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片的收藏价值分析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已名震大半个中国的天才考古少年郝笛，后来天津的许多大型考古挖掘现场都邀请他到场。8岁时，他花5元钱买下了直径15厘米的太平天国时期孤币“洪武通宝”；10岁起，他收藏考证古代盔甲，现在是国内外此项研究的顶级专家；12岁，他破解了困扰中国考古界2000年的谜题“白金三品”和“鱼肠剑”，初步确立了在中国考古界的地位；13岁，他成为中国文博学会专业委员会年龄最小的会员；他的藏品价值过亿，是中国古钱币、古铜镜、古兵器戈最大的收藏鉴赏家；他的鉴定结果往往决定着几百甚至上千万元额度的大宗文物交易。

八九岁时赚了17万元

在考古鉴宝界，郝笛颇像一座无人能够探知的古墓，充满悬疑与传奇。

10岁以前，郝笛一直住在沈阳道附近的爷爷奶奶家。在父亲郝文敏的记忆里，5岁时郝笛就开始迷恋文物了。

郝笛自小有着同龄孩子身上少见的安静，而且智商奇高，父亲需用计算器计算的百位数加减法，他张口就能说出结果，给他买的玩具他看都不看一眼。

上学以后，郝笛常常深夜才回家，问他，就说去看朋友了。什么朋友能玩到这么晚？家人把电话打过去，朋友竟是位70多岁的老人，那时他的身边都是这样的朋友。

沈阳道上的老人们后来说，6岁起，郝笛就已是文物市场上频繁的买家了。7岁时，他就花7000元钱买回一把青铜剑。

10岁那年爷爷去世了。晚上，郝笛静静走进来，跪在灵堂前，4个多小时后，郝文敏一觉醒来发现儿子还跪在那儿，一推，孩子已僵住了。当医生的妈妈赶过来，看到儿子的腿都紫了，揉了3个多小时，孩子的腿才会动。丧事办完后，郝文敏觉得应该跟儿子好好谈谈，郝笛哇的一声哭出来：“是我害死了爷爷，他不该死那么早，他把你给他的医药费全拿给我买文物了……”郝文敏大吃一惊，那时他的生意很顺，每个月都给患糖尿病的父亲三五千甚至上万元钱。到那时，郝笛购买文物已花去40多万元，其中还有他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郝笛对父亲讲起八九岁时，一处工地挖出一批碎瓷片，他一包包背回家，攒了4麻袋。之后一片片拿到市场上去卖，他懂行，谁也骗不了他，一共卖了17万元。7800多枚古铜镜，几乎是现有存世总量的1/3，大多是那时他从文物市场淘来的。

10年来，每到爷爷忌日那天，郝笛都水米不进，以此作为对给他帮助最多的爷爷的纪念。

司马南：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

天津老作家、收藏家王鹏就住在郝笛家楼上。他清楚记得，郝笛7岁那年，自己的老师——一位钱币收藏大家闻讯找到郝笛，随身带来几本收藏册，3000多枚古币，3分多钟，郝笛合上钱册，“有7枚不对，仿的。”老先生惊得目瞪口呆，那7枚一般学者拿放大镜都鉴定不准的仿品是他故意夹进去试探郝笛的。那时，郝笛已是名震京津的古钱币研究“神童”了。

郝文敏最初见识到儿子的厉害时儿子还不到9岁。那年在洛阳博物馆，他不经意跟身边一个馆员说起自己是郝笛的父亲，呼啦围过来几位研究员，一个副馆长还不住叮嘱他：“好好培养，你儿子可了不得。”有一年，郝文敏带着儿子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小郝笛边看边说：“这个年代不对，那个工艺写错了。”郝文敏直拦孩子别乱讲，旁边一位老者说：“他说得对，我能和他聊聊吗？”边聊，老人还不住地记录，后来，有人告诉郝文敏，那位老人就是文物名家、末代皇叔溥佐先生。

11岁时，曾有人问郝笛“凭什么给人家鉴定文物的真伪？”郝笛说：“很简单，老的东西都有神韵，像围棋的黑白子一样分明。”“什么是韵？”“一种感觉，很微观，说不出来，肯定不是唯物的东西，上千年了能没有神韵吗？”满座失声。

