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建筑的发展史
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的科学发掘,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风骨。
在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之初,恐怕难以预料日后会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两种独特的文化——马桥文化和崧泽文化,这无疑是上海先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两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类型。在悠悠的考古史上,要以文化类型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马桥遗址位于今天的闵行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6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两次颇具文化创意的发掘,90年代前期又进行了第三次开挖。说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主要是与湖熟文化与良渚文化比较而言。主持过马桥遗址的前两次发掘工作、对上海考古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黄宣佩先生对马桥文化的文化个性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马桥中层文化,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它与南京湖熟文化显著不同。例如在文化特征中非常重要的烹饪器,在马桥是三实足的陶鼎,使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炊器;而湖熟主要是三袋足的鬲,鬲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常见器。即使是蒸煮器,在马桥也为上甑下鼎,而湖熟是甑鬲的结合。再以两者共有的印纹陶器作分析,器形方面在马桥全是圜底内凹的器底,而湖熟则有较多的平底器;马桥成行的鸭形壶,在湖熟未见,而湖熟常见的一种梯格形的印纹,在马桥属偶见。至于一种类似青铜器的觚、觯、尊、豆等灰陶器,与拍印的各种变形云雷纹,在马桥是主要器形与纹饰之一,而在湖熟不多见。所以马桥中层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而湖熟则是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另一类文化。以这类文化与在它之前的良渚文化相比,面貌截然不同,如马桥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器表普遍拍印绳纹或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和席纹等印纹,而良渚则盛行灰陶和黑衣灰陶。器表大部保持素面,或部分作刻划纹。马桥器形常见圆底内凹,在良渚这类器基本不见。在良渚已有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在马桥中则不见。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当然,马桥文化同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流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交往和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在崧泽遗址上,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地层学依据充分,崧泽文化各期的文化遗存完备,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基础。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崧泽文化的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都置于人骨架的口部。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等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勾连纹黑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棱纹细高把,喇口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先民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而来,又向良渚文化演变而去,是长江下游古文化发展序列中一个独立的文化环节。
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祭坛位于崧泽墓地东南的原生土上,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约230平方米。祭坛顶部地势平坦,有一片红烧土。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门外挑出门廓。房内有2个小柱洞,可安支撑屋顶的柱子。房内还有1个灰坑,坑内积淀着很多经过燃烧的草木灰灰烬。这处房址尽管面积不大,但结构比较完整。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这次发现的7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以往未有该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墓葬都埋在祭坛之外的低地,6座为头向偏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座俯身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镖,刮削用的獐牙刀。陶器除了生活用的器具釜、盆、豆等外,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榜上有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福泉山遗址被数次发掘,其文化遗存涉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它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古人堆筑的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台阶。如今,土山上秀竹片片,小径迂回,依然弥漫着古朴气息,传递着来自古代文明的信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墓葬中有些陶器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颠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墓地和23座墓葬。在发掘范围内,良渚文化墓地分为两个墓区,墓区的边缘都以石块为界。各墓随葬品以陶容器为主,其中有件夹砂红陶三口带流壶,造型新颖别致,是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另有一件彩绘双鼻壶在黑衣上绘红彩绹索纹,比较少见。多数墓葬还随葬了石器,个别墓葬有纺轮随葬。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墓葬还随葬玉器,种类有玉环、玉锥形器和玉管。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如3号墓的头骨倒置,枕骨大孔朝上,头骨旁边放置了一堆脊椎骨,盆骨分离,肋骨散乱。人骨严重错位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发掘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以石块作为墓葬标志物显然是为了标识墓葬所在位置,以免后埋的墓破坏了先埋的墓,更重要的是便于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祭祀活动。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烧毁后已经成为红烧土的房屋体残块搬至墓地,放置在柴薪之上,然后燃火再烧。另一种祭祀形式就是烧火,墓地上留下了许多小片的黑灰。这两种形式都以烧火作为祭祀手段,即所谓“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竖条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等,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新颖和特殊,堪称广富林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邮电建筑方面,上海邮政局大楼首屈一指,为英国古典式大型建筑,融汇了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钟楼式建筑风格,几个主立面围以贯通3层的科林斯柱式列柱,东南转角处上方矗立一座塔楼,配有大时钟,钟楼顶部有一组“通讯之神”雕像,在楼宇设计上兼顾了宏观的蔚为壮观与微观的细腻精致。
