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瓷器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中国历代名窑精品层出不穷,且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
,还有很多仿制的作品。例如宋代的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在当时就有其它地方窑仿造,虽有精粗之分,但也能风行于世。至于元、明、清,仿制古瓷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可以说千百年来所制仿古瓷器几乎是到处可见。偶不经心就易出错。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鉴定古瓷器主要从款识、造型、纹饰和胎釉特征方面下手,下面分别叙述之。
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宜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
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
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
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
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
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
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
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
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
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
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
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
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
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
,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
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
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
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 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
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
明清瓷器
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
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
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
。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
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
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
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
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
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
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
、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
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
,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
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
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
。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
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
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
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
,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另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书法上也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用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很不稳定,不适于画人物。因而有所谓“元
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成化斗彩也是一样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但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陷。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
老少四季均穿一件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我们在鉴别真伪时如能加以注意,是很有益的。此外
,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线的成化彩瓷器
,就应该怀疑它是否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粉彩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
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追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而使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也反映出某种时代的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明代瓷器多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清代瓷器则多用大篇幅诗、词、歌、赋等作装饰文字,例如“赤
壁赋”、“前后出师表”、“滕王阁叙”。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了解这一点,在我们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中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有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说法。一般来说,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别真伪的线索,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民窑瓷器中也有
五爪龙的纹饰,官窑瓷器同样也有三爪、四爪龙的作品。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就画的是三瓜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则是四爪龙的装饰。官窑瓷
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鸽、犬、草虫,故这一类画面在该
对期的瓷器中也出现较多。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所赐群臣的瓷器,多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青花表示为官以清,白为重,莲是廉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
(统)万年、三羊(阳)开泰、四妃十六子、五伦论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连登、百福、百泰、红幅(洪福)齐天等。
总之,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独特的征状,如能掌握这些规律,在决疑辨伪中就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要提出的是,下列时代特征必须了如指掌:元代瓷器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
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牙;正德瓷的回文和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书;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乾隆
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这些都表示了突出的时代特征。
根据胎釉鉴别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
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
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
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
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
,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
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
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一般来说,元代瓷器底足多露胎而且胎质粗糙;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清朝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
口边露胎之处,大都可以看出火化的特征。如元代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器则比较洁白细腻,很少含有杂质,看不见火石红色。这主要是原料本身质量改变的结果,
以及制作方法和火候的不同所造成。从而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总之,辨别胎釉既要用眼来辨其色泽、厚薄、片纹、气泡,也要用手摩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必须耳、目,手三者并用。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
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
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
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
