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赏元青花瓷器

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初青花概述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永乐、宣德青花

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正统、景泰、天顺青花

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成化、弘治、正德青花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嘉靖、隆庆、万历青花

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天启、崇祯青花

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顺治青花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青花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乾隆青花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青花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青花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到了近代，宋元时期的影青瓷器很少。原因是北方的瓷器爱好者对来自南方的影青瓷不太熟悉，加之赝品太多，认为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不去问津。其实，只要掌握了上述影青瓷的胎、釉、工艺特点（掌握器型的意义不大。因为仿古者对各类器型一般都把握得较好，如遇罕见而又特别的造型，则要慎重）和造假作伪的一般手法，完全可以一展身手。

影青瓷釉质的手感和观感，犹如青白玉一般，这是在鉴识宋代影青瓷时首先要考虑的。若遇干枯无光，釉面粗糙，或反之过于莹洁润滑者，则要谨慎。

又如影青瓷的胎色，洁白细腻，淘洗精细，有的器物精细到几乎脱胎的程度，但在制坯和上釉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够均匀之处，坯胎有厚薄，釉面有流淌，故若遇胎质过分精细洁白，状如粉末，露胎和釉面均光润无瑕疵者，须小心。

再如其纹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北宋早期影青瓷和元代的同类器物，花纹都不及南宋；若遇上像元青花上的人物故事图案，则显然值得怀疑。

宋、元时期的影青瓷器的底部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北宋影青瓷器的底部较高，南宋次之，元代则很矮，甚至接近平底；且底部颜色各异。

鉴别真假

以影青瓷的碗类为例，说明影青瓷赝品与真品之间的差异。

1.造假法：依照器物的大小和形状，用现代技术烧制，即用现代的胎土、化学釉料、天然气或电烧制。器型为典型的宋代覆烧印花碗，芒口无釉、镶边，这类物品以印花品居多。

辨别方法：赝品在放大镜的观察下，很容易发现镶边是用现代生胶粘贴的老皮；釉色发亮而不柔和；花纹造型不如真品古朴，且往往印花的阳纹比较突出；因为火气太重，敲击时声音比真品要响亮得多、声波特别地长；若再对比赝品和真品的底部，更一目了然。

2.作伪法：常见的是在光素无纹的器物上刻划出花纹——因为有花纹者价高，然后重新上釉，入窑烧制；另有一类是在印花或刻划花的无釉器物上（这类器物存世极少）加釉重烧。

辨别方法：对于前者，其声音差别不大，此时，先观察釉色，釉色肯定有新色，真品因为埋藏地下1000多年，一般能看到“伽喱光”，虽然现代作伪者也能做出此光，但与真器的光泽仍有差别；再认真观察其底部，底部会因为再次上釉烧造而将原先固有的垫瓶痕给加以覆盖或破坏；另有花纹与真品有别。对于后者，因为花纹、胎质和器物都是对的，所以必须仔细观察其釉色。

3.掩裂法：如果一件高档影青瓷器上出现了裂痕（冲线），其作伪的一般方法：先用吹风机将器物烘焙得烫手，再用毛巾等布质浸渍“水蜡”，将整个器物涂抹一遍，裂痕立时消失。这类器物，因为胎、釉、花纹、器型都“大开门”，很容易让人上当。

辨别方法：用手指在器物的口沿上作全方位的敲击，容易发现声音的不同变化，即破碎声。当然，3至5个月后水蜡一旦蒸发，裂痕会原形毕露。

4.补缺法：在一些有葵花瓣的侈口器物上，有时容易出现豁口，作伪的一般方法：将整个豁口磨平磨光，然后重新在原先的开口处打磨出新瓣口。

辨别方法：注意器型的变化，每种器物的口沿高低有严格的比例；其次，重新磨制出的口沿上无釉，而根据这类器物的烧制方法，本应有釉。

5.鱼目混珠法：因为模仿景德镇窑烧制青白瓷的窑口历来极多，宋、元时期以湖田窑新产品质量最优秀。真正属此窑的产品存世很少，而有的窑口，如其附近的江西南丰白舍窑烧制的宋、元时期的同类产品，从一出现就在质量上很接近景德镇的影青瓷，两者价格却相差甚远。

辨别方法：胎质，后者无论如何都不如前者的细腻，这点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出，只有用些适当的辅助性工具方可；另外就是景德镇影青瓷所用的垫饼材料为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器底部有明显的黄褐色或黑褐色垫瓶痕。其他窑口的宋元影青瓷器上则无，现代仿品就更不用说。

