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片也是文物吗

大河网消息，郑州某小区，在59岁敬勤俭的家中，说起展示柜中的藏品，他一脸的宠溺。“漂亮着呢”“好看得很”是他说到这些宝贝时用得最多的话，这些都是敬勤俭在近20年里捡来的。

而这些被敬勤俭精心呵护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宝贵，因为这些藏品并不完整，大部分是碎瓷片儿。

【结缘】

出身医学世家

却对捡“垃圾”着了迷

“有些东西就没法用经济价值衡量，这些陶瓷碎片儿实际上就是历朝历代的垃圾。”对于敬勤俭来说，这一屋子的陶瓷片儿是他经营近20年的宝贝。

敬勤俭出身医学世家，家里珍藏着祖上传下的“医林拔萃”“济世良医”等匾额。按照长辈的期许，他应该将医术传承下去，可年轻时执拗的他做过灯泡厂工人、卖过书、倒腾过二手房……唯独没和医学沾过边儿。

“40岁那年，接触到了碎瓷片儿，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敬勤俭说。

第一次接触陶瓷片儿的经历，敬勤俭记忆犹新。“那年夏天，下大雨时，我看有人在建筑垃圾中翻找东西，一问才知道他们在捡瓷片儿，说这是古董。”敬勤俭说，于是他便加入了捡瓷片儿的行列，“砖头、瓦片儿成袋子往家里捡，捡的多，扔的也多。”

就这样边捡边学，敬勤俭接触了不少收藏圈的朋友，对于陶瓷片儿他越发痴迷。

【痴迷】

“别人都说我是疯子

可我知道自己在干啥”

捡陶瓷片儿就得跟着建筑垃圾跑，近20年来，郑州老城区哪里有拆迁，哪里就有敬勤俭的身影。“运送建筑垃圾的车一般都是晚上往郊外拉，我就跟着司机师傅去摸点儿。”敬勤俭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拎着袋子赶过去，一辆自行车、一把铁锹、一个袋子是他的标配。

敬勤俭告诉河南商报记者，捡陶瓷片儿连轴转的日子，他经常衣服上沾满泥巴，脸上胡子拉碴，头发留得很长，最长时长到了肩膀处。一是因为没时间打理，一是为了捡瓷片儿方便，“建筑工地不是随便能进的，长发的样子一看就是捡破烂儿的，就没人拦我。”

终日沉迷于碎瓷片儿，为了买别人手中的瓷片儿，他还一度卖了两套房子。妻子、哥哥、母亲曾一度认为他疯了，敬勤俭的大哥曾对母亲说：“小三儿（指敬勤俭）可能真疯了。”当时母亲就哭了：“那他要疯了，有啥办法啊？”

“可我知道我在干啥，说我疯了也好，因为没人去理会一个疯子，正好可以专心捡碎陶瓷片儿了。”敬勤俭说。

　【欣慰】

历时一年

用碎片还原宋代绿釉荷叶枕

从一窍不通到创办“商都魂古陶瓷标本收藏馆”，敬勤俭近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他的藏品时间跨度很大，包括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文化的陶器标本，商、周、春秋战国及汉代的陶瓷器物标本，唐宋以来各大名窑出产的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标本，以及民国时期的陶瓷工艺品等。

“这些都是在郑州发现的，每个时代瓷片儿量的多少能代表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敬勤俭说。

敬勤俭的收藏室中，还有几件完整的物件，是他用碎片儿拼起来的。其中一件宋代的绿釉荷叶枕，从最开始捡到部分残片，然后收集残片，到最后拼凑完整，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跟着了魔一样，找了一年，基本算拼起来了。”敬勤俭兴奋地说。

这件绿釉荷叶枕通体透亮、泛着绿光，曾有收藏家出高价购买，敬勤俭坚决不卖，“本来就可遇不可求，能拼凑完整更是缘分，怎么都不会卖的。”

　【意义】

见证郑州古陶瓷的发展史

因为拆迁，敬勤俭在管城区主事胡同经营近20年的商都魂古陶瓷标本收藏馆拆迁了。去年年底，敬勤俭又为这些珍藏的宝贝重新找了家，但敬勤俭觉得，“现在的地方不如胡同，没那个氛围了。”

同样替敬勤俭惋惜的，还有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孙新民，“他这个商都魂古陶瓷标本收藏馆建立起来不容易，是这么多年一片片收藏的。”

孙新民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目前搞收藏的一种是收藏成品，还有一种就是像敬勤俭一样收藏标本，“他的标本时间跨越很大，收藏量也很惊人，对研究古陶瓷在郑州的交流和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商都魂古陶瓷标本收藏馆没拆迁前，孙新民还曾邀请中国古陶瓷研究学会成员来参观过。

“我年纪大了，这些东西又带不走，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博物馆，展示郑州古陶瓷文化。”敬勤俭说，随着陶瓷片儿数量不断增加，保存和拼合瓷片儿他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我养大的孩儿，可现在我快养不了了。”