在文化娱乐建筑方面,1933年6月落成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院、1930年3月开幕的被美国报纸誉为亚洲“洛克赛”(洛克赛为美国纽约设备最完美的影院)的南京大戏院,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国泰电影院以及天蟾舞台、共舞台都以外形过目不忘、内部高雅舒适而闻名。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游乐场居然成为沪上名胜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淮海路国泰电影院
在饭店旅馆建筑方面,礼查饭店原为两层东印度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于20世纪初叶在原地重建5层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立面造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特征,成为当时最豪华的高级饭店。汇中饭店也受到青睐,新楼于1906年重建,高6层,主结构为砖木结构,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有花园,顶上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亭子,1912年毁于火灾,整幢建筑为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大厦之称,外饰面为褐色波纹面砖,底部墙面为黑色磨光花岗石,塔楼部分具有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沙逊大厦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装饰艺术派风格,内设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印度式等不同装饰风格的客房。外白渡桥边的百老汇大厦建于30年代,一展现代主义风格。
纵观上海建筑业所完成的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条主要头绪。一是凸现了国际都市的最初建筑形态。百多年前和本世纪初叶上海反映现代建筑史的建筑的成群崛起,帮助上海凸现了作为国际都市的建筑形态特征。这一时期上海建造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几十幢,它们的外观建筑风格各异,层高气势空前,花岗岩、大理石、面砖、钢窗、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大量采用,市民开始熟悉“石头房子”、“铁房子”、“大理石公寓”的建筑,结构演进,用材讲究,装饰精致,工业建筑也由单层转为多层,由砖木结构转向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建筑的追求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同步发展。这一史实证明,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会在现代化观念、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潮等无形层面上和城市空间等有形层面上展开,而城市建筑迈开现代化步伐是使整体城市空间问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然,其无形层面和有形层面是相互嵌镶、互为促进的。上海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固有的发展周期。有关专家学者说得好,上海城市建筑发展的起点与西方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其打破了西方的惯有程序和固有周期。上海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水准并不低,在当时上海的新兴建筑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各种建筑流派与各个时期的建筑样式的影子,有的简直是复本,实为世界建筑史所罕见。这一时期,在上海城市建筑的风格上,英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法国式、俄国式、美国芝加哥学派式、日本式等竞相渗透,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建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客观凸现了世界文明包括建筑文明的共识、互融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的定位和上海城市建筑发展打破常规、缩短周期,及时与世界先进潮流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积聚了后劲。三是磨砺了具有世纪特征的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伍。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出现建筑师,有的受聘于外国建筑设计机构,有的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在城市建筑大潮的实践中受到锻炼,迅速声名鹊起。其中,周惠南、庄俊、关颂声、范文照、赵深、董大酉、杨锡缪、李锦沛、童寯、陈植等都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学与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1948年的资料统计,在甲等营造厂的厂主或经理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8.3%,配备有主任技师的厂家占30%。建筑专家参与其间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对上海城市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创办《建筑月刊》,出版国内第一本《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有助于申城建筑业的发展和城市图景的世纪性变换。大批建筑工程的客观需求和建筑专家的领衔,使建筑队伍迅速结集、壮大起来。据《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建筑施工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介绍,1934年,上海注册的营造厂已发展到2000多户,建筑工人达10万多人。合伙经营的甲级营造厂占27.8%,一些为建筑西式房屋而配置的专业施工队伍也开始形成,如国际饭店的吊装工程由擅长吊装的史惠记营造厂分包,江海关、百老汇大厦、中国银行等重大工程的打桩任务由沈生记、陈根记承揽。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等外墙石作工程由擅长于石作工程的陈林记营造厂承包。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队伍还得到宏观吞吐,外地建筑队伍进入沪上进行加盟。据1946年的资料统计,在上海建筑业中,上海籍的营造厂占53.2%,仅为一半略强,浙江籍占25.2%,江苏籍占18.9%,其他各省籍占2.7%。上海建筑队伍也积极向外辐射,足迹遍及南京、武汊、重庆、昆明、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西安、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由上海的姚新记、馥记、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建筑队伍的宏观吞吐使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19世纪与20世纪合拢之际,上海的百业进行了一次现代型的整合,都市社会正经历着开放性的跌宕,生活方式已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各种文明轨迹互动与交合,东西方文明集散与互补,人文精神合乎逻辑地碰撞着、积淀着,都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悄然而至。
