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方有出土唐青花瓷残片？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20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
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
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我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英文名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釉下彩的一种。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也有学者称唐青花并非青花瓷）；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几件.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青花瓷器产生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本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现了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纪年铭款的元代青花瓷瓶。从此以后，国内外研究我国古瓷器的人，便根据这件瓷器的造型、胎、釉、料色与纹饰方面的特征，把许多传世的、或出土的和这件瓷器的工艺与装饰风格相近的青花瓷器，确定为元代的青花。这只带有年款的瓶子公诸于世以后，中外研究古陶瓷的作为元代创始青花的依据。但是这些青花瓷器纹饰精美，料色浓艳，气势宏伟，无论是装饰还是工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已普遍出现，而风格固定趋于成熟，因此有些人认为，这样成熟的青花瓷器，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一个草创的阶段而逐步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青花瓷器的创始时期，近年来有些人根据元代作品本身给人的感觉，宋代的青白瓷盛传江湖，造成景德镇瓷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推定青花瓷萌芽于当时已具有质地优良、能清晰以发显青花蓝色透明釉的景德镇宋窑场。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文物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弄清早期青花的面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元大都遗址时，和景德镇陶瓷馆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青花瓷器。如景德镇陶瓷馆在试掘湖田古瓷窑 遗址时，发现有青黑釉下彩绘的影青碗底心残片一块，及影青釉下加褐斑点黑彩的虎形枕等遗物，对研究景德镇瓷器釉下彩绘的起源和青花瓷器的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由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器都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而景德镇湖田古瓷窑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又与国内外传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青花瓷器在世界上出现。最晚在我国元代（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我国的陶工所制作。
二）元代的青化瓷
元代随着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较宋代又有更大的进步。从湖田古瓷遗址所遗存的大量窑具及瓷器碎片中，可以发现当时印有"枢府"字样的印花器和青花瓷片。在这些瓷片中，有一种青花的纹饰呈灰青色调、瓷质较差，是用土料画成的；而另一种则用笔工整、构图繁复、发色鲜蓝、瓷质细腻，是当时的精致作品。我们推测，这种用土料画成的青花瓷器可能是当时民间用瓷，而发色鲜蓝的精致青花瓷器应该是价格昂贵而远销海外的"人间瑰宝"。
由于元青花近年才被人们认识的，因此随着对元青花的了解，扭转了过去人们认为元瓷粗率的错误看法。实际上元代瓷器随着青花釉里红彩绘碗、盘的出现，无是料色、器型、花纹图案都已相当考究。从国内外传世或出土的元代青花来看，其料色有所谓"苏泥勃青"型的，即蓝里有黑色斑点，线条有晕散现象；有呈鲜艳的蓝紫色的，它非常接近于现代用很纯粹的氧化钴所配制的青料色调；也有呈灰青色的，它可能是使用土料绘成的。就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青料来源比较广阔。
