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瓷业中的新产品唐三彩,主要产地是哪里?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唐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态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来源：艺术中国）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巩义黄治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机场窑。但唐三彩窑炉仅在铜川黄堡窑址发现过3座，其保存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次在黄治窑址清理出的6座唐代窑炉，有5座保存完好。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窑室依台地而建，先挖出一个长方形土坑后，彩用土坯垒砌窑壁，在窑壁上抹有一层耐火泥，火膛部分位于台地下端，使用耐火砖筑成。为防止窑炉崩塌，往往还在火膛耐火砖墙体外侧，用鹅卵石堆砌成护墙。
作坊遗迹中，1号作坊保存较好。该作坊为窑洞式，依断崖挖筑，邻1号和2号窑炉，坐北向南，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残高0.10——0.85米。前室作纵长方形，南北长5.70米，东西宽3.50米；中室西扩部分作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在断崖内，作弧形顶，下宽1.84米，高3.04米。在作坊内分布有5个辘轳坑和2处练泥池遗迹，辘轳坑有圆锥形和上圆下方两种，口径最大者0.60米，最小者0.40米，一般深0.60米。1号练泥池位于中室，池底利用废弃的三彩垫板铺地；2号练泥池位于作坊前室，地面残留青灰泥。
巩义黄治窑址唐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再现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流程，使我们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装饰、烧成工艺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窑炉和作坊区毗邻，便于搬运装烧器物，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坏。这里的作坊面积较大，可以满足多个辘轳同时制作；并列建窑，并且共用一个窑前工作面，表明当时烧制唐三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唐三彩窑炉平面呈马蹄形，仍然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但窑室面积普遍较同期的瓷窑略小。从发掘区没有发现匣钵和窑床上普遍遗留有彩釉滴痕看，唐三彩应是裸烧而成。为了防止木柴燃料的落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装烧时先在窑床上放置底层器物，然后竖立起多个圆形支柱，上置一块块长方形耐火垫板形成隔层，隔壁层上再放置一层器物，如此这般逐层加高。由于在炉的沿口、洗的内底上均遗留有3枚支烧痕，可知炉、洗等大件器物上再叠烧其他器物，有的在器内还套烧有小件器物，以此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窑的装烧量。这次出土遗物中，不仅有完整的素胎器物和烧成后的三彩制品，而且有施釉后尚未入窑烧制的半成品器物，充分说明唐三彩是先制坯第一次入窑素烧，再上釉后入窑二次烧成。
解开唐青花烧造产地之谜
唐代青花瓷是一种唐代生产的白釉绘钴蓝彩纹饰的瓷器。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发现1件青花瓷枕残片，枕面釉下蓝彩绘有菱形朵花图案装饰。它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改变了传统认为中国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的看法。此后，分别在扬州市文昌阁、三元路和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陆续发现数十片唐青花瓷器残片，器形有碗、盘、壶、罐、枕等，青花图案包括流云、卷草、花卉和菱形图案等内容。
1980年，冯先铭先生依据胎釉等外部特征，首先提出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白釉蓝彩三足鍑，有极大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研究者对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多次进行胎釉成分化验，从胎釉成分分布确证唐青花瓷片的烧造地点是在河南巩县一带，它的发现说明了唐代已用钴料作釉下彩料装饰瓷器。但由于巩义市黄治窑未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唐青花瓷是否为该窑所生产，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此次巩义黄治窑址的发掘中，在唐代晚期地层内清理出碗、盘、罐和水注等青花瓷，青花绘在釉下，图案分别为点、曲线和花叶类装饰。