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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同时也是我国的一种工艺美术品，远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已有风格粗犷、朴实的彩陶和黑陶。陶与瓷的质地不同，性质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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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发展史
中华向号“瓷之国”，景德镇历称“瓷之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的China称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
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武称为“瓷都”的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 史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古代叫新平镇）”。早在汉代，这个地区就已可能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如此看来，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历史已有两千年。
史书上的景瓷生产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有各种各样的瓷器生产。
晋代时，有个叫赵慨的人，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世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
到了公元583年，南朝的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下诏令要这里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 ，以供皇家使用。隋代，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地区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影响。
强盛的唐帝国建立之后，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当时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 个出名的制瓷人物，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他们所造的瓷器“莹如玉”“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送到京。
五代时期的青瓷和白瓷
如果说，唐朝之前的景瓷生产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那么唐末，五代之后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就有充足的瓷器实物证明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的黄泥头、白虎湾、胜梅亭、盈田等地发现了很多的五代窑址，挖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确切地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的瓷器是青瓷和白瓷，而且以青瓷为多。这个时候生产的瓷器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
瓷胎有厚有薄，釉色是被称为“蟹壳青”的青釉，近似越窑的色彩，有些瓷器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洁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超过越窑，冠于当世。
“景德镇”名称的由来
对景德镇来说，宋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在宋代之前，景德镇曾有过好几个名称：新平镇、昌南镇、陶阳镇。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的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而当时的景德镇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影青瓷）这时更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
由于这里拉制的瓷器“土白壤而填，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从此以后，这里就叫“景德镇”，名称延用至今，到现在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这件事在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系》中说得很清楚。
公元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事频起，北方诸名窑相继陷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瓷业生产上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的《陶记》称，当时的景德镇有窑300余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胜景。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就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的记载。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洁白细腻，体薄透光，青中有白，白中显光，所以有“琼玖”、"“饶玉”的美称。在品种方面，有日用瓷、化装用具、弈具、博具和瓷雕等等，而且造型精巧，刻印花纹生动清晰，质量很高。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景瓷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霁青釉等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装饰丰富多彩。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岑土"。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 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明代——产瓷中心
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有更快的发展。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也很广，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
明时的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上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的官员王世懋说，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经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
在品种上，明瓷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画，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就装饰而言，除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问世，发展势头很快。《中国陶瓷史》就曾指出：“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明代景德镇建立了官窑，所以这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分成官窑和民窑两种，官窑为皇家制造宫廷用瓷；民窑的粗瓷供应广大群众，细瓷则供中上层地主富商所用，同时运销国外。商祚繁盛，甚至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制瓷人员多达10万多人。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的宫廷用瓷，明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朝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专门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派遣督陶官，为皇帝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凭借帝王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之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这些瓷器不仅品种兼备，风格齐全，而且质量上乘，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器厂，初建时有窑20座，以后增至58座，最多时达80座。代代相传，一直延续明、清两个朝代。据统计，御器厂历经27个皇帝，共500余年，对景瓷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起有巨大的作用。
景瓷鼎盛时期-康、雍、乾
