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行当》之 游医.皮行

在江湖门派里，游医属皮门，故又称皮行。

如果要考究中国游医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代，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时代，虽然还巫、医并行且这并行现象一直绵延不绝甚至眼下还有，但既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游医存在应该是肯定的。至于稍后的扁鹊、更后些的华佗，已经被“皮行”奉为行当的“祖师”了。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个保证自己不害病呢？害病了，一般头痛脑热的，冲碗姜糖水，喝将下去，躺到床上，用厚被褥捂它一捂，发一身酣畅大汗，或许也就好了。更多的穷窘人家，不仅想碗姜糖水都难，大白天里躺到床上，更是很奢侈的举动：家大口阔，上有病恹恹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娃儿，能够躺得心安？病得重了，用我们武汉话说就是病得“摊了铺”了，不诊保不住命了，或用偏方一两副，熬了灌下去，好了就是运气；或实在打熬不过去了，请医生，拿脉开方，折财吃药——这，就用得着游医了。

从本质上看，游医与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篾匠、箍匠之类手艺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居无定所，都是到处游走，都是做了事拿了钱走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有各自赖以吃饭的货品或手艺——至于货品手艺是真是假，有几分真几分假，就又另当别论了。

就医疗机构发展的历史顺序看，最早出现的当是游医，其后才有药铺的坐堂医生和独立开诊所行医的中医师。

至于西医，别的城市什么时候有西医或者西医医院，不好妄加臆断。就我们武汉市乃至湖北地区，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了这种“新事物”：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为着贯彻该教会向中国传教的意图，因担心中西方政治、语言、文化诸方面的隔阂，为便于接触中国的百姓起见，觉得以行医的面孔出现在中国比较有亲和力。出于这种考虑，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7日，该教会的传教医生思维善（F.P.Smith），远渡重洋来到汉口。8天之后，这位思维善就在汉口彭家巷挂起“普爱医院”的牌子，开始对外应诊。这普爱医院不仅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年华中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而当年的那个思维善医师，虽然是从英伦三岛远道“游”来的，却不能算是我们本土的游医，而是在武汉最早工作的西医医生。其后，1866年9月，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汉口后花楼办了个“仁济医院”，这医院于1928年迁至中山公园附近，改名协和医院。再稍后，亦即1875年1月，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办起一座医院，最早叫同仁医院，就是如今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可以想象，偌大个武汉市，仅仅三家西医医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好在，当年武汉百姓人等对西医颇多疑忌，一般轻易不敢进这“洋医院”就医。再说，当时的西医院，医药种类也有限得很，最多的也就是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和金鸡纳霜这有数的几样药品，对一般皮肤病、眼睛红痒、疟疾、感冒发烧之类毛病，疗效甚显，至于其它疾病，大多无能为力，更遑论稀奇古怪的什么疑难杂症了。所以，即使就三家医院，对于偌大的城市来说，居然也不显得资源稀缺。

在漫长的过去岁月里，中国人大多还是崇尚中医。而游医所展示给病家的招数，亦是望闻问切那一套，所用方剂，亦是中药，因此之故，在漫长的过去的岁月里，游医总有他们活动的空间，有他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平心而论，在中国这幅员广阔的农耕社会，游医确有存在的土壤，而且，可以肯定，在游医存在的历史岁月里，一些游医还是有些医术医德的，在给人治病解救人间病痛上，应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传说中的神农、扁鹊，医术神乎其技的华佗，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等，都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游医。只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医中药这行当本身的特殊性，比如诸多指标评估的非确定性、某些理论概念诠释的模糊性，混同在中医中药这一大行业中的游医形象，更因难以管理和自律的缺失，而变得逐渐丑恶起来。由于我们的医疗条件尤其是农村医疗条件长期的不理想，医疗资源的长期紧缺，医药行业有着不菲的利润空间，受利润驱使，游医这行当代有传人，大量不良之徒掺乎其间，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急功近利，或偷工减料，或以假充真，每每乱使虎狼之药，戕害人命，不计后果，以致在人们眼里，游医这一本为治病救人的行当，在悬壶济世的幌子下，蜕变成江湖骗子的代名词之一。

顾名思义，游医游医，其特色就在一个“游”字上。背个褡裢，里头膏丹丸散，或许都装得有一点，针灸火罐，或许也备得有一套，走街串巷的，是为游之一义。更重要的是，被病家接进门后，如何让病家相信他的医术，如何肯买他的药，如何把病家的银子钞票弄到自己口袋里来，这需要口吐莲花游说的本事，这才是游医那个“游”的真意。