在瓷器作假的传统手法中，有种接胎法，但它在影青瓷的作假中并不流行。原因在于：其一，影青瓷使用的是透明釉，容易看出接胎痕迹，技术上不好处理；其二，若是高档的印花工艺影青瓷器，工艺根本不可能统一；若是刻花工艺的影青瓷器，前后刻划的花纹定然风格难以一致；其三，若是素胎器，由于自20世纪以来市场价格并不高而作假的成本却不低，接胎的经济价值甚微，作假者极少。

在以上所有辨伪方法中，较难把握的是真品、赝品釉色的区别和各自重量（赝品的重量一般比真品重量大）的不同，但通过长期的鉴赏实践，完全有可能把握。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商业市场的繁荣，是促进瓷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一。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人口都有百万之众。东京有160多种商行，行户有6400多户，每一行又有专门的领导者，称为“行头”。有了这种专门汇兑机构——“便钱务”，大批的商店、酒楼、茶坊等都是陶瓷的销售和使用场所。宋代著名的商业城市还有成都、太原、广州、泉州、福州等。有的瓷窑集中地也是商业城镇和瓷器集散中心，如河南宋代窑址的碑记云：“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除城镇外，由于广大农村对陶瓷制品有广泛的需求，因此精制的陶瓷器具便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对高级陈设瓷器的需求，促进了瓷业生产技术的精益求精。对陈设高级瓷器提出需求的皇帝、贵族、高官、巨贾，或掌握着发展生产大权的人不惜重金加以购买，是瓷业生产与技术高度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传世的为鉴赏家和收藏家盛赞的宋代名瓷，如钧窑、汝窑、民窑的产品，主要都是供陈设的观赏瓷器。

陶瓷的大量外销也是生产的动力之一。唐代瓷器外销量小，而宋代瓷器大量外销。外国考古发掘所见的宋代瓷器也远远超过唐代。如广州西村宋窑发现的遗物，多见于东南亚各国，国内出土反而很少，可见宋瓷外销之多。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宋代瓷业生产的兴旺发达。

陶瓷专家根据宋代名窑产品的工艺、造型、釉、色、饰纹等，将宋代瓷窑分为六大体系：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南方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同时，各窑之间的竞争也是宋窑发展的动力。竞争促进宋窑的工艺有许多革新与创造，这对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都有较大的作用。例如，宋代瓷窑多数采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炉内温度和气氛，以提高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炉内空间，扩大批量生产，降低威本。这一先进技术，后被其他瓷窑广泛采用。竞争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名瓷、名窑的诞生，同时优胜劣汰的规律，也使一代名窑——邢窑与越窑销声匿迹了。

元代陶瓷的发展

元代产量最大、名瓷最多的产品是南方的青白瓷。青白瓷的名窑有江西省的景德镇、乐平，福建省的政和、闵清，广东省的惠阳、中山等等。元代青白瓷的瓷胎采用瓷石加高岭“二元配方法”，胎中氧化铝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变形减少。元代青白瓷较宋代青色加深，不如宋代清澈透明。体胎增厚变大，由宋代的轻巧挺拔变为元代的厚重饱满。但是元代青白瓷没有宋代精美，但器形增加了新品种，如扁形执壶、笔山等。除一般的装饰方法外，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增加了串珠纹，如1963年北京崇文区龙潭河元墓出土的青白釉玉春瓶，就是串珠纹装饰的典型。元代的名瓷有大都出土的青白釉笔山，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广寒宫”瓷枕，北京市昌平县出土的青白釉等等。

元代钧窑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生产传统的天蓝釉，月自釉和蓝釉红斑器。钧窑的窑址进一步扩展，河南省扩展为安阳、浚县、内乡等11个县，河北省有磁县，山西省扩展为浑源、介体等县。元代与宋代钧窑产品比较，元瓷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性差，釉色为天蓝，月白交融，以月白为主。钧窑元瓷没有宋瓷的奁、洗、尊等陈设品，也不见玫瑰紫和海棠红的釉色。在装饰手法上，宋元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元代创造的堆贴花纹为宋代所没有，内蒙古出土的堆花三足炉是较典型的作品。

