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著名的陶瓷企业

安南为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安南一词，最初于唐代初叶作为政区名出现于中国载籍，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安南窑瓷器，即是越南烧造瓷器。 越南青花石榴小罐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5.5公分 在东南亚地区中，越南的陶瓷业最为成熟且迷人。除了天然资源与地理环境的优渥，越南一向对顶尖陶瓷技术具备极佳的掌握能力。 以青花瓷为例，在十四世纪时，世界上能烧制青花瓷的只有中国与越南两地，越南青花瓷的足迹也早已透过贸易而遍及海内外各地。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受到中国以及周围其他国家的影响。在十六世纪以前，越南北方长期服膺中国儒家文化；南方则受到印度文化影响很深。从陶瓷来看，与中国广东，广西相连，邻近的寮国、柬埔寨也是陶瓷生产国，而中国云南青花瓷则位于红河流域的上游；同时越南绵长的海岸是阿拉伯和印度船只的必经途径。因此，越南青花的诞生，可说是区域间窑业交互影响的结果。 越南青花加彩狮戏大盤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口径45公分，高10公分，底径31公分 中国陶瓷在宋元时期大量销售海外，供应亚洲各地的需求。到了明代，却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人们不得擅自驾船到海外贸易，以致亚洲市场的瓷器短缺，越南青花瓷遂乘势而起，填补市场需求，并在十五、十六世纪达到贸易的黄金时期；有别于中国青花瓷富丽胸腔的姿态，越南青花瓷以其温婉内敛的美感风靡了整个亚洲。 在琉球王国首里城、印尼东爪哇满者伯夷王国遗址，都发现了越南青花瓷的残片；远在西亚的土耳其炮门宫与伊朗阿德比尔庙，也将越南青花瓷纳入皇家收藏。 越南青花加彩猴王 十五世纪 高23公分 越南青花加彩花卉罐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12.7公分，口径9公分，底径6.5公分 越南青花加彩花鸟大盤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口径43公分，高9公分，足径30公分 越南青花鸳鸯水注 十五至十六世纪 宽17.5公分，高14公分 越南霁青石榴小罐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5.7公分 越南青花花鸟葫芦瓶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18公分 越南青花绿彩花鸟大盤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口径44.1公分，高10公分，底径30公分 越南青花凤凰牡丹瓶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40.8公分，口径14.8公分 越南青花水塘盤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口径28公分，高6.7公分，足径18.5公分 越南青花加彩孔雀纹盤 十五世纪 口径35.4公分 越南青花象形水注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6.0公分 越南青花鱼形水注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5.2公分 越南青花牛形水注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4.8公分 越南青花人物跪像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32公分，宽16公分 越南青花花卉小盒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3.6公分 越南青花荷花盤 十五世纪 口径35.4公分 越南青花镂空花鸟执壶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高23.5公分，口径6.5公分 越南青花飞鸟盤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口径27.7公分，高6公分，足径18.5公分

世界陶瓷生产大国的印度尼西亚，其产量目前排在世界第六位，是世界陶瓷产业一支强大的发展力量。印尼8家陶瓷企业投资1亿美元扩展计划将使印尼瓷砖生产能力提高到3.65亿平方米，超过已经拥有3.3亿平方米瓷砖生产能力的越南。越南近几年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陶瓷生产国之一，在全球陶瓷市场所起作用越来越大。在越南有超过150家瓷砖生产企业，15个卫生陶瓷制造商，超过500家企业生产粘土砖和屋顶瓦，越南是东南亚最大的陶瓷生产国之一，也是日益重要的全球性陶瓷生产国。陶瓷生产量从2009年的2.95亿平方米增加到了2010年的3.75亿平方米(+27.1%)，其中涵盖了瓷质砖5500万平方米。越南陶瓷行业有70%产于其北方地区，该地区的陶瓷质量较高，产品尺寸较大，这些企业有20%的产量用于出口。在越南的南部由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组成(以台资企业为主)，它们的瓷砖产量占越南瓷砖产量的30%，但主要用于出口至台湾和其他的周边国家。越南政府在通货膨胀达到警戒线后作出回应，推出一系列限制货币市场措施，并于今年年初修改了原先的增长目标，减少了公共投资额度。这些措施的出台也使得房地产市场从2011年3月开始出现下滑现象，局部因素是由于银行利率过高，使得陶瓷生产企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当前的困难，越南生产商持谨慎的态度，试图重新恢复市场活力。一个广泛的工艺技术现代化进程仍在进行,其目的在于使当地生产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在东盟各国中，泰国是仅次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瓷砖生产和消费国。最近几年，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瓷砖生产和消费增长明显，而泰国的生产和消费量均跟往年相差无几。 泰国的陶瓷行业拥有为数不少的佼佼者。在全球产量排名前25的企业中，泰国的SCG集团和王朝陶瓷集团均名列前茅。

