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圆明园的石头瓷片违法吗

不可以。圆明园遗址里的东西都是宝贵的文物，不可以随便带出去。圆明园是中国清代大型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始建于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组成，也叫圆明三园，有“万园之园”之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此避暑、听政，故圆明园又称“夏宫”。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洗劫烧毁，故址现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而入神，君子时中；明而普照，达人睿智。圆明园曾是中国文化瑰宝汇集的圣地，收藏了不计其数的珍奇异宝，被著名作家雨果誉为"理想与艺术之典范"，150年前，这座文化宝藏，在西方侵略者的枪炮之下付诸一炬，从此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道深刻的、难以愈合、无法弥补的伤疤。

圆明园

坐落于北京西北处，圆明园占地超过五千亩，主要由圆明园、绮春园和长春园三部分组成，所以也被称为圆明三园。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第四子胤禛的庄园，此后历届皇帝均对圆明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建和修补，经过清朝皇室前后长达150年的修建和经营，圆明园的修建达到了巅峰。

全园共有一百五十余景，占地超过5200余亩，拥有建筑规模宏大、营造技艺出色、文化收藏丰富等特点，而因其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为世人所知，有"万园之园"及"造园艺术典范"的美称。

圆明园坐拥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西有连绵不断的群山，包括万寿山、玉泉山等，周围布满自流泉，从玉泉山上流下的泉水自西向东注入昆明湖，早在辽代，当时的皇室便在此处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后来，明代更多皇亲贵族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此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园林。

后来，满族入关夺取中原政权之后，由于不适应北京炎热干燥的气候，清朝皇室一直在不断地建造园林，在圆明园的实际建造过程中，除了总设计师雷金玉的统筹之外，实际上更多地是依照皇帝的想法进行修建的，无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对其建造进行亲自指导。

除了精美绝伦、结合中西特色的一百五十处景致，圆明园更是当时举世闻名的藏宝之处，据史料记载，圆明园文渊阁作为中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其间收藏了无数的珍稀宝物，汇集了古往今来众多名家的书籍字画，圈养了许多各地上贡的珍奇动物，栽种了不计其数的珍贵花木。

这本应是后世学者研究文化的重要宝藏，世界人民共同的民族历史财富，却在西方殖民者的贪婪之下毁于一旦，距离那场灾难的发生，已经过去了150年。

灭顶之灾

1856年10月初，英法联军在美国和沙俄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当月6号直扑圆明园，数名守卫寡不敌众，以身殉职，从第二天开始，英法联军在园内大肆烧杀抢掠，将园中的金银财宝和艺术珍品洗劫一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在洗劫圆明园的过程中，侵略者的贪婪、恶劣嘴脸令人发指，在抢劫过程中，军队内部多次发生斗殴事件，有的背着大口袋，其中装满各式各样的珠宝；有的帽子里塞满了水晶、珍珠和红蓝宝石，脖子戴上了翡翠项圈，还不住往大衣口袋中塞金条，唯恐自己比别人少拿了。

其中，光是法军总司令孟托邦之子抢劫的财宝便装满了数辆马车，总价值超过三十万法郎；一个名为赫里斯的英军二等官，特地雇佣了七个人来将自己抢劫得到的财宝运回军营；士兵们手持巨斧，将带有宝石的家具统统砸碎，抠下宝石后扬长而去，或者用木棍将无法带走的东西全部损毁。

随后，英法联军接连多次派兵洗劫圆明园，在10月18日，三千余名英军冲入圆明园后大肆纵火，这场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其中烧死的宫女、太监、工匠超过三百人，烟雾笼罩了整个北京城，久不散去，见证着西方侵略者的丑恶暴行。

后来，圆明园中的珍稀动物、珍贵花木，皆已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清朝皇室历经数百年匠心造就的文化宝藏，毁于一旦，而这些强盗们则在装满自己的腰包和箱箧后，手挽着手，趾高气扬地回到了欧洲。

灾后余生

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学界都没有对残破的圆明园进行考古修复，直到1996年，在圆明园被毁150年之后，由于考古检测与修复技术日益成熟，国内专家组成了一支专门的考古队，对其进行考古修复工作，考古队前后共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其中尤以2013年到2020年间的第三次发掘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参与修复的专家表示考古阶段性成果令人惊讶，迄今为止，在圆明园遗址中已经发现了五万多件文物。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能有这么多文物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在兵荒马乱之际，有许多文物运输时落入水中，逃过了一场烈火焚烧的劫难，得以残存，五万余件文物中，既有损毁严重的，也有保存情况良好的，但占比最多的是文物的组成部件。

