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中国界牌款瓷是什么年代

目前日本传统瓷器生产有有田及九谷两处。那么日本九谷瓷器有收藏价值吗?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馆藏日本九谷瓷器收藏价值，希望对您有用。

九谷烧是日本陶瓷中彩瓷的代称，他的总体风格类似于中国晚明时期景德镇烧造的瓷器纹样，画风浓重，画片饱满。九谷烧瓷器分为古九谷烧和19世纪初的再兴九谷烧两种。

九谷烧瓷器起源于明代日本明历元年，也就是中国的晚明时期，朝鲜制瓷工匠李参平在有田发现瓷土之后，开始烧造出精美的日本瓷器。后日本工匠藤才次郎来到中国景德镇学习彩瓷的绘画技法，并且在日本的九谷村发现了瓷土，开始烧制九谷瓷。

古九谷瓷器采用手工拉坯制作好瓷胎后，直接上釉，再经过高温烧制而成，色彩是古九谷瓷的亮点，它以明代五彩为蓝本，以红，蓝，紫，绿等颜色作为主要色调加以装饰。分为青九谷和彩绘九谷两种主流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九谷瓷在十七世纪末期逐渐走向衰落，存世时间较短，仅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古九谷瓷烧造使用时间不长，但是他对日本彩绘瓷器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古九谷瓷停烧之后的一百年，也就是19世界初期，中国的晚晴民国时期，九谷烧在其原址再次复兴起来，同时，为了再次复兴古九谷瓷，在其窑址的周边附近，相继建立多出窑厂，有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觉。从而形成了又一次的再兴九谷之风，使得古九谷瓷的魅力得到了新的传承和发扬，为了以示区别，因此将这些窑口称之为再兴九谷烧。

今天给大家这只盘子，是日本九谷烧满绘盘，画工繁缛，四周绘变形星形纹饰，中心处开光绘画星形状菱格纹饰，周圈为卷草纹。盘子为菱格形状，整体以红彩和篮彩作为主要装饰色调，艳丽鲜明。

九谷烧彩瓷由于色彩艳丽活泼，深受广大藏家喜欢，目前的市场价值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景德镇藏品，作为同时期的文物来讲是一个投资的低谷。

到1730年，不知何因九谷窑曾经一度停烧，原因迄今不明。后来将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称之为“古九谷瓷”。古九谷瓷器由于造型气势恢弘，彩绘纹样富丽等特色，被誉为日本彩绘瓷器的代表。古九谷瓷废窑之后80年，春日山窑在金泽诞生。这样进入了一个九谷瓷器再次复兴的时代。形成了春日山窑流行不木风吉田屋窑倡导恢复古九谷瓷风格官本窑则以红瓷红彩精细描画见长永乐窑则草创出金斓手手瓷器等流派。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今天的九谷瓷秉承各个时代的彩绘传统技艺，精益求精，进入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九谷烧瓷器艺术风格高雅、技艺独特，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现代九谷瓷器，在色彩种类方面更加用色大胆，色彩扩展到红、黄、绿、褐、紫、金、银等色。

红彩彩绘。多在瓷胎上涂红色，然后描绘人物纹样。有时与青花彩绘结合一起。金彩。在金色上涂红抹绿，然后彩绘纹样。表现出昂贵、绚烂的气氛。

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作品的品格与个性，可以体现出一种寂静感，具有一种深厚的情趣。

九谷烧彩瓷艺术，善于从古代文化艺术精髓中汲取营养。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陶瓷艺术大师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与祝愿，完美地注入进瓷器绘画作品中。

九谷瓷器彩绘特色

九谷彩绘瓷器首先由彩绘师在瓷器胎上以笔勾画出纹样轮廓，如同古代的水墨画一样，色彩要求有浓淡、阴阳区别。图案使用蓝、红、紫色。颜料的调配与调制非常重要，在彩绘之前必须将各种色料进行研磨、调制、调配好。未了烧制出好的色彩，陶艺师需要花费好长时间，对色料做试烧。因此而保证了九谷瓷器艺术作品具有色彩艳丽、丰富与悦目等特色。