瓷器无痕粘合剂300克 160本品用于破碎瓷器的粘连。修补后无接缝痕迹，肉眼看不出修补痕。先清除施瓷器破损处的杂质。连接处要干燥；用修补工具或小刮片沾上粘合剂均匀涂抹于瓷片接缝处；直接粘到所在瓷器原处；将接缝处溢出的粘合剂，用修补刀具或小刮片轻轻抹掉，表面弄平整；静置60分钟后，用砂纸或磨光机打磨接缝处。再静置24小时完全固化。谢谢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1、清代各朝的瓷器，内容丰富，既有共同风格，又各具不同的特点。

2、清代瓷器的造型

顺治、康熙时，古拙、丰满、浑厚，雍正时的秀巧隽永，乾隆时则显规整，嘉庆、道光以后则稚拙笨重。

3、胎体，琢器类，一般薄厚适中，圆器类则有厚有薄。康熙时，胎体体重，质地坚硬细密。雍正时有胎质轻薄、细润，洁白度高。道光以后的胎体厚笨、质地粗松。清代的琢器类腹、颈部接痕极为少见。明代留器露胎处，常泛火石红色斑到清代已基本消失。

4、釉面不及明代肥腴光亮，施釉稀薄，色泽略显青白。顺治、康熙两朝，釉面平整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分别呈青白、粉白、酱白，硬亮青等几种色泽。雍正时釉面细臼莹润，多有桔皮皱纹。乾隆时的平整泛青，嘉道以后的不够平整，波浪明显。晚清时施釉稀薄，釉质疏松，不够坚致。

5、纹饰深受同时期绘画的影响，民窑瓷器，写意写实并存，用笔豪放。御用官窑连器，图案趋向规范化，用笔细致入微，构图拘泥、繁缚。早期纹饰中的山水、树木多采用斧劈簸，并加镀点，古装仕在高警秀丽，柔细的花绘采用没骨画法。晚期纹饰中的人物面部无神，鼻部隆大，这一时期龙纹形态不一，既有方头大额、正肃苍劲的，也有纤柔细身的，一般为狮子头，龙发较多，龙脚明显突出，两支脚立体感强，龙身粗笨，一般画为四爪和五爪，如同鸡爪。

6、在清代，由于瓷器工艺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因而在瓷器上出现了具有西方绘画风格特点的花纹图案。如在珐琅彩瓷器和部分出口瓷器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绘画西洋人物，楼房、船和狗之类的花纹图案。

7、清代八宝图案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

8、大件器物和早期器物，多为光滑的砂底。顺治、康熙时瓷器足型较为多样。有双圈层底、斜削式底、二层台式底、卧足、滚圆泥鳅背形足等。

9、景德镇官窑多属皇帝年号款，民窑有干支年款、吉祥语款、私家款及图记款等。有印、刻、青花、红釉、金彩、料彩、等多种，楷篆均有。康熙楷多篆少，雍正楷、篆并用，乾隆以后篆多楷少。晚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又以楷书款为多，外围以圆圈或方框格式。民窑款识多随意乱写，字体草率。

1、顺治瓷器，正处于明末清初过渡阶段，胎体厚重细润、洁白坚致，器形朴拙。

2、釉面以光亮不足的卵青色为多，一些琢器釉面较厚，常使淡色青花模糊不清，并保持明代在器口施酱黄釉的特点。

3、青花色调大致分为四种，其中的翠青色与康熙青花相似，不施青花的五彩器渐多。

4、图案纹饰，内容新颖。流行的纹饰有，洞石花卉、麒麟、芭蕉、人物故事，还有画中题句等。

5、器足演变为滚圆的泥鳅背状，底部可见螺旋纹，此时已流行明末出现的宽圈足的双圈底足。

6、款识，分官窑款与干支纪年款，有楷书、隶书和篆书。

康熙

1、器形敦重古拙，新创器形繁多。琢器的颈部，较其它时期细长，圆器以墩式为主。

2、胎坚质细，缜密似玉，修胎规整，普遍有厚重感。

3、釉面光滑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有早期的青白演变为中期的粉白与浆白色。中期以后至雍正时期又变化为硬亮青釉。

4、青花使用国产珠明料，青花色调翠兰色为主，均有色调深沉，紧贴胎骨的特点。

5、五彩与其它彩器，早期色彩浓重、艳丽，中期渐淡，晚期色调柔和。

6、早期器物口部常涂酱黄釉，一般器口均施一层含粉质的白釉，给人以加厚口沿凸出的感觉。

7、五彩是由红、黄、兰、绿、紫等五个颜色组成。明代 五彩是由红、黄、绿、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组成。以釉上的兰彩，代替釉下青花。还有红、黄、绿、兰、黑组成。康熙时五彩有的增加了金彩，使画面富丽堂皇。

8、这时三彩器较为盛行，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此时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康熙抹红，其色为正朱，鲜艳夺目，其官窑彩碗为最佳。釉里红亦为上乘。

9、康熙后期，出现了郎窑红，器物口沿有“灯草口”是从明代永乐时期出现的。

10、康熙时，彩绘人物，多用兰笔勾出面目，甚为耐久，美人两颊又往往晕以淡赫，颇为娇烧。人物衣裙最为生动，树则老干锉费槎榧，花则风枝婀娜。画松为茄色之干， 墨色之针，渲以硬绿，给人以浓翠欲滴的感觉。