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
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
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
大特点。
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宋代五大名窑
钧 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汝 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 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哥 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明确指出南宋官办瓷窑有两个:一是郊坛下官窑,其窑址已在杭州乌龟山被发现;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其窑址至今未发现。有学者根据刊于明洪武二十年的曹昭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特征的记载,认为传世哥窑即宋代修内司官窑。
德化瓷业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瓷器质地洁白坚硬,工艺精良、造型雅致,色泽莹润。 远在宋、元时代就进入国际瓷坛,蜚声海内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现已发现了30多处宋元时代瓷窑遗址,在东南亚、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现不少当时德化瓷的遗物,就是历史的见证。
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采用轮制、模印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的各式碗、盘、杯、碟、瓶、 罐、壶、盒、洗、花瓶;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使用刻花、划花和印花等装饰手法,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等花纹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几十种饰纹。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地都有发现。
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有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度,透光度强,已达到秀高的水平。
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又称蛋式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争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此时窑场的生产规模亦有很大扩展,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代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这样大型的古窑炉,实为全国所罕见。这一时期的瓷釉,已经出现白中闪黄或泛红的新产品,瓷雕佛像已很流行。外销瓷仍占瓷器贸易的主要地位。
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盛选德化“瓷市甚多”、“制作精美”、“购价甚贱”,并把德化瓷器带回意大利。据英国首任驻大使艾惕思到德化参观后证实,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氏当年带的德化家春岭窑的小花插作品。
迨至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 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如玉,色调素雅,被称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在明代,德化窑炉在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次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1970年出版的《窑炉》一书曾记载:“阶级窑在福建德化最早出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把德化的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时代中叶,釉制作技术有新创造,窑下青花日 渐进入了德化瓷的装饰领域。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奇斗艳。全县已发现的青花瓷窑遗址达120多处。青花瓷取代建白瓷跃居主要地位。
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 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净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艳丽的新风格,开创了德化窑彩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目前在英国、法国、日本、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叙利亚、坦尼亚等许多国家出土的德化窑古瓷片或博物馆珍的德化古瓷器,就是研究德化古代瓷器发展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晚清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我国城乡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首创活动瓷练等工艺制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他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生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民国时期,釉下青花逐渐被釉上彩所代替。1934年,福建省建设厅在德化设改良瓷场,引进球磨、练泥、辘轳车等机械设备,研制釉上彩绘颜料、电用瓷、瓷砖和钳锅、漏斗等化工用瓷。改用石膏模型注浆和机压成型新工艺。但是,这一时期,就整个瓷业状况而言,基本还是沿袭传统手工操作工艺。
解放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8年,经县工商管理部门记的瓷业厂家有229户,年末在册人员11615人,占全县职工总数的11.16%。陶瓷研究所、陶瓷学校、陶瓷机械厂、包装纸箱厂、花纸车间等科研、生产配套机构相继建立,过去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步为先进生产所代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全年瓷业产值5400多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0%,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9.82%。日用瓷器产量占全省瓷器总产量40%,出口瓷器量占全省出口瓷器总量三分之二。产品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和世界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省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在中国陶瓷工业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驰名中外的德化传统瓷雕,继承明代何朝宗的风格重放异彩。动用捏、雕、镂、刻相结合的技法,把优质原料和精湛技艺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风格,现在德化生产的在历史传统题材的产品达390多种,各类姿式和规格的瓷观音有100多种,大型瓷雕《滴水观音》高达1.90米,气势端庄高雅;最小的《披坐观音》,高仅5厘米,清逸隽秀。这些神态各异的造象,继承和发展了“传神写意”的传统技法,使瓷雕人物形神兼备,色彩明净,蕴含着美好、健康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艺人们善于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使瓷雕色泽极富变化。现代题材和各种动物、花鸟、盆景、花篮的瓷雕取材广泛,品种多种。这些瓷雕艺术品多次被选出国展出,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
明代被誉为“国际瓷坛的明珠”的象牙白瓷,建国后得到恢复发展,易名为“建白瓷”。复产成功的建白瓷。瓷质细腻滋润,色泽柔和洁白,微呈乳黄色,宛若象牙。在历次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出国展出中,都受到好评,荣获国有优质产品证书。
德化高白度瓷,是建国后德化瓷科研的新成果之一,它以88.1度的高白度被全国陶瓷界评为白瓷之冠。高白度制作的茶具、酒具、餐具、花瓶、台灯等各种工艺品,色如凝霜,釉面晶洁,胎质坚薄,为人喜爱。高白度梅花酒具、水仙花插、蓓蕾酒具曾分别荣获1982年全国陶瓷美术设计一、二、三等奖。龙凤花瓶、孔雀双耳花瓶等产品在国外展览中被赞为瓷中珍品。目前,即将开工的德化瓷厂“建白”高级成套瓷生产线和德化第二瓷厂的白度高档成套瓷生产线投产后,将使德化瓷器这两杂金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随着近年来对外开放的形势及我国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德化瓷器将不断改进装饰艺术,增加花色品,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中国汝窑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过去一直以为汝窑窑址在临汝县境内,则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临汝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发掘工作后,仍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1986年底,考古工作者再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在与临汝相邻的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汝窑窑址,并出土了宫廷使用的完整瓷器22件,从而揭开了汝宫瓷之谜。宝丰县在宋时属汝州,故名。
中国官窑
官窑瓷器,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窑迄今尚未发现窑址。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临安(今杭州)后,为了满足宫廷和达官贵人的用瓷需要,先后建立了修内司官和郊坛官窑。历代对官窑评价很高,清代陈浏在《陶雅》中赞美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有识之者。”
中国钧窑
在宋代青瓷独占瓷坛的时候,钧窑烧造的一种复杂的花釉瓷,是一支异军突起的名窑,它的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的钧台及八卦洞。宋徽宗会把钧瓷定为御用珍品,足见非同一般。
中国定窑
定瓷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由于宋时属定州而得名。
中国哥窑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据史料记载,浙江龙泉南宋时有章家二兄弟,均以陶为业,各主一窑,兄所主之窑名哥窑,弟窑亦称龙泉窑。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拔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