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校让写个关于陶瓷的论文大家来帮帮忙看看怎么写

专题邮集的标题、前言和目录称为“纲要”，又称“计划页”，置于邮集之首。大部分标题、前言占1个贴片，目录占1个贴片，也有的标题、前言和目录仅占1个贴片。多数人喜欢把邮品或画片点缀在前言和目录页中，对此，评审员既不加分也不减分。这是唯一一处允许放置非邮品的地方。

1?标题题目的选择首先取决于个人的爱好，对所选题材的认识程度和能否取得这方面的邮品与相关资料。题目与副标题共同界定了展品的范围。一位国际集邮权威曾经说过，选题可以决定这部邮集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奖项。选题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潜力，能够通过努力而达到上层次的目的，应该考虑以下几点：邮品可以来源于世界各国，并且可以从早、中期的邮品中获得大部分。可以选择多种有关的集邮素材，并且要具有一定的珍罕度。除了邮票之外，还要拥有邮政用品、趣味销票戳、图案销票戳、图案邮资机戳、专题地名戳、错体票及相关的水印等，即专题的素材要很丰富。题目要避免范围过窄，过窄会增加收集的难度，延长成集的时间，甚至邮品太少，导致半途而废；题目要避免范围过宽，过宽收集范围广，难于取精，容易限于表面而不够深入；要尽可能选择无人尝试过的全新题目。选题应该创新，一是要争取选择前人没有用过的，以奇制胜；二是要“老选题，新制作”，即在制作手法上也要创新。

2?前言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是作者文字功底的反映。前言的字数应该在300字以内，其发展的趋势是字数越来越少，甚至省略。前言一定要精练，简明，高度概括。如邮集《鹰》的前言是：“鹰的自白：我是一只生活在广阔天地之间，形体巨大的食肉猛禽，我无所畏惧，至尊无上，翱翔于天地之间，激起人们的仰慕之情并仿效我的自由精神。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我敬畏钦佩有加，把我当作权力、强权、勇气、速度和尊严的最根本的象征。这，便是我的故事。”邮集《陶瓷》的前言是：“陶和瓷是水、土、火的有机结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瓷器对外传播并日益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陶瓷家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陶瓷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器具和材料，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陶瓷将永远伴随你、我、他。”邮集《火》的前言是：“火在宇宙中永存，人类出现之前就已有火。人类在其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识火、用火、驾驭火，从而创造出了高度文明的社会。火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也是毁灭它们的死神。人们，可要小心用火呀!”该前言的下面巧妙地使用了一枚“灾难封”。

3?目录纲要界定了展品的构成，是邮集的灵魂，是故事情节层次展开的纲领，体现出创作计划、邮集结构、拓展深度。一般用“章”和“节”的顺序来表明纲要的拓展。题目和纲要必须展示在邮集的第一张贴片上。不同的观念，常常导致各自的表现手法大相径庭。目录至关重要，千万马虎不得!它直接反映出邮集和作者的水平。目录与标题内容一定要一致。下面列举获奖邮集的目录供我们参考。邮集《帆船》目录：（1）帆船的结构和原理：帆船的产生；帆船的主要器具及其性能；利用风力的原理和方法。（2）帆船的发展：具有地区特征的早期帆船；船具与船型的发展；著名船型；战船——造船技术发展标志；船艇。（3）帆船的鼎盛时期：帆船在“地理大发现”和探险考察中的重要作用；开发与交流；促进航海事业的发展；测绘世界。（4）帆船在航运业的衰落：自然界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5）帆船运动的兴起：受人喜爱的群众性运动；帆船赛；环球航行。（6）帆船的永恒：纪念、宣传、研究帆船的机构、活动和场所；帆船的文化艺术。