据越南工商会网站8月24日报道，为刺激建筑材料商品出口，中国进出口管理部门近日通报，从2009年7月20日至年底，瓷砖的出口关税降至0%。

报道称，为此，中国企业下调瓷砖价格以推销各类瓷砖出口（比今年2季度末平均降低7%）。中国建材出口商在中国东兴口岸集结了大量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制造的瓷砖，伺机出口到越南。由于中方价格降低，预计越南企业将从8月初大量进口此类商品

图①、图②：明代初期礼祭器。

图③：波斯仿龙泉青瓷盘子。

图④：龙泉窑青釉折腰花口碟。

制图：蔡华伟

以一种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变化、传播来探讨古代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在交流互鉴中带来的改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之一。

约12到15世纪，南宋、元和明代早期，龙泉青瓷不仅在中国流行，而且被世界瓷器市场追捧，堪称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影响和引领着当时世界各地的陶瓷器生产。对龙泉青瓷的追逐和仿烧，成为当时全球化的重要风景……这就是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丽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要讲的故事。

龙泉青瓷的辉煌

无锡鸿山遗址的越国大型贵族墓出土了大量青瓷礼器和乐器，乐器既包括来自中原文化系统的甬钟、镈钟和编磬，还有来自吴越文化系统的錞于、振铎、三足缶、悬铃等。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原始青瓷。此次展览特意从南京博物院借展了鸿山老虎墩出土的青瓷磬，以说明青瓷在中国的悠久 历史 。

从北宋晚期开始，以浙江省龙泉县金村和大窑两处窑场为中心，加上龙泉周边各县窑场烧造的精美的青灰色、梅子青、粉青和翠青、豆青等色泽的青釉瓷器就是我们所说的龙泉窑瓷器或龙泉青瓷。由于龙泉县在当时隶属处州，所以在宋元明的文献中也称龙泉青瓷为“处器”或“处青器”，明代晚期以后开始称为龙泉窑或龙泉窑瓷器。

从南宋到明代早期，是龙泉青瓷的生产盛世。考古资料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全国各地拥有广泛市场，不同类型的龙泉窑青瓷受到宫廷、贵族和市民等各阶层认可。

近年来，从南宋临安城、元代喀拉和林、大都城、明代南京与北京等都城遗址到其它市镇乡村遗址都有大量龙泉青瓷出土。从南宋时期形成的粉青、梅子青龙泉瓷到随着生活习惯变化而出现的青釉海棠盏、鱼形砚滴、省油灯等世俗化器物，包括从梅瓶、玉壶春瓶向执壶的变化，都反映出龙泉青瓷的技术与审美趣味之变。

龙泉青瓷为何能在三四百年间不断烧造出精美瓷器，并长期作为当时青瓷生产水准的代表？从北宋末到明代早期，龙泉窑一直是宫廷用瓷器的最主要供应地之一，需要根据宫廷颁布的标准烧造宫廷用瓷和国家祭礼用瓷器。龙泉青瓷窑场生产制度和管理模式与后来的景德镇御器厂一样，在宫廷的要求和技术支持下，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在烧造过程中因造型不周正、釉色发色不好或稍微粘有窑灰、出现窑裂等，都要集中打碎排埋，因此保证了御窑产品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体现出国家投入和支持在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天下谁人不识“君”

南宋至元代，是继唐代后又一个海上贸易繁盛期，龙泉青瓷大量外销。元代疆域的扩大更使外销区域扩展。近些年我们在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山东胶州板桥镇宋金元港口和榷场遗址、江苏太仓樊泾村等港口遗址以及南海一号沉船、碗礁一号沉船、菏泽运河沉船等都发现了大量龙泉青瓷，基本可以构建龙泉青瓷行销世界的线路、运输和贮藏方式。

从元人记载看，元朝惊诧于南宋的富庶，在查阅内府档案后发现对外输出瓷器、铁锅和摩合罗等产品所得巨额收入，是南宋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因而沿袭并支持对外贸易。龙泉青瓷在海外遗址的大量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曾联合发掘了龙泉市大窑枫洞岩窑址，确认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明初生产御用瓷器的地点，对于明初的官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些器物制作精细，胎体厚重规整，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匀净光润。特别是底部支烧所形成的刮圈非常规整，与一般民用器物有明显区别。2010年以来，我国与肯尼亚考古机构联合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多个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根据这些特征，我们也成功识别出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一些明初龙泉窑瓷器为官器。

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曾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其中也有一部分官用瓷器专门用于出口。比如明永乐时期龙泉官器中特别流行的大盘子，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为了郑和航海制造的。