11、图案纹饰时代感较强，其画意、笔法、布局、施彩工艺等均有特定的时代韵律。题材为历史典故、人物故事，还有渔家乐、耕织图、海、樵、耕、读等。此外，还有草虫、花鸟、云龙、山水、八仙人、八仙庆寿、八宝、博古、缠枝花卉、楼台殿阁、合合二仙、三星人等。

12、器足，有平足、宽厚圈足、双圈底、二层台底、拱壁底、圈足。

13、康熙时有一种双底大盘，足底有两个圈，在两圈之间，有个深槽，这种双底大盘，比较典型。还有这时的笔筒特点是上下两部分粗些，中腰较细，底面有一圈无釉。

14、康熙宫窑款以书写为主，大多写在器底部，有少数写在器身上，一般为“大清康熙年制”有六字二行、六字三行、民窑器物一般无款，有的器物仅有青花双圈或一秋叶、盘肠等。

1、雍正瓷的造型特点是:隽秀尔雅，小巧玲珑，以盘、碗、杯、碟和小件器物为主。器型比例协调，有所谓的“曲线美”。

2、胎薄体轻，大器规整而不厚重。

3、釉色品种繁多，釉面有桔皮纹，这是雍正器突出的特点。

4、窑变红釉，由这时开始出现，是由红和兰两种颜色交织一起，兰色多于红色。

5、炉钧釉，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是由高梁红和松石绿两种颜色交错在一起。

6、青花色调为青白和粉白。青花颜色层次不如康熙时多，一般的只有2一3个深浅颜色。

7、彩瓷的色彩柔和而不艳。粉彩、五彩、法琅彩所绘人物、景物，都明显缩小，画面聚收。粉彩纹饰细腻，色调淡雅，立体感强。在施彩的纹饰周围，侧视往往可见白釉地衬托处有一圈五光十色的“彩晕”。

8、纹饰有工笔画风格，人物面目清秀，花卉尤其细腻妩媚。

9、斗彩器比康熙时又有提高，无论是彩色还是花纹 图案都较前更为精细，用彩较薄，色调显得非常柔和淡雅。

10、由雍正开始法琅彩瓷器称“古月轩”比康熙时的制作工艺更为精细。这时珐琅彩与康熙时有显著区别:康熙时，一般都是带彩地的较规矩的图案画。而雍正时，都是不带彩地的绘画，特别是讲求画意，而且绘画题材也多了起来，如花鸟、山水、松、竹、梅等，表现极为生动形象。

11、雍正时纹饰仍以绘画为主，图案特别工整别致。写生画中的花卉、禽兽非常生动，表现的阴阳面也很明显与当时的纸绢画风相同。

12、绘画纹饰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过枝花卉、松竹梅、皮球花、八桃、花鸟、花蝶、云龙、云凤、团龙、团蝶、八宝、壮丹、喜鹊登梅、山水、人物、西厢记、婴戏图、十六子、仕女图、八仙人及楼台殿阁等。

13、器足规整，足边滚圆，露胎窄细。

14、官窑年款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款，都有青花双圆圈、青花双方框，个别也有不带边框的，还有“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图章款。

乾隆时期资器的鉴定

1、造型规整，比例适宜，外观曲线虽不及雍正时的优美，但仍比嘉、道时期的隽秀，小件器物尤为精致。前期器型和雍正时一样恰到好处，后期则显呆滞。此后各朝的造型风格，除嘉庆初尚能恪守乾隆l日样夕长余者皆 为依次递减，每况愈下。

2、前期胎体细润，后期渐趋粗糙。

3、青花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以稳定的纯正兰色居多。初期有黑褐、青灰、淡兰各色，色调均沉着，纹饰清晰。

4、炉钧釉到乾隆时与雍正时不同，其颜色由松石绿和深兰色组成。

5、法琅彩也称“古月轩”或叫“瓷胎画珐琅”，一般都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的兰料款。

6、古铜彩就是用粉彩及金彩，在瓷器上进行绘画，用来模仿古代青铜器的红、绿、兰各色锈斑，这是乾隆时期瓷器彩色的发明。

7、乾隆瓷器中，有流行在红、黄、兰、绿、等彩地进行可绘画，可称为彩地绘画。

8、有的彩地上开出圆光进行绘画，称作开光绘画。

9、由乾隆开始出现了彩地轧道，这种轧道，是用工具划出来的，像轧出来的一样，因而称为轧道。

10、出现了用粉彩绘画的百花不露地瓷器。

11、彩资釉面，常有似涟满的均匀小皱纹。

12、制作工艺水平极高、精巧、秀丽、无奇不有，为制瓷史上所罕见。

13、图案纹饰，时代特征鲜明，绘画工细、层次清晰， 画凤严谨而细腻。

14、器足较前朝宽厚、足脊滚圆，有的涂以黄色或黑色釉。足器近釉处，多有刮削胎体留下一圈小锯齿痕。

15、官窑年款，多数是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图章款，个别也有“乾隆年制”四字篆书图章款。楷书款比较少。民窑器物上的家藏款不大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