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历史文化

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外观 翟 禹摄

去过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旅客，对于“白塔国际机场”应该不会陌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一名字的来源。白塔是一座辽代古塔，位于机场东南方5公里左右，历经千年沧桑，见证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

白塔名为万部华严经塔，是辽代华严宗佛寺的一座藏经塔，因为塔身涂了白垩土，通体洁白，故俗称白塔。塔通高55.6米，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基座砌莲瓣、平座栏杆和束腰，具有辽代佛塔的典型特征。辽代佛教文化非常发达，修建的佛塔数量很多，中国北方地区现存辽代佛塔百余座。部分辽塔破损严重，内蒙古赤峰市武安州辽塔的保护问题，就引起了国家重视，而万部华严经塔是现存辽代佛塔中保护较好的一处。

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辽代丰州城遗址内。丰州城始建于辽神册五年(920年)，为辽天德军驻地，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地位。丰州一带是典型的十字路口，从这里向东通往西京、中京和上京城，向南进入中原，向北越过阴山进入漠北，向西进入西夏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辽代在这里设置州县和军事驻守机构，保障了边疆的稳固，也保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多民族融合。现存丰州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100米，宽约10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残高2-10米，有马面、角楼等遗迹。东、南、西三面辟有城门，并加筑瓮城，地表散布辽代砖瓦、陶瓷片等。城内曾出土钱币和瓷器窖藏，窖藏中有一件国宝级文物——元代钧窑瓷兽足香炉。城中的白塔大约修筑于辽兴宗至道宗时期(1031年-1101年)，建成后成为丰州城的标志性建筑。

金大定二年(1162年)，曾重修丰州白塔。塔内一层回廊曾镶嵌9块金代石碑，现存6块，从碑刻文字可以了解当时丰州的城市布局。城内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坊，还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业街区，可见丰州城不仅规划齐整，而且工商业发展水平很高。碑文中出现了不少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如李家户、薛家村，也有以女真语官衔来命名的村落，如长寿谋尅庄、掴剌乙里堇村等，还有东西使族、西通使族、移室族等部落名称，反映出当时丰州及其周边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情况。

这座千年古塔最值得称道的是分布在7层塔内回廊中的数百条历代游人墨书题记。这些题记从金代延续至民国时期，最早的题记有“大定二年”字样。题记不只有汉文书写的，还有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乃至古叙利亚文、古波斯文等，堪称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写照。类似“完颜乞泛”这样的署名题款，体现了金代汉文使用的普遍性，即使在女真文通用时，也有用汉文直书女真语名的现象。金代的多条题记中提到此塔为“丰州塔”，当时的丰州塔不仅是城市的标志，也是城中重要活动的举办地，是名人大家纷纷登临的宝塔。

元初，名臣刘秉忠途径丰州，留下《过丰州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晴空高显寺中塔，晚日平明城上楼。车马骈阗尘不断，吟鞭斜袅过丰州。”诗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丰州的标志——“寺中塔”。塔中元代题记汉文居多，还有的用八思巴字母拼写汉语，或是将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对照并书。塔内曾出土元代初期“中统元宝交钞”，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繁盛，大批商旅穿越草原往返欧亚。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沿这条路来到中国，并在丰州及其周边停留，然后从丰州向东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于丰州的记载为“天德州”，这是自辽以来当地民众对此地的俗称。

辽金时期丰州地区以汉人为主，契丹、女真杂居共处。元代丰州地区的主要居民为蒙古族汪古部。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他们信奉基督教聂思托里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景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很深，许多景教信奉者也是儒学的推广者。由于景教源自叙利亚，因此在景教信徒的墓石上经常出现古叙利亚文。万部华严经塔中的叙利亚文题记，由景教信徒所书写，体现了当时多元宗教的和谐并存。