此外，在唐代中晚期地层和灰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在白釉上洒点蓝彩的器物，此类器物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灰白，先挂一层化妆土，再上白釉，在白釉上洒点蓝彩。此类器物常见一碗，一种是在口沿部位密集排满蓝彩条带，碗心处一朵梅点纹，碗内壁均匀排列五朵梅点纹；另一种碗是仅在碗内壁上绘出五朵梅点纹。梅点纹分别由5个蓝彩点组成，其中心处往往再加施一个黄彩点。罐的口沿和肩部分别施有大块的蓝彩斑点，蓝彩已与白釉交融流淌。与青花瓷相比，此类白釉蓝彩器物入窑烧制的火候不高，器物的瓷化程度较低。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成熟元青花瓷的主要要素有三点：1、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唐代青花瓷也应该符合上述3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白瓷器，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绘彩，即青花瓷的彩饰使用含钴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因此，上述的白釉蓝彩器物还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但它是由唐三彩中的蓝色彩釉器向唐青花瓷的过渡产物，为青花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唐代白瓷为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窑口提供了线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贡赋”条记述：“开元贡绫、绢、白瓷器……”。《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条也记载有“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谷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酸枣……”河南府下属20余县，其中登封、巩县（今巩义市）、密县（今新密布）、新安、寿安（今宜阳县）均产瓷器。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街窑属河南临汝窑系，以烧制素面和印花青瓷器为主，烧制瓷器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登封曲河窑和新密西关窑属北方磁州窑系，虽然以生产白瓷制品为主，但两窑始烧年代约在中晚唐，尚未达到盛唐时期开元年间的水平。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采集到10余件与巩义窑完全相同的白瓷器。1995——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土出有与巩义窑产品近似的白瓷标本。在巩义市大黄治村南2公里的白河村周围，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细，釉色纯正，被认为是向唐长安贡白瓷的窑口。这次在巩义黄治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白瓷器，如白瓷贯耳瓶、三足樽、三足炉和唾盂等，皆器形硕大，制作规整，非一般百姓所用之物。据此，我们认为巩义黄治窑不仅大量生产三彩器，还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烧制贡白瓷的窑口之一。
这些鲁山窑瓷片标本，有的较为少见
霸道历史总裁
2022-07-16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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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城西北15 公里处是段店古窑址，它地处南北主要干道，是古代南方通往西北,洛阳、西安的必经之路，并盛产煤、高岭土，独具得天独厚的烧瓷条件。因此，在唐代段店一带就有“窑火照天红，窑烟遮敞日”之说。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鲁山花鼓是鲁山窑的明星产品，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鲁山窑瓷器标本
▶ 白地黑花、珍珠地、三彩， 故宫博物院藏
鲁山窑主要烧制黑釉，也有在黑釉上施以蓝斑或月白斑彩釉。五代烧制茶叶末釉与青釉，到了宋代除了青釉，还烧制出绿彩、白地黑花、剔花、钧瓷、宋三彩、白瓷、黑瓷、酱色瓷、黑瓷白色(红色)线条瓷等品种。宋代是段店窑最为昌盛时期，唐代段店窑烧制的腰鼓就供朝廷所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花瓷”也叫“唐钧”腰鼓，就是段店窑所烧制。
唐初段店花瓷不规则，釉厚，堆积痕迹严重。盛唐时程块状斑彩，不飘逸，到唐晚期，斑彩釉面蓝中闪白，白中带青，丝雨状自然窑变十分飘逸灵动，这也为宋钧窑变之美开启了先河，故也称之为“唐钧”也。
