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瓷器底上有油墨数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有的瓷器底部会有油墨的数字,这种所谓的油墨的数字实际上是用钴蓝料所描写的款书。这种钴蓝料的款书实际上就是青花的款书。只有在照了透明有以后入窑烧造以后那么油墨的这种数字就自然会变成了蓝色的青花。因此,凡是出现了油墨数字的。瓷器那么很有可能是明代清代甚至是现代的瓷器品种。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钴蓝料的青花瓷器主要还是这一时期的。祝您心想事成开心每一天每一生!
官钧瓷器有很多带有底刻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都有。为什么刻这些数字呢?一千年以来,后人都在研究刻数字代表着什么,用了各种方法去推论,但至今无解。有人认为数字跟瓷器大小有关。编号越大,个头越小,也就是一号最大,十号最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那样,有七号比四号大的,也有四号比七号大的,都可能出现,所以不是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说明编号是为了尺寸。另外有人认为红色调的钧瓷刻单数,蓝色调的刻双数。这个也说不通。钧窑在一开始不能控制颜色的时候,怎敢在底下写数?我在底下写一个双数,结果出来是蓝的,怎么办?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足为凭。那么它底下的数字究竟代表什么呢?至今还是个谜。
钧窑瓷器一般都是窑变产生的釉色,不好控制,入窑前和出窑后是不同的,由于汝窑用的是乳浊釉,是一种不透明的,而且遮盖力很强。钧窑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就像厨师炒菜,同一道菜不同的厨师做出的口味不一定能相同,虽然原材料都是一样,也许配菜的人也一样,但是出勺了就不一样了。这里面有锅和油的温度,翻炒时间,调料的多少而因人而异。电影《桃花运》里最幸福的一对情侣就是因为一个厨师做的菜和一女孩的父亲一样,再根据盘子上的号找到厨师,最后相识相恋的啊。
由于早期的钧窑,颜色不好控制,不同的工匠在烧制一件作品的时候可能在上釉的时候不同的工匠分别编号,你一号工匠就给一号底刻的东西上釉,然后记录,等出炉的时候根据入窑的位置,温度,上釉等环节来看出来的成品,常此以往会积累出更多的经验,更能掌握钧窑的颜色变化和成品率,对以后的可控性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为什么钧窑不是所以的底款都刻数字呢,我猜想那是因为早期这些工匠的功劳,通过这些年的积累经验和相互交流,就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进行操作,百家讲坛里的那个“三潭映月”底部肯定没有刻字。因为发展到后期了,可控性增强了,基本到了得心应手的时候了就不会出现刻字的钧窑了。虽然我没有看过“三潭映月”的底,如果没有刻字的话,将进一步肯定我的猜想。
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大约是13到14世纪。由于中国古代有一种数字叫“筹码”,写起来比较方便,所以阿拉伯数字当时在我国没有得到及时的推广运用。本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国数学成就的吸收和引进,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才开始慢慢使用,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推广使用才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这样以考虑,这件款识是乾隆时期的瓷器的真伪性就值得考虑了。谢谢
建国后由景德镇生产出的陶瓷产品,其款识多以贴花工艺附于瓷器外底部,其文字内容多为“中国景德镇制”、“中国景德镇”、“中国景德镇Chi-na”、“Made in China景德镇”。据王志广介绍,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景德镇所生产的瓷器如有“Made in China景德镇”款识,基本可断定其为出口瓷,而且可以肯定是由大型国营陶瓷企业所生产。
为了与这些大型国营陶瓷企业的产品进行区分,“大集体”“小集体”性质的陶瓷生产企业会在自家生产的陶瓷产品上,打上带有数字或字母的款识,这些英文字母与数字常代表着某家“大集体”企业的身份,如跃进瓷厂的工号为“6”、胜利瓷厂的工号为“7”。
在王志广的陶瓷仓库内,记者发现了一件由原星光瓷厂生产的粉彩375耳环杯,其底款为“中国景德镇Made in China=N=”,当初星光瓷厂的企业经营性质正是“大集体”。
据王志广介绍,当时景德镇实力最为雄厚的“大集体”陶瓷企业为红光瓷厂、曙光瓷厂、新光瓷厂、雕塑瓷厂这“三光一塑”,各家瓷厂生产出的陶瓷产品款识均有不同。不过无论是原国营十大瓷厂还是“大集体”陶瓷企业,均不会在款识中标注自己的企业名称,但古窑瓷厂却是例外,该厂在当年所生产的青花小碗底部,都统一打上了蓝色的“景德古窑”底款。
原红光瓷厂曾为陶瓷产品打上“寒窑”的款识,这也是一个特例,“寒窑”瓷均销往台湾,并不在大陆地区出售。而这些景德镇老牌陶瓷企业所生产出的陶瓷也会采用类似于“花押款”的款识,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龙珠阁”。
景德镇瓷局行业管理科工作人员徐晓德向记者介绍,“龙珠阁”商标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于上世纪70年代注册,并授权给当时的景德镇市瓷用化工厂(现三蕾公司的前身)使用。该化工厂印制了大批“龙珠阁”贴花底款,销售给许多具备一定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可以得到保证的陶瓷企业使用,为此当年数量众多的陶瓷产品都可见“龙珠阁”底款。
田锋则告诉记者,解放初期景德镇曾生产过“建国纪念瓷”,其底款为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字样,他曾在宋庆龄故居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套日用瓷。而文革之前,为了换取外汇,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曾生产过大量的仿古瓷,其底款均为“大清乾隆”、“大清光绪”。当年原艺术瓷厂的仿古瓷采用的“大清乾隆年制”等底款,并非手写或刻划,而是直接以印章盖制。
“以前许多国营陶瓷企业———包括‘大集体’陶瓷企业在内,都以盖章的形式打上底款,并不喜欢采用手写的方式。”田锋还提到以贴花工艺在瓷器表面打上的款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出现,“那时的贴花底款是用炭火‘烤’上去的。”
应该说陶瓷款识属于一种特殊的装饰手法,它不仅可以反映历史的变迁,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必须提醒各位陶瓷收藏者的是,“款识”只能作为陶瓷鉴赏的依据之一,并不能作为古瓷鉴定的“万能钥匙”,更不能作为鉴别陶瓷真伪的绝对凭据。
一位资深古陶瓷研究专家对记者透露,将古瓷残件中的碗底或瓶底等带有款识的部分,与后来烧造的陶瓷成品进行嫁接的“接底”造假行为,在陶瓷收藏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