行业发展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规律可循。第一,行业百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同步。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纪效应的链式反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深沉推动,商品经济大潮的新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发展,使农业、家庭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外贸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业作为新的行业形象出现,使申城旧业歇息,新业崛起,百业待兴,耳目一新。第二,行业百态与先进的科技相联系。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机、纺机、织机、马达、电报技术、照相机和摄影、电影、汽车的发明,与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行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联系。随着19世纪末叶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电报公司,电灯在申城大放异彩。随之而来的是电车、电扇、电影等电动机械、家用电器、电光电声娱乐设施。无疑,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转型又必然与社会百业的重新组合、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地说,社会百业的多姿多彩具有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三,行业百态与国际都市的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相一致。这种职工构成的新特点是冲破了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强化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劳动人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同时,也向第三产业流动,使劳力结构重新配置,职工结构趋于现代,申城在充当全国工商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及时形成了服务中心,其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的整合已趋于同步,走向深层。
二是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上海在进行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开放性跌宕。租界作为蒙受耻辱的标志出现于申城,上海被迫打开门户。从此,移民高潮迭起,外国侨民把梦想抛进申城,把万国风情带入上海,把有序与无序、交织与排他、协调与冲突、安定与冒险、精华与糟粕、进步与邪恶一起挟裹进来。当然,历史地看,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对外开放及其开放性跌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都市现代理念的渗透。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外国侨民把现代都市的时空观念、节奏观念、城市布局观念、现代建筑理念、城市经济意识、城市管理思想和城市文化理念等揉合进申城岁月朝夕,融汇于沪上城市行为。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社会开放以后,都市的夜晚闪烁起霓虹,都市的清晨飘起了咖啡香,都市的商场装备了电梯,都市的游泳池、健身房里飞出欢声笑语,都市的日历里充斥进不同国度的节庆……申城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交叉整合,最终萌动起充满苦涩的现代化的生活。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各类人才的交流。开放的上海城吸引了不少科技人才、经营人才、金融人才、艺术人才、教学人才、新闻出版人才、医学人才和文化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或侨居,或作短期访问、讲学,涉及各个领域。特定的时空使各类人才的各种学术思想、艺术见解、管理经验以至思维方式、科研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激励,去伪存真,互补互益。现代理念的渗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和各类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申城社会进一步进行现代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申城的开放性跌宕曾经使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种开放性跌宕是畸型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充满各种悖论。一为沪上租界的两重性。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和“罪恶的渊薮”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它历时近一个世纪,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城市管理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它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又是世界文明。
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粘贴于佛山政府网政务公开专栏)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佛山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产业的发展对佛山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陶瓷行业竞争的加剧和形势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内外因素影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小进也退的严峻局面。
本文首先详细阐述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状,包括其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最后,展望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前景,指出其发展的方向是:走可持续道路、做强区域品牌、增强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等。
关键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历程;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谈及陶瓷,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佛山。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佛山的历史文化多种多样,而陶瓷文化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传播最广的。石湾陶瓷则更是佛山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使佛山获得“南国陶都”的桂冠,并延伸发展了“大佛山陶瓷”地域经济的概念。
一、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
佛山是镶嵌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佛山陶瓷历史源远流长,南风古灶,五百年窑火不断,石湾公仔,享誉中外。佛山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建国以前的辉煌与没落
佛山石湾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佛山的陶瓷业由停滞而趋向衰弱。国民党统治时期,佛山陶瓷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渐萧条、衰退,洋瓷输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至解放前夕,佛山的陶瓷业已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它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二)建国之后的重新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我国陶瓷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陶瓷工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石湾为中心,生产美术、化工和建筑陶瓷产品,在国内及出口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口量在70年代占全国的20%。