《南窑笔记》是清代早期出现的一部陶瓷札记类著作，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的撰述方式，其内容对于探究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流程及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也是继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之后的又一部陶瓷工艺学力作，在学界影响力颇大。可惜的是，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个谜，这给陶瓷理论研究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陈宁博士从史料记载、正文内容、编排体例以及稿本的流藏经过、装帧形式、书法风格等多个方面考证了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认为该书“当由清代学者张九钺编撰而成，初稿于乾隆42年”，并对张九钺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据查，张九钺，字度西，号陶园，又号紫岘山人、罗浮花农等，湖南湘潭人，清代知名学者，书香门第，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尤其在乾隆中期，张九钺曾在江西诸县治政五年，经常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进而撰成《南窑笔记》一书。陈宁博士在文章中表示，张九钺的这项学术成就已被学界“遗忘”百年，今人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百年谜团

《南窑笔记》是清代早期出现的一部陶瓷札记类著作，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的撰述方式。全书共计34条，除“引言”外，每条内容前都有标题，分别是柴窑、汝窑、观窑、哥窑、定窑、龙泉窑、均窑、永乐窑、宣窑、成宏窑、正德窑、嘉万窑、厂官窑、釉炉、配釉、坯胎、圆器、琢器、雕削、印器、镶器等。其中，涉及景德镇仿制的古名窑7条、明代窑6条，记述景德镇瓷器制作的胎、釉、彩、窑等21条。该书对于探究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流程及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继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之后的又一部陶瓷工艺学力作，在陶瓷界影响力颇大。可惜的是，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个谜。

《南窑笔记》稿本书影

从传世的版本来看，目前《南窑笔记》通行的版本是民国初年邓实、黄宾虹二人编校整理的《美术丛书》本。该版本在卷端题名“南窑笔记”下，仅注其依据的底本是“旧抄本”，但没有提及著者及成书时间，这使学术界常将著者视为“佚名”，将成书时间限定在不太确切的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随后，口口相传逐渐成了“定论”，百余年来很少有人再探其究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南窑笔记》“旧抄本”无从寻觅。

《南窑笔记》之《美术丛书》本书影

谜底渐现

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窑笔记》稿本，封页题名《南窑笔记抄》，这极有可能是《美术丛书》本刊印的底本。该稿本由王婧点校整理，她根据《陶园年谱》的记载，认为该书“为张九钺乾隆四十二年（1777）编撰而成”。可惜她只录载了这条“孤证”，缺乏更完备、更有说服力的佐证材料，所以多年来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学者根本不知晓。但是，她对《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探索值得肯定和赞赏。笔者以此为线索，按图索骥，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佐证了王婧的观点。笔者亦认为，该书当由清代学者张九钺编撰而成，初稿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其证据如下：

第一，从史料记载看，张九钺的侄孙张家栻在《陶园年谱》中，明确记载了《南窑笔记》的著者及成书时间：“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张九钺］五十七岁，复之南昌，寓秋燕巢书屋，撰《南窑笔记》。”清人邓显鹤所作的《陶园年谱·传》中亦称张九钺撰有《南窑笔记》。这两条史料是目前有关《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最早记载，也是笔者立论的直接证据。

第二，从正文内容来看，《南窑笔记》主要记述了清代早期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这是其成书时间常被限定在“雍正、乾隆时期”的重要原因。但从古代文字避讳的角度看，文中小标题“成宏窑”中的“宏”字，本应为“弘”字，指明代的“弘治”年号，而文中却写成“宏”字，很明显是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由此看来，该书不可能成于雍正时期，而是成于乾隆时期。张九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尤其在乾隆中期，曾在江西诸县治政5年，完全有机会有条件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同时作为文人学者，又完全有能力将这些调查结果付诸文字，笔之于书，撰成《南窑笔记》。

第三，对比《南窑笔记》稿本与张九钺所撰的《晋南随笔》稿本会发现，两者在编排体例、流藏经过、装帧形式、书法风格等方面大体相同。从编撰形式来看，两书均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每条内容前设一小标题的编撰形式；从流藏经过来看，两书常被私人同时收藏，如清末书法名家何绍基、当代文献学家王贵忱等，只是《晋南随笔》后被张家栻刊入《陶园外集》中，出现了刻印本，而《南窑笔记》仍以稿本形式流传；从装帧形式及书法风格来看，两书均以竹丝栏格纸，行草书体撰写而成，笔意醇净朴厚，直承晋唐家法，颇有大家风范。由此可见，《南窑笔记》应与《晋南随笔》一样，出自张九钺之手。