游医这行当，从“游走”方式上，可分为“摆四平”和“推包”两类。“摆四平”者，即在庙会或闹市街头设摊的游医，他们或当街当众用铁锉子锉药粉，名之曰“使捻子”；或在地摊上摆几样药瓶，名之曰“占谷”。他们招摇给人看病，名义上不收钱，以销售他们的“秘制方剂”牟利。这类游医，相当于我们武汉所谓之“挖地脑壳”亦即摆地摊者。大医院旁，道路边，尤其是车站码头附近，这类挖地脑壳的游医，眼下仍时有所见。而“推包”则是不摆摊的。他们擎一竹竿，竹竿上挂一长布，上书“祖传名医某某”或“妙手神医某某”之类，算是招牌；手摇一“虎撑”又名“推子”的“串铃”，游走四方。这类游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医，民间俗称为“走方郎中”。

走方郎中摇的那“虎撑”，颇有来历。据说，当年药王孙思邈在行医游走途中，见一老虎挡道，虎嘴张得老大。在专家孙思邈看来，老虎作如此形状，似乎不是要拿他当点心，而是向他展示痛苦且求救的意思。孙思邈掰着虎嘴看了看，确诊是根骨头梗在喉咙里了，就随手用根树棍子撑住虎嘴，为老虎作手术，取出了梗在虎喉咙里的骨头。解除了痛苦的老虎，见药王用两只脚板游方实在太辛苦，为感恩，就甘愿做了孙思邈的坐骑。在孙思邈被奉为皮行游医的祖师神祗后，就是骑着老虎、背着济世葫芦药包、手持后世名之曰“虎撑”的树棍的形象了。为表示“入行”，是皮行中人，是药王的“后裔”，后世“正规”的游医们游方时，那根虎撑是少不了的。只是，这虎撑已非彼虎撑，早已演变成中间放了几粒铁弹、直径四五寸的串铃了。

长期以来，游医一直是行医兼卖药的，就是后来有药铺了，有些大药铺设置了医生应诊，那称之为坐堂医生的，与庙会街头“摆四平”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这么说，不卖药，游医根本无利润可言。所以，从“专业”类别上看，用皮行的行话来表示，游医有这样几种：

一为“放边汉”，就是用铁条狠抽自己脊背胳膊腰肋的游医，其“业务”就是专卖跌打损伤膏药；二为“青子图”，是用锋利小刀在自己臂膀处割出伤口流出鲜血，以此招徕眼球的游医，目的是兜售刀伤膏药；三为“龙宫图”，专卖橡皮夹着纸张制作的刀伤膏药者；四为“香工”，这类游医多扮作寺庙、道观的义务劝善者，劝人给神祗捐香烛钱，“顺便奉送”所谓的秘方圣药；五为“收包”，是在走乡串村的戏班子中，趁戏场子人众时自称懂医理的艺人而行医卖药者——这类“收包”游医，又名“挑柳驼”。唱戏艺人这行当，属于江湖中的“调”门。调门中人，跑四乡搭野台子唱戏，除一两个主“角”之外，并无固定人员，加之调门中人很讲江湖义气，无论是谁，只要略懂调门规矩，进得班里，到后台供奉的祖师爷神位前叩几个响头，戏班子的人就视为同道，同吃同住毫不见外。“收包”“挑柳驼”的游医，利用的就是唱戏行当这一特点而混迹其间的。

当然，游医们用铁条狠抽自己，弄得伤筋动骨的，吃了自己的祖传秘方，立马筋骨复原；用刀子狠割自己，血呼啦呲的，敷上自己的秘制药膏，立马伤愈血止；凡此种种，如果卖的是真能治病的药，显的都是救人的真功夫，手段古怪些，形象血腥点，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游医，都是不懂医术，略知几味草药的作用，就给人治病，或者干脆靠几下变戏法的快手，设局骗人坑人——

比如，上述“青子图”类游医，用刀子在自己手臂划上血道子，再贴上自己的膏药立马止血。其实，那功效不是膏药有什么奇效，而是事先在一般的膏药上搽抹点巴豆霜，利用的无非就是巴豆霜极强的收敛作用而已。如此割划治疗，对于游医自己，已经习惯，对于真正的刀枪伤者，如此这般地“治疗”，实在危险。