明代俺答汗修筑归化城，将城址往西迁移几十公里，丰州城因此衰落并逐渐废弃。清代又在归化城旁修建新的绥远城，成为今天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基础。归化城蒙古语称为“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因此呼和浩特又被称为“青城”。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不断扩大，废弃荒野的丰州白塔再次成为城市的地标。呼和浩特国际机场修在白塔附近并以白塔命名。万部华严经塔和丰州故城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古塔，观众已不能登临塔内，在塔旁设有展厅，展示了一些 历史 图片。文物部门正在对展厅进行完善，力图用现代化手段将塔内文物、题记、碑刻等呈现给观众。

(作者为内蒙古 社会 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燕昭王在公元前300年设置五郡后，东北南部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下，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东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燕国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对于阻止东胡等游牧部族南下侵掠，保护长城以南农业经济文明，巩固五郡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郡县的设置，第一次把这些地区纳入中原封建政权的有效管理之下，使这些边远落后地区迅速地向封建制过渡，缩短了与中原的差距。

三是随着长城的修筑和五郡的设置，大批中原戍卒、官吏、商人和移民来到东北地区，加强了中原内地与长城南北地区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各族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之，辽东等五郡设置之后，中原封建文明之风迅速吹到东北地区，经过燕国近八十年的经营开发，包括沈阳在内的辽东地区，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这种社会进步，历史文献往往记载很少，而考古发现却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巨大变化。下面，让我们借助考古资料，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这种社会进步。

苏家屯魏家楼子城址出土“千秋万岁”瓦当

城的出现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原始社会后期，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后，已经出现了城，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

最初的城只是部落的中心聚落，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守，所以孟子说：

“城，所以自守也。”到了阶级社会，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里有了固定的供交易的“市”，所以又出现了“城市”这个专有名词。东北地区地处边陲，城的出现比中原晚。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在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了城。这种城大多建在山坡上，城墙多用石块砌筑，一般规模都不大。这些石城往往呈东西连片分布，显然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部族南下侵扰而修筑的。

东北地区真正意义的夯土城墙，是公元前300年以后燕国设辽东等五郡以后才出现的。在沈阳地区，这个时期的古城，除了老城区的候城之外，目前考古发现的还有苏家屯区沙河乡魏家楼子古城址。城建在魏家楼子村西北、沙河南岸的山岗上，城址最高处高出城外地面7米。城略呈方形，南北长105米，东西宽101米，南有一门。城墙为夯土筑造，东西北三面城墙保存较好，残高一般在3 米左右。地下文化层厚达1.8米，最下面有战国和西汉早期的绳纹灰陶片，往上有汉代的绳纹板瓦、筒瓦、绳纹砖、席纹砖、灰陶片，再往上有辽金时期的板瓦、筒瓦以及各种陶瓷片。在汉代文化层中，还采集到“千秋万岁”圆瓦当以及赌博用的陶制骰子和两枚印章。由城内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魏家楼子城址建于战国时期，两汉及辽金时期都曾继续使用过。

城址内出土“千秋万岁”瓦当证明，这座城址也可能是汉代辽东郡下属的十八县之一。十八县中有高显，从县名可知，高显城地势应该比较高。魏家楼子城址位于沙河南岸的山冈上，下临河崖，周围丘陵起伏，确实具有“高而显”的特点。另外，《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时，高显、候城、辽阳三县一起由辽东郡划归玄菟郡，说明三城相邻不远。魏家楼子城址北距沈阳约二十公里，西北距汉辽阳县（即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 约三四十公里，所以，学术界多认为魏家楼子就是汉代的高显。

魏家楼子出土骰子

汉辽东郡下属的十八县还有辽阳县，这个辽阳不在今天的辽阳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小辽水”条：“辽水出辽山，西南经辽阳县与大梁水会。”这里所说的小辽水或辽水，即指浑河，大梁水即今太子河。古代浑河在辽中县南部与太子河汇合，水北为阳，所以，汉辽阳县应在浑河北岸。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辽中茨榆坨东北四公里的偏堡子发现一座古城，此城位于浑河北岸，东北距沈阳四十公里，方位与文献所记汉辽阳县位置吻合。虽然由于浑河的冲刷，古城夯筑城墙早已湮没无存，但城内遗存的汉代绳纹板瓦和瓦当等，都表明这是一座汉代城址。茨榆坨附近发现多处战国货币窖藏，说明这座城址也很可能始建于战国时期的燕国。