第四，通过查阅张九钺所作的诗集可知，他曾在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撰成《豫章三集》，收录了《风火仙庙青花金鱼缸歌》。诗中论及的“风火仙师童宾舍身赴火而器成”一事，与《南窑笔记》之文“复有龙缸、栏板、带盒等项，巨器兴作，费繁而成，官民受累，遂使童姓火师殉窑死焉”，相互印合。此诗几乎与《南窑笔记》同时而作，当是张九钺在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时，看到御窑厂风火仙庙中残破的青花鱼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这说明张九钺确实曾前往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景德镇瓷业的关注和重视。

综上所述，这部对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南窑笔记》，由清代学者张九钺于乾隆四十二年写录而成。

此文章刊登于中国文化报

著者其人

“知学先知人，因人以究学。”笔者有必要对张九钺的生平学问作以简要描述。张九钺，字度西，号陶园，又号紫岘山人、罗浮花农、梅花驿使等，湖南湘潭人，1721年8月30日出生于当地一个望族家庭，出身书香门第。据清人邓显鹤描述，湘潭张氏“名父之子，名子之父，同怀兄弟，昆龙季虎，雄视一时，皆著作才也”。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张九钺以后学术成就的取得打下了良好基础。

张九钺生而聪慧，少负仙才。7岁读《楚辞》，9岁通览十三经，10岁专精纲鉴古文，12岁成诸生，入县学，被视为“神童”。13岁时，游采石矶，登太白谪仙楼，醉作长歌，深得当时大学者袁枚的夸赞，名震江南，被誉为“太白再世”“青莲后身”。14岁时，试古学三湘赋，得一等七名，名公巨卿争相招纳。15岁时，被选拔为贡生。1742年4月，京城朝考，试太和门，张九钺中一等一名，入太学肄业，并考取正黄旗官学教习。1745年，教习期满，本该外用充任一地知县，他却请辞归里。此后10余年间，张九钺大部分时间在家著述，相继完成了《历代诗话》《双虹碧传奇》等书。1758年，张九钺再次入京，次年考补正红旗官学教习。1762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次年又参加会试，中明通榜第三名，遂被选拔江西任知县。张九钺曾在南丰、峡江、南昌等江西多地任知县，任职期间颇有政声，百姓歌功称颂，还有立祠祀之者。1768年，因其政绩卓著，被擢升为吉安府莲花厅直隶同知，但因守孝归里，未能赴任。3年后，被重新启用，仍以知县调任广东，亦有政声。后因海阳盗案牵连落职，辞官归里。

“官既罢，贫不能自存。”橐笔游历于南昌、扬州、徽州、杭州、开封、洛阳等地，著述甚丰。其中，张九钺于1777年再次回到南昌，住在寓所秋燕巢书屋，并撰成《南窑笔记》一书。此后数年，相继完成《晋南随笔》《山川考略》等多部著作，并受多地官员之聘，纂修地方县志，在周南、临淮、昭潭等书院主讲，“作育人才，一时称盛”。1803年9月19日，张九钺因病不治，卒于家中，享年83岁，敕授奉政大夫。

综观其一生，张九钺不仅为官清正、政绩有声，而且博学多才、著作颇丰，尤以诗文显名。张九钺曾在江西诸县治政多年，经常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进而撰成《南窑笔记》这部清代早期陶瓷工艺学力作。张九钺这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已被“遗忘”百年，不应再被忽视和遗漏。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化遗产系主任、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陶瓷与书法艺术虽是两门独立艺术，代写论文但两者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具有相通的艺术特征。现代条件下陶瓷与书法艺术亦交相辉映，不同的陶瓷造型可以采用与其风格相协调的书法来加以装饰，使陶瓷艺术获得锦上添花的效果。虽然书法艺术在陶瓷中的运用仅处于辅助地位，但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加以关注和应用。