在调色完成后，再进行添色。在彩绘之后，让其充分干燥，然后入窑在800-1000℃内的窑炉中进行彩烧。图案上的色料随着温度升高逐渐熔入釉上。形成玻璃釉面上的透明膜。同时呈现出严厉的色泽。形成九谷烧厚重、丰富、艳丽等独特的彩瓷风格。目前已经形成了古九谷风、饭田屋风、永乐风、庄三风、吉田屋风、釉里金彩、釉彩、银彩、金彩木立连山、深绿等艺术品。

古九谷瓷器的装饰风格为：一般图案使用蓝、黄、紫色，以花草山水为主。历史上有木米、仁清、乾山等三位名家，对九谷瓷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饭田屋艺术流派：深受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生动地描绘中国风俗图案。在以红色细线描绘出的画面上再随处作金彩彩绘。

永乐流派：在金色上以红涂满整个器皿，然后以金色描绘图案表现豪华的风格花、鸟、鱼、虫纹样均一笔构成。

庄三风流派：出现于明治时期。吸收了从古九谷到复兴时期的所有技法，人物山水画表现了彩色金镧中的细致、绚烂等气氛。

吉田屋流派：在继承古九谷基础上，不使用红色。但多使用黄、绿、紫、深蓝等色，因此作品风格异常凝重。

釉里金彩：首先在瓷器上贴金或涂以金粉，然后施透明釉，经过烧制即可。釉里金彩通过透明釉面，好象金色在泛起，形成一种深厚的色泽。

釉彩装饰：为九谷烧传统技法。颜色主要使用绿、黄、红、紫、深蓝色等进行彩绘。有时通过两种以上的色彩绘画。在彩绘方面表现出微妙变化。

银彩装饰：在银箔上涂上透明釉色，或是颜色釉。银彩坚牢，不会掉落与生锈。釉子使银彩浮起，使画面格调显得富丽、华贵、柔和。

深绿彩装饰：是九谷烧一大特征。在具有透明感的深蓝色、绿色、黄色的下面绘出纹样。如描绘通过树缝洒落下的阳光及闪烁着灿烂光芒的太阳，均以金色表现出来。

九谷烧陶艺家德田八十吉先生，属于三代九谷烧陶瓷艺术家世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是生活在具体的瓷器器皿与瓷器表象中，而只有通过作品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我将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年轮，部分或多或少地融入进作品中。”他1933年出生于石川县，从金泽工艺大学学习后，师从祖父一代、父亲二代，毕生致力于陶瓷制作与创作事业。曾获得日本NHK会员优秀奖日本工艺会总裁奖最高奖日本外务大臣表彰紫绶褒章。作品被收藏于日本文化厅、日本国立博物馆、日本国立近代美术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等，他还多次到欧、美、埃及及中国进行作品展览。1997年他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彩釉瓷器保持者(即人间国宝)的最高称号。

总之，日本九谷瓷器艺术是世界名瓷的一大品种，风格独特、华贵富丽，具有很高的观赏性。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出现在

界牌瓷器

位于南岳衡山的西南山麓衡阳和衡山两县的交界处，盛产瓷泥，是全国三大瓷泥基地之一。界牌瓷器已有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到民国22年（1933），建有瓷厂119家，年产值达148，230元（银元），产品畅销华中。华南、四川和江浙一带。现界牌陶瓷总厂已成为全国十大瓷厂之一。界牌瓷器品种繁多，约有900多种，主要是餐具、茶具，分玉纹、新月。月星及双棱等四大类型。产品薄匀似纸，粉莹如玉，色彩浓淡柔和，塑型镂空。中档日用瓷，工艺、旅游和工业用瓷，图案新颖，色泽柔和，质地精良。产品行销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具有独特风格的纹瓷，白如玉，声如磐，薄如纸，被外商称为‘“东方艺术的精华”。新月牌餐具，1982年获国家高级成套瓷二等奖。

板谷波山(1872~1963)

原名板谷嘉七。明治五年生于下馆町(今天的下馆市)。 明治22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雕刻科就读，受教于冈仓天心、高村光 云等人，明治27年毕业。29年赴石川县工业学校(今天的石川县立工业高等学校)雕刻科任教， 但明治31年雕刻科被废止，开始担任陶瓷科教学的波山，对陶艺可说是一窍不通，于是开始致 力于烧制品的研究，从门外汉成为制陶的行家。明治36年波山辞职，于东京的田端定居并建立工作室。因为从这里可以远眺筑波山，波山为了自勉而取号「波山」。38年在经济极度拮据中建成了窑，并于39年成功完成第一次的烧窑 。