但佛山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以石湾为龙头的佛山陶瓷业抓住千年未遇的发展良机,迅速调整生产布局,引进先进设备,改革生产技术,开发建筑装饰陶瓷,创造了千年陶都的再度辉煌。在只有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佛山陶瓷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80年代末。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开始起步,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的兴起。1982年广东佛陶集团率先在中国大陆引进第一条意大利年产30万平方米彩釉砖自动生产线,80年代中期,佛陶集团又率先在中国大陆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现代化的卫生陶瓷生产线,标志着中国陶瓷业迈出了告别传统工艺和传统生产方式的第一步。期间主要以国有企业为骨干,政府在投资、技术装备引进或开发等方面大力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广东佛山陶瓷集团可以称之为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发展的领军企业,当时的条件下,该企业在投资、生产、技术、产品、管理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培养了大批陶瓷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为佛山陶瓷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佛山陶瓷集团作为我国建筑卫生陶瓷的基地,聚集了当时各方面技术力量,生产不断上升,企业效益不断增长,因此带动了当地一些国有及集体陶瓷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陶瓷产品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当时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线许多设备要引进,投资大,项目建设审批、贷款等环节较多,建设周期长,生产技术门槛较高,所以生产的发展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卖方市场,企业的效益极好,压砖机被喻为“印钞机”。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佛山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实现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发展,供需达到平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适逢由佛山直接管辖的四个县接连改为由佛山代管的县级市,如南海县改为南海市、顺德县改为顺德市,这些刚成立的县级市政府为发展经济,鼓励发展陶瓷产业,石湾周边的乡镇,如顺德的乐从和南海的南庄、西樵、罗村大建乡镇陶瓷企业。同期广东率先进行企业转制改革,个人资本开始进入陶瓷产业,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开始转制为民营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变,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格局。同时佛陶集团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采取技术入股的形式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或咨询,促进了陶瓷业的快速发展,也为佛陶集团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这时的技术装备仍以进口为主,由于技术引进投资大、投资成本高、资金筹措难,装备国产化进程不断加速,不断有新的国产设备投入,如大型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随着陶瓷企业数量的增加,生产能力的扩大,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佛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佛山陶瓷产业在这一阶段获得快速发展,与政府的鼓励分不开。但是,因政府对陶瓷产业没有统一的规划,随处建厂房,还没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佛山出现处处冒烟现象,陶瓷无序竞争现象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此时,佛山陶瓷产业供需达到平衡,产品价格稳中有降,产品的内销主要靠本地和各地的陶瓷批发市场,产品的出口以补偿贸易为主,出口量不大。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是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发展提高时期。一些乡镇企业及私人企业,在当地政府(主要是镇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以其机制灵活、资金有保证,借助国内开发出的大型喷雾干燥塔、大吨位压机、宽断面辊道窑、抛光线等装备及新的生产技术,以低成本进入、低成本生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佛山陶瓷产业的主角。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一年时间里,佛山地区就有近200条新生产线上马,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增幅达到60%,业内人士称之为“白色恐怖”,供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出现。由于市场竞争开始升级,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因管理机制落后,设备经十多年的使用,已显落后,同时因没有技术改造资金,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市场竞争力下降,最后被自己培养的竞争对手打垮,只有选择退出。与此同时,从国有企业出来的各种技术人才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从事与陶瓷相关的配套产业,如化工原料、色釉料、陶瓷机械及广告公司等,促进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产品经销制和展厅销售的出现,也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产品的内销还是靠批发市场销售为主,据统计1998年佛山石湾的陶瓷批发市场就有13个之多,但因产品的品种和花色增加,部分企业已开始建大面积的展厅来展示产品,直接面向顾客销售,同时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到全国各地推销。因企业购买的设备主要是国产设备,出口补偿贸易逐步减少,一般贸易增多,但增速较慢,至1999年,佛山陶瓷年出口金额大约为7000万美元。
第四阶段是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佛山陶瓷开始走上技术创新、产品品牌战略和市场开拓的发展之路。因国内市场供大于求,陶瓷生产企业开始注重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大吨位压机、先进的宽断面辊道窑及自动化的新型布料系统被广泛使用,陶瓷产品品种不断创新,天然石类抛光砖、仿古砖、高档釉面砖和大规格的瓷砖等被开发出来,产品不但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而且部分达到国际水平,有较强的竞争力。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企业开始重视品牌的建设,在产品展示、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等方面下功夫,出现了较多知名的品牌。在这一阶段,佛山陶瓷产业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2006年佛山陶瓷企业547家、工业总产值572.74亿元、工业增加值164.92亿元、资产总计323.94亿元、利润总额21.41亿元、税收总额21.93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51280人,分别比2000年增长59.9%、245.9%、270.7%、51.4%、1197.6%、192.8%和31.8%,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1%、23.0%、24.4%、7.2%、53.3%、19.6%和4.7%。2007年,佛山规模以上陶瓷工业企业366家、工业总产值614.45亿元、工业增加值184.62亿元、出口交货值65.05亿元、资产总计293.72亿元、利润总额36.44亿元、税收总额18.09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24180人,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5.5%、7.3%、7.9%、3.5%、6.6%、9.2%、5.9%和7.8%。2007年佛山陶瓷产品出口总值14.9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5.7%,市场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轻工商会公布的2005年中国陶瓷出口50强中,佛山有13家,占全国的26%,占全省(23个)的56.5%。