【关键词】：陶瓷，书法，艺术魅力

引言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

1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

2 0世纪6 0年代以后，随着陶瓷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代写毕业论文随着人们对陶瓷艺术视野的扩展。陶瓷和书法的结合样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品位也越来越有所提高，书法也逐渐地成为陶瓷装饰中所独具魅力的种类。众多陶瓷书法作品，或以笔写，或以刀刻，或以釉上，或以釉下，各具风采盎然。近年来各地陶瓷艺术家利用各地不同的材质和工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广东佛山的现代陶艺、山东淄博的色釉刻瓷，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书法刻划和堆字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书法的形式美和陶瓷材质美在文化内涵和形式上的联系，和谐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为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

再从陶瓷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原始陶器到彩陶、彩绘陶，再到后来陶与瓷的流脉和传派，陶瓷艺术的奥秘既深藏在历代传承的手工模式之中，更神奇地深藏在从配料、拉坏、成形、装饰到烧制的个体经验之中。因此，陶瓷与书法一样，它的原则、法规、模式、风格、内涵也都受到整个中国文化内涵与形态的制约。

简言之，我国自古以来陶瓷工艺与书法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是当时文化、艺术及至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

2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代写硕士论文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

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

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中国作陶的祖先似乎一开始就赋予了陶瓷以艺术和精神文化的涵义。“陶者，淘也，依山取土，以水滤土，和水成型”，一个“陶”字竟是思想的象征，于是有了“陶冶”、“陶铸”等由“陶”字而生的人文意味，也有了陶瓷作品作为精神与文化象征的本质。在窑炉面前，每一个陶瓷艺术家都充满了希冀和期待。他们在用泥加火的特殊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灵魂。陶瓷艺术家在陶瓷创造过程中把精神与语言统一起来，从精神层面出发，寻求语言的自然表现，创造富有文化内涵和个性特征的作品。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表面的形式趣味，而是与自己心灵、情感相对应的语言形态；他们关注的不再是空洞的作品主题，而是自己的思想寄托。再次，从表现特征来看，陶瓷与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两者都讲究和强调变化。清人陈介祺在其《习字诀》中主张“练字不如练气”，正是受到陶文与金文布局结构的启发。因为有些陶文、铭刻的书法多是随同器形装饰上的需要而自然变化，并不拘泥于行列的整齐；字体大小也不规矩一致，如此反而使人感到迭宕多姿、妙趣横生。我们知道“秦砖汉瓦”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其所表达的含义，不仅表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臻上乘，更主要的是说明了“秦砖汉瓦”的创造性和富于变化性。陶上的图案、文字既表现了淳朴的时代风格，又富有天然的艺术情趣。刻的无论篆书或隶书，多在一圆形或方形、云形轮廓内变化其形体，介乎文字与图案之间，别有一种圆浑典雅的神韵，令人百观不厌。

总之，对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特征的深入、完整的理解，有助于艺术家们在创造过程中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从而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3书法装饰陶瓷的文化内涵

尽管自古以来不少陶瓷作品中都不乏有书法题诗铭款，但书法的布局位置往往放在主体画面的背面或留白的地方，显然是处于一种从属的辅助地位上。这一方面是受社会审美标准的影响，一味强调工艺而忽略艺术性，另一方面，受陶瓷工艺和材质局限，所以书法的附属性就表现得很突出。

在整件器型以书法形式装饰的陶瓷上。虽然纯粹以书法作为形象元素来进行装饰且不加其他任何纹饰，但这种装饰主要是根据陶瓷器型的美观、功能需要而使用的。如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写有七绝诗句（“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阳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东西园歌舞人”）的白釉罐。