明治40年于东京劝业博览会场上展出一只「瓷制金紫文结晶釉花瓶」而受颁三等奖，从此 打开陶艺家之途。之后波山又在大正4年时研发完成他最独特的地毯釉及葆光釉，然后于昭和 2年实现其参加帝展的梦想，身为陶艺家及艺术者的实力受到大众肯定。 波山在昭和8年至昭和26年间，持续地致赠他所制作的鸠杖给村里间的高龄者，并且于昭和 13年到31年之间，不停制作香炉及观音像赠慰在战争中战死的战士遗族，并且对文化财的保护 及下馆地区乡土史的编纂不遗余力。

昭和20年，波山的住所及工作室因为空袭而烧毁，因此离开了下馆町，而在25年，于田端 再建其工作室。26年被推选为下馆的荣誉市民，并于28年以身为陶艺界先驱、回馈社会有功而 获颁文化勋章，而后又在29年与横山大观一同被推举为次城县荣誉县民。 昭和38年，波山怀抱着对陶艺的一本初衷的热情结束了91岁的人生。

田村耕一(1918~1987)

出生于现在的栀木县佐野市富冈町，父亲田村林次是专营女儿节人偶制作贩卖的业者。 自县立佐野中学(现佐野高中)毕业后，耕一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的工艺科 图案部就读，毕业后至大阪私立南海商业学校教学，并于此时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 因战争受到征召而辞去教师职务，等到战争结束后回到佐野，并遇到东京美术学校的学长 富本谦吉，在他的劝说下耕一进入由京都的松风荣一主持的出口陶瓷器设计研究所就职，在此 时期他的风格受到了富本相当的影响。

之后，昭和23年耕一回到佐野市，参与筹画于赤见町开设赤见窑的计划，并于第二届栀木 县艺术祭展出作品得到审查员滨田庄司的认同。因此，在昭和25年时，耕一成为栀木县益子町 的「栀木县窑业指导所」的技官，使他得以专念于陶艺技法的研究上。

至昭和28年耕一辞去了指导所的工作，加入了佐野市久保町建窑的活动。昭和31年他则在 朝日新闻主办的第五回现代日本陶艺展中，展出他未曾展出的新作「芒图椭圆大皿」因而得奖 ，奠定他知名陶艺家的地位。这之后又不停地得到许多日本国内的大奖，而在昭和42年时在伊 斯坦堡国际陶艺展中荣获金牌奖。昭和51年成为东京艺术大学教授，55年就任日本工艺会副理 事长，之后终于在昭和61年因身为陶艺家的诸多功绩获颁日本最高荣誉─「重要无形文化财」 (即「人间国宝」，国宝级人类)。次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68岁

德田八十吉（1933~ ）

属于三代九谷烧陶瓷艺术家世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是生活在具体的瓷器器皿与瓷器表象中，而只有通过作品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我将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年轮，部分或多或少地融入进作品中。”他1933年出生于石川县，从金泽工艺大学学习后，师从祖父一代、父亲二代，毕生致力于陶瓷制作与创作事业。曾获得日本NHK会员优秀奖；日本工艺会总裁奖最高奖；日本外务大臣表彰；紫绶褒章。作品被收藏于日本文化厅、日本国立博物馆、日本国立近代美术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等，他还多次到欧、美、埃及及中国进行作品展览。1997年他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彩釉瓷器保持者（即人间国宝）的最高称号。