辽东郡设立后，在沈阳地区修筑的这些城址，多选择在交通要冲或河流交汇处。它们作为沈阳地区的第一批行政中心，由于城郭的建立、官署的设置，遂成为地区的统治中心。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些城镇很快又发展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铁器的东传和普及辽东郡设立后，燕人大量东来，同时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其中突出的是铁器的东传和普及。

在战国中期，铁器已在燕国内地普及，铁器的铸造已经采用了还原法，并使用了淬火技术。在河北兴隆发现的一批铁范表明，当时已使用金属范，有单范，又有两三件组成的复合范，从设计到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金属范铸造铁器，产品质量好，又可长期使用，成本低，使铁器的推广和普及有了可能。随着长城的修筑和五郡的设置，铁器迅速东传并得到广泛使用。考古资料表明，在五郡地区，铁器的发现十分普遍，在赤峰、建平、敖汉、奈曼、朝阳、锦州、葫芦岛、抚顺、鞍山、旅顺、普兰店、宽甸等地，都发现过战国铁器。沈阳附近的抚顺莲花堡遗址一次出土铁器八十余件，其中农具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当时的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农业工具种类比较齐全，有适于砍伐开荒、翻地掘土用的斧、、镐等，有平整土地用的五齿耙，有锄草用的锄，有收割用的镰、掐刀等。在这些铁农具中，的数量最多，在莲花堡出土的八十件铁器中，就占了六十件，还可分出三种形式。是这个时期最有特色的铁农具。呈长方形或梯形，下部的刃较锐利，上有銎可按柄，最适于开荒、掘土。郡县设置后，要开荒，发展农业生产，是使用量最大的铁农具。

宫后里出土战国铜镞

沈阳地区出土的燕国布币、刀币和“一化”铜钱

铁器的广泛使用，有利于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打井灌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也引起了辽东地区社会的急剧变革。

金属货币的流通燕国是最早铸行刀币的国家，早期铸行的刀币为尖首刀，春秋晚期以后又出现了明刀。以后，又铸行了布币和方孔圆钱， 圆钱是晚期在五郡地区所铸。秦开拓疆建郡前，辽东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商品交换处于以物易物阶段，还没有产生货币经济。设郡以后，燕国铸币开始在五郡地区流通使用。根据考古资料，在河北北部、东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全境以及朝鲜半岛北部等原五郡地区都有燕国货币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辽中县（今辽中区） 老观坨乡的吴家岗子村，沈阳市东陵区（今浑南区） 五三乡的营城子村、苏家屯区白清寨乡的和顺村、新城子区的望宾乡、于洪区马三家子乡的老龙头村、皇姑区塔湾、和平区三经街以及市内老城区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战国刀币、布币窖藏，说明当时在沈阳地区，货币的流通已相当普遍。太史公司马迁曰：“农工商交易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燕统一东北地区以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商品的流通。大量货币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发现的战国货币，除了少数出土于墓葬和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属于窖藏，而且钱币多用绳索或皮条串缚，摆放整齐，有的还装在陶罐中。这种情况说明，铸币在当时既作为支付手段，也作为公私贮存财富的手段。这些窖藏可能都是在战国末年动乱时有意掩藏，准备逃难回来之后再行取出，但由于种种原因，主人未能如愿，致使这些钱币一直埋于地下两千多年才见天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据说整栋房子用了7亿多片古瓷片、20多吨水晶玛瑙粘贴而成，实在是令人咋舌。

陶瓷片的好处很多，首先是热稳定性好，热传导性又很低，在很多高性能制动条件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长期行驶和制动来说，温度不会过高，也带来了安全性的提高。

此外陶瓷片的结构很细腻，在对偶摩擦时，产生更少的废渣，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制动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