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全国的制瓷中心是哪里

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图1、2、3、4、9为元代青花瓷片真品标本多角度图片，图5、6、7、8为现代仿元青花瓷片标本多角度图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真品花叶内（例如图4）的勾拓用笔非常自然、有力、熟练，而仿品（如图5所示）的花叶，其勾拓用笔非常的做作，毫无力度。真品标本（图3所示）的植物花卉线条运笔苍劲，而仿品（图6所示）的线条非常的绵软，运笔没有一气呵成的气势，明显在刻意描绘。真品标本的釉水虽然稀薄，但釉面坚硬、通透清澈，玉质感极强。仿品的釉水虽然想尽力做到与真品无二，但釉面火气大，釉子松软、浑浊。真品的釉面侧光看有非常明显的使用痕迹，表面的滑痕非常的自然，明显是无意当中形成的。而仿品的釉面虽然也做了牛毛纹（不了解什么是牛毛纹的可以侧光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屏幕）之类的痕迹，但依然是刻意的，不够自然。真品的胎（图9）非常的细腻洁白，淘洗的比较干净，由于时间长，胎的表面已形成姜黄色的氧化痕迹。仿品（图8）虽然尽量还原了元代青花瓷制作工艺流程，采用一比一的高仿技术诸如人工淘炼、模印制作等工艺，但胎色显然不是元代瓷石加麻仓土的二元配方，胎质粗湿，呈色铁青。真品标本的青花发色沉稳，明快艳丽。由于青料淘洗的干净，铁锈斑较少，这符合元代高档青花瓷器的工艺制作水准。仿品的青料虽然仿制苏麻离青，但矿物料已经绝迹，只能以化工料调和，发色漂浮，较为死板。铁锈斑的生成呆滞，过于刻意，没有真品铁锈斑自然流淌的痕迹。

以上几点粗浅的介绍，纯属个人臆断，对与不对，全凭列为看官任意处置。

图片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就是极其符合当时工艺特征，时代特征，和社会民生特征的艺术品。举个例子来说，元青花“鬼谷下山”，就是元青花大罐的标本，现代对元青花大罐的鉴定围绕此标本所呈现的艺术特征来进行比对，校验。如一致，就可以被认为是同时代的藏品。不光瓷器，其他任何艺术品，如青铜，书画，陶器，家具，金银器都依照这样的方法进行鉴定。因此，鉴定被称之为标型学，或者眼学。

大红袍的传说

福建的“大红袍”是武夷山中的一种著名的药茶，关于它的传说更是引人入胜。

传说有位老和尚在山脚下救起一位昏倒在路旁的穷季才。穷季才病愈后告别老和尚赴京赶考，老和尚从山上一棵茶树上摘了三片叶子，用对戏布包好送给他，并嘱咐道：若遇急难时，茶叶可以帮忙。穷秀才来到杭州，身上的盘缠已经用尽，住在客栈里一筹莫展。这时，城里的一位员外夫人得了急症，四处求医无效，正在以重寻聘良医。穷秀才心想，员外家终日鱼肉饱食，莫非吃坏了胃口。便带了一片茶叶到员外家，将茶叶泡好端给员外夫人。谁知，茶到病除，穷秀才得到一笔赏金直奔京城。可等赶到京城，考期已过，穷秀才懊丧不已，绝望之极便想投河一死了之。路过城门时，看到一张皇榜，说皇太后有疾欲求神医。穷秀才摸了摸包里的茶叶，心想反正也无路可走了，不如去碰碰运气。他揭了皇榜，进了皇宫，将茶叶冲泡。太后饮后，病居然好了。皇帝极为高兴，召见了穷秀才，问他有什么要求。穷秀才便把赶考误期一事讲了一遍。皇帝恩准他参加科考，见其文章句句华彩，便御赐状元。

新状元衣锦还乡时，没有忘记拜见救命恩人老和尚，并将身上的状元红袍披在那棵茶树上。从此，“大红袍”的名字就传开了。

茶文化发展史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1、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2、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4、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 。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5、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

中国茶叶的发展史

茶在我国的传播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世界上的茶树原产地并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在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发现原生的自然茶树。但是，世界公认，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并且逐步地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唐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

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后期，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

茶文化与陶瓷文化的悠久历史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人们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正由于人与茶息息相关，久而久之，对于茶的品类，烹茶之水，泡茶之法，饮茶之具，敬茶之礼，有着许多讲究。于是，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江南人已有了饮茶的习惯。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中已形成饮茶之风。唐代中期，一些较大城市开始出现专营茶水的茶肆。江淮一带的茶叶，被商人车装舟载贩往各地。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即今景德镇，为当时茶叶集散地。