元代龙泉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兴盛。龙泉窑从耀州窑印菊花碗大窑、溪口向瓯江、松溪两岸扩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元代龙泉窑体系。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器型高大，胎体重厚。大窑、竹口等遗址皆有大型瓷器出土，有高达1米的花瓶，口径60厘米的瓷盘，安仁口岭脚窑出土的口径42厘米的大碗。大器件的烧成是元代制瓷出土的新成就，元代新创的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等。釉色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纹饰采用画、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龙泉窑的生产规模、烧窑技术的改进、瓷器品种的丰富等方面都有新的贡献。元代的重要瓷窑还有河北省磁州窑、河南省的郑县窑、山东省的霍县窑等等。

元代瓷器的显著特征是形大、胎厚、体重。造型多数为壶、罐、高足杯、瓶、盘等。以四系小口扁壶最具时代特征。不仅以前各代未见，而且以后各代也未见烧制，这种扁壶以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现釉里红瓷为多。僧帽壶和多棱壶是元代创新的壶式，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为藏、蒙等少数民族贮放奶液之盛器。

元代青花瓷的装饰特点是层次多，画面满，由于处理得当，仍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元瓷的装饰方法有刻、画、印、贴、堆、镂、绘等各种。元代青白瓷大型器具盛行印花装饰，红釉和蓝釉瓷上也有印花装饰，由于红、蓝釉厚薄不同的呈色效应，比白釉印花更富立体感。雕花即镂花，是一种新技法，具有浮雕的装饰效果。绘花是利用含钴、铜物质为着色剂，在胎上绘画饰纹，然后上釉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元青花瓷的花纹。分为主纹和辅纹，瓶、罐、壶的腹部为主纹，其他为辅纹，常见主纹饰植物有松、竹、梅、牡丹、莲、菊等，动物有龙、凤、鹤、鸳鸯、鹭鸶、麒麟等，辅纹有卷草、锦地、钱纹等。

马蹄，秋水，指《庄子 · 外篇》中的《马蹄第九》和《秋水第十七》两章，一言天马无羁，伯乐善治马反而害马早死；一言秋水灌河，海纳百川，井蛙不可以论海，夏虫不可以语冰，天地之外尚有至大无涯之域。

虎尾，春冰，出于《尚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大人」的忧患之心就像踩着老虎尾巴，走在春天渐将解冻的冰面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估摸应是朱子一派道学先生对这马蹄虎尾八个字的体味。我在此挪用则只是因为读起来、看上去都很美，并借来比喻宋元美术与器物中的两端，一种是自由无拘、了无罣碍的美，如磁州窑、耀州窑之刀斧凿凿；一种是忐忑不安，戴着镣铐曼妙舞蹈的美，如定瓷与哥窑的恭谨和内省。并进而相互交织、渗透、迭压、幻化。

    虎蹄，马尾，春水，秋冰。

    「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

    ——宋磁州窑枕题辞

    旧题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开篇列出有宋一朝二十八种天下第一：

    「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孑鱼、福州荔眼、温州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鲊、京（又作「右」）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从书后行文来看，作者时代应已入元，但的确通篇充盈着浓浓的宋人气味儿。

这种气味是将汴京的女人味儿与江阴的河豚味儿混着，是将江南的士大夫味儿与开封东华门的腌鱼味儿混着，是将大内的酒香与交趾国进贡的咸豆豉味儿混着，是将高丽秘色「出香」与定州白瓷瓯浑置于茶床之上，是跨坐契丹的金马鞍，腰佩西夏的铁利剑，是嚼着简寂观的苦笋，再痛吸一口洛阳牡丹花的浓香……

总之，混融感官与理性，出入跳跃于雅俗之两端，很违和又很不违和，在不经意间引诱你、俘获你，于若即若离之中，并略带一抹虐恋式的绛绯唇脂。在宋词与宋画间也常有此趣味。

故此，慕宋至极之士言必称「佞宋」，藏书家黄丕烈自号「佞宋主人」，绝声色之好惟以藏校宋版为生命。画家吴湖帆填《佞宋词痕》于沪上孤岛，品宋刻《梅花喜神谱》，嗟悼亡妻潘静淑，唱和知己周练霞。

    佞宋，是一种溺爱，让你有些微轻慢的窒息。

    然而我们身处祖国的心脏，微信间尚不敢造次又何敢称「佞宋」？，况幽燕之地，只余下中山公园里一块乾隆从临安德寿宫遗址强移来的宋石「青莲朵」了。北海琼华岛确始于金，然而大金功业令「辽倾宋奔」，在灭宋之邦「佞宋」实在有些煞风景吧。又加上近日的北京，世事纷扰，服服帖帖的北京本地土著也觉面上无光。如阅一百一十年前排满革命者编写的《燕京游记》所云：