元代青花不但料色丰富，而且在器型及花纹装饰上也相当工整细致，有其一定的特色。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器物为大盘、瓶和罐。大盘一般折沿，有圆口和棱花口两种形式，这种大盘是当时输出国外的主要品种之一，现在留存在伊朗、土耳其及印度尼西亚的为数颇多。据韩槐准氏《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一书称："当时马来亚人习惯，凡遇宴会，例用可供四人至八人共食之大盘"。马欢著《瀛涯胜览》一书亦有"国人……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的记载，因此元代的大盘可能专为外销烧制的。大盘常采用的青花纹饰在花卉方面有菊、莲花、牡丹、卷（蔓）草、竹子、芭蕉、竹子和芭蕉一般是和石头画在一起。禽鸟有飞凤、鹭鹚、鸭和鸳鸯。兽类有麒麟和鹿。龙的运用也较多，具有特色，如故宫博物院藏瓷中的元代青花云龙纹梅瓶（见图15）瓶的造型是小口、短颈、丰肩、瘦足，所装饰的龙与十五世纪以后明代龙的形状不同，它的特点是细颈三爪，龙总是和云或海水画在一起。瓶身纹饰多为三组，肩上常为下垂的如意头纹、纹内画花卉；中部画花卉或云龙纹；下部多为莲瓣纹，纹内画莲瓣或八宝。罐的造型多为直口、短颈、阔肩、瘦足，肩上突起双兽面耳，口部、颈部、肩上和足上均装饰得工整细致。如1960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青花大盖罐，小口广腹、器身通体作十三瓣瓜棱形，上覆荷叶式盖，盖纽上画垂云纹。盖面主题为折枝花卉，盖边环以卷草花纹。器身口沿以回纹图案作边，下饰如意重云纹。器身主体部分以各种不同种类的花卉作图案，花卉根部衬以山石。器身下部饰仰复莲，仰复莲内分别填以朵花及四叶菊花，两莲中间以回纹带相隔。底足周围环以卷草纹。象这种在一件器物上，盖画七层，器身画十层不同纹饰的大型青花产品，比明清两代考究的工细的青花作品也毫不逊色。又如1970年在北京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凤首扁壶，青花托盏及青花大碗，其中青花凤首扁壶是一件空前希世的佳作。它的造型是发晋唐发来的天鸡壶发展过来的。景德镇的五代及宋代仍有鸡头壶的制作。而元代的陶工们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造型手法，配合青花对凤的形象的彩绘装饰，而与壶体结合得十分自然而贴切。使整个凤壶的形象更加生动而富有装饰性。同时吸收了北方民族马蹬壶的扁体造型，这显然与使用对象的生活爱好有关的。它的青花呈色鲜蓝苍翠，用的是当时上等好料，所画笔法工整细腻，也出自绘瓷能手。这样的作品是当时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少量奢侈品，从这些精工的元代装饰样上，可以看出与宋代景德镇影青刻花和定窑印花纹样的渊源关系，如盘上的回纹边，及菊花、牡丹、莲花、云龙、飞凤等纹样造型都从影青刻花和定窑印花纹样脱胎而出。而新出现在壶肩部的大如意加花纹的纹饰则是受蒙古族的文化影响。这种纹样以后一直在明清的陶瓷上出现，成为我国陶瓷装饰上的特有样式。其他如1962年北京市新街口北城墙下出土的青花瓶；1964河北保定出土的元代青花加紫开光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54年入藏的元青花玉壶春瓶；1962年山西博物馆入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罐；1966年江苏金坑出土的青花云龙罐，以及景德镇陶瓷馆最近几年来在湖田古瓷窑址发掘到的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碎片来看，无论从器型、料色、 釉水、花纹等方面，足可证明元代青花瓷器的质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完全是一种成熟定型的产品。
元代，由于青花瓷器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其产销情况，元人蒋祁著《陶纪略》（记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的书籍）中记述?quot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由于生产的发展，元代统治阶级对景德镇瓷业的剥削也更为加紧。对瓷窑课税榨取，是极其残酷的，关防也极严密。在窑座方面，则是"窑之长短，率有相数，官藉丈尺，以第其税"。"兴烧之际，按藉纳金"。在关防方面，则"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这样，就使当时"巨商，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时耶"。同时，元统治者滥发元基金的纸币--中统钞、至元钞，这种纸币给景德镇瓷业工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即当时真实的写照。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在元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环境里，为景德镇瓷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明代的青花瓷