在局部用书法装饰的陶瓷上。陶瓷是立体的实物，尤其在陶瓷上借鉴国画的表现形式时，代写职称论文画面难免有空白处，装饰时可以用书法的形式来弥补绘画的不足，起到与画面布局均衡连贯的作用，又可以补“画之不足，题以跋之”的弦外音、画外意。在以图案形式为主进行装饰的陶瓷上，书法常常与纹样交融在一起。如：康熙珐琅彩缠枝月季花纹碗，盛开的月季花心呈圆型，中间以红色书写装饰形式很浓的篆书“万寿长春”等字体。在用图案为辅助衬托的器皿上，一般是在瓶体的腹部开出两个或四个对称的圆形、方形或花形等等的白（俗称斗方），用以绘画或书法。如：清乾隆珐琅彩景州开福寿塔山水图瓶，瓶腹四面开光，其中两面画山水，两面以篆隶书写文字诗词。

此外，陶瓷器皿上书法所写的内容，大多结合器物的使用功能，借用诗词佳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酒具上题写“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茶具题写“一片冰心在玉壶”；或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和普遍的审美情趣，题写“福寿康宁”、“福如东海”、“延年益寿”等勉励的词句；或为提高陶瓷的高雅格调在陶瓷上书写历代文人才子的佳作名篇，如

《赤壁赋》、《出师表》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的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这给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设计提供了对艺术模式仿效的方便，其后果则可能导致艺术上的千篇一律。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如果我们把书法的形、神、意更好地融合到现代陶瓷艺术当中去，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定会形成更为鲜明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味的优秀陶瓷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2005

[2]金银珍,金在龙.现代陶艺的艺术语言.学林出版社，2005

[3]中国陶瓷.2005(1-5)

[4]现代陶艺教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5]中国陶艺.1999年增刊

[6]装饰的艺术.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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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考题目：

陶瓷艺术中书法的艺术魅力

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二、点补法：所用原料跟喷涂法类似，只是改变了操作工艺，不用喷涂，而是用小刀片点上去，干燥后再打磨。好处是操作简单了，也不用喷一大片面积了。但最主要的容易变色脱落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重烧法：修补部位上料后回炉重烧，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所有修补方法里面最好的，但也是成本最高的。特别对陶瓷制造企业来说，燃料成本是所有成本里面最大的，有不少企业甚至在60%以上。现在燃油燃气价格疯长，很多陶瓷厂只把缺陷很大的产品选择回炉重烧，小面积瑕疵还是选择用其他方法如光固化法修补。

四、光固化法：这种方法与以上各种修补方法截然不同，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它的操作也极为简单，修补剂固化只需40秒，从打磨修补部位、填补膏状修补剂、光固化、再抛光完成修补，整个修补过程也只需要2分钟。而且耐酸碱浸蚀，耐清洁擦洗，绝对不会脱落，不会变色，解决了陶瓷厂最大的后顾之忧。这种修补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扩大修补面积，瑕疵多大，修补面积就多大。正因为光固化修补具有以上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目前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卫生陶瓷、电瓷及微晶石材生产厂家的广泛应用。