龙泉青瓷在中国以外行销区域广博。比如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这个曾经的埃及和北非的工商业中心，出土了上万片陶瓷，其中龙泉瓷占了1/5。

随着龙泉窑产品大量向海外输出，对中国瓷业生产格局和瓷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生产窑场也沿瓯江逐渐向下游的出海港口分布，开始出现以外销为目的的瓷器生产窑场。同时，为了外销，龙泉青瓷在产品的造型、纹样乃至器物类别方面，都开始吸纳域外文化因素，这说明当时的龙泉窑在瓷器烧造这一初始环节就已将国外市场纳入视野范围，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中国瓷业经济已主动成为世界经济链条上的一环。

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约10万件瓷器、新安沉船出水约2万件瓷器来看，瓷器是当时中国对外输出的最大宗商品之一，瓷器的输出量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它对中国当时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瓷器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

龙泉青瓷在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在文化、技术深层次实现了龙泉青瓷的全球化。“天下龙泉”不只是单纯从中国向外辐射，也包括市场全球化和产地全球化，代表了当时世界对龙泉青瓷的文化认同。

不光是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日本、伊朗、叙利亚、埃及、英国等地在不同 历史 时期出现了仿烧龙泉青瓷。这种仿烧可以分为以逐利为目的的生产，也有以替代中国龙泉青瓷为目的的烧造，包括用当地陶器模仿龙泉青瓷的器物造型、装饰纹样来美化生活的努力。在阿联酋、伊朗、肯尼亚等地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我们既看到中国生产的龙泉青瓷和仿龙泉青瓷，也看到来自越南、泰国、缅甸的仿龙泉青瓷产品。这说明当时的龙泉青瓷在技术、产地、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开始具有国际性，越南、泰国、缅甸的仿烧龙泉青瓷除供应本国市场外，也供应世界市场。

2013年，为完成课题《中国国家制瓷技术的传播研究》，我们赴日本冲绳、九州考察，发现日本生产的仿龙泉青瓷，以宋元时代的龙泉文化为根基，达到了宋代龙泉青瓷的最高境界，但是它底部的酱釉表明其技术来自越南窑场。2013年底和2014年初，我们赴越南各窑址考察，发现一件非常精美的类龙泉青瓷的瓷器，这是一件粘连着匣钵的废品，按照常理来说废品是不太可能被销售到海外的，所以这件器物应是越南当地生产的。他们在输入中国龙泉青瓷的同时，将来自中国龙泉窑的知识、技术与当地陶瓷生产技术相结合，成功仿烧出龙泉青瓷，从而使世界各地的陶瓷生产技术得到共同提升，龙泉青瓷代表着一种瓷器生产的技术标准。

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通过来自6个国家及地区42家博物馆、考古所和大专院校收藏的833件(组)中国龙泉青瓷和世界各地生产的仿龙泉青瓷精品，试图展示12到15世纪龙泉青瓷的生产盛况、龙泉青瓷在海内外流行情况、世界各地对龙泉青瓷的仿烧情况、龙泉青瓷及其生产技术对当时世界陶瓷生产技术引领情况。观众通过龙泉青瓷的风行天下，可以看到开放、交流使中国瓷业经济在生产始端已由国内经济主动转向并加入世界经济链的进程。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 历史 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交流，既贡献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促成世界文明的发展、丰富，也因为开放、包容，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分别为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24日 05 版)

一走进上海博物馆第一展厅，作为“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序言部分的三件展品，就绊住了看展人的脚步。

一件是明永乐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由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嘉靖年间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碗，由上海博物馆在叙利亚征得。三件先后诞生于明朝的青花瓷器，怎么会千里迢迢“跑”到法国、英国和叙利亚去的？

三年前，上海博物馆开始策划“东西融汇——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博物馆之间互相出借自己的馆藏珍品以玉成合作方策划的一次特别展览，这在世界博物馆界已成惯例，所以， 三年前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人预见得到这三年里会发生影响全世界的大事件，上海博物馆的策展人对展品的要求也就非常高，比如，尽可能展出原件。

2019年，上海博物馆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策展人在异想天开。过去数十年里，在世界各地同行的协助下，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过多次展品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的特展，最近的一次就是吸引全国各地文物爱好者近悦远来的“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为了那次特展，大英博物馆出借给上海博物馆百件（组）馆藏文物。百件（组）文物，从伦敦起航，安全抵达上海，3个多月里在上海博物馆接待了38.4万博物馆爱好者后，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它们的家。 尽管“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所涉及的文物中多件由规模远远及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收藏，但上海博物馆相信，以他们的实力，特展能如期迎客。