二、佛山陶瓷产业现状
作为全国陶瓷产业中心之一的佛山,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一)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就
1、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目前,佛山有陶瓷生产线1000多条,建筑、卫生陶瓷年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40%和16%,全球的25%和5%,陶瓷机械约占全国的80%,陶瓷色釉生产约占全国的50%。
2、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商品集散及会展中心
目前,佛山形成了青柯、置地、华艺、沙岗、河宕等五大陶瓷专业批发市场,中国陶瓷城和华夏陶瓷博览城两大陶瓷展示和会展中心,江湾路和南庄大道两大陶瓷专业街,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同时,佛山拥有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和中国陶瓷城两大会展场馆,经过2004年的陶瓷会展业整合之后,形成了陶瓷产品展(中国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会)、陶瓷工业展(佛山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和陶瓷艺术展(陶艺节)三足鼎立的陶瓷会展格局。
3、已形成产业集群和成熟的产业链
随着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相关的配套产业如陶瓷机械、陶瓷原料、耐火材料、陶瓷配件和陶瓷包装等专业生产厂家也迅速在佛山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佛山还有陶瓷研究所、陶瓷产品检测中心、专业院校、发达的专业媒体、广告公司、运输公司、陶瓷批发市场和展览场所,目前佛山市这类相关企业和部门就有1千多家,形成了很长的产业链,聚集效益明显。据专家评估,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熟程度,在全国领先,已与意大利著名的萨斯索罗镇很相近。
4、技术在全国领先,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经过三十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我创新,佛山陶瓷产业已在技术上自成体系。从生产装备看,虽然总体水平与发达的陶瓷生产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设备佛山都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创新技术看,佛山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块彩釉砖、水晶砖和抛光砖等,可以生产出国外还不能生产的弧形砖,创新能力处于国内领先,部分技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从研发中心看,广东佛陶集团陶瓷研究所为国家级技术中心,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与景德镇陶瓷学院合作建立的中国建陶研发中心是国家级陶瓷研究所,而且部分企业内部还有省、市级技术中心。从产品检测机构看,佛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陶瓷实验室是国家级建筑卫生陶瓷检测实验室、佛山质量检验监督检验所陶瓷实验室是广东省陶瓷技术监督检验站。众多的国家级、省级及市级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及检测中心为佛山陶瓷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后盾。
5、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成就了区域品牌
涌现出佛陶、鹰牌、东鹏、新中源、新明珠、嘉俊、蒙娜丽莎、博德精工、欧神诺和能强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同时,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品牌。目前,佛山陶瓷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件(东鹏、新中源、新明珠、蒙娜丽莎、ARROW),“中国名牌产品”7个,“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28个,“广东省著名商标”34个,“广东省名牌产品”28个。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佛山陶瓷的区域品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己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佛山陶瓷”的普通商标。“佛山陶瓷”已成为让世界认识佛山,让佛山走向世界的漆金名片,成为弘扬佛山历史文化和宣传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
6、造就了大批陶瓷产业相关专业人才
由于产业的集聚效应,各类陶瓷管理人才、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策划人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齐集佛山,为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佛山陶瓷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瓶颈
1、资源瓶颈
一方面是能源紧缺。陶瓷产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行业。在陶瓷的生产中,燃料成本约占30%,近两年油价飙升已使燃料成本提高到约40%,这对以燃油为主要原料的陶瓷企业产生特别大的冲击。随着石油价格上升,化工原料、色釉料、包装材料等也跟着上涨,加上技术工人短缺,人工费用增多,佛山陶瓷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但陶瓷产品的价格却并未出现相应的上扬,把企业逼到了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是瓷土资源紧缺。市场需求逐年攀升,陶企“断炊”的威胁将是陶瓷行业的切肤之痛。
2、环保门槛不断提高
陶瓷产业的废气、二氧化硫及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均居各行业中的前列。而佛山陶瓷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多数企业家的环保观念不强,不注重环境保护,对环保方面的技术改造投入不够。目前,佛山市政府已意识到陶瓷产业与城市发展不相融洽的被动局面,正大力对佛山陶瓷产业进行大力度的产业优化升级改造,勒令不达标的企业必须整改或关停,但这一过程仍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佛山陶瓷的技术装备国内领先,但与陶瓷强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技术创新和改造方面,大多数企业投入不足,缺乏研发能力,出现偷技术、产品同质化、技术纠纷多的不良现象,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品设计方面,新产品数量不多,大部份企业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仿效性严重;产品开发方面,没有走出经验型、引入型、模仿型和实用型之路。另外,佛山也缺乏国际知名的品牌和企业,品牌战略与品牌经营水平与国内江浙地区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佛山陶瓷在市场上未树立应有的品牌和价值。