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自明以来，景德镇压倒了历史上一切著名窑场，一跃而为全国造瓷事业的中心。如果说元代的青花瓷器曾动摇了青釉瓷器的地位，那么从明代起，景德镇的白地青花瓷器，开始压倒了历史上的青瓷。以后，青花瓷器的制作日多，青瓷的制作便逐渐减少了。青瓷的商业市场上甚至下降到这样的程度，据《明会要》记载：当年一个处州青瓷碗在海外的价值一百五十贯，一个青花白瓷碗就要值三百贯，一个青花白瓷碗的价格比青釉瓷碗高一倍，而青花瓷器却又比青釉器更容易烧成。所以青花瓷器打败了处州青瓷。景德镇能够在十四世纪以后发展成我国瓷业中心，这就毫不奇怪了。
随着青花瓷器的发展，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进入空前发展的程度。据记载，当时景德镇被称为"江南雄镇。"后人记述这里的繁华情况是："毂击肩摩，四方云集，巷连鳞接，万户星稠，诚江右一大都会也。"据说当时官窑和民窑将近三百所之多，年产瓷器数十万件。生产情况是?quot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熏天""终岁烟火相望。"产品则是："器成天下走。"商市争售，并远销世界各国。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若夫中华器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明代景德镇的瓷器最主要的就是"青花"，从这些情况来看，明代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才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景德镇的陶工，正是明代的丰富多彩的青花陶瓷艺术的创造者。明代所制作的青花瓷器，各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果按照它的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的不同时代特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可以把明代的青花瓷器分为：一、明早期（永乐至宣德）；二、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三、明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四、明末期（天启、祟祯）。这四个时期的青花用料来源不同，呈色有显著的区别。
明早期
入明以后，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洪武二年，在镇设立御厂。其所制瓷，只求精工，不计成本，专供宫庭贵族享用，这种制度一直沿袭至清末。青花瓷器是明代瓷器的主流，这时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已日臻精美。明初的青花瓷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宣德时期的作品上，永乐、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生产鼎盛时期，而《景德镇陶录》云?quot宣窑青花最贵。"可知明瓷第一种的"宣德窑"是以"青花"为代表作的。"宣德青花"的特征为发色深蓝苍翠，明艳浑厚，料色透入釉骨，线条往往有散晕现象及深色晕点（即使用所谓"苏泥勃青"型的青料）。很象中国画在宣纸上所形成的墨晕一样，加上错落有致的晕点，笔线自然浑化，别具风趣。的描绘技法上，是采用画笔描线与涂染，画面上表现深浅关系是用笔拓出来的，这是宣德及以前的青花绘瓷技术上的特征，因当时还没有发明运用浑染（分水）法。所绘内容多缠枝花卉瓜果，也有画一些人物、园景、鱼禽、走兽、海涛云龙等图样，配以一定的边脚图案，在盘碗上又往往里外都画，使整个瓷器装饰得比较丰满而庄重。又多作大缸、坐墩、大盘、大花瓶等大件器皿，加上浓重浑厚的青花装饰，更显得气势磅礴，创青花艺术一代之奇。如故宫博物院藏瓷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天球瓶（见图16），其造型坚实硬朗，端庄舒展，装饰以青花缠枝，用笔流畅，用料有浓淡，墨色浑然而庄重，使整体显得丰盛而又秀丽，是一件较具代表性的作品。
明中期
到了十五世纪六十年代成化时期，青花瓷的制作有一个新的转变。在选料、成坯、烧制上都比较讲究。制瓷技术也更加熟练，瓷胎做得细腻轻薄，有所?quot青花纸薄洒盏之制。"器型趋铅轻灵秀巧，在绘瓷技法上从单一的画笔，发展为用细笔画线，另用大笔分水的肴痉ā6运挛铮谙呙璧幕∩霞由掀皆鹊纳妫够姹硐值酶由钢拢⒃黾由? 浅不同的色调，更接近于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效果。在青花色料上，改用平等青料，相传为景德镇邻县乐平的坡塘青。其呈色秀雅，成为一种淡描青花，虽无宣青的明艳凝重，亦清丽可爱。《饮流斋说瓷》说："成化五彩，青花，均极工致，青花蓝色深入釉骨，画笔老横，康熙犹当却步也。"这可成化"青花"虽不及宣德，便也有其胜人之处。正德时期出现了一些青色比较浓艳，装饰比较丰满的作品，据《窥天外乘》等文献记载：正德时已从云南得到西域"回青"，但从装饰风格上来说，大致上与成化相同。成化以后，中等器物的花纹普遍使用渲染（景德镇今称"混水"与古文献同），那时候的青花碗盘一式"动累百千"，为了要"画款相同，"不致"参差互异"（《陶冶图编次》），故把彩绘青花的手艺分割成"画者只学画而不学染，染者只学染而不学画。"（同前注）随着技术上的精进，专业分工上更为精细，据《天工开物》中说："共计一坏工力经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过手七十二"，可见分工之细达到何等程度。明代景德镇陶工曾以其特有的"分工"，为人类制造出多少精美的青花器。
