴的生产黑釉瓷的窑场之一。北宋后期由于其生产的黑釉盏适于斗茶，一度大量烧制，带有“供御”、“进盏”款能茶盏是专为当时宫廷生产的斗茶用具。清末寂园叟《陶雅》载：“兔毫盏……底上偶刻阴文‘供御’楷书二字．”

西夏文款

西夏瓷器上也书款识，字为西夏文。如出土一件施半截褐釉的剔花瓮，白色雕地上有四行墨书西夏文。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其腹部刻有西夏铭文。

八思巴文款

　元代瓷器款识。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因它的创始人是元代忽必烈的国师、喇嘛教高僧八思巴而得名。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命八思巴制订官方通用文字，八思巴便以藏文文字为基础，运用汉语的语法，创造出一套拼音文字，它类似现在的汉语拼音。八思巴文从1269年颁布到元朝末年，共用了100年左右，因此八思巴文是元代瓷器的时代标志。明正德官窑青花瓷上也有八思巴文款瓷器，这与正德皇帝信奉喇嘛教并与蒙藏上层僧侣来往密切的原因是分不开的。

枢府款

室名款

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书写于订烧瓷器上作为私家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室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堂名款、斋名款、斋堂款等。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殿名、楼名、阁名、室名、书房名、馆名等。如：慎德堂、拙存斋、彩云轩、养心殿、古香楼、文山阁、澹怀室、古香书屋、椒声馆等。其中以带“堂”字的室名款最为多见。室名款于宋代已初露端倪， 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更是大量流行，尤以康熙、乾隆、道光时使用最广。在陶瓷款识中，室名款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室名款的使用与当时封建帝王的附庸风雅之风有密切关系。定烧者大部分是皇亲、贵族、高官豪绅、文人雅士或名工巧匠，也有一部分(例如带“官”或“殿”字的)是皇帝本人订制的，一股人不能随便使用，如嘉庆朝“懋勤殿”款印盒。懋勤殿位于故宫乾清官西庑，康熙皇帝曾在此读书，存放过碑帖，嘉庆时继续存放先帝遗物。此盒即为嘉庆时懋勤殿专用，至今盒里还有鲜红的印泥。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瓷款之堂名、斋名者， 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又曰：“有清仁庙、纯庙两代君主，好讲理学，故所命堂名多理学语。康熙则有乾惕斋、中和堂；乾隆则有静警、养和、敬慎诸堂，皆内府堂名也。由是亲贵诸士亦趋重于理学成为风气，如拙存斋、绍闻堂在康熙间；敬畏堂、正谊书屋在雍乾间；宁静、宁晋、宁远、德诚诸斋在乾嘉间；慎德堂、植本堂、有恒堂均嘉道间，大抵多属亲贵诸王之制品。” 还言：“称堂、称斋者，帝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贵达官有之，而帝王无之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应当指出，有些室名款，特别是清代室名款，纵贯数朝，也有些清初瓷器上题写的款识，晚清再次出现。

太平天国和大清对抗多年，他们的钱和粮食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众筹的方式来获得。

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其实有一个口号就是要降低税收然后缩小贫富差距，所以说当时的起义军肯定是不能够找百姓纳税的，只能依靠众筹的方式来获得钱和粮食。也就是说当时的起义军各自筹齐自己的军校，军人们都把自己值钱的东西全部上交，这样就看获得军饷了，而且也可以真正的实现贫富均衡。钱多的就拿多一些，钱少的就拿少一点。

第二：搜刮敌人的阵营的物资。

其实这种做法在打仗的时候是经常会使用的，因为在打了胜仗以后会有机会占领对方的领域，那么死掉的士兵和落荒而逃的士兵都会留下不少的物资，其中有武器，也有粮食，当然还可以搜刮到一些值钱的东西，这些都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的财富的来源。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有不少的豪绅，他们家都是非常有钱的，只要搜刮了这些有钱人家的财富，完全就可以用来充当军费了。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会造成百姓的恐慌，到最后不仅仅是搜刮富豪，就连普通百姓也难以逃脱。

第三：进行贸易购买。

当时太平天国如果没有了粮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花钱购买，毕竟要依靠搜刮百姓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当时太平天国其实也进行了一些列的贸易，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以及陶瓷等产品都卖到了国外，所以赚到了不少的白银，而这些钱正好就可以用来购买粮草，到时候打仗的时候就可以用来作为后备的粮食。

第四：严格的控制白银的输出。

其实当时太平天国的时候鸦片在中国盛行，有不少中国人都开始吸食鸦片了，造成大量的白银流失到国外，国内没有钱了。但是当时太平天国对于鸦片的管理非常的严格，只要发现有人吸食鸦片都是立刻处死的，所以说太平天国在最缺钱的时候也可以保证财务的充实。

信息来源：博宝艺术网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笔者对浅绛彩瓷多有爱好，曾写《清御窑厂末代画师与浅绛彩瓷画》（载2001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之《收藏鉴赏周刊》）。近两年，笔者仍在探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窃以为有所心得，乃不敢不公之于同好，以求共同探讨一些浅绛瓷在学术上仍存在的疑问，如：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一、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二、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三、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周子善 俞子明 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 罗畅谷 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 邵美之 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 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程次笠 李友梅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绰章 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 许品衡 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 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 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 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 万辅廷 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 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 雷光亨 雷桂泉 胡干 许达生 茂盛 清标 启明 何明谷 舒以氏 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 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 陈子常 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 汪照藜 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喻春 许达生 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 何子林 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 敖少泉 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 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 马庆云 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 叶淮清 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 杨紫卿 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 何明谷 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 松竹轩 义隆 义兴 鸿兴 永兴氏 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窑厂的新、老两代画师外，在市场的刺激下，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与“红店”陡然也多起来了。此时浅绛瓷上署字号、轩氏的作品也多了，他们都还努力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画工。御窑厂有老、中、青三代画师画浅绛瓷，一时精品纷呈。从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陈设瓷，还有不少精美的浅绛彩瓷板画。更有些作品直接标注有表明是绘于御窑厂内的落款，如“画于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环翠亭”等。而“红店”的浅绛瓷作品其画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较大，具商品气息，而少艺术氛围。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

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季春 黄斐成 胡全太 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 段生茂 吴飞麟 胡仲贞 潘陶宇 徐成城 孙福昌 森顺 江和丰 子良 王琦 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陶宇 徐仲南 仙槎 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 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五、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汪藩 周子善 俞子明 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 任焕章 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 周筱松 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 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 胡献瑞 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 吴飞麟 王琦 潘陶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六、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瓷是在晚清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的悲惨境地，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在厂子被兵火烧毁后，为了生计而烧制的一个崭新的瓷艺品种。浅绛瓷投市以后，由于画面新颖，价格低廉而一时脍炙人口。历经70余年后，浅绛瓷又渐渐消失于我国灿烂的陶瓷史之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端详这支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瓷苑奇葩时，更觉应还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那些精美的官窑画师们的作品。它们既具当时皇家窑器的风骨，又有大方之家的风采，更具文人书画的风韵；既浓缩了馥郁的文化底蕴，又体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当年创造了历史，今天又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本应该就是瓷器中的精品，文物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