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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名和马有关

马是人们喜爱的六畜(马、牛、羊、鸡、狗、猪)之一。它常被用于地名，南京与“马”有关的地名就不少。粗略统计就有十八处。它们是：马标、马巷、马群镇、白马城、驻马坡、饮马池、马道街、马路街、马府街、马台街、马桥铺、止马营、泥马巷、石马冲、下马坊、饮马巷、五马桥、五马渡。

这些地名的来源，除少数难以查实外，大都有其历史渊源，或与某人有关，或与某事有关，或与某一传说有关。它们反映了南京地名文化的丰富多采。

白马城名为城，实为吴国所建的带有城堡的烽火台。其遗址据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江宁县北三十里。”大约在今燕子矶一带的江边。书载：“吴时沿江烽火台二所，一在石头(城)左，一在自马城。”

马道街 马道街在城南中华门内北边，东接小心桥东街，西接大油坊巷，与剪子巷平行。相传明初，富民沈万三居住此街，为了便于朝见明太祖朱元璋，专为自己修了一条马道。后朱元璋怀疑沈万三富可敌国，有谋反之心，便将其充军云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马路街据《首都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南京才开始造马路。当时马路比较窄，只能通行轻便马车。北起常府街、南接五福巷的马路街就是比较窄的一条街。不过马路街的名字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修的《上县志》中就有记载，南京著名的藏书家黄虞稷就在马路街筑’有“千顷堂”，藏书数万卷。

马桥铺这是清代的一处驿铺。据雍正年间的《六合县志》记载，马桥铺在六合县东边_十里。古代的驿递是以马递送公文，并护送官物和官差。

马群镇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重视马政，要求民间广为养马，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并制定“牧马法”。规定每十匹马设群头一人，每五十匹马设群长一人。当时南京郊野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马。因此便出现了马集、马村、马塘、马场等乡村名。东郊的马群乡(现改为镇)即是其中之一。

五马渡 据《六朝事迹类编》等书记载，五马渡是幕府山前的一个渡口，大致在今下关上元门江口附近。西晋“八王之乱”后，七王惨死，东海王司马越总揽了朝政。为防内乱，他下令在京的诸王回到各自的封地。于是琅琊王司马睿、彭城王司马玄、西阳王司马漾、南顿王司马宗和汝南王司马宏便都从幕府山下江边渡江。此渡口遂被称为五王渡，也叫五马渡。

石马冲位于江宁路东南上坊乡。南朝陈霸先的万安陵就在这里。石马冲一名最早见于清初顾炎武的《肇域志》：“石兽尚存，今呼‘石马冲’。”但万安陵前石兽中并没有石马，只有石麒麟，想是乡人均俗称石马而得名。

马标是清兵进入南京后，把明故宫和部分明皇城地域圈为“八旗兵驻防城”，作为军事要地，不许百姓出入。到辛亥革命时，历经战火的驻防城已不存在，只在其北部留有“马标”的地名，“标”，是清代军事编制的一个单位，相当于现代的“团”，马标就是清代南京的骑兵团的驻扎营地。

止马营·马娘娘

止马营因朝天宫下马碑而得名。此碑在离止马营不远的朝天宫西坊，碑上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此下马”12字。至今犹存。这种碑在古代俗称“止马碑”。

明洪武时，朝天宫是祭祀天地和演练朝贺天子礼仪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庄严之所在，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必须下马步行。止马营正是当年下马之地，故名。

关于止马营这个地名，民间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后，兵部侍郎之子朱紫贵在水西门偶遇画家何上清和其妻肖梅娘，朱顿起歹心，妄图霸占梅娘。朱紫贵利用朱元璋生性猜忌，抢走了何的画稿，进行诬陷。朱见画稿上的大脚女人怀抱一个西瓜，疑为嘲弄马娘娘，命锦衣卫次日凌晨捉拿画师问斩。事先朱紫贵叫人在何家屋檐插上芝麻秸，作为捉人标记。

善良的马娘娘扮为民妇，前往何家夜访，了解到何画中女人怀抱之物是未画成的童子头，冤情大白。她在何家附近发现芝麻秸，于是和随从在各家屋檐下都插上它，以假乱真，天亮时，锦衣卫前去捉人，见许多人家屋檐下都有芝麻秸，要统统抓走。

马娘娘见事祸及很多人，乃主动投案，结果又闹出一出审皇后的笑剧。在马娘娘的进谏下，朱醒悟，画师得救。后来，居民为铭记马娘娘恩德，将这条街改名为“芝麻营”，后又演变为今天的“止马营”了。

驻马坡·诸葛亮

驻马坡在清凉山东坡，相传为诸葛武侯(亮)出使东吴时与孙权在此驻马论形势的地方。《实录》引《吴录》说：“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日：‘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此后历代方志大都有诸葛亮出使东吴，在石头山(清凉山)驻马论形势之说，“龙盘虎踞”遂成了南京的一个代名词。

马府街·郑和

马府街，东起长白街，西至太平南路东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他的府邸曾经坐落于此，马府街因此得名。

