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史上的能工巧匠

简介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从境内陈桥村贝丘遗址中，可以看出，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和冶陶，而北关古窑址、南关古窑址和笔架山宋代窑址（同见条目）的发掘，也说明至少在唐高宗仪凤——调露初年（公元676－679年），潮州已有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并出现了釉下点褐彩瓷器。潮州作为宋代的广东瓷都，其中心产区就在潮州城四围，即今湘桥区辖区。 目前，潮州已获“中国瓷都”称号，湘桥区也是仅次于枫榽的瓷都第二大产区。辖区内凤新、城西、西湖、金山等地，仍有相当规模的陶瓷生产，彩瓷业主产厂潮州彩瓷总厂也在西湖之滨。

编辑本段工艺

潮州陶瓷分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和特种陶瓷等大类，美术陈设瓷又分人物瓷塑、通花瓷花、动物瓷和花瓶（盘）彩绘等。人物瓷雕，用料精细，釉料洁白晶莹，造型秀美，以别具风韵而饮誉瓷坛；通花瓷花，更以雕镂精细的镂空技艺、配以捏制的各式瓷花，以玲珑剔透之美而独步瓷坛。通花瓶是在瓷坯体上雕通几何图纹，或各种花卉、人物、动物等图案，经高温烧成后，由人工彩绘装饰花纹，再经烤花窑烧制而成。其装饰多以镂空几何纹样为底纹，底纹多为四方连续图案，便于雕刻，适于烧制，易于表现出精工细致的艺术效果。大体上有通花与釉上彩绘结合、通花与浮雕结合、通花与瓷花结合、综合性装饰等类型。雕刻技法上有单层雕刻、双层雕刻、多层雕刻且可转动。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特色的瓷器艺术品，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雕塑镂空与提花融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通花瓶”也已成了瓷艺界公认的专用术语；动物瓷中以变形动物瓷塑最负盛名，它以变形夸张的手法，强调动物之某一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使之神韵独具；而花瓶、瓷盘的彩绘，也推陈出新，异彩纷呈，不但有釉下的五彩、青花，釉上彩的古彩、新彩、堆雕金，兼有釉下釉上的斗彩，还不断吸收引入新的形式和技法。笔法上有工笔、有意笔，有兼工带写，也有现代派彩绘。潮州彩瓷中的釉上彩绘，颜料丰富，构图清新，工笔彩绘，工整细腻，色彩富丽，经历代艺人的努力，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瓷区的彩绘风格，陶瓷界誉之为“潮彩”。潮州陶瓷已有近百件作品在全国评比中获奖。代表作有《金陵十二钗》、《友谊通花瓶》、《双福瓷花篮》及获得国际金奖的《天球瓶》和堆雕花瓶系列（一组5件）等。