广东省：刘炳，潘柏林，霍家荣，钟汝荣，吴为明

江西省：刘平，戚培才，舒惠娟，熊汉中，陆军，陆如，汪桂英，涂金水，曾维开

福建省：李达，柯宏荣，杨剑民

山东省：尹干，杨玉芳，李梓源，张明文

河北省：陈文增，刘希舜，刘长义，刘立忠

浙江省：毛正聪，夏侯文，张绍斌

江苏省：何道洪，李昌鸿，周桂珍，鲍志强

河南省：晋佩章

上海市：李游宇

重庆市：卢尚平

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

北京市：陈烈汉、朱乐耕

上海市：罗小平

河北省：毕海波、范有祥、蒋和焕、刘冠伟、任双合、闫保山

河南省：郭爱和、晋晓瞳、孟玉松、苗长强、朱文立

湖南省： 丁华汉、黄小玲、李人中、李日铭、彭玲、孙新水、唐锡怀、汪宪平、温月斌、赖声贵、雍起林、钟放平、周益军、朱占平

安徽省：卢群山

山东省：董善习、何岩、罗晓东、吕泉、乔希儒、孙兆宝、王一君、阎先公

江苏省：曹婉芬、季益顺、李守才、毛国强、邱玉林、吴鸣、徐安碧、徐达明

浙江省：陈爱明、陈坛（石玄）根、陈凇贤、陈显林、蒋淦勤、卢伟孙、徐定昌

江西省：戴玉梅、范敏琪、蓝国华、刘升辉、聂乐春、宁钢、彭竞强、沈盛生、舒立洪、涂序生、涂翼报、徐江云、许爱民、袁世文、曾亚林、张正海、赵紫云、朱正荣

山西省：张福荣

陕西省：孙若鹏

福建省：陈桂玉、黄国荣、钱如珍、邱双炯、苏清河、苏献忠、许兴泽

广东省：蔡秋权、陈仰忠、封伟民、黄志伟、霍冠华、林道藩、林礼腾、潘汾淋、庞文忠、司徒宁、王龙才、吴维潮、吴渭阳、章燕明[3] 。

在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之初，恐怕难以预料日后会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两种独特的文化——马桥文化和崧泽文化，这无疑是上海先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两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类型。在悠悠的考古史上，要以文化类型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马桥遗址位于今天的闵行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6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两次颇具文化创意的发掘，90年代前期又进行了第三次开挖。说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主要是与湖熟文化与良渚文化比较而言。主持过马桥遗址的前两次发掘工作、对上海考古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黄宣佩先生对马桥文化的文化个性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马桥中层文化，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它与南京湖熟文化显著不同。例如在文化特征中非常重要的烹饪器，在马桥是三实足的陶鼎，使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炊器；而湖熟主要是三袋足的鬲，鬲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常见器。即使是蒸煮器，在马桥也为上甑下鼎，而湖熟是甑鬲的结合。再以两者共有的印纹陶器作分析，器形方面在马桥全是圜底内凹的器底，而湖熟则有较多的平底器；马桥成行的鸭形壶，在湖熟未见，而湖熟常见的一种梯格形的印纹，在马桥属偶见。至于一种类似青铜器的觚、觯、尊、豆等灰陶器，与拍印的各种变形云雷纹，在马桥是主要器形与纹饰之一，而在湖熟不多见。所以马桥中层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而湖熟则是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另一类文化。以这类文化与在它之前的良渚文化相比，面貌截然不同，如马桥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器表普遍拍印绳纹或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和席纹等印纹，而良渚则盛行灰陶和黑衣灰陶。器表大部保持素面，或部分作刻划纹。马桥器形常见圆底内凹，在良渚这类器基本不见。在良渚已有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在马桥中则不见。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当然，马桥文化同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流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交往和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在崧泽遗址上，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地层学依据充分，崧泽文化各期的文化遗存完备，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基础。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崧泽文化的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都置于人骨架的口部。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等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勾连纹黑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棱纹细高把，喇口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先民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而来，又向良渚文化演变而去，是长江下游古文化发展序列中一个独立的文化环节。