《明史》载：“仁宗立，诏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和乃置第阑干桥。”因郑和本姓马，世称马府，故阑干桥遂易名为马府街。

郑和府第“马府”，经历代变迁，早已无存，不过明清两代，郑和后人皆族居马府街。1985年7月在郑和当年的府第遗址——太平公园内修建郑和纪念馆时，施工中掘出一批瓷片，其中一件碗底上有一楷书“马”字，太平公园遂更名为郑和公园。

(1) 看造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以及技术条件，因此生产的陶瓷产品有不同的造型特点，这给我们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首先要对历代器物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掌握器形发展的总趋势，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造型多仿青铜器，古朴刚劲；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由粗矮向瘦高发展；唐代瓷器则浑圆饱满，显出雍容华贵的气质；宋代器物修长轻盈，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元代器物造型一反宋代风格，器物高大，显得厚重粗犷；明代又一反元代特点，器物造型秀丽古拙，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清代则器形繁多，制作精巧 。了解了历代瓷器造型的基本特征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对器物的口、腹、底足，乃至耳、流、柄、系等都要仔细观察，总结规律。以碗、盘一类器足的主体。可见器物的足底部分也不能忽视，往往成为我们断代的参考依据。因此，只要我们头脑里有了准确的器形概念，善于体会各时代器形不同风貌，对那些貌似的伪品，就能看出差别之处，这就好像手里拿了一把尺，有了准确的分寸，不致出现“失之千里”的现象，把明代器物看成是唐代产品。

(2) 看胎釉：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烧制的瓷器，由于胎釉成分和烧造条件不同，烧成的器物质地、釉色各不相同，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重要依据之一。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无论任何时代器物，在底足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处，大多可以看出胎质特色。观察釉质则一 般要注意釉色、光泽以及气泡疏密等几方面特征。例如，福建建阳宋代建窑所生产的黑釉瓷器，因胎料含铁成分较多，故胎色呈紫黑，胎质坚致。而江西吉安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黑釉瓷 器，有的器型、釉色虽与建窑相似，但因制胎所用原料不同，胎色呈米黄或黑中泛青等色，胎质粗松，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把窑口区分开来。即使同一个时代，同一品种，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胎釉有不同之处，例如，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白腻，釉面肥润，隐现桔皮状的凹凸感，仔细观察，釉中可见有大小不等的釉泡；而明代末年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截然不同，薄而青亮，不可同日而语。

(3) 看工艺：器物成型工艺不同，装烧方法不同，烧成气氛和燃料不同，都会在陶瓷器上留下不同的特征，成为我们鉴定陶瓷中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宋代定窑瓷器采用覆烧工艺，烧成的器物口沿无釉，俗称“芒口”；而宋代汝窑瓷器采用支钉支烧工艺，烧成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只留下极小的芝麻状支钉痕迹，这些特征，都应着重掌握。

(4) 看纹饰：陶瓷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每一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例如，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布局繁密，层次较多，少则二、三层，多则七、八层；而到了明代永乐时期，则趋于疏朗。再如，中国瓷器上装饰常用的龙纹，各个时代各有变化，不尽相同。有的叱咤风云，有的细软疲沓；有的威武雄壮，有的老态龙钟，这些，都成为我们鉴定时的参考因素。

(5) 看彩料：瓷器上的釉彩，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色，有的虽然采用一种呈色的彩料，由于所含成分不同，或制法不同，烧成条件不同，因而呈色也就有所不同，虽然这种不同有时是极其细微的，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例如，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大多采用进口青料，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往往会在青花上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成为宣德青花瓷器的特征之一。而清代雍正时期的仿宣器，因所用青料不同，不能完全准确地再现宣青风格，青花上的黑疵斑点是用笔触多次点染而成，只要仔细观察，就可发现人工留下的痕迹，与宣德青花自然形成的黑斑迥然不同。

(6)看款识：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陶瓷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等，也是鉴定陶瓷的依据之一。不同的时代，书款的方法、书体和笔法，以至书款的部位都有所不同。例如，清末民初有不少仿清代康熙官窑的瓷器，器底书“大清康熙年制”款，但字体、笔法与康熙时不同，一看就知是后代仿品。因此，掌握款识特征来断代和辨伪也是相当重要的。

综上所述，历代陶瓷在造型、胎釉、工艺、纹饰、彩料、款识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各项依据。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普遍规律中寓有特殊规律，还必须考虑到例外情况，例如，前述宣德青花大多有黑疵斑点，但也有一部分宣德青花没有黑疵斑点，我们不能因此说它们就不是宣德瓷器。因此，我们鉴定一件陶瓷器时，不能偏执一方，食古不化或教条主义，拿着条条框框去套，而要将各项依据、因素、信息综合起来考虑，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把握各代陶瓷器的基本特征和典型风貌，联系实物，仔细观察，触类旁通，辩证运用，反复推敲、慎重定论，千万不可因其中有几处类似的特征便妄断真伪，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