    「燕地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豪杰辈出焉。乃今多腼颜俯首之人也。岂以五胡契丹金人蒙古东胡窃据而后膻腥混杂而民性为之大改耶？抑燕民向受外人压抑最为密迩，故习惯自然以养成奴隶之根性耶？」

    作者呼吁荆轲等「屠狗击筑之徒」愤然而兴。被胡化的我辈有些汗颜，之后还是乖乖回到胡衕附近胡吃一顿胡人酒肉，肉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

    南望开封，屡次被淹、被毁的汴京宋城早已深埋地下，新开封已华丽转身为一个中原小吃重镇。再南望「行在」杭州，西湖歌舞依旧，只是电商名城的烟火气与「人间天堂」的书卷气结合得尚未妥帖，甫出西湖边一百五十步外便令人心浮气躁。安缦法云的瓦舍庭园尚称隽雅，然承包出去的杭帮菜餐厅则不敢恭维。那么我们能去本星球上的哪个现有的大都市里追寻宋人的乡愁呢？

思来想去，检点本册征集到的器物，发现一半左右都曾为日本旧藏，包装桐盒森森然在列。又有友人T先生新置京都古宅于金阁寺旁，青苔古墙，景致粲然，热情招客小住。

心下称好——不如东渡。

    东渡，去京都罢。

    在致拍摄小组同仁的一封短札里，我写道：

    关于日本拍照，主题大致为去京都找寻宋元人间的色、声、香、味、触。因为平安至室町时代的京都，深受宋元文化和禅宗的影响，尤其是南宋。干道、淳熙年间，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两度入宋求法，归京都后弘阐禅宗。来自宁波和天目山中的中国僧人、商人也在宋元百年间络绎东渡，携来佛像、佛画、陶瓷、漆器乃至茶道、香道、花事、伎乐。忆及十余次往来京都，感觉其寺院建筑，山形水系，木石庭园，街道布局，河流穿城而过、酒楼勾栏沿河铺展的气息实具宋风。所以我们可以有所取景。室町时代能乐大师世阿弥和尚说：「隐藏着的花才是真正的花」，又说：「欲演怒涛之势，必存风柔之心」，我们拍秋景不用拍花，拍果实、拍落叶、拍水、墨、茶、酒、点心甚至豆腐或鱼翅面，并结合几件器物搭配。果实静物布局可参考牧溪和尚的六柿图。表达一种晚秋的成熟、慵懒、寂灭与轮回。当然，龙安寺伟大的石庭枯山水是少不了的，因为与我们的哥窑瓷器气味相投。祝顺利，秋日和。

    于是摄影师曹携狐、牛、楠诸同事分头行动：赴本能寺旁寺町通之鸠居堂轻掀暖帘，购笔墨熏香；于始于明治三十七年的京都名店Yojiya购艳红胭脂；再于伊势丹站前购柿子，挑最好看最纯色的几只；于河原町路口花店细细挑选红天竺、毛栗子；顺路拍摄鸭川三条四条间的水景；再于宽永堂购和果子数种。日暮，赴元吉町白碗竹筷楼食当家名物鱼翅面。

饭罢，归宿，一切就绪了。

    「周尺将盈尺，宋瓷方是瓷」

    ——乾隆《咏官窑盘子》

    谈起清代帝王的艺术品味，时人必扬雍正而贬乾隆。但仅就宋瓷赏鉴而言，乾隆无疑是明清两代可称卓越的鉴赏家。其祖父康熙胜在创新，不喜旧磁器，在《圣祖庭训格言》中甚至说：「旧磁器皿俱系昔人所用，其陈设何处，俱不可知。看来未必洁净。」故不可留用，只能置之案头作为一时清赏。父亲雍正则是创新与复古兼有。到乾隆则竟是一位狂热的「向后看」的复古主义者了。