4、出口阻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佛山陶瓷的出口大幅增长,佛山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出口基地。但是,这对国外的同类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设立技术壁垒、反倾销及关税等其他贸易壁垒来阻止我国陶瓷出口,佛山陶瓷出口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佛山陶瓷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自主品牌、出口单价太低、产品质量和档次不高等。
三、佛山陶瓷产业展望
佛山陶瓷产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其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发生了相对变化,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减弱,而资本、技术、生产管理水平等构成了佛山的优势要素。佛山陶瓷行业往前发展,必须要有新高度的目标定位,不是仅仅发展制造业,而是发展整个产业链,技术、文化、品牌都涵盖其中。为发挥佛山陶瓷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佛山陶瓷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的调整势在必行。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狠抓环保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陶瓷行业持续发展。陶瓷行业虽是佛山市四大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对地方经济做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佛山市现代化大城市的建设,陶瓷行业由于资源、能源、污染等问题,与城市建设极不相融,因此必须强调节约资源、强调清洁生产。陶瓷产业作为典型的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和必然出路,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二)做强区域品牌,生产文化陶瓷
佛山陶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它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产业发展创新的典范。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品牌并不容易,它需要文化和市场的繁荣。陶瓷行业在佛山不仅是做砖做洁具那么简单,它的寓意非常深刻广泛,具有广阔的文化内涵。目前,佛山陶瓷已经成为佛山一个强势的区域品牌。而佛山陶瓷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认知度高——原料、能源、运输、人力等成本却比其他区域要高,因此,佛山陶瓷只有走高端品牌之路,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已由加工、制造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包括研究开发和营销、品牌在内的自主创新阶段。目前,佛山陶瓷生产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应推动其从跟踪模仿阶段向以技术、品牌、标准为主的自主创新阶段演进,实施差异化战略。一是应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和发展现有的陶瓷生产装备,二是应用高新技术,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陶瓷新产品。
(四)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并举
陶瓷产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合目前佛山经济发展的状况,必须从生产加工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升级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佛山发展的需要。陶瓷产业升级即从以前生产大、营销与科研小的“腰鼓型”,转变成生产小、营销与科研大的“哑铃型”产业结构,使产品的价值链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而陶瓷产业是专业性生产比较强的行业,从行业中完全退出来并不容易,许多企业更多地选择把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在佛山保留企业总部和产品的研发部门,从而推动佛山陶瓷产业升级。另外,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也将促使佛山陶瓷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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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 “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 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建筑陶瓷是用于建筑物饰面、建筑构件的陶瓷制品,具体可分为陶瓷砖、陶瓷薄砖、陶瓷薄板、建筑琉璃制品、饰面瓦和陶管等产品,其中以陶瓷砖为主。这些产品广泛应用在住宅装修装饰和公共建筑装修装饰中,性能突出、质量稳定、艺术感强、效果美观。
疫情爆发,我国建筑陶瓷出口逆势发展
2015-2020年,我国的建筑陶瓷出口总体波动变化。2020年达到437亿元。较2019年下降了7.8%。2020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在年初冲击了中国建筑陶瓷工业的发展然而在逆势下,2020年累计出口总额却是除2017年外,五年以来出口总额最少的一年。
由于疫情的爆发出乎世人意料,且疫情的持续时间也较长。疫情爆发一年多后的今天,许多国家仍然没有控制住病情,导致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疫情控制情况最好的国家,国内的社会生活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经济发展也重新回到正轨。
然而,对比中国2019-2020年两年12个月的建筑陶瓷出口金额的变化,不难发现,疫情在年初对我国的建筑陶瓷出口有着较大影响中国企业由于疫情的停摆以及海外疫情本身的发展将会对所有国家产生影响,这也会使得我国二季度出口将会持续减弱。
2020年,我国陶瓷出口省份中,广东、福建、广西分别占比为41%、20%、8.8%,前三省份占比约占70%。广东省全国瓷砖第一出口大省,2020年出口金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受出口腰斩影响出口金额同比减少30%以上
广西作为新兴产区,出口额占比达到8.8%。海外疫情发酵,大量外贸订单被取消或推迟,全国瓷砖第一出口大省广东的陶企无疑受创最重。
我国消费升级引发对进口中高端产品需求的增长
2016-2020年,我国进口建筑陶瓷产品金额逐年上升,2020年,全年中国累计进口建筑陶瓷产品约为93亿元,连续5年增幅超5%。近年来,
建筑陶瓷产品进口市场方兴未艾,国外中高端产品不仅直接满足了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 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需要。
尽管,
外国品牌的进入使得目前国内存量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但是,通过竞争可以让国内建陶企业看到差距和赶超的目标与方向,同时还有先进标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提升我国民族品牌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促进我国建陶卫浴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机遇。
从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从欧盟进口的建筑陶瓷产品金额为28亿元,占比为30%,进口总额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日韩,全年建筑陶瓷产品进口的总金额为27亿元,占比29%。