明中后期
到了十六世纪二十所代以后嘉靖、万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当时青花器的生产量空前扩大。青花艺术的格调也更显得华丽繁缛，这表现在官窑瓷器上的大量龙凤图案。器形也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制作大件瓷器外，还增加各种形状的镶器。更创富丽华贵的青花五彩瓷器，艳极一时。所用青料是回青。经过淘炼的回青，并加以江西所产的石子青，所青花色调极浓艳，有的呈堇青色有的带紫红色，与宣（德）、成（化）时期的青花迥乎不同。其造型与纹样，也都以繁复异于前代。
明代景德镇的民窑青花非常发达，画风豪放雄伟，制作浑厚朴实，是官窑瓷器莫及的。明代中叶以前的民窑瓷器，有许多不写款，在还可以查考得出来的明代著名的民窑，有明中叶嘉靖、隆庆所间的崔公窑，制品精好。
到明代末期，政治腐败，国势动乱，官窑生产几乎停顿，重工精致的瓷器很少出现。相反，当时民窑的青花瓷器有许多精彩作品，所绘花鸟草虫、山水人物小品，构图简洁清丽，寥寥数笔，生趣盎然。青花色调也很净丽青翠，另有一番民间简朴清新的情趣。
四）清代的青花瓷器
清代的青花瓷在明代青花卓越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在瓷器造型、釉彩、花绘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据《景德镇陶录》说："陶至今日（清朝）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卷五），青花瓷器以康熙时期的作品最为突出。康熙十九年清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器型大小不一，式样繁鑫，青花瓷器的料色，似今云南珠明料的色调，具有鲜丽明爽之感，青花器物的纹饰，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斋，称为清代三冠。其器物样式，一变明代风貌。造型多为挺拔硬朗的形式。如棒锤、芭蕉、凤尾、花觚等式样，多硬直及方体器型。与当时清丽、明朗的青花装饰名副其风格能取得相互协调统一。青花的色调鲜蓝青翠，明艳净丽，娇翠欲滴。画法精细挺秀，分色层次增加，甚至在一笔中分出深浅浓淡的笔韵，表达出纯熟的绘瓷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瓷青花锦鸡牡丹凤尾尊（见图19）和青花人物山水纹盖罐（见图20），都是康熙时的典型作品。在装饰风格上，更多地吸取了民间木刻版画的表现手法，对所表现的形象作概括、夸张的加工，用刚劲、细致的笔法勾线，再以多种深浅料色。渲染，看上去爽朗明快。康熙的青花成就使它一直都有深远的影响，它的料色成为后来模仿的标准。《陶雅》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卷上），《饮流斋说瓷》也说："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说彩色第四），可见康熙青花是独步清朝的，《陶冶图说》中有两条说到"青料"，第八条采取青料说："瓷器无分园琢其青花者，有宣成嘉万之别，悉藉青料为绘画之需而霁青大釉，亦赖青料配合，料出浙江绍兴、金华两郡所属诸山。………其江西、广东诸山间有产者色泽淡薄不耐煅炼，止可画染市卖粗器。"第九条拣选青料说："用青之法，画于生坯罩以釉水，入窑烧出，具成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是黑色，窑火稍过，则所画青花多致散漫…?quot。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生产上着重于釉上五彩、粉彩的制作，并得到高度发展，青花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已失去以前的优势。但仍有一部分制作得非常精细的作品。如故宫藏瓷雍正青花团菊纹盖罐（见图21），造型匀称，团菊图案纹样格式布局匀整而灵秀。乾隆青花梅鹊纹表果瓶（见图22），其造型系乾隆时的典型风格，一变康熙时的挺硬格调，而运用柔和线条，使器物造型隽秀。其纹饰梅鹊出自康熙而较细腻写实，趋于自然写生，也为乾隆绘画装饰的风格特点。当时盛行仿古之风，多仿明代宣成作品，虽有仿得极精者，但终究缺乏新意和原来自然流畅的笔调。有许多民间窑的青花瓷器，也往往在底款写上大明或成化所制字样。这时的青花色调变化比较多，大致上雍正比较轻淡沉着，乾隆时比较鲜蓝浓艳。
乾隆后期，由于封建制度已面临末日，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相应的衰落下来，除了当时的民用青花瓷器还保持着清新、朴素的风格之外，官窑青花瓷器，追求自然主义，纹样繁琐，反映了统治阶级腐朽、低级的审美趣味。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内反动派的摧残，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一蹶不振，久负盛誉的青花瓷器，也失掉了往日的光辉，到解放夕，景德镇青花瓷的生产，几乎到了停产地步。
五）结语