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祭坛位于崧泽墓地东南的原生土上，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约230平方米。祭坛顶部地势平坦，有一片红烧土。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门外挑出门廓。房内有2个小柱洞，可安支撑屋顶的柱子。房内还有1个灰坑，坑内积淀着很多经过燃烧的草木灰灰烬。这处房址尽管面积不大，但结构比较完整。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这次发现的7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以往未有该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墓葬都埋在祭坛之外的低地，6座为头向偏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座俯身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镖，刮削用的獐牙刀。陶器除了生活用的器具釜、盆、豆等外，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榜上有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福泉山遗址被数次发掘，其文化遗存涉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它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古人堆筑的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台阶。如今，土山上秀竹片片，小径迂回，依然弥漫着古朴气息，传递着来自古代文明的信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墓葬中有些陶器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颠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墓地和23座墓葬。在发掘范围内，良渚文化墓地分为两个墓区，墓区的边缘都以石块为界。各墓随葬品以陶容器为主，其中有件夹砂红陶三口带流壶，造型新颖别致，是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另有一件彩绘双鼻壶在黑衣上绘红彩绹索纹，比较少见。多数墓葬还随葬了石器，个别墓葬有纺轮随葬。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墓葬还随葬玉器，种类有玉环、玉锥形器和玉管。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如3号墓的头骨倒置，枕骨大孔朝上，头骨旁边放置了一堆脊椎骨，盆骨分离，肋骨散乱。人骨严重错位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发掘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以石块作为墓葬标志物显然是为了标识墓葬所在位置，以免后埋的墓破坏了先埋的墓，更重要的是便于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祭祀活动。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烧毁后已经成为红烧土的房屋体残块搬至墓地，放置在柴薪之上，然后燃火再烧。另一种祭祀形式就是烧火，墓地上留下了许多小片的黑灰。这两种形式都以烧火作为祭祀手段，即所谓“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竖条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等，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新颖和特殊，堪称广富林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邮电建筑方面，上海邮政局大楼首屈一指，为英国古典式大型建筑，融汇了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钟楼式建筑风格，几个主立面围以贯通3层的科林斯柱式列柱，东南转角处上方矗立一座塔楼，配有大时钟，钟楼顶部有一组“通讯之神”雕像，在楼宇设计上兼顾了宏观的蔚为壮观与微观的细腻精致。

在文化娱乐建筑方面，1933年6月落成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院、1930年3月开幕的被美国报纸誉为亚洲“洛克赛”(洛克赛为美国纽约设备最完美的影院)的南京大戏院，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国泰电影院以及天蟾舞台、共舞台都以外形过目不忘、内部高雅舒适而闻名。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游乐场居然成为沪上名胜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淮海路国泰电影院

在饭店旅馆建筑方面，礼查饭店原为两层东印度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于20世纪初叶在原地重建5层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立面造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特征，成为当时最豪华的高级饭店。汇中饭店也受到青睐，新楼于1906年重建，高6层，主结构为砖木结构，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有花园，顶上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亭子，1912年毁于火灾，整幢建筑为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大厦之称，外饰面为褐色波纹面砖，底部墙面为黑色磨光花岗石，塔楼部分具有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沙逊大厦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装饰艺术派风格，内设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印度式等不同装饰风格的客房。外白渡桥边的百老汇大厦建于30年代，一展现代主义风格。

纵观上海建筑业所完成的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条主要头绪。一是凸现了国际都市的最初建筑形态。百多年前和本世纪初叶上海反映现代建筑史的建筑的成群崛起，帮助上海凸现了作为国际都市的建筑形态特征。这一时期上海建造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几十幢，它们的外观建筑风格各异，层高气势空前，花岗岩、大理石、面砖、钢窗、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大量采用，市民开始熟悉“石头房子”、“铁房子”、“大理石公寓”的建筑，结构演进，用材讲究，装饰精致，工业建筑也由单层转为多层，由砖木结构转向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建筑的追求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同步发展。这一史实证明，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会在现代化观念、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潮等无形层面上和城市空间等有形层面上展开，而城市建筑迈开现代化步伐是使整体城市空间问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然，其无形层面和有形层面是相互嵌镶、互为促进的。上海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固有的发展周期。有关专家学者说得好，上海城市建筑发展的起点与西方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其打破了西方的惯有程序和固有周期。上海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水准并不低，在当时上海的新兴建筑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各种建筑流派与各个时期的建筑样式的影子，有的简直是复本，实为世界建筑史所罕见。这一时期，在上海城市建筑的风格上，英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法国式、俄国式、美国芝加哥学派式、日本式等竞相渗透，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建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客观凸现了世界文明包括建筑文明的共识、互融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的定位和上海城市建筑发展打破常规、缩短周期，及时与世界先进潮流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积聚了后劲。三是磨砺了具有世纪特征的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伍。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出现建筑师，有的受聘于外国建筑设计机构，有的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在城市建筑大潮的实践中受到锻炼，迅速声名鹊起。其中，周惠南、庄俊、关颂声、范文照、赵深、董大酉、杨锡缪、李锦沛、童寯、陈植等都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学与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1948年的资料统计，在甲等营造厂的厂主或经理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8.3%，配备有主任技师的厂家占30%。建筑专家参与其间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对上海城市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创办《建筑月刊》，出版国内第一本《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有助于申城建筑业的发展和城市图景的世纪性变换。大批建筑工程的客观需求和建筑专家的领衔，使建筑队伍迅速结集、壮大起来。据《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建筑施工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介绍，1934年，上海注册的营造厂已发展到2000多户，建筑工人达10万多人。合伙经营的甲级营造厂占27.8%，一些为建筑西式房屋而配置的专业施工队伍也开始形成，如国际饭店的吊装工程由擅长吊装的史惠记营造厂分包，江海关、百老汇大厦、中国银行等重大工程的打桩任务由沈生记、陈根记承揽。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等外墙石作工程由擅长于石作工程的陈林记营造厂承包。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队伍还得到宏观吞吐，外地建筑队伍进入沪上进行加盟。据1946年的资料统计，在上海建筑业中，上海籍的营造厂占53.2%，仅为一半略强，浙江籍占25.2%，江苏籍占18.9%，其他各省籍占2.7%。上海建筑队伍也积极向外辐射，足迹遍及南京、武汊、重庆、昆明、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西安、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由上海的姚新记、馥记、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建筑队伍的宏观吞吐使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19世纪与20世纪合拢之际，上海的百业进行了一次现代型的整合，都市社会正经历着开放性的跌宕，生活方式已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各种文明轨迹互动与交合，东西方文明集散与互补，人文精神合乎逻辑地碰撞着、积淀着，都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悄然而至。