鲁山段店窑烧制的珍珠地刻花也独具特色，不同于其他窑口，它白中闪黄，釉色十分光亮，温润、开片较多，图案有人物和文字单字吉祥语。其他窑口所不多见。段店窑烧制的茶叶末釉及青釉器物，釉色匀净滋润、厚重大方，造型也十分奇特，五代烧茶叶末釉最多。
陆上与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唐代瓷器的发展，当时出口商品中除著名的丝绸外，瓷器也随之销往国外。为适应外销的需要，以及受西亚文化的影响，瓷器的造型、纹饰也吸取了一些外来的因素。景德镇王掌柜简单总结了一下唐代瓷器的种类，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业在唐代大体可分两个发展阶段：一为初唐，二为中晚唐。初唐时期的瓷器基本上保持着南朝和隋代的风格，胎质灰白而疏松、釉色青黄、容易剥落，产品种类和造型的变化不大。中晚唐时期的越窑生产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烧瓷的窑场大量增加，而且器物的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其在影响其他窑口的同时，广泛吸取了它们的长处，以及玉、石、陶艺的风格和金银器制作的工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二、邢窑白瓷
唐代内丘邢窑的规模很大，南北约30公里。生产数量也巨大，器物粗精皆有。瓷器胎质洁白细腻、胎体坚实、釉色类银似雪，工艺水平相当成熟。所出产的精器一般供上层皇室官吏使用。如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洁白光润的邢窑器就刻有“盈”字，属官窑性质。
三、寿州黄瓷
1960年，人们在安徽淮南市发现窑址，那足一处长达两公里长的大窑场，瓷器的基本特征是：胎体厚重、坚硬粗糙，胎色为白中泛黄或黄红色为了掩饰胎质粗劣，往往在胎上施白色化妆土器物底足多做成平足，或底心微凹形状釉的玻璃质感较强、流动性大为防止流釉粘连，多是器内施满釉，器外施半釉釉色以黄为主，有蜡黄、鳝黄、黄绿等色，釉色浓淡不一、釉面细润并开有细小纹片釉与化妆土结合不好，有时有剥落现象常见的器型有碗、盏、杯、钵、瓶、盘、罐以及玩具等，造型特点与唐代其他窑相似。
四、黑瓷
唐代黑瓷的一般特点是：胎体厚重，器物多为平底，制作较青瓷、白瓷略为粗糙釉色有的色黑如漆，也有些因火候把握不好而烧成褐色或茶叶末色。
五、唐花釉瓷
关于花瓷的产地，被认同的是河南省境内的郏县窑、鲁山窑、内乡窑和禹县窑。20世纪60年代人们住郏县窑最先发现花釉瓷残器，70年代在鲁山窑发现了花釉腰鼓碎器，从而证实了鲁山窑是唐代花釉腰鼓的窑场。
六、彩绘瓷
唐代中期以后，长沙窑兴起了彩绘装饰。过去有人认为长沙窑属于釉下彩绘，而现在经化验表明：长沙窑的彩绘装饰技术多种多样，有釉上彩或釉中彩，人物、花鸟一类精细作品则类似釉下彩的工艺。主要是以褐色、绿色和蓝色进行彩绘，色彩以褐、绿为主。装饰图案丰富，有用联珠纹组成的图案，还有人物、动物、花鸟、山水等，构思简洁、意境协调，表现出明丽浑朴的装饰格调。
七、绞胎瓷
唐代的绞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器绞胎，把制好的花色泥料折片、粘合、修坯成型，施釉烧成后通体呈现出灰色与白色或赭色与白色线条交织组成的如羽毛似木纹般美丽而有规律的花纹一种是器表的绞胎装饰，俗称绞胎贴花，即把花泥揉成条状，切薄片，断面拍平，镶贴于器表的装饰部位，施釉烧成后可呈现花朵绽开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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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在非洲沿海发现的唐朝陶瓷，学术界对东亚尤其是对日本发现的唐朝陶瓷的了解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集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上遗址中，并不包括有名的鸿胪馆遗址。1978年，在福岗市平和野球场的改造工程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与鸿胪馆相关的遗址，以后通过连续十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陶瓷残片。其数量之巨，目前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是在总量上，早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的出土量。
日本出土唐朝贸易陶瓷的遗址分布表明，唐朝贸易船除了在鸿胪馆近海登陆外，仅在长崎离岛、佐贺有明海有临时停泊交易的可能，唐朝商船这时尚不可能深入到濑户内海停泊，唐朝商人也不能深入到日本内地贸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濑户内海沿岸及神户、大阪港一带极少有集中出土唐五代贸易陶瓷的遗址。另外，出土贸易陶瓷遗址主要限于都城、官衙、寺院、集落等，而集落遗址发现陶瓷残片的数量往往都只有一两片，这种情况表明，唐五代陶瓷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难得之物，其消费者主要是贵族、王公大臣等社会上层，一般庶民阶层则无缘使用这种贵重的器物。
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
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