编辑本段历史

潮州先民烧制陶器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6千年前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潮州至今发现湘桥区陈桥村、池湖村、意溪海角山，潮安县庵埠梅林湖、金石石尾山和归湖神山共6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少量的完整的陶器，从这些陶片和陶器的特征看，它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部分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 1974年我市饶平县浮滨、联饶两地，出土以长颈大口尊，对称穿孔壶、豆为主要特色的147件酱黑釉陶器，这类陶器至今仅见于粤东至闽西南一个相对大的区域范围内，但潮州饶平比较集中成套，其年代相当于商代。因有别于同期南方几何印纹陶的文化类型，故被中国考古学界命名为"浮滨文化类型"。1982年，我市潮安县归湖二塘龟山发现面积约500平方米的西汉印划纹硬陶遗址，满山遍野暴露大量陶片，有的地段堆积层厚达30厘米，器形和纹饰多样，制作颇精美。 潮州历代陶窑和陶器、陶片出土点众多，出土物不胜枚举。 据考古调查，潮州烧制瓷器的历史始于唐代。1954年，文博工作者在潮州市南北郊区，调查清理了唐代窑址4处窑灶35座，其中南郊洪厝埠3座，竹园墩5座；北郊窑上埔26座、北堤头1座。从这四处唐代窑址出土的遗物有日用青瓷、建筑材料和窑具匣钵3大类。日用青瓷胎质呈灰色或灰白色，胎坯较厚，火侯不高，质地较为粗松。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褐釉3种，青黄釉数量较多，青釉较少，釉面一般均开片。器形有碗、碟、壶、杯、罐、盆、枕等。建筑材料有砖、瓦当、板瓦、筒瓦4种。 唐代潮州窑烧制的青瓷碗分两类，一类敞口圆饼足平底，或矮圈足，外壁一般施半截釉；另一类四花瓣口连着四条凸起直线伸向碗内底，玉壁形足或矮圈足，施满釉，足底有用泥丸垫烧留下的露胎痕迹，通常有火石红现象。这类碗造型美观、釉色晶莹，且有口径达30厘米左右的大器，其中一件潮州市博物馆珍藏的完整的四花瓣口大碗，被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誉为"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藏品。 潮州北郊窑上埔唐代窑址出土的一件青釉点褐彩直口平底盆，应是潮州彩瓷的鼻祖。浙江越窑、瓯窑和江西洪州窑晋代青瓷点褐彩技艺对唐代潮州窑点褐彩装饰，应有启迪作用。北郊北堤头唐代窑灶中出土的16件圆筒形凸边平底匣钵，说明唐代潮州窑开始使用匣钵装烧瓷器，以免产品器表被烟尘所污染，这种装烧技术当时在广东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1981年，在泰国曾出土唐代潮州窑生产的青釉四花瓣口碗，因此，可以说唐代潮州窑开了潮州瓷器出口外销的先河。 唐代潮州窑中至今尚未发现绝对年代的实物资料，但根据窑址出土的青釉平底碗、青釉平底碟、青釉四系罐与潮州笔架山唐代"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纪年墓和韶关唐代张九龄"开元廿九年"（公元741年）纪年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近似；莲花瓣瓦当也与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基本相同，故唐代潮州窑的相对年代应在公元679年至741年之间，换言之，潮州烧制瓷器的历史距今约一千三百年。 1922年，潮州城西羊皮岗曾出土过4件释迦牟尼塑像，塑像底座的四面都刻有铭文，一件为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两件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件为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施舍人为刘扶及其家属，4件铭文中都明确地刻着"潮州水东中窑甲"等字，最后又都有匠人"周明"的署名。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精美的青白釉浮雕莲瓣炉。这5件瓷器当年被挖战壕的国民党军队挖出来后卖给古董商，被带出香港，解放后，中国政府重金将其购回，现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均为国家珍贵一级文物藏品，一直被视为研究北宋潮州窑的至关重要的实物依据。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1955年首次来潮州笔架山窑调查时，发现窑址中出土青白瓷浮雕莲瓣炉残片数片，初步证实了水东窑的所在地和莲瓣炉的产地即潮州笔架山窑，因其地处韩江东岸，故北宋时称"水东窑"。后来，1972年在笔架山发掘窑址中出土刻有"周明"二字的塑像底座残片1块；1980年又在笔架山8号窑发掘出土"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刻款的塑像底座，从而为"水东窑"即笔架山窑找到了有力物证。

编辑本段潮州陶瓷工艺成为“世界之最”

在中国瓷都陈列馆的一楼大厅正中央，一幅由1900多块瓷板拼砌而成、长60多米、高约3米的巨型瓷壁画特别引人注目，这是由邱树江主创的“清明上河图”，是潮州市最早载入基尼斯纪录的陶瓷作品。由蔡维杰创作的长100.80米、高1.28米、厚0.02米的《五百罗汉图》，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浮雕瓷壁画；由蔡光秋主创的高温一品红釉“盛世瓷花篮”，是世界上最大的红釉瓷花篮；由谢两岳创作的毛泽东瓷塑像，高达2.6米，是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由林礼腾创作的直径达215厘米的高温彩绘大挂盘“百美图”，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瓷挂盘，后来被他自己所创的“盛世滋生图”刷新了纪录；由吴瑞深制作的高约6毫米、宽约10毫米、重仅2克的“富贵”朱泥壶，是世界上最小的手拉朱泥壶；一次性注浆成型、并施以纹片釉一次烧制而成、长达528厘米的“祭鳄文”瓷板画，也曾被载入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编辑本段潮州陶瓷现状分析