我国的建筑陶瓷产品主要从欧盟和日韩进口建筑陶瓷,欧盟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重最大。这是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建筑陶瓷行业在全球发展的历史悠久且以高质量、高颜值闻名,我国主要进口国外中高端的建筑陶瓷产品,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建筑陶瓷产品充分的满足了我国个性化消费,消费升级引发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例如意大利的陶瓷企业与国际著名奢侈品品牌合作。
更多数据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建筑陶瓷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另一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纬24°22’—25°56’,东经117°34’—119°05’。面积11220.5千方千米。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区,石狮、晋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5县。人口654.62万(未含金门县)。通行闽南方言。泉州为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
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万年仙人洞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是1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人类活动文化遗迹,其出土的栽培稻和陶器,距今一万年以前,是现今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和原始陶器之一。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尤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早期人类在制陶过程中,对原料的探寻和使用上缺乏经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火的使用上也不够成熟。所以制成的陶瓷质地疏松。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种类开始增多,从泥质或夹砂陶发展到灰陶、黑陶、彩陶和白陶等。另外,为装饰或提高质量方面着想,又创造出白色、红色陶衣,以及用Fe2O3(黑)、MnO2(红)为着色剂的彩料。在成形工艺上,开创并住处逐步完善了轮制、模制、表面抛光、薄胎成形、拍印纹饰等多项手段。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这使早期陶器的胎体多为红棕色。这是因为在烧成过程中,大量空气的混入形成强氧化焰,使粘土中的氧化铁成份变红、变黄,加之原料中AL2O3较低,助熔剂量高,也对陶器红色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远古时期的陶瓷烧造技术资料,迄今尚无从找寻,但从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用柴草在平地上用篝火直接烧制,这种方法至今在许多偏远落后地区被使用,统称为“无窑烧陶”。抑韶文化的窑型基本是横穴式和竖穴式,就泥地挖掘而成,以柴草为燃料,无烟囱,窑内温度较均匀,热量损失较小,烧成温度可达1000度。从龙山文化时期以后,普遍采用竖穴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直径1米左右,燃烧时空气供应较足,使柴草充分燃烧,火焰可沿窑底均匀进入窑室,使窑内温度提高,可达1050度高温,也为后来出现的馒头窑、倒焰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商朝殷虚的遗址中挖出的陶片、陶罐包括很多种款式,有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以及带釉的硬陶,这些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文字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青器有密切的关系。青器的成本高只能为贵族享用,广大民众的各种生活器皿只能采用陶器。因此可以了解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釉色青绿而带褐黄,胎质比较硬,呈灰白色。
陶器在此时已经不在局限于盛物器皿,应用范围较广,大略可分为日用品类、建筑类、殉葬类、祭祀礼器类。朝廷对于制陶工作也很重视。 秦汉-古代的建筑多采用木料来架构,不易久存,所以一些伟大的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未央宫,都无法完整保存下来,但仍可在残存的废墟中发现瓦当及汉砖等遗物,藉以略窥古代建筑的规模。
瓦当
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当,瓦面上带着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
汉砖
汉砖上的雕饰,包罗万象,繁复美观。无论是彩绘或是浮雕图像都生动活泼,线条灵活其中表现的故事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在四川省彭山发现的汉墓中,有一种圹砖是专供筑墓或建隧道使用的,在结构中似乎已经知道应用物理学上的圆柱中空的道理。
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崇尚厚葬,陶器可久藏不朽,成了最好的陪葬品,有模型房舍、乐器、鸟兽、以及人俑,秦汉时期的兵马俑最为有名,最近陆续出土狻为考古学者重视。
兵马俑
兵马俑多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
铅釉陶
铅釉陶是汉代陶艺的一种创新,有黄、褐、绿等色,绿釉较为流行,以铅为釉的基础,加上少许的氧化 就可得到青绿色,熔点低只 烧摄氏七百到八百度,,必且可以薄薄的匀挂在胎上。
在南方也盛产青釉陶,火度高,釉质较硬,也是后来发展青瓷的开端。东汉的中后期就有了青瓷,使用“龙窑”提高窑温,也选用一般瓷器使用的高岭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于火烧温度。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
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
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 ,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于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 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国势日衰,唐灭元之后五十年里,面临分裂的局面,北方由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五个朝代先后统治黄河流域。南方各地存在着前蜀、吴、≥、吴越、楚、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许多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柴窑
这个时期较为有名的是后周世宗的柴窑,以天青色为主,世宗评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所以有“雨过天晴青”的美称。陶路上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可略知其制作精美。
秘色窑
越窑到了五代,一度成为吴越王钱氏的御用器皿,臣庶不得享用,因此当时又称为“秘色窑”,皆属于青瓷的制造。 后周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宋代的陶瓷氏我国的鼎盛时期,“宋瓷”也是闻名世界。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五大名窑,形制优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的成就,即使后人仿制也少能匹敌。
定窑
定窑又称粉定,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灵山镇,古名定州,所以称定窑,是继唐代邢窑之后,生产白瓷最好的窑。
定窑釉分北定、南定,宋室南迁之后,一部分到了景德镇,一部分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定窑还有如柿子般颜色的红定、紫色的紫定、黑色的黑定等等。
一般的装饰手法有划花、印花、雕花等各种图案包罗万象,其制作细腻精致、线条流畅、胎质坚细、呈乳白或象牙色,以碗盘较多,胎薄而圆正。为避免烧制变形,多采覆烧,再镶以金属作缘。
汝窑
汝窑在河南省临汝县,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烧制御用宫中之器,时间很短,数量也少。器型简单,但釉色温润柔和,在半无光状态下有如羊脂玉,并截取定窑、越窑的装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晚期在临汝县烧造的称为临汝窑,其中有“奉华”二字的是宋高宗刘妃的堂号,也有人称是后人补刻的。