然而，疫情发生了。

策展人殚精竭虑地做成的展览计划，就让其因为疫情而付诸东流吗？当上海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博物馆重新开门迎接参观者后，有人建议特展的策展人：陈列几件复制品也无妨吧？但是，策展人坚持要让观众看到原件，哪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该件文物的博物馆同意出借，哪怕将文物从欧洲运送到上海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形势下。

策展人的坚持，虽使”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延迟了3年才与我们见面，但是，按照策划书的要求展出的206件（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原件，这就是坚持的胜利。

像序言部分的三件展品，除了青花缠枝牡丹纹碗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馆藏外，另外2件分别来自法国和英国，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今天我们能在上海博物馆围着这两件文物仔细端详，策展方下了多大功夫。

站在来自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面前，细细打量白底上有些拙朴的牡丹纹，我们看到经由时间的洗礼执壶的釉面放射着的光泽含而不露，这让我们愈加对一件明朝的生活用品怎么会“跑”到法国、“跑“进博物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件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明朝赠予中东的外交礼物，当时是交由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去远方的。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出色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只是，这把执壶并没能长久地留在中东，1547年，法国派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觐见过苏莱曼一世后，这把执壶就到了法国人的手里，大使回国时将其带在了身边，最终成为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就这样，一把青花缠枝牡丹执壶，以两次作为外交礼物为契机，联接起了中国、中东和欧洲。而将这把颇为传奇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摆放在特展的序言部分，策展人就是想告诉观展者，大航海时期中国瓷器承担过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除了作为外交礼物，风光无限的中国瓷器还记录过彼时人们宗教活动的足迹。1582年，德国人埃伯哈特·冯·曼德莎德去耶路撒冷朝圣，次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购得了这件现在已成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珍藏品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德国人回国时也将莲纹碗带了回去，中国瓷器因着个人的一次宗教活动流通到了欧洲。 我们在这件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前流连忘返时，会发现这件藏品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多了一个鎏金银座——莲纹碗被带到德国后，成了当时的拥有者的挚爱，他请德国工匠为其定身打造了鎏金银座，那一年是1583年。

当然，更多的中国瓷器是通过大航海时期的商品流通不胫而走到世界各地的。特展序言部分展出的第三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虽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藏品，却是从叙利亚征购回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叙利亚不是同类瓷器走出国门后唯一的落脚点， 1514年意大利画家乔瓦尼·贝里尼完成了一幅作品《诸神之宴》，我们站在画幅面前将目光聚焦在中央端详身着镶蓝边的白衣少女捧着的大碗，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

其实，将中国瓷器画入自己的作品，不是乔万尼·贝里尼的“专利“，《东西汇融——中欧陶瓷和文化特展》的第二单元”中西交融“，就通过展出几幅画中有中国瓷器的油画，充分展示了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接受、使用远渡重洋的东方器物的，中国瓷器又是如何融入欧洲的生活方式、室内设计以及时尚风潮的。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亚伯拉罕·范贝耶伦完成于1665年静物画《水果和青花盘》，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画中同款青花盘，那是明万历-天启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开光水禽纹盘》。

当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物、作为宗教活动的记录者、作为商品流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也通过商人对订购商品的要求等途径影响着中国瓷器。特展的第一单元”中西交通“展出的多件展品，中国瓷器上出现了葡萄牙王室的徽章、耶稣会徽章等西方文化元素。瓷器是脆弱的，只要手捧瓷器的人稍不留神将其滑落在地，它就很有可能粉身碎骨；瓷器又是坚硬的，只要拥有者细心呵护，它就会带着当年烧制者的想法永远留在世上。像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和青花耶稣会徽章纹罐，记录了近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而出现在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上中国陶工对西方纹样的误写，是16世纪初中西贸易初始阶段的有趣见证。

16世纪初的中国陶工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通过贸易走向欧洲走向世界以后，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工艺产生了不小影响，特展的第三单元“中西”，展出了越南、日本、中东、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产品， 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越南瓷器《纹样仿元代及明初景德镇青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伊朗熔块胎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多头兽拉丁箴言碗》、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德国迈森炻器《仿德化造型、宜兴紫砂质地》等等展品，记录了早期跨文化交流中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和想象。

序言加三个单元构成的《东西汇融——中欧台词与文化特展》，展品总共汇聚了来自法国、葡萄牙、英国、荷兰、美国、瑞士和中国等7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文物。206件（组）文物，相比一些大型展览，这次特展展出的文物数量不算很多，但给观展者的体验却是琳琅满目， 这是因为，上海博物馆以全新视角和策展理念，讲述了早期全球化中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故事；更是因为，特展为在特殊情况下全球博物馆的国际合作书写了一个精彩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