    台北故宫的《得佳趣》一书对乾隆「佞宋」梳理得非常清楚，乾隆一生为陶瓷鉴赏所做御制诗约二百首，其中题刻在宋瓷五大名窑（包括误判为宋者）上的，已知存于两岸故宫和大英博物馆的器物就有131件之多，北京保利亦曾经手官窑小方壶、「柴窑」碗、官窑小贯耳壶三件御题瓷器。可以说对陶瓷鉴赏，乾隆帝十之八九的精力都倾注在宋瓷上了，故而珠山御窑厂的那些玲珑工巧的新作虽然「新瓶制更佳」，但显然对乾隆帝来说是不怎么走心的，而他同现代学者一样，对《坦斋笔衡》、《负暄杂录》、《春风堂随笔》、《遵生八笺》中对官哥窑的有所记载的重要文献非常熟悉，章生一、章生二，汝州青器，北宋官窑，修内司，郊坛下，哥哥窑，龙泉窑，这些我们今日在研讨会上诸专家仍然莫衷一是的宋瓷核心问题，也是当年乾隆念兹在兹的。并且在凤凰山窑址发掘前的二百三十年前，他就已坚定得认为修内司官窑产自临安凤凰山。

    「修内陶秘器，官窑异外间。

    难分建隆代，总出凤凰山」

    ——乾隆《咏官窑葵花盘》

    「挣钉犹是宋窑遗，冰裂纹存泑水滋。

    一例鳯凰山下土，不经陶炼孰珍之」

    ——乾隆《咏官窑碟子》

    本册有幸收入两件哥窑名品，一为哥窑倭角方洗，一为哥窑贯耳壶，壶底亦蒙御题，并贴有清宫「敬字号」黄签，似旧藏于紫禁城敬胜斋中。哥窑器亦是乾隆经常题咏的名器，有咏《哥窑盘子》云：「处州精制擅章生，盘子曾供泛索盛，新法不看百圾破，那知得号有难兄。」乾隆对哥窑的最看重之处在于其被称为「百圾碎」的釉层碎密开片不同于官窑的特殊美感，所谓「哥窑百圾破，铁足独称珍。恰似标坏相，而能完谧神。」（《咏哥窑葵花碗》）

乾隆认为，哥窑瓷器胜在「古色穆然火色微」，而釉色不如官窑青润，即「纯青虽觉逊官窑」。但圣明如炬的乾隆竟然发现：哥窑在五大名窑中的首屈一指之处在于：符合政治正确。乾隆题哥窑盘子诗曰「笑把葵花百圾者，恰如烈士善循名」，即「百圾碎」的层层「裂片」象征了「烈士」的节烈之风；而其常用的葵花口造型则象征了臣子葵花向日的忠诚。

乾隆在哥窑的碎纹中看到了「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文天祥，可谓狂想。于是文天祥、史可法也被尊为大清的圣贤忠烈，而功在本朝开国的洪承畴、钱谦益则被耻辱地划入《贰臣传》。如此「佞宋」，可又有些去宋远矣了吧？

    向忠烈致敬之后，茶歇一下，回到宋瓷的色、声、香、味、触吧。五欲供为佛前的供养品，包括明镜、琵琶、涂香、果实、天衣五种物品，分别对应人的眼、耳、鼻、舌、身，再对应人心的五种感欲——色，声，香，味，触。从负面说，五欲使人无法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从正面说则五欲也正是凡人人生的动力。印度佛教有五欲，亚里士多德亦有四感，只是将味觉隶属于触觉。罗马人格利乌斯于二世纪也把感官划分为这五种。到中世纪之后的不列颠，五欲也成为一个常识概念。

    不过，东西方孰早孰晚又是另一椿公案了。人间五欲也体现于陶瓷上。

色，可看定窑器的「一瓯天下白」，可观龙泉釉的梅子初青；声，可弹出「金扣定器」碗盘的铮铮之鸣，可倾听官哥碎器的喑哑之低吟，彷佛新的开片还在继续嗦嗦生长。触，可抚哥窑洗釉面的「酥油光」如丝绸般柔和，如处子微汗的脸颊。而磁州窑大刀阔斧的剔刻搔落梅瓶则手感爽利，如推拿刮痧般痛快。香，味，则可在建盏兔毫与吉州玳瑁中寻寻觅觅。而置哥窑小方洗于龙安寺石庭的长廊之上，内盛清水，在霜降日的午后阳光下摄其影，以低视角、横向构图的镜头向小津安二郎致敬，这一帧作品的景像的确混融了色、声、香、味、触的界限。