关键词：现代陶瓷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 心理分析 现代陶艺 瓷艺

[引言]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门研究陶瓷艺术的发展现象及其规律，研究陶瓷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陶瓷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也就是说陶瓷艺术史学要研究陶瓷艺术家、陶瓷创作、陶瓷鉴赏、陶瓷活动等陶瓷发展现象，同时也要研究陶瓷思潮、陶瓷理论、陶瓷美学、陶瓷艺术发展史、陶瓷技术发展史等本身的历史。陶瓷艺术史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涵盖着其它的学科研究，而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考古史料发掘或一门单薄的技术发展史，并可形成许多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中国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陶瓷研究意义比较宽泛，涵盖专门的陶瓷考古、陶瓷历史、陶瓷科学、陶瓷美术，考古学家注重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的时代特征和历代窑址以及窑具状况；历史学家偏挚于中国古代陶瓷经济史、技术史的历程；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历代陶瓷的胎质和釉层内部的物理??化学结构，力图揭示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精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发展方向；陶瓷美术则侧重于历代陶瓷的装饰画面，试图寻找它与中国书画艺术某种渊源关系。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陶瓷艺术史学涉及的具体重要方向为陶瓷艺术史的研究原则、观念和方法、研究工具、鉴定手段等，和陶瓷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即陶瓷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指在1985-2002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陶瓷艺术思想，陶瓷艺术的观念和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这一时限的划分也是为了确定陶瓷艺术的科学与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学需要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学发展的情景中考虑，在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归入艺术史研究的概念及范畴。对西方艺术史学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成规模，艺术史鼻祖温克尔曼(J?J?Wincklemann)在1764年《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沃特?佩特(Walter Pater)至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他们优美的语言、对艺术作品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敏锐的批评判断力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史的语言。再如德国艺术史家从鲁谟(Rumohr)、沃尔夫林、到维克豪夫(Wickhoff)、李格尔(Riegl)、德沃夏克(Dvorak)、直至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尼古拉乌斯?佩夫斯纳终其一生，力图揭示艺术史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况且国内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杨思梁对贡布里希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国内艺术界影响很大。另外一位学者曹意强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学术的诠释也有利于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发展。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选择的期限是1985?2002年，与古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相比不仅从时间段上有所不一，并且在批判标准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在看待现代陶艺史的强烈热情之上，再冷静地运用历史的能力，对此作一番反省，在着手描述现代陶艺同时树立科学的史学观。上限之所以为1985年，不仅在于此时期文学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如“八五思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湖北蕲春)具有启蒙的开端??“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其下限为2002年，从广义可以延伸到现在，作为史学研究规范而言，采用一种紧慎的态度，以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彭德、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为止，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3】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但形成系统理论形态鲜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的范纳对这一特殊时段理论的探索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尝试用心理研究的视角来扩充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来共促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一、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史学观念

艺术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视觉产品的学科。它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所谓的“历史”大家族的一员。而“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意即“探索”，也就是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可见历史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性形式，而艺术史正是这种智性形式的表现。正是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经典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而这种知识，对于发展和理解当下的艺术十分具有意义。人类凭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是西方艺术鉴定学的先驱，对艺术的“本体”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类似一种图画和文字，一种专论，披露了特定民族的秘密本质。一部连续不断的艺术史，展现了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景象。[4]事实上，“艺术史”即不是专业实践者的创造，也不是历史学科的附属。它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史学发展的有机部分，并为这个整体运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时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的索引，是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强调了传世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往昔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艺术史以哲学的基础。并且就以形成为历史研究可凭借的材料有文献载籍，图像遗物，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等。英国批评家拉斯金将之概括为“言辞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他断言这三部书合成了“伟大的民族自传”，而“艺术之书”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5]可见，艺术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是我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分枝。艺术史即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从尽可能宽阔的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其视觉产品，而以此种方式研究艺术创造史又可增加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于此，艺术史必定是一门人文科学。