再如，吹嘘自己的膏药如何如何有活血化瘀奇效者，为令人信服，往往当场拿出一叠膏药，请现场围观者之一从中取出一张来，游医自己从放在案板上的铜钱堆里取一枚铜钱，或从案板上的破碗屑中取一片瓷片来，放在膏药中间合上，放在火上烘烤片刻，再把膏药摊开在案板上展示：包铜币的膏药，铜币碎裂了，包瓷片的膏药，瓷片碎裂了。围观者多以为这膏药真的有活血化瘀奇效：连铜板瓷片都化了，化起积痞淤血来还不是小菜一碟么！其实，那铜币，是似铜而非铜、俗称“自然铜”做的；那瓷片，是药铺里卖的海螵蛸，也就是俗称的墨鱼骨而已。自然铜、墨鱼骨，都是用手一捻就碎的玩意。游医在铜钱或瓷片中挑选了自然铜或墨鱼骨，摊膏药的时候，游医手上使了点暗劲，被火烘热的“铜币”或“瓷片”，自然就“和血化瘀”了。

还有更害人的：你说你不思饮食，游医说，你这是食积胃滞，用信石、巴豆、芫花，给你来个上吐下泻，说是行积！殊不知这信石即生砒霜为剧毒之品，巴豆行泻生猛，都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至于治疥疮用火硫磺粉、治疟疾用红信之类，虽然可以让疥疮暂时收口、让寒战者顿转平和，至于过后疥疮热毒走内而里头溃烂、疟疾不愈且脏腑中毒等等恶果绽露之时，荷包里装了病家银子钞票的游医，早就不晓得又游到何方去了……

照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是不会有游医了。

可是，正如，尽管人已经可以乘航天器航天、可以乘飞船登月探险而仍然有宗教信仰一样，在医学科技发展到可以置换角膜、可以移植肾脏肝脏、可以变性换脸克隆器官的今天，游医仍然没有退出我们的视野，而且，眼下，他们的生意，似乎更火爆了。

自然，这与近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密不可分。

人生在世，如果收入薄，物质条件差，衣，可以不要时尚，挡寒、蔽体、遮羞足矣；食，可以不近珍馐佳肴，果腹足矣，且可以免了眼下一些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富贵病；住，方丈蜗居，遮风蔽雨，亦可称足；行，可以不要私家车，不要摩托不要自行车，甚至不去挤公交车，安步当车于精神于肉体似乎都无害处；最可怕的还是生病。相当流行的一句话通俗而深刻：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健康；有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有病。可近来，对天价医疗费用、对公立医院摒弃医德盲目逐利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传媒频频曝光，闻之者以为骇人听闻，在游医看来，估计属于不可多得的喜讯：哇噻！我们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了咧！

如今的游医，较之旧时代的皮行先辈们，各方面都绝对地与时俱进了。就形式而言，摆地摊类的“占谷”“摆四平”“使捻子”者虽然有，但见得少了；至于“推包”亦即擎招子拄虎撑游走四方者，基本绝迹了。眼下的游医，往往相个穷窘人口集中的居民片区，租间屋子，挂出“×××诊所”之类招牌出来，弄点假药水货药，病是治不好的，真要治死，也不是件蛮撩撇的事——毕竟，人的生命，有时还是很顽强的，特别是身处恶劣境况且已经习惯这境况的生命，尤其显得不晓得几“扎实”。挑选贫困民居地“开业”，当代游医看中的，就是麇集在一堆的这大大的“穷”字：人穷病多，马瘦毛长。穷人病了，往往不敢进正规医院，就是这游医性质的诊所，也是轻易不进去的，实在病得挺不住了，就在这“×××诊所”，花几个小钱，对付过去，也就罢了。正规医院，治个感冒咳嗽，没有千儿八百人民币，治不出个名堂来。可千儿八百这数字，是我们城市“混得不错”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对大量的失业下岗者、低保户，这数字足以让他们把舌头吐出来半天缩不回去！当然，这类当代游医的“业务”，由于是“无证照行医”，故他们往往用些诸如偷梁换柱、昼伏夜出之类战术来对付相关机构，尽管如此，终归还是有被查处的风险。于是，另一类更高明的游医就“应运而生”了：傍个公立大型医疗机构，或称为该机构的某某专科门诊部，或干脆将该医疗机构的某个甚至某几个专业诊疗科室承包下来，向该医院交纳若干年费，就堂而皇之地成为该公立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了！这类做派，眼下十分流行——粗略想来，这当代的游医们噢，比旧时代那种傍着“调门”戏班子行医卖药的皮行前辈们，真是不晓得要高明几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