    你是出离舍弃，还是沈溺拥揽？由你自己选择。

    汝、官、哥、钧瓷质之美，历来鉴赏家以为在釉层纹片与气泡之中，鱼子纹、蟹爪纹、柳丝纹、鳝血纹、蚯蚓走泥纹……让你在纹路中游走沈醉不知归路。而薄胎薄釉、薄胎厚釉、二次覆烧、多次挂釉后产生的各种釉层气泡，有的如「聚沫攒珠」，有的又寥若晨星，或乳浊、或酥光，这些纹片与气泡在肉眼下为一观感，十倍放大镜下为一观感，二十倍放大镜下为一观感，显微镜下又为一观感。袭用传统目鉴方式，我们看到犹如窑内从胎体中逸出的碱金属与氧气，成为窒息在釉层中的一个个茫然而美丽的气泡。

以气泡鉴定古陶瓷的方法实在是一种令人煎熬的密宗心法，如同无知的我，仅从话剧《哥本哈根》里略知的海森堡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庸俗化解释——即在你盯住一个点并自认为把它计量准确时，测量的行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扰乱了那个事物，其他的量就变形了。所以「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是错误的，不可知的庄子和禅宗是正确的。

知否？知否？瓷如是，事功如是，人生亦如是吧。

    不过，面对一件紫口铁足的哥窑洗，我还是会不由得拿起十倍放大镜，屏息凝神，仔细地看了又看，作专家状。诚然还是看不明白，才想起前辈师长的教诲，看古瓷要看到骨子里才行。对了，胎骨还没看清呢，再俯贴那几点铁色支钉痕上直到眼酸。恍惚间似已剔釉见骨，进而再敲骨吸髓，彷佛误入了宋人李嵩《骷髅幻戏图》的「五里墩」下，大骷髅悬丝傀儡小骷髅，观者是看到骨里了，可是能看得到人生的本来面目么？

    辽宋金元的神州板荡之世，北方磁州窑系的瓷枕之上多有以书法诗文直抒胸臆表达家国之思或骨肉亲情，常令人耳目有所感动。叶喆民先生《中国陶瓷史纲要》记录的几件瓷枕是为代表。

如大英博物馆藏北宋神宗熙宁四年款鲁山窑「家国永安」珍珠地划花枕，字、工安妥，时为北宋盛世。而一方日本藏绍兴三年款的磁州窑枕上的长篇题辞则记述了宋金战乱间的旅途思家之情。

    「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蹿，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

    作者行文诚恳，兵荒马乱心慌悲叹的情境十分真切。不过令他稍觉心安，「只有作诗」的那几句诗并不是他作的，而是抄写白居易诗。乡镇「低端」知识分子的虚文矫饰，钻信息不对称的空子抄袭大师，在骨肉流离间必未能免俗。不过，「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句大白话还是说得真好。

    金元之交的磁州窑器，白地黑花的酒瓶又为一代表。本册中的「清沽美酒」书法梅瓶即是一例，以当时流行之米芾体书法快速写就，观之仍然能闻到一千年前的酒气。而彭城响堂山文化馆所藏的另一件白地黑花壶则书一首小曲山坡羊：「晨鸡初报，昏鸦争噪，那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边款题名「漳滨逸人制」。这种意趣让人不禁想起千年后同为邯郸人氏的方力钧的光头泼皮大画，看来「玩世现实主义」的立根处也是在宋朝啊。

叶先生最喜欢引用的一首瓷枕题诗则在河北彭城临水县出土的白地黑花枕上：

    「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歧边。」

    宋金离乱之世，宗教大盛，佛教兴盛，道教神仙亦如仙班列阵来到人间。在宋元工艺美术中，这类仙道题材为一大宗。本册有一山水堂旧藏白玉雕女仙采芝小像，初见之，以惯常眼光定名为神农采药。再细审视玉人确为女相，神农之名实系错误。查阅扬之水先生《毛女故事图考》，方知应为唐宋间颇为流行的《列仙传》中的女仙「毛女」形象。毛女，字玉姜，形体生绿毛，居华阴山中。被西汉年猎人看到后毛女自称是秦始皇宫女，秦亡入山得遇真人授方，食松叶不饥寒，身轻如飞。在山中，已历一百七十余年。神仙是不老的，然而在另一本书《抱朴子 • 仙药篇》里，毛女最终却死去了。因为她被好事者强拉回城市人间居住，重新食四环以内烟火。毛女的体毛在一年间也就逐渐脱落了，两年后则寿终正寝殁于人世间。「谁知古是与今非」，「笑捻山花望太虚」，所以，做神仙不易，做人搞不好更难。