同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方法及状态??内部艺术史和外部艺术史及关注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史。内部艺术史一般指鉴定、形式和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被成为艺术史之父的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史的真正目的是研究风格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历史，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探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所理解的人类心理学或“心性”，希望从风格转变背后读解出精神的“征候”，读解出人类文化表现的“统一原则”或“基本态度”，解释一种风格就是将其置于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与其它学科所持的共鸣。沃尔夫林的视觉分析是受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知觉研究上的新发现的影响。[6]著名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也是受了这种新发现的激励而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如李格尔的“形式意志”，更明确的把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系。并注重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以往所有被贬斥或忽视的艺术时代，罗马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手法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等，作了重新评价。在19世纪“历史思潮“影响下的鲁莫尔倡导注重殊相的研究模式：即重视收集个别事实，对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的批评研究。这种方法使鉴定学成为19世纪艺术史的一种主流，并出现三位代表人物：意大利外科医生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方法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真伪；美国艺术学者贝伦森采用莫雷利的方法鉴别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和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也对尼德兰绘画作了同样的研究。所谓的外部艺术史则是指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探索。汉堡学者瓦尔堡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对艺术内容也就是主题开始研究。通过考察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知识和文化实践，去理解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延续的意义和原因。这种方法标志着图像学研究的新阶段。[7]潘诺夫斯基是瓦尔堡学派的一座台柱，他抵制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理论，对照复杂的视觉和文献资料，力图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作品作出整体论读解。并对哲学、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强调，与之特别具有相关性。二战后，学术环境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家，他们认为艺术史研究应当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知识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包括一切传统方法的新取向：新马克思主义、新的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符号学及其可名为解构主义的东西。艺术史的研究也从而走向“世界艺术研究”，[8]萨义德等学者不断的强调要摆脱将西方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尽管艺术史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间滑动，艺术和历史。这取决于个别艺术史家的知识装备和秉性，同时又取决于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艺术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盛行往往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运动同步；[9]总之，艺术史研究对现实艺术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高铭潞于此为基点，将历史学的观点纳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之中[10]，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非常有借鉴作用。现代陶瓷艺术本来就是当下的艺术活动，“现代陶艺”的语汇是一种语定俗成的现象，是用于同传统陶瓷艺术区别的语言状态。对现代陶艺的界定为：它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11]传统陶艺是历来陶瓷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现代陶艺却是作为个体的陶艺家的独立创造。传统陶艺多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性且有着严格的分工及规范，但远不及现代陶艺创造主体的自由发挥。现代陶艺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外观改变了陶艺的审美形象，而且在功能上走向一种纯粹的艺术创造，将陶瓷作为现代艺术实现的媒介，它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并将崇尚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陶瓷审美趣味转向随意自由、更富想象、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它和当代其他艺术样式因此具备了同种表象特征：一、作为创作主体对当代文化的整体关注；二、创作者对个体出发，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三、对作为精神载体的材料语言和形式语言不断完善形成各自的风格。[12]从语义革新上现代陶艺以特殊的面貌出现，它是陶瓷艺术在现代发展中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其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均反映了当代艺术新的趋向，它和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是同一历史产物，将现代陶艺纳入艺术的范纳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现代陶艺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地位，还在于它自身也有同样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陶艺的称谓，本文在此对杭间先生的理解持有不同的看法。杭间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与陶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杭间先生如果从“观念陶艺”这一角度自然有合理性，但他将赫伯特。里德对陶器的理解为：“明眼人可以看到赫伯特。里德的‘陶器’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13]本文并非断章取义，这实际上易引起对现代陶艺理解的误读，现代陶艺只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缩读，不应从文字为理解为陶器艺术，从而生硬的否决瓷器艺术或让它在当代艺术情景中消失。赫伯特。里德对西方陶艺的经典注释：陶器是一门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它与文明的需求紧密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陶器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器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即情感作出评价；毫无疑问，陶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的标准。陶器是纯艺术，是一门不带有任何模仿意图的艺术。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在用形式来表达人的意愿时，雕塑比陶器更具有局限性；陶器在本质上是一门最抽象的造型艺术。[14][这段对陶器论述几近完美，但只能表明现代陶艺发展中陶器的一面，解读瓷器艺术的当下作用还需放置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中。众所周知，瓷器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技术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从形式上，颜色釉、釉上装饰、釉下装饰[15]的成熟运用和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也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表现的语言。80年代以来，以秦锡麟为代表的陶艺家汲取和借鉴明清民间青花率真简约的艺术特色，使青花艺术既具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富有现代审美意识，并为现代陶艺如何从形式上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立下开创意义。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根据这近20年内重要的陶艺事件、陶艺家、陶艺作品和陶艺思潮。理顺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陶艺理论研究之必要，纳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艺术史的定位来客观看待现代陶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体现，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16]

二、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心理视角

一门学问的核心往往是基于对人的知识探求和基本信条确证的批判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也是对它们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等的反省，因而它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它不仅是有关陶瓷艺术史本身的实证与清理，而更是对陶艺史这一学科的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的倾向等的评判和再思。尽管这种理论的反思和研究之研究在今日的艺术领域中取得相应的重视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现代陶艺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以我们这一时代的理性思考来观照、估评以往陶艺实践中的诸种研究前提，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殊非易事一桩。