中国又是瓷国，陶瓷文化更是博大精深。茶文化与陶瓷文化一旦相撞击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更提高了文化品位。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是唐人陆羽的《茶经》，其中便谈到茶汤的颜色与陶瓷茶具颜色的关系。

唐宋时代有斗茶的习俗，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竞相以此为乐。所谓斗茶，是将茶饼置于杯中，冲以沸水，依色泽和汤花的优劣定输赢。斗茶最讲究的是茶盏，宋人多把福建建窑烧制的黑釉带有鹧鸪斑或兔毫、油滴之瓷盏视为珍品。今天，我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些建筑工地上，常可拣到这类瓷片的标本，可见“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南京当时斗茶风之盛。

谈到茶具，最为珍贵者要数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了。其造型优美，纹饰清雅，钴兰纯正，极富美感。如此高贵的茶杯，专供皇宫和贵族之家享用，烧制的数量自然甚少。据载，万历时已所剩无几，尽管历代皆有仿制，但皆难以企及其艺术高度。现时，永乐压手杯世间仅存三只，当是稀世之宝；且不说原物，即便前朝仿品的残片，也难得一晤。

明代中期以后以壶泡茶渐成风尚，其中小巧古朴的紫砂茶壶最受称颂。因为紫砂壶较之银、锡、瓷壶更具优点和特点，可以说每件都是精巧的艺术品。李渔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就是江苏宜兴。

曹雪芹是一位谙于茶道的大家，在他的《红楼梦》中，有97回写了与茶有关的情节。最为精彩的第41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妙玉招待贾母等人的茶是“老君眉”，水是“旧年蠲的雨水”，茶具是“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自是不凡。而与宝钗、黛玉吃的体己茶更是不同。茶具是王恺定制、苏轼鉴赏过的“分瓜瓜包”，似钵而小镌着垂珠篆字的“点犀”；水则是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自然清醇无比。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贵族的气派，大约也是最高层次的茶文化了。

这些鲁山窑瓷片标本，有的较为少见

霸道历史总裁

2022-07-16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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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城西北15 公里处是段店古窑址，它地处南北主要干道，是古代南方通往西北,洛阳、西安的必经之路，并盛产煤、高岭土，独具得天独厚的烧瓷条件。因此，在唐代段店一带就有“窑火照天红，窑烟遮敞日”之说。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鲁山花鼓是鲁山窑的明星产品，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 白地黑花、珍珠地、三彩， 故宫博物院藏

鲁山窑主要烧制黑釉，也有在黑釉上施以蓝斑或月白斑彩釉。五代烧制茶叶末釉与青釉，到了宋代除了青釉，还烧制出绿彩、白地黑花、剔花、钧瓷、宋三彩、白瓷、黑瓷、酱色瓷、黑瓷白色(红色)线条瓷等品种。宋代是段店窑最为昌盛时期，唐代段店窑烧制的腰鼓就供朝廷所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花瓷”也叫“唐钧”腰鼓，就是段店窑所烧制。

唐初段店花瓷不规则，釉厚，堆积痕迹严重。盛唐时程块状斑彩，不飘逸，到唐晚期，斑彩釉面蓝中闪白，白中带青，丝雨状自然窑变十分飘逸灵动，这也为宋钧窑变之美开启了先河，故也称之为“唐钧”也。

鲁山段店窑烧制的珍珠地刻花也独具特色，不同于其他窑口，它白中闪黄，釉色十分光亮，温润、开片较多，图案有人物和文字单字吉祥语。其他窑口所不多见。段店窑烧制的茶叶末釉及青釉器物，釉色匀净滋润、厚重大方，造型也十分奇特，五代烧茶叶末釉最多。

陈树威（网名：恒远瓷迷）简介：研究收藏明清、民国瓷器20多年，实力派鉴定专家，现为洛阳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洛阳民营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洛阳收藏家协会陶瓷专业委员会瓷器鉴定专家，《华夏收藏网》洛阳联络处主任，洛阳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拓河南拍卖有限公司艺术顾问、古瓷鉴定专家，曾在各种报刊发表明清、民国瓷器收藏、鉴定文章数十篇，2011年在《洛阳晚报》发表《清代民窑青花瓷盘——收藏投资有学问》、《淘藏明清青花圆罐》、《“无双谱”瓷器颇具收藏投资潜力》、《收藏投资不要轻视广彩瓷 》、《值得关注的收藏品种——浅绛彩瓷》等系列文章（可通过百度搜索阅看）。

人物履历及生平

陈树威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2月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文书、图书管理员、电影队长、宣传干事、俱乐部主任、政治处主任、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务。在出色履职尽责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于1989年步入明清、民国瓷器研究、鉴定和收藏领域，终成为造诣很高的瓷器收藏鉴定专家.20多年来，陈树威收藏明清、民国瓷器600多件（套），收藏明清、民国瓷片标本1000余片。他的藏品一是实现了青花、五彩、粉彩、广彩、浅绛彩等品种较多；二是实现了器形多种多样，有盘、碗、瓶、罐、壶和笔筒、笔洗、帽筒等等，几乎涵盖了陈设观赏器和家庭实用器的所有器形；三是实现了部分器物的系列收藏，如圆罐系列，大盘系列，茶壶系列等。