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2014年考古队在大宫门遗址旁的河流中挖掘出的一件鎏金象首，其雕刻工艺远超十二生肖铜首，专家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件象首原本应当是镶嵌在某个器物表面的，因为运输过程碰撞不慎掉落河底，才在河底淤泥中沉睡至今。

现在，这件珍贵的象首也被完好地珍藏在博物馆中，给后人提供学习、欣赏的机会，给业界学者提供珍贵的历史信息。除了这件象首之外，考古队还在遗址中发现了数件保存较完整的瓷器与玉器，这些都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它们的发掘与修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圆明园经过多次扫荡和纵火焚烧后，考古队仍能在废墟中发掘出超过五万件文物珍宝，实在令人意外，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也许在圆明园的鼎盛时期，其间所藏宝物之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不出意外也是数一数二。笔者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牢记伤痕，活在当下，便是对和平生活最大的尊重与热爱。

圆明园考古获成果：半圆形码头方便乾隆船队停靠。

21日从圆明园管理处获悉，紫碧山房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一期20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已完成，圆明园首次发现了半圆形码头，通过码头形状可考证乾隆船队停靠方式。

圆明园西北角的紫碧山房遗址是2017年本市考古发掘成果中七项重大发现之一。紫碧山房建于雍正时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对这里进行过大规模改建。史料记载，乾隆皇帝要来紫碧山房需要从河道坐船，再从一个方形码头上岸进入宫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方形码头的旁边还有一个半圆形码头，这在历史图档里是没有的。

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成员介绍，这种半圆形码头是一次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半圆形码头从上到下有个梯形的坡度，正好和船头的弧度吻合，方便固定船头。但由于半圆形码头在历史资料上没有记载，考古发掘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来解开这些谜团。

据悉，紫碧山房遗址一期考古已经完成，清理出值房、宫门、紫碧山房殿、含余清、澄素楼等建筑遗迹及码头、石桥、围墙、道路系统、河道、山体、排水道等附属设施，出土瓷片、琉璃及石质建筑构件等少量文物。

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最初是康熙赐给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园子，胤禛信奉藏传佛教，“圆明”为其法号，康熙故赐名“圆明园”。

雍正即位后，开始对圆明园进行扩建，并在园南部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多值房，欲以夏季在此“避喧听政”，故圆明园又称“夏宫”。乾隆期间，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至此，圆明园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时期，主要对万春园进行了修缮和拓建。道光时，虽然清王朝国力日衰，财政紧张，但仍未停止对圆明园的改建和装饰。

1860年10月6日，三千余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大肆劫掠，随后圆明园火光冲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不灭，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 历经五代帝王、150余年不断修缮扩建， 占地面积超过3.5平方千米，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共150余景的皇家园林被付之一炬，当时，只留下了少数建筑。

秦有阿房宫，唐有大明宫，清有圆明园，无一不是焚毁于大火之中。可见，凡倾天下之财力建造、广搜奇珍异宝、美女充斥其中，供一人享乐赏玩的宏大宫殿园林，最终都免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阿房宫焚毁于项羽，大明宫焚毁于黄巢、朱温，都是毁于造反军战火中，没有任何异议。而圆明园的被烧则有多种说法。

首先是起因，为什么要烧毁圆明园？英法联军与造反起义军不同，他们 无意 也没能力推翻清廷，他们的诉求就是打开中国的市场，通商贸易。而且战败的清政府对赔款、开放口岸等条件无不应允。所以，抢劫好理解，但为什么要烧毁。

有人说英法联军放火是为了掩饰抢劫的罪证！我也只能哈哈了。其一，根本不存在掩饰的问题，英法联军已经占领了圆明园，掠夺财物是必然的，而且声名就是要惩罚清皇室并得到补偿，所以，人家是明抢，不是偷，不需要掩饰。其二，掩饰也说不通，那是圆明园，占地3.5平方公里的皇家园林！不是林家的保姆偷块表，纵火掩饰盗窃。那么，火烧毁圆明园的原因就很明确了，就是为了报复、惩罚清皇室。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下天津。9月英法联军进犯通州，直逼北京。9月15日，咸丰命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为钦差在通州与英法联军谈判。英方的代表为巴夏礼，英法谈判随行人员共39人。起初谈判很顺利，清政府同意了英方提出的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所有要求。眼看就要达成条约之时，9月17日巴夏礼突然提出要面见咸丰皇帝换约，而且，令咸丰更不能接受的是，巴夏礼坚持不下跪、不行叩拜礼。