行业发展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规律可循。第一，行业百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同步。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纪效应的链式反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深沉推动，商品经济大潮的新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发展，使农业、家庭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外贸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业作为新的行业形象出现，使申城旧业歇息，新业崛起，百业待兴，耳目一新。第二，行业百态与先进的科技相联系。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机、纺机、织机、马达、电报技术、照相机和摄影、电影、汽车的发明，与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行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联系。随着19世纪末叶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电报公司，电灯在申城大放异彩。随之而来的是电车、电扇、电影等电动机械、家用电器、电光电声娱乐设施。无疑，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转型又必然与社会百业的重新组合、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地说，社会百业的多姿多彩具有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三，行业百态与国际都市的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相一致。这种职工构成的新特点是冲破了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强化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劳动人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同时，也向第三产业流动，使劳力结构重新配置，职工结构趋于现代，申城在充当全国工商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及时形成了服务中心，其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的整合已趋于同步，走向深层。

二是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上海在进行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开放性跌宕。租界作为蒙受耻辱的标志出现于申城，上海被迫打开门户。从此，移民高潮迭起，外国侨民把梦想抛进申城，把万国风情带入上海，把有序与无序、交织与排他、协调与冲突、安定与冒险、精华与糟粕、进步与邪恶一起挟裹进来。当然，历史地看，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对外开放及其开放性跌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都市现代理念的渗透。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外国侨民把现代都市的时空观念、节奏观念、城市布局观念、现代建筑理念、城市经济意识、城市管理思想和城市文化理念等揉合进申城岁月朝夕，融汇于沪上城市行为。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社会开放以后，都市的夜晚闪烁起霓虹，都市的清晨飘起了咖啡香，都市的商场装备了电梯，都市的游泳池、健身房里飞出欢声笑语，都市的日历里充斥进不同国度的节庆……申城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交叉整合，最终萌动起充满苦涩的现代化的生活。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各类人才的交流。开放的上海城吸引了不少科技人才、经营人才、金融人才、艺术人才、教学人才、新闻出版人才、医学人才和文化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或侨居，或作短期访问、讲学，涉及各个领域。特定的时空使各类人才的各种学术思想、艺术见解、管理经验以至思维方式、科研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激励，去伪存真，互补互益。现代理念的渗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和各类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申城社会进一步进行现代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申城的开放性跌宕曾经使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种开放性跌宕是畸型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充满各种悖论。一为沪上租界的两重性。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和“罪恶的渊薮”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它历时近一个世纪，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城市管理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它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又是世界文明。

瓷板画，又称瓷上肖像画，是在中国传统绘画法、陶瓷彩绘和西方摄影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绘画艺术与烧瓷工艺的巧妙结合，具有浓郁的赣文化特点。瓷板画约创始于清朝1892年，创始人为邓碧珊，由其徒弟梁兑石发扬光大。民国初年，南昌人梁兑石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开设丽泽轩瓷庄，聘请艺人按顾客要求绘制肖像和粉彩瓷器，开创瓷板画在南昌发展的先河。在他的带动下，各类瓷像馆陆续出现，同时也诞生了梁燮亭、杨厚兴、吴月山等一批瓷板画家。