就如许多陶艺家依然固执坚持，现代陶艺的领域不能给理论以一席之地，陶艺史拒绝自我的反省，有意回避理论性的思考，以保持陶艺史的应有之态，正是理论意义的确失才使其自身拥有文化学的意义。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绝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偃旗息鼓的，仿佛历史研究便是这种追求的终点。相反，正是历史研究去成为任何对于可理解性的寻求的出发点”。对陶艺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应是理性的重要驿站，是思想的积聚，在人文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成为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

诘问现代陶艺史的历史，一方面是处于时间概念过程中的艺术史本体，是人所创造或经历的一切艺术活动，是过去了的一种精神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于这种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等。当后者成为自觉的专业行为时，它就在其独特的领域成为所谓“陶艺史”这一学科。如何确证人对陶艺史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似乎变成一种关键问题。无疑，越是接近这种陶艺史本体的叙述就愈有可信度和有效性。这种剖析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个别而又具体的比较上，它力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剖析陶艺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这种陶艺史的本体并非一目了然的存在，反思陶艺史研究中的“重演”方式，就显得很为必要。没有对陶艺史研究的真正反思，便没有足够自觉的陶艺史研究，这样也会与“范式”相距甚远。现实有效地把握、设定或者调整陶艺史本体及其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为方法论的旨落实处。同时，陶艺史本体对于各种阐释的规范化，有助于制约、归正和范纳；事实上对于陶艺史本体的把握也总是主体化了的结果和经过心灵上的重演。美国著名的学者盖伊(Peter Gay)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本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

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本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

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本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本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本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本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本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本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1550年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

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他律的、社会的和形式的性质)来探讨问题，后者偏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内部性(如自律的、心理的和内容的性质)上做文章。陶艺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处于两者之间。1958年，美国的历史协会主席威廉?L.郎格曾经号召学会的成员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影响长驱直入于历史学的广泛领域。至七十年代，所谓的“心理史学”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髦。【19】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等同于整个心理学科，而且它和历史之间的互渗甚至也不是主要倾向，但是，毫无异议，心理分析对艺术史学科的启迪和推进应该是另人刮目相看，且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将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纳入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中，不仅仅高于它对一般史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历史性意义的事实，心理分析的具体阐释正日益和文化的、社会的眼光融合在一起，进而把它本身和陶艺之间的内在可能性和深化的启示程度推向新的境地。心理学说能够提供为陶艺史打通了指向无意识“隧道”的可能性，从而把陶艺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隐蔽性和主体性更加具体至微地凸现出来，并且试图像某一学科分支那样能够涵盖和解释陶艺主体常态和异态的全景现象。沃尔夫林认为，对视觉的种种基础的揭示，包括对决定不同视觉方式的心理条件的揭示，都应看作是艺术史学者的基本任务。【20】陶艺史学者理应去研究一种内在而又神秘的流向或集体性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潜隐的心理统摄了知觉的模式或梦幻的图象；应注重与人的认识心理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审视整个陶瓷艺术史的运行轨迹。这种神秘的律动直接窥视陶艺创作主体的深层心态。在阐释陶艺作品上，心理分析甚至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作为，给人一种颇有意味的提示，引起对陶艺作品中向来被忽略特征的关注。比如从创作之维上探究陶艺心理的内在视角，陶瓷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涉及到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及理性等重要特征，陶艺作品正是这些心理过程及其陶艺家创造力的物质化。灵感在陶艺创作中属于一种扑朔迷离而又不可或缺的奇特思维状态，艺术直觉是不同于普通感觉和理性认识的另一种生命本能，一旦在意识中呈现往往能洞悉、认知、认识对象的某种特殊的本质，为主体创造获取特殊的信息与能量，从而帮助陶艺家解决创作中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