    南宋人方岳有《春盘》诗，即描写宋人食春饼的情景，中有句云：

  「青红饾饤映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擎将碧脆卷月明，嚼出宫商带诗馥。」

    方氏把韭菜肉丝卷饼这事题咏过于文雅，却让人看了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嚼春饼都嚼出了「宫商」之声，和诗人一起吃饭还真是辛苦。不过，宫、商对应的人之五窍是口和鼻，倒也恰当。「咬春」能咬出宫商之声，说明宋元人对音律的敏感，故此宋元也是中国词曲吟唱全盛的时代。而列为文人至上之乐的「古琴」制作和演奏也在宋元明初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本册的倒数第二件器物高山流水铜熏炉之后，颇想寻得一床宋琴作为全场收尾，以合圣贤「成于乐」之梦想。然宋琴一时人间难觅，终付缺如。最终截稿时刻，一床「凤嗉」鸣琴忽翩然现身于办公室。此琴为王世襄先生俪松居旧藏，乃《自珍集》著录九琴之一，式自伏羲式变出，面扁而圆，颇具古风。曾被管平湖先生断为元末明初所制。此琴制作特点在于漆质坚实，流水断纹细腻而生动。曾经郑珉中先生修整，故王世襄夫妇经常弹奏。我不识琴技，好奇此琴声音究竟如何。特约王风教授张弦操缦抚之，曰其声「奇古透润、音韵悠长」，乃十分好琴。

    此凤嗉琴在民国时历经名家递藏，先为红豆馆主侗贝子溥西园藏品，再归白云观住持安世霖，在1946年安道长被群道士活焚「火化」之后，此琴免于凤凰涅盘仍能幸存。再归关仲航先生，继而转赠王世襄。曲曲折折之百年间，此琴能再度面世，亦是一个佳缘。红豆馆主侗五爷，乃音律大家，京昆名票，梅郎恩主。大清国歌《巩金瓯》作曲者，此曲颁行六天后武昌起义爆发，即成为大清挽歌《金瓯缺》。朱家溍先生回忆，1920年代每逢春日，侗五爷常于西山水獭园别业招客赏花饮茶。他请客人坐于院中杏花树下品茶，自己则在书房的帘栊之内为客抚琴，但闻飘渺琴声，不见抚缦琴人，时屋内书案为著名的宋牧仲铭题紫檀大案，所奏琴曲为「高山流水」，雅集后不久，红豆馆主几尽破产，书画、几案、古琴散入市中。1952年溥西园逝于上海，大师梅郎在大雨中赴沪奔丧，于楠木大棺盖棺前见了五爷最后一面。不识音律者如我辈，轻抚细审凤嗉琴的圆池圆沼，在连绵无尽的漆面流水断纹里，半分半明间听到了那西山下从凤凰喉咙里发出的低吟。

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一位美国脑神经专家说，在大脑里回放音乐和听实际演奏很不一样，在脑子里回放一首曲子只需要实际演奏时间的一半或更少。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大提琴手》讲述一个在威尼斯咖啡馆拉大提琴的小伙子，邂逅一位神秘中年女士。女士只听男孩演奏，并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导，但自己从不动手演示。原来，女士从小有对音乐的超高直觉，却如有强迫症般的在少女时突然放弃了动手演奏，从此只听、只说、但再也不自己拉琴。小伙子的演奏深度在这种非常态的精神强化训练下突飞猛进。但女士把男生引为知音的同时，也让他成为自己能演奏的假肢。这种关系让很有天分的男生也变得迷惘了。在女士终于回归正常生活回国嫁人之后，他也就成了一个庸常的酒吧演奏手，天分消失在空气中。

  九月初秋，在最好的阳光下去水城威尼斯看展览。夜幕降临后，步行至圣马可广场找寻石黑一雄的大提琴手。广场西侧的三个露天咖啡馆果然各自搭起舞台，轮流演奏招揽游人，也像他小说里说的，因为广场够大，游人「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频道。」各种著名的古典咏叹调此起彼伏声音「半入江风半入云」，然后间奏一些老电影主题曲，《教父》当然是少不了的，再以后竟然是小提琴版《茉莉花》。

圣马可广场，欧洲的会客厅，除了19世纪初征服者拿破仑增建的连廊舞厅外，全部建筑都完成于9世纪至14世纪之间，并以一种修旧如旧的保护态度原状陈现于21世纪。这个时间也正是我们的两宋辽金元，而我们的宋城只能在地下和主题公园里了。