上初中时，郝笛常常逃课，躲在家中或图书馆研究考古和历史书籍，《二十五史》、《铜元详考》、《中国古币》……一学期下来，郝笛在学校的考勤只有几个星期。12岁，发现了“白金三品”和“鱼肠剑”后，他撰写出《发现鱼肠剑后的探索》、《棘币初探》等多篇论文。

是真的吗？最先赶来求证的安徽电视台记者足足数了一天一夜，郝笛家几乎包含了中国历朝历代的钱币共有167800枚，古兵器戈、青铜剑3000多把，盔甲10多副……

小山似的古钱币堆在屋中，天津一位记者随意从中抽出一枚，坐在沙发里的郝笛只一瞥：“东西汉之间流通的新疆龟兹无纹钱，是目前发现最小的币。”再抽一枚，“西汉早期的榆荚半两钱，厚0.2毫米，是中国最薄的古钱币。”山东电视台导演许凡和他打赌，把他带进山东博物馆库房，随便指出一件，他能滔滔不绝讲上几十分钟。

反伪斗士司马南带着专家找到16岁的郝笛，从高古玉到瓷器到盔甲到陶器，郝笛讲得专家时而连连点头时而轻轻摇头：“这个，我们还没有涉足过……”临了，司马南拉着郝笛的手说：“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理解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老话。”

西北列车上的刀光剑影

专家说：“能与郝笛对话的古钱币专家，全国不到10人。”很早，郝笛就已是全球数十家博物馆最资深和权威的客座专家了，从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到海外收藏界，从京津到西北到江南，郝笛被当做大师一样尊崇和膜拜，一件文物只要郝笛看过了，没有人再怀疑它的真伪和价值。

在武昌一个农家的炕头，郝笛匍匐在一件件古器具旁，嘴里不住叨念着：“对，对，都对。”然后用手一指墙角、地当中几个盆碗：“这个，这个，不对，仿的，还有那个，修补过……”卖家直喊冤：“你得给我证明，这可不是我仿的，否则，我在圈里还怎么吃饭啊。”“都是早仿的，你也没这个本事。”临了，郝笛看一眼两家：“结了，你们谁给钱？”郝笛是卖家托了几层关系请来的，但他绝不会因为谁的面子偏袒谁。“我付钱，但我绝不可能给你3%。”买家开口了：“我会付给你5%。”那笔交易的最终额度是700多万，那一年，郝笛14岁。如今，从港台到内地一大批企业家、演艺界大腕等文物买家，都以能请到郝笛做鉴定作为是否收购的标准，他的结论往往决定着6位甚至7位数的大宗交易。“郝笛一到，我马上打款，价钱不是问题。”买卖两家都清楚，郝笛现在的酬金是成交价的10%。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每年寒暑假，郝文敏都得带着儿子去淘宝、鉴宝。

一是一二是二，文物不说假话，郝笛也从不说假话，郝笛是鉴宝界有名的“铁包公”，这使他在圈子里既让人爱又遭人恨。

去年初，应一位大人物的邀请，郝文敏陪同儿子乘上了开往西北的列车。凌晨2点多，一个光头大汉轻轻拍醒了郝文敏，郝文敏心头一紧。“光头”带着他走进卧铺席，里面坐着4个面露凶光的黑大汉。

一个年龄稍长些的家伙开口了：“我们哥几个已经被郝笛逼得快吃不上饭了，前面几次就算了，这次务必请他抬抬手，不然，你们的雇主也可能把我们‘做了’，这个是我们的一点意思。”黑大个指指地上一个鼓囊囊的塑料袋。“我试试吧，你也知道郝笛的脾气。”郝文敏回去推醒了儿子，不一会他又返回了卧铺，来去四个回合，郝笛说了，坚决不行。“如果郝笛答应，这次交易的7位数利润可以全部给他，留我们哥几个的性命，也留你们一家5口的性命，让郝笛掂量着办吧。”4个黑大汉怒目相对，硬座车厢里，几个打手也站起身，腰间露出明晃晃的刀子。“我不去了，这批货我不去看了。”到下一站，郝笛和父亲下车返回了天津，宁可不看也不说假话，这是郝笛最大的一次让步。