潮州陶瓷企业做内销，这原本就不是潮州陶瓷企业的强项，既缺人才，又缺品牌；做外销，有了订单却没了利润，可是不做又不行；关门停业，放弃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又不甘心。这就是目前潮州大部分陶瓷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从目前潮州陶瓷产业的优势来看，政府的重视、产业的规模、产品的丰富、企业闲散的资金存量、设备技术的完善、悠久的产业文化、人才的聚集、原材料的充足、交通的便利等都是潮州陶瓷产业升级的良好基础。从目前潮州陶瓷产业的劣势来看，政府的产业规划欠科学、政府的整合政策粗放、产业研究机构功能不完善、国内外渠道不畅通、企业品牌意识差、缺少专业的营销人才、行业组织功能缺失、企业融资困难、单个企业的信用等级偏低、市场信息不对称、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小、产品价格混乱、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都是制约潮州陶瓷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要摆脱目前潮州陶瓷产业的困境并不难，关键是看潮州地方政府对陶瓷产业的重视程度。其实，潮州当地政府一味鼓励企业上市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过于追求数量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发现，潮州的陶瓷产业目前主要是缺乏一个完整的产业引擎，整个产业呈现出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这是导致潮州陶瓷产业对外缺少竞争力的根本原因。 从解决潮州陶瓷产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出发，当地政府可牵头分别组建中国潮州日用陶瓷有限公司、中国潮州工艺陶瓷有限公司、中国潮州卫生陶瓷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可为正式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起股东可由政府下属的一些国资机构、当地的陶瓷企业、当地的原材料供应商、当地的各种配套供应商、陶瓷经销商等共同组成。三家公司分别承担着当地相关企业的市场开拓、产品销售、人才培训、企业融资担保、产品规划设计、信息化管理、上市融资、争取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终端价格监管、市场调研、品牌推广等任务。在公司组建过程中，首先要导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以保证公司的规范操作。比如：品牌营销顾问、财务顾问、投资顾问、法律顾问等。 三家公司组建后，可在国内每个省会城市设立一个“中国潮州陶瓷直销基地”，每个基地均可由当地拥有大店的商家投资组建（日用、工艺和卫生陶瓷可分别找一个代理商），该基地主要承担潮州陶瓷在当地的分销任务。对于投资直销基地的商家来说，可以享受公司提供的下列优惠政策：品牌在当地的独家代理权、可优先作为公司发起股东、可帮助提供流　动资金贷款担保、可帮助提供人才培训、可享受公司的信息化服务、可享受政府的产业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扶持政策。而各基地必须做到：公司统一配货、店面风格统一、终端价格统一、服务理念统一、对外形象统一、品牌名称统一、信息管理统一等。对于上游的制造企业来说，可根据自己的产品类别来选择公司，并与公司签订长年的供货协议。制造企业可以享受公司提供的下列服务：产品销售、品牌推广、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担保、产品规划设计、人才培训、信息化服务、品牌规划包装、信用担保、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扶持。对于这三家公司来说，它们都可以发展为几年后的上市公司。公司的利润来源便是从产品的供销价中提取15%—20%作为营销管理费，这种提价决不会影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其中10%可作为企业利润，5%—10%可作为企业的宣传、税收、管理、培训、客户接待等成本。外销可适当地增加一些管理成本。而这三家公司的操盘手必须在社会公开招聘，董事会认可后授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并充分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 总之，要确保这三家公司一两年内引进风险投资，三年后挂牌上市。从产业理论上讲，这三家公司的出现，将直接解决目前潮州陶瓷产业存在的官、产、销、学、研的严重脱节问题，也为潮州陶瓷产业制造了三个大引擎。它不仅使产业分工更加明晰，同时也使潮州的陶瓷产业增强了免疫力和对外竞争力。汉高祖刘邦说，没将请将，没势造势。如今，夹江、晋江、德化、淄博、法库、高安、景德镇等陶瓷产业基地也都像潮州一样存在着产业引擎缺失的问题。如果各地政府或行业协会能及时为当地产业装上一个引擎，中国陶瓷产业的发展前景绝对是一片光明。

作为爱壶人，你可知道晚清时期的紫砂八大家都是谁吗？他们分别是：

邵大亨、俞国良、邵景南、邵友廷、何心舟、邵大赦(邵赦大)、申 锡、黄玉麟。

俞国良

俞国良（1874-1939）原籍无锡，是晚于黄玉麟的名手。

生于1874年，制壶技艺精湛。曾受聘为苏州金石家、书画家吴大澄（著名书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历任广东巡抚、湖南巡抚）制壶，后为两广总督端方制壶，名重一时。1915年为葛德和陶器公司、利永陶器公司制壶，所制“四方传炉”为中国选送参加1932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的紫砂产品之一，获优秀奖。

俞国良老家在无锡锡山，故常用印章“锡山俞氏”“锡山俞传”。晚年定居宜兴蜀山，与当地邵氏寡妇成婚，传艺于邵氏后人邵陆大、邵宝琴，1939年病逝，安葬于老家锡山。邵宝琴即倪顺生之母。

民国 俞国良制线圆壶

俞国良 云方抽角壶

民国 俞国良制段泥扁墩壶

民国 俞国良一百果壶

俞国良 矮八方壶

民国 俞国良制企陶铭刻春夜宴桃李园图象铺首衔环巧色四方瓶

民国 俞国良制石生铭紫泥传炉壶

民国 俞国良·柿花套组

俞国良制、少亭刻 段泥鼓钉牛钮壶

清末民初 俞国良制东溪铭段泥汉君壶

民国 俞国良制南林刻石鼓文洋桶壶

邵大亨

邵大亨（1796－1850），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宜兴上袁村人，是继陈鸣远以后的一代制壶大家，其制壶以气韵见长，所作多简洁庄重，气度不凡。