由于明末的战乱，清朝初期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不仅恢复过来，而且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广大瓷工和艺人们的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成就，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跃上了历史的巅峰。瓷器"品质之精，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产品畅销国内外。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当时有一个叫“殷弘诸”的法国传教士，他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象是被火焰包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近代的景瓷生产
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钧瓷至宋代达到鼎盛阶段，成为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窑并驾齐驱。由于钧瓷盛名一时，宋室南迁后，钧瓷又得以复苏。金元时期，北方各窑仍竞相仿制。元代，北方钧瓷逐渐趋于衰落，而江南地区仿钧瓷又悄然兴起，蔚然成风。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产瓷区，如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在南宋至元代就烧制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其呈色原理显然与宋钧铜红釉一脉相承，甚至成为明清时期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釉色品种的滥觞。明清时期，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和江西景德镇等地烧制低温釉艺术陶瓷，都是在钧瓷的影响下生产的新品种，不仅吸收了钧瓷工艺的优秀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由于历史变动等种种原因，钧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停烧。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钧瓷在她的故乡禹县得到恢复。如今钧瓷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发展旅游、对外文化交流、开发和振兴禹州经济的重要载体。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 80 处，尤以神垕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 “ 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 。在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 “ 唐钧 ” ，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 “ 靖康之变 ” ( 1126 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 1904 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 10 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被做为国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那里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有 “ 南山煤，西山釉，东山瓷土处处有 ” 之传说。据实践，生产钧瓷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功。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五彩渗化，相映交辉。釉中的流纹更是形如流云，变化莫测，意境无穷。
钧瓷以釉色美妙而著称，而它的完美造型更为钧瓷增光添彩，端庄浑厚的造型，简洁明朗的线条，更适于釉子的溢彩流动，经过高温还原气氛，使厚釉出现拉丝、沉积、结晶等变化，呈现出类似兔毛的色线或蚯蚓走泥的痕迹，还有立体感的色点或针尖状的星点，纵横流淌的釉色组成各种奇异的画面，鬼斧神工又自然天成，随着人们丰富的想象而成为各种绝妙的自然景观，如高山云雾、峡谷飞瀑、星辰满天、翠竹生烟、节日礼花、浪激飞舟，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堪称国宝。
钧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尤其北宋后期官钧瓷的制作，无论从造型设计、烧造工艺或品种、釉色、艺术风格、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金元明清各代仿钧之风盛行一时。由于工艺条件和审美的不同，金元以来各地仿钧窑口除继承宋钧的传统工艺，又创烧出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品种。
钧瓷，以其色彩艳丽、艺术风格独特闻名中外，久享盛誉。在国外，钧瓷被称为"中国宝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钧瓷不但在色彩上鹤立它瓷之上，在造型和施釉方面也独辟蹊径，自成体系。钧瓷色彩之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有：玫瑰红、海棠红、胭脂红、鸡血红、朱砂红、茄色紫、葡萄紫、鹦哥绿、葱翠青、梅子青、天青及窑变的各种色彩。相传以胭脂红、葱翠青和墨色为难得之佳品。
钧瓷造型以端庄、浑厚、古朴、文雅为特色。钧瓷器皿，棱角分明，线条优美，文饰简练，雕塑别致。钧瓷传统作品尊、鼎、钵、洗、瓶等陈设品，置之庭室，富丽堂皇，满屋生辉；陈之几案，赏心悦目，雅致韵人。钧瓷胎质，陶冶清纯，坚实细腻，扣之其声如罄，清脆悦耳。钧瓷的釉质深厚透活，晶莹玉润，有明快的流动感。釉中常常呈现出珍珠点、鱼子、菟丝、蟹爪和蚯蚓走泥似的纹路。古人用“五光十色润如玉”，“钧与玉比，钧比玉美”来赞美钧瓷釉质的纯净和釉色的艳丽。钧瓷的釉色，各不相同，有的一器一色，有的一器多色，但却找不到两件色彩完全相同的产品。这就是人们说的"钧无双配"，也是钧瓷独特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 钧瓷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赞赏。钧瓷的经济价值更为同行业所重视。
钧瓷的名贵在于其独特的窑变釉色，其釉色是自然形成，非人工描绘，每一件钧瓷的釉色都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即 “ 钧瓷无双 ” ，且釉透，釉活，胎质精纯，坚实细腻。叩之声圆润悦耳，清脆动听；观之形端庄优美，古朴典雅，它的釉变色五彩缤纷，璀璨夺目，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幅神奇的图画，如寒鸦归林，夕阳残照，高山云雾，峡谷飞瀑，伯牙抚琴等等。这些釉变画，千变万化，意味无穷，具有千古耐看的魅力，名人曾用 “ 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 ”“ 雨过天晴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成岚 ”“ 峡谷飞瀑菟丝缕，窑变奇景天外天 ” 等来形容钧瓷窑变之妙，民间有 “ 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 ” 、 “ 黄金有价钧无价 ” ，国外更有 “ 雅堂无钧瓷，不可自夸富 ” 、 “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 之说。 钧瓷之所以备受世人喜爱，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釉色绮丽多变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其独特的窑变工艺与其他瓷器截然不同。她不采用绘画、雕刻等表现手法，而是靠严格地控制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通过烧制过程中温度、冷却等因素，使瓷器表面的釉料涂层的颜色和花纹千变万化，产生“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因而颇受青睐，身价不菲。
钧瓷颜色瑰丽，厚重鲜艳，青若蓝天，白如美玉，紫胜葡萄，红比牡丹。一件器物，可一色纯净，可几色辉映，加上变化莫测的流纹，其自然效果远非刻意追求和人工修饰所能及。体现出典雅大方，斑斓夺目、飘逸空灵的帝王之浩然之气。
钧瓷的造型线条简洁大方。传统造型约有200余种。主要有：香炉、宝象瓶、葫芦瓶、连座瓶、玉壶春瓶、梅瓶、双龙活环瓶、鹅颈瓶、出戟尊、三羊开泰尊、莲花尊、花盆、鼓钉洗、碗等。
新创品种有几十个品种，主要有鱼瓶、天球瓶、日月瓶、观音、弥勒、钟馗、十二生肖、动物、花插、文具、茶具、挂盘等。
钧瓷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经历了久远的辉煌，既有官窑的盛誉，入主宫廷，又得平民的厚爱，家传为宝。而如今，“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得到广大民众青睐，而且走向世界。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是钧瓷本身固有的艺术魅力，养在深闺，历久弥新，终有人识。
二是从20世纪下中后期开始的世界性的传统回归意识的觉醒。钧瓷是土与火的艺术，是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其传统的凝聚和自然之美，超越时空，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群都具有强烈的亲合力。
三是国人生活水平、文化水平、艺术鉴赏水平均有提高，注重精神享受，提高生活质量，有钱而有闲收藏和欣赏。
四是当今的钧瓷产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家居特点，在工艺上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79年香港回归河南省赠送的礼品“豫象送宝”就是钧瓷创新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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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博宝艺术网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