钧窑
钧窑在河南省禹县,古代称为钧台,明代称钧州,所以命名为钧窑,传世不多,评¤慎高。
钧窑创始于唐代,历经宋、金至元代,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种类之多不胜枚举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 红,还有窑变。器型以碗盘为多,但以花盆最为出色。
器物底部刻有一到十的号数,相传一、三、五、单数为红色,二、四、六复数为青色,但也有人说是数字越小器型越大,只是窑工为方便辨认而作的记号罢了。
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
宋室南移在△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哥窑
哥窑创使者为浙江省处州的章氏兄弟,哥哥章生一所烧者为“哥窑”,弟弟章生二所烧者为“弟窑”,又名龙泉窑或章窑。
哥窑主要特征是釉面裂纹开片,这种裂痕是由于釉与胎的收缩率大小的不同有的称为鱼子纹蟹爪纹,也有的称为百集碎。釉色有粉青、米色,釉中出现大小气泡,瓷胎呈黑褐色,口缘显出一道褐色边称为“紫口铁足”。
龙泉窑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元代入主中原九十一年,瓷业较宋代为衰落,然而这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的流行,白瓷成为瓷器的主流,釉色白 泛青,带动以后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得到很高的成就。
枢府窑
元代在景德镇设计官窑,制作精美,装饰花纹中常有“枢府”二字,因而又称枢府窑,景德镇渐形成全国瓷器制造中心也是从元代开始。
青花
青花是在白瓷上用钴料画成图案烧制而成,只用一种蓝色,但颜料的浓淡、层次,都可以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青花简朴而又华美,既复杂又统一,如同蓝印花布一样,具有质朴、淳厚、典雅的特色,成为瓷器中的主要品种。
釉红
釉红是以氧化代替钴料,做法与青花属釉下彩绘,由于还原成雪红色,釉透红,故名釉红,元代继钧窑之后所出现的另一种红色表现方法,烧成不易,是烧制瓷器较难的一种,往往呈灰红色或暗褐色,相当不稳定,产量不多,传世更少。 我国的陶艺发展到了明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之后以白瓷为主特别是青花、五彩成明代白瓷的主要产品,而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
永乐轩德时期为青花瓷器的早期,虽然比不上甜白、脱胎的精致,但由于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末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元代以来回教的输入也给此时带来丰富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的运用,布局内容清晰明朗,感觉出他的雄浑古朴。
成化、正德为青花瓷的中期,此时苏泥渤青已用完,改用平等青,色淡比不上苏青的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外朝着加彩或细致的表现方面发展,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目标。
嘉靖、万历年间为青花瓷之晚期,回青的使用,给嘉靖诸窑带来盛况,色彩浓艳而强烈。此时产量较大,并由荷兰船运往欧洲。
万历年间有名的五彩、斗彩、成为后世彩瓷发展的基础,甚至日本伊万里古瓷也是根据这时期的斗彩发展出来,“万历彩”也就在史上成名。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等各式彩磁及前代各窑之大成,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增加许多。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于集中在景德镇,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于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后走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的 求,在坯身上记住款式也从此开始,年代、堂号、人名都有,使研究考据有更确实的辨认。
青花釉红
青花釉红的搭配相植,也制造出一些创新的作品。
斗彩
成化瓷采用斗彩,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釉烧之后,再加上釉上彩,填入五色,增加艳丽,极为有名,成为后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正德年间采用回青,淡而暗,胎质也欠洁白较不如成化碗盘之类较多,渣斗是其独特的地方。 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彩多姿,也由于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于匠气。
福建省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清代中期,外销陶瓷发展出来的广彩,艳丽照人。
粉彩
雍正时期则以粉彩最有成就,粉彩主要特征是用色调柔和淡雅,比例精细工整,故又称“软彩”采用白粉扑底成立体状再加色彩,并染成浓淡明暗层次,清新透彻,温润平实,深具工笔花鸟之意味及浓厚的装饰性。
珐琅彩
乾隆时期继承前清二朝风气,产生不少秀丽精巧作品,而后则不惜资本,追求创意,综合各种工艺技法,运用在陶瓷之上,仿其他各种素材的产品也很多。在彩绘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珐琅彩,最早采用进口的颜料烧制,所以也称“洋彩”。
珐琅彩所用的材料,色择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花纹有微凸堆之感。景德镇瓷胎运到宫廷,命画院化工加以彩绘,多属“内廷秘玩,所以装饰画法极为精细,追求华美艳丽,狻具宫廷气息,加上宫中的“古月轩”作款式,全属内府,成为有名的古月轩瓷。
紫砂
宜兴紫砂到清代产量更大,名家辈出,除宜兴壶的制造外,日常各式用品如碗盘、花瓶、花盆等都有,保持胎本色、古意盎然、各种色陶也都具有创意。
织金
“织金”就是用金线沟边再填彩,相当具有特色,采用景德白胚在广州加彩出口,也一直延传到今天。
黑瓷
山东博山的黑瓷,是北方农家流行的生活用品。
石湾塑
广西石湾塑造人物近年来很受重视,釉色变化万千,栩栩如生,尤其以故事人物,表情生动有力又具趣味,为收藏家喜好。 乾隆以后,从嘉庆开始直到解放前夕,即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特别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反动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步步人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瓷业由停滞而趋向衰落。
而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到19世纪时,英国的产业革命波及欧洲其它国家和北美国家,工厂普遍实行大规模生产。欧洲人自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劳动。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上的比重日渐增加.在东方,日本的制瓷业自20世纪初才崭露头角,但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陶瓷已足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
在这个时期,中国瓷器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则每况愈下,以产瓷著称的中国,反成为大量洋瓷倾销的市场,虽然国瓷还能以传统的特色在海外与洋瓷争一日之长,但数量已大减,其衰落的趋势毕竟是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了的。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实力的扩张和清政府的腐朽,中国陶瓷不能不在国内外市场上节节败退下来,中国的陶瓷业濒临绝境。
尽管如此,中国的陶瓷业仍然顽强的生存下来。在清末,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提倡的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对中国陶瓷手工业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掠夺,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工业稍有抬头,民族工业的新式瓷厂,这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