在巴夏礼看来，当面换约是再正常不过的程序了，而且是必须的。对于咸丰来说，赔银子、开放口岸都好说，唯独“面呈国书”、“交换条约”是他一直最头疼的。起初与英法联军开战，就是因为他不接受“面呈国书”。本来咸丰一直压根就不想见夷人，我堂堂天朝上国皇帝岂是你蛮夷使者想见就能见的！而且，夷人还不肯下跪，那就更加万万不能容忍了！朕被你们打了，银子也赏了，贸易也开恩了，你们还非要站着逼着见朕！让朕颜面何存！

双方就这样争执不下，最后清政府通报，必须要服从中国的礼仪制度，只有巴夏礼下跪，才能当面换约。可是巴夏礼也坚持原则，我是英国人下跪是不可能的，不同意就进攻北京。于是咸丰大怒，便下令在八里桥驻守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扣押了巴夏礼以及谈判使团一干人等。英方得知使团人员被清政府扣押了，便马上进攻北京。随后的事，大家都清楚，僧格林沁的骑兵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八里桥一役，全军覆没。咸丰仓皇“木兰秋狝，北狩热河”。

海淀防御空虚，守备的绿营兵一触即溃。很快圆明园就被英法联军占领了。奉旨留下议和的恭亲王奕欣其实也没什么牌可打，为了保住紫禁城不得不下令将巴夏礼等人释放，可是使团中的其他成员已经被虐待致死致残大半，而且手段比较残忍，有的还被分尸了。这令英方十分震惊、愤怒，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便决定要给清朝皇帝严厉的惩罚，其手段就是抢劫、破坏圆明园。

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万国公法》第四卷第二章中有言：“敌国若有干犯交战常例，倘若无别法以扼其狂，尽可照行还报，令其不敢复蹈前辙”。根据这一规定，清廷将部分英法被俘者虐待致死，英法进行某种报复，是有根据的。

可见，圆明园被洗劫破坏的原因当然本质上是英法联军侵略者的贪婪，但直接的起因或者借口是清政府扣押谈判使团、虐杀谈判使者。

其次，都有谁参与了洗劫、纵火？英法联军洗劫并放火是肯定的，但应该不仅仅是英法联军，还有其他人参与。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湘绮即王闿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作为同时代的学问大家，其所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

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越缦堂日记》为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所著。其中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及各地风俗等，学术价值极高。有关圆明园的记述，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

　 通过以上文献不难看出，英法联军抢劫放火是毋庸置疑的。汪康年为光绪十八年进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但汪康年引用法国强盗所述“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这是纯属扯淡！

至于黄秋岳所述“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也有点言过其实。黄秋岳即黄濬，字秋岳，福建福州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汉奸。黄学问不错，但德行太差。1937年黄因叛国罪被国民政府枪决。

综上所述，抢劫放火的主体肯定是英法联军，他们有枪有炮，而且是声名了要纵火破坏圆明园的。但在英法联军洗劫的同时及过后，有土匪、海淀旗人、流民参与抢劫、放火、捡漏，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存在的。

圆明园，对于咸丰来说，是有着特殊感情的，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真正的家园，他继位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圆明园中度过的。消息传到热河行宫，第二天，咸丰酒醒后，当肃顺把这一噩耗告知他时，咸丰当即就气得昏了过去。圆明园的焚毁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心痛，更是奇耻大辱！咸丰始终无法面对这一切，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时欲修复圆明园，但恭亲王奕欣认为国库尚空虚、劳民伤财，坚决反对。为此同治还不惜要罢掉奕欣军机处的职务。后因清廷财政困难，修复计划被迫终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又一次仓皇出逃。圆明园废墟遭到匪盗、民众的进一步彻底地洗劫、破坏，园内别说木头连木炭都被捡得一干二净，最终只剩下无法用来烧火也无法盖房子的几处残破的石雕断壁，一直摆在那里，直到今天。

夕阳下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看上去有一种苍凉之美。她见证了一个专制帝国的没落、覆灭。今天，还有人提议要重建圆明园，如果是英法负责出资重建，可以考虑。否则，就这样，挺好。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