针鼻大的电锯痕

五大道一对下岗夫妻背着一包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展转找到郝笛，孩子要上大学了，学费得10万元，接连找了几个买家，最高的给5万，少的5000元。郝笛很快把东西分成三堆：“这件值35万元，那两堆不值钱，每堆值5万。”郝笛又给了他们3个联系方式：“告诉他们，说我看过了。”夫妻俩千恩万谢，郝笛一分钱不收：“你们不是收藏家，也不是文物贩。”事后，郝文敏埋怨儿子：“你怎么不花10万自己买下来，没看出来吗，他们其实就想要10万元钱。”郝笛说：“这种钱我永远不会挣。”

21岁的郝笛有着“中国考古第一大家”的美誉，他也是第一个敢用照片鉴宝的人，而且从未失过手。不久前，苏北山区一位农民给他寄来几张照片，他在自家院里打井时挖出了一个小铜盒。郝笛看了兴奋不已，接连说了几个“珍贵，太珍贵了。”原来那是只有记载没见实物的秦朝衡器。他拨通那位农民的电话：“你的东西太珍贵了，实在难以做价，再别给别人看了，那会很危险的。你去找某博物馆的吴馆长，说我看过了，他能给你300万。”

台湾故宫博物院一位专家也因此和他成了朋友，常常电邮些照片给他，让他帮助做鉴定。去年夏，这位专家领着大陆几位考古专家来找郝笛，这次他带来了一件高古玉方樽，他们都已看过了，只想让郝笛点下头。郝笛端详了一会，用他惯常的老练语气说：“没错，玉是高古玉，仿的，也不是现在仿的，是在民国时期，你拿去拍卖，别人也能当真的买。百密一疏，形制和纹饰我先不说，最明显的内壁上有一处电锯痕。”几人拿放大镜一瞧，果然有一处针鼻大小的电锯痕。

有关郝笛鉴宝的传奇在文物界传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他亲眼见过，一个被罩住的青铜鼎只露出针鼻大的小眼，郝笛竟能鉴出它的真伪。

秦皇祖父下人墓出土的殉葬炉灶，汉代的陶罐……两室一厅的郝笛家每面墙壁都摆着满满当当的博古架，地上堆满了铜镜、高古玉，墙上钉满青铜戈、剑……郝文敏说，郝笛的收藏共有一万多个品种，总数量超过15万件，这里仅是他收藏的1/10。太丰富了，一位日本汉学家看过郝笛的收藏，开出1亿多元人民币的天价要买：“这些收藏足可以建4个中型规模的博物馆。”郝笛说他的东西中很多并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但如果现在不收藏保存起来，后人再想研究它时恐怕就找不到实物了

桌上的铁盆里留着一个吃剩的包子，这天爸爸花2元钱给他买了顿午饭，郝笛刚吃过，现在刚睡了会，22日晚他在那台旧电脑前忙着写他的《中国古币大全》，又只睡了6个小时；卧室兼书房里只有一张长沙发，谁也说不清，他有多少年没睡过床了；多年来，郝笛简朴得近乎悭吝，父亲给他20元钱让他买双鞋，他花3元钱在地摊上买回两只形号不同的旅游鞋，左脚44码，右脚43码，那双鞋他一穿就是好几年；校服穿到拉不上拉链，对于生活，郝笛只有一个要求——越简单越好……指着桌上的6枚古钱，郝笛说那是他刚从一个日本汉学家手中收购来了，花了360万元人民币。

坐在那堆古文物中，郝笛常常把弄着其中的一件，甚至一整天坐着不动，不说一句话。有些日韩的汉学家来拜访，每次和他们谈完话，郝笛都会沉闷好几天：“他们对中国古币的研究很多地方超过了我们……”

谁也说不清，在这个外人看来还是个大孩子的心里，有着怎样丰富的世界。有人说，对文物他生来就有种使命感；有人说，他生下来就已是个5000岁的老人。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