成就及荣誉

1996年获河南省收藏家协会收藏品展一等奖；2000年获洛阳市民间收藏赛宝大会银奖；209年获洛阳市收藏家协会举办的庆祝建国60周年”岁月的痕迹“明清瓷展一等奖；2010年获华夏收藏网举办的”无双谱“瓷器亮宝一等奖；2011年获河南省收藏家协会评为优秀收藏家。

2012年8月向洛阳市文物局申请设立洛阳古瓷鉴藏博物馆，在通过洛阳市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陈树威藏品进行鉴定后，2012年10月14日，洛阳市文物局召开博物馆建设论证会，对洛阳古瓷鉴藏博物馆建设可行性进行论证（后根据洛阳市主管部门和专家建议，更名为洛阳树威古瓷博物馆），博物馆建设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洛阳市文物局研究通过后，于2012年12月向河南省文物局上了报告。河南省文物局博物馆主管部门领导带领有关专家，于2013年2月28日前来查验了拟设立的博物馆藏品。2013年3月29日，河南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夏志峰和文物鉴定专家赵会军、张德水等，代表省文物局对洛阳树威古瓷博物馆藏品逐件进行了鉴定，有23件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余被定为一般文物和其它文物。2013年4月18日至21日，洛阳树威古瓷博物馆部分藏品在会展中心参加洛阳创意大展，成为展区现场亮点，获得最佳人气奖。2012年6月7日至9日，中央电视台二套《一锤定音》栏目杨静荣、王敬之、邓丁三3位文物鉴定专家来洛阳讲课、鉴宝并进行洛阳“十佳珍宝”评选，陈树威选送的藏品有3件入围，最终“清乾隆紫金釉开光花卉描金茶壶”获得 “十佳珍宝”奖。

社会评价

陈树威一是对明清、民国瓷器鉴定水平高，多次参加社会鉴宝活动，经常为藏友购买藏品鉴定把关，从没有出现过鉴定失误现象，二是热心为藏友教授瓷器收藏鉴定知识，与徐敬超、陈康老师一起创办洛阳收藏家协会藏友俱乐部，定期为收藏爱好者讲课，手把手传授瓷器辨伪知识，培养了几十名有一定水平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三是品德高尚，致力于为保护文物、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热心为洛阳收藏家协会做工作，热心为收藏爱好者服务，从不讲任何价钱和收取任何费用，受到洛阳收藏家协会和藏友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碎掉的瓷器有价值吗？五分钟告诉你瓷片收藏里的门道 。

古时候瓷器碎了，大部分人可能就扔掉了，殊不知，这留下来的碎瓷片到了今天竟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

时下碎瓷片标本大幅度涨价，尤其是珍贵的、稀少的更是一片难求。一块元青花标本，如果绘画的非常出彩，发色艳丽、器形少见，价格再高都供不应求。

瓷片不仅仅是一块残片，它也是我们认识古陶瓷真品的最好的工具书，我们能够通过瓷片标本来感受古代老瓷器带来的鉴赏信息。

也正是这个特点，有多少古陶瓷爱好者在苦苦的找寻着这些残片，学习鉴赏陶瓷的深谙这点，所以，瓷片标本才被更多的藏友们认可、抢购、炒作。

古瓷器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的毕竟还是占少数,有句话叫做“十老九损”,不少的古瓷器由于年代的久远或人为的破坏,变得残损和破碎。

作为古代一些有名窑口出产的瓷器,它往往会成为我们这些后人们研究和考古古文化的重要物证依据,所以具有重要意义的,像南宋的五大名窑瓷片(汝,哥,定,钧,官)龙泉窑,元青花瓷片等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收藏，不单单是为了“一夜暴富”，更重要的是为了传承文化，弘扬文明，陶冶性情。古瓷残片本身承载着大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好的瓷片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缩影。

我们可以从古瓷残片残存的图案、文字、色彩、胎釉、开片等方面和细节上，管窥到某一段历史、人文、政治，填补我们对历史知识的空白。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瓷片收藏图片

瓷片收藏价值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忆千年家的首饰中的瓷片是景德镇出土宋、元、明、清四朝真品古瓷标本，自主设计加工各类艺术品的专营公司。他们公司承诺了所有古瓷饰品中古瓷标本均为真品，并古瓷标本至少为清朝宣统朝以前，如违反此标准假一赔十。忆千年是入驻到了瓷博商城吧，所以应该是真的古瓷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