    入夜渐深，正值月圆当空，也是海水涨潮之时。只见一股一股的泻湖水混着海水从广场的石砖缝中冒出来、涌出来，如同积攒了一千年的委屈和泪水，一千年间的眼泪每当月圆之夜就捂不住得从地下夺眶而出。直到积在大教堂镶满金色马赛克的拜占庭式外立面拱门前，形成一个小湖式的镜面，大教堂宛如在水中，漂浮、沉没。劲风中咖啡馆的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并不是德彪西的钢琴曲《沉默的大教堂》，而是小提琴协奏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间奏曲。宁静，疏朗，如清风流水，一种叙述般的回忆慢慢流淌，这似乎应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音乐吧。所以《愤怒的公牛》里，伴奏独自挥拳的罗伯特·德尼罗的是这段曲子。《教父II》里唐 · 迈克尔 · 柯利昂孤独地死在椅子上时，那段音乐也是这首曲子。而这个旋律也让我们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当马小军像一只大猫一样爬上段祺瑞执政府的绿铁皮屋顶时，这段曲子也在夕阳逆光中响起。

太阳的味道、干草的味道、马兰白床单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有点想家了。

夜也深了、灯也昏了、风也凉了。

还是回到宋朝，还是用一句磁州窑瓷枕上的文字结尾吧：

    「众中少语， 无事早归」

                                                            2017.11.27.日晨

                                                              于北京幸福二村

月白釉是金代耀州窑烧造的一种独特瓷釉，其色泽温润如玉。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窑址发掘证明耀州窑创烧于唐代，五代时期已经能烧造精湛的裹足釉、天青釉和淡青釉瓷器，所谓耀州窑“仿汝”，是沿用了宋代《坦斋笔衡》的记载，也反映民国古玩界已经了解宋以后耀州窑曾烧造偏白色并带有乳浊感的瓷器，这种“白器”被现代研究者称为月白釉瓷，也有学者称其为“耀州青白瓷”。

此类月白釉耀州瓷多为素面，造型浑圆敦厚，釉的黏稠度大，呈现着洁净如美玉般温润含蓄的美感。月白器胎质均匀致密，胎的特点与同时期该窑青釉瓷较相似，但胎色略白些。金代耀州窑月白釉有青白、白灰、灰白等色，釉的透光性比较差，是耀州窑历代青瓷中玻璃质透亮感差、但玉质感最好的瓷釉。

月白釉代表器物有胆式瓶、敛口盘、三足鼎炉、半月形单板洗、荷叶形盖罐等。最突出的一件器物系蓝田县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代月白釉贴花夔纹三兽足大鼎炉，为直口、宽沿、束颈、广肩、鼓腹，腹部有仿青铜贴花龙饰，腹下有模制三兽足，造型庄严古雅，制作精良，工艺精湛。在蓝田、耀县柳林、三原西秦砖窑等地出土的瓷器中都有金代月白釉瓷。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金大定二十四年）出土的卧足碗，也属于月白釉瓷产品。西安西大街近年在基建中发现不少宋元古井遗址，井中出土陶瓷器窑口众多，笔者多次见有金代月白釉瓷残件面世，有些月白釉刻花盘残件釉层磨损严重，有的还有铁、铜锔钉存留，显示金代月白釉瓷在古代生活中沿用的时间相当长，有些甚至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西安民间收藏中也有多件保存完好的月白釉瓷，包括金代月白釉素面三足炉大小各一件，曾被选送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

随着金代耀州瓷窖藏近年来不断面世，加之在药王山南庵碑廊又发现了金大定年间耀州窑向金中都贡瓷的碑刻文献《耀州吕公先生之记》，金代耀州瓷给了研究界耳目一新之感，金代已经不能被简单视作耀州窑的衰退期，月白釉瓷就属于该窑改良创烧的新产品，其上乘产品往往呈青白色，以白中隐隐透出青色为特点，一般产品的色釉呈灰白或月白色，且釉层肥厚，呈现很强的玉质美感，这种乳浊釉与唐宋耀州窑青釉瓷玻化程度高、釉子有较强的玻璃光泽和透明度不同，外观与南宋龙泉窑青瓷釉层肥腴质感有相似之处，也具备两宋宫廷推崇的官窑瓷那种含蓄似玉的厚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