“天地山川收笔底，衣冠人物出毫端”，杨厚兴的画，可谓丹青独创一家风，他以人物为主，兼画山水、人物舞蹈和古代传统画。尤其是他的人物画像，笔法细腻，色彩讲究，人物形态逼真，细腻，质感等均属国内外一流水平。1933年，他的作品被选送到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一经展出立刻引起轰动。不久，他的作品在南昌市中山纪念堂展出，并获得好评。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好莱坞拍的英文版《王宝钏》画过剧照，并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受到好评。30年代中期，杨厚兴开始尝试在黑白瓷像的基础上再罩一层彩色，重新烧制，技法和效果类似上海的擦笔月份牌年画。直到50年代初，他才试制成功直接用彩色绘画瓷上肖像，使瓷上肖像画的色彩更为丰富，表现力也更强。

1948年，在南昌开设“最明轩画庄”，成为南昌市权威瓷像画庄之一。1954年，先后在南昌市瓷像合作小组、合作社、南昌工艺美术厂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合作社副主任、厂长、名誉厂长，省、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分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1979年，国家轻工部首次授予杨厚兴等34人为“中国工艺美术家”（1988年改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也是瓷上肖像画作者至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者。获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多次到广交会出场表演，均获得好评。1957年，作品《新疆舞》、《电影演员》，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1959年，作品《齐白石肖像》、《白杨肖像》，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1964年，作品《洗衣小女孩》，参加五省卫生美术展获优秀作品奖；1971年的《剑舞》，1979年的《周总理遗像》、《幻想曲》、《柯达克人》、《日本少女》，1981年的《契普斯的女儿被劫》等均获优秀作品奖。作品“真挚的友谊”照片在《装饰》杂志发表；“印度尼西亚舞”彩照发表在《人民画报》1980年第三期。作品多幅分别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江西省工艺美术馆收藏。个人六次在“广交会”作现场技艺表演。在广交会上，其作品《秦怡肖像》、《张伐肖像》、《周信芳剧照》、《梅兰芳<洛神>剧照》、《伊文思》、《爱因斯坦》、《西方女郎》及《春江花月夜》、《霓裳曲》等深受外宾和海外侨胞欢迎。作品远销美国、日本、苏联、泰国、新加坡和港澳地区。1985年1月又于南昌举办过个人作品展。论文《瓷板画像的创作》登载在1982年3月由江西省工艺美术学会和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合作编印的“论文选”第一集。

从1964年春季开始，杨厚兴受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的邀请，连续在六届广交会上作瓷上肖像画现场表演，大大扩大了瓷上肖像画艺术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来宾中的影响。当时，广交会会刊以及港澳的报纸、报刊都有专文报道。此后，杨厚兴先后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尼克松总统等多位世界名人画过肖像，在世界艺术领域中具有了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作品，被国际友人誉为“瓷像艺术的精华”。

杨厚兴的作品笔调细腻，形象准确，光影层次丰富，人物表情生动，人物的肌肉、发须、服装以及配景中的玻璃、竹木、金属物件等，质感逼真，生动传神。他的作品既有中国画传神的特点，又将摄影、油画、粉画、水彩等技艺应用于瓷画，为瓷板画的创新作了大胆尝试。他还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成功地创制了白玉片画和萤光双面画等新品种。在白玉片上，将瓷用颜料绘成油画和国画效果的人物、风景，用传统的线描加彩的方法画《木兰从军》、《仕女图》等小台屏，借鉴苏州双面绣的效果，创制了双面台屏《热带鱼》、《金鱼》等，均获得了其他画种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中央电视台还向全国播放介绍他的瓷板画艺术的专题片。

他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为家乡陶瓷工艺品生产培养人才，亲自为黎川华山瓷厂送广交会参展的大型板屏风作画，并将画资数万元捐给家乡扶贫事业。晚年，他仍致力于艺术创作，这期间，他还收了好几个弟子。1992年，在南昌市水观音亭一幢花园式的小楼里，杨厚兴走完了77岁人生之路。（1915—1992年），江西南昌瓷版画工艺美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