综观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的青花瓷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花瓷器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罪证。历代统治者均在景德镇设立专为统治阶级烧造奢侈品的御器厂，并设有督陶官吏驻厂造办。它是当时劳动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据邑志记载："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之力不下千计，"以致"民以陶病久矣。"可见御器厂每年要役使一千余人替皇家卖力，沉重压榨人民。督陶官吏"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对景德镇的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百般压榨。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劳动人民深受灾难的真实写照。明嘉靖末期，地方上加派随粮带征的银两，弄得"公私苦匮"，民穷财尽，成为扰民的苛政。万历十九年一次就加派瓷器二十三万九千多套、件。万历二十七所宦官潘相来镇督理陶务，潘相和他的爪牙王四到处滥征商税，盘剥窑工，因烧造青花龙缸，致逼陶工童宾赴火而死。万历时期有个叫王敬民的官员曾上疏皇帝"奏罢烧造奇器淫巧。"（《浮梁县志》）"陶政篇"）这种疏奏，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减轻对景德镇劳动人员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仅在嘉靖二十五年所烧造"御器"追加的费用就高达十二万两白银，合大米205,480石，相当于当时贫苦农民的一十三万七千人一年多的口粮。明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缸，就是当时景德镇陶工烧造的，烧造这口龙缸，需银五十两，等于当时一个陶工六年的工资。
清代顺治八年，江西道额造龙碗，官书上说："得旨方与民休息。龙碗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这是清初入关收买人心的冠冕话，其实北京雍和宫佛座前之青花云龙香炉，上楷书"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政敬造，"又有青龙大碗数件，都是顺治八年额造的东西，并非名胜官书所说："与民休息"了。
皇家的御窑厂，劳动人民的地狱。御窑厂的成就，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浮梁县志》沈怀?"窑民行"，对当时景德镇陶工生活的写照是：陶工们吃的是"粝食克苦肠，不敢问齑韭"，而工作方面则还是"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到了老、病，毫元元保障，他们有的"服务二十年，病老逢阳九。飦粥先谁供，死况思槥车卯。弃我青山阳，青磷照我旁，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微茫。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异乡"。清代民谣："坯房佬，坯房佬，淘泥作坯双手拢，弯腰驼背受压榨，死了不如一根草。"这些都是景德镇陶工生活的血泪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也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明、清两代中，几乎年年都有规模大小不等反抗发生。如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烧造龙缸逼死陶工童宾而激起民变起，景德镇劳动人民就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反封建专制斗争，至到万历三年，陶工一万余人包围了御窑厂，火烧御窑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清嘉庆期间御窑厂青花画坯工人王子真领导?毛银改纹银"运动，清乾隆间茭草工人的"白围裙运动"嘉道间的"知四肉"运动等，都显示了景德镇陶工们斗争的顽强性。
历史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谁发明创造了青花瓷器？是谁使青花瓷器得到发展？发明它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不是那个督陶官史，而是千百个劳动的陶工。青花瓷器是几个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劳动、发明与坚强斗争的产物。当我们了解青花瓷器的历史时，绝不能为这些名称所拘泥，误认是统治阶级、督陶官吏、御窑厂的成就。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宋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着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 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 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瓷片收藏图片
瓷片收藏价值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