清代高熙在《茗壶说赠邵大亨君》称：“其掇壶，颈项及腹，骨肉亭匀，雅俗共赏，晌者之讥，识者谓后来居上。嘴注把胥出自然若生成者，截长注尤古峭。口盖直而紧，虽倾侧无落帽忧，口内厚而狭，以防其出。气眼外小而内巨，如喇叭形，均无窒塞不通之弊。且贮佳茗，经年嗅味不变。此皆前人所未逮者”。

顾景舟大师也认为“大亨壶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大亨壶在清代已被珍若拱璧，历来深受藏家珍爱，有“一壶千金，几不可得”之誉。

邵大亨制鱼化龙壶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周杰伦一首《青花瓷》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方文山由此也为众人所知，歌词洋溢着的浓郁中国风也让我们为之沉醉。这首《青花瓷》的曲调温柔委婉、淡雅脱俗，以至于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烟雨江南的画面。

一、青花瓷中的古典意象。

青花瓷、牡丹、檀香、宣纸、釉色、仕女图、牡丹、锦鲤、临摹宋体、窑烧、绣花针、铜绿色的门环、雨打帘外芭蕉、江南小镇、泼墨山水画、汉隶等等，歌词用这些独具中国特色词汇描绘了一副十分浪漫美妙的画面，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这些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场景或事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

1、“烟雨、惹”勾勒出的曼妙的古典文学意境。

传说宋时的汝窑专供宋皇室使用，而窑官将汝窑瓷烧制完成后，请示宋徽宗为其色定名时，徽宗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此句另有一说为五代后周柴世宗所说)，此后，天青色即为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据方文山解读说“之所以用‘烟雨’，而不用‘下雨’，则纯粹是因为烟雨的意境比较美。而我用“天青色等烟雨”此句来对仗较为白话的一句‘而我在等你’，一连用了二个‘等’字，是为来强调爱情里最无力的无奈就是‘等待’。换个散文式的说法就是：‘那天气的变幻莫测，哪里是我们平凡人所能掌握的呢？想看到纯净被雨洗涤过的天青色，就只能耐心的等待骤雨自然的停，就如同我也只能被动而安静的等待著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你。’”这种意像的表达方法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美有很大关系。

“惹”字的运用也极尽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妙。佛六祖慧能有句著名的谒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何处惹尘埃”其实也可写成“何处‘沾’尘埃”，或“何处‘染’尘埃”，但因为沾与染的语意都没有“惹”来的强烈，沾与染只是一种与他物接触的用词，但“惹”字却有不请自来的招惹之意，主动性很强，比较具侵略与戏剧性。词里一连用了三个“惹”字，字义相同，用法却不同，饶富趣味。

2、“芭蕉”雨，古词韵。

这首青花瓷里还出现“芭蕉”这个歌词里较不常出现的植物，是中国文人对“芭蕉”这款植物的莫名喜爱，情有独钟而致，就像椰子树会让人联想到台湾，棕榈树等同于热情的海滩，仙人掌的场景则理所当然在沙漠一样，想到 “芭蕉”人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联想起宋词中烟雨江南里的苏州林园。如李煜的长相思里就有“……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棵，夜长人奈何。”其实你只要仔细观察宋词里常出现的植物，“芭蕉”出现的频率还颇高：蒋捷《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时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徐再思《水仙子》：“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李清照《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另外日本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也是取芭蕉为自己的别名，这又让芭蕉这种植物增添些文人气质。一场大雨后满园的翠绿，空气里充满湿润的水气，芭蕉叶上滚动著晶莹的雨滴，此时此景，最是诗意；还有那历经风霜风吹雨打后，依旧镶嵌在门板上只是多了些锈蚀斑驳的铜环，最富古意。

3、仕女，汉隶，泼墨五千年。

仕女图亦称“仕女画”，是以中国封建社会中上层妇女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一种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画面以仕女为主题，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宋元时期仕女图较为罕见，这与当时花鸟画盛行有很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奇，气度高古的风姿。“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晋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纵观历史，仕女画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二千多年漫长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的绘画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泼墨画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相传唐代王洽，以墨泼纸素，脚蹴手抹，随其形状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见《唐朝名画录》）。明代李日华《竹嬾画媵》：“泼墨者用墨微妙，不见笔迹，如泼出耳。”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墨曰泼墨，山色曰泼翠，草色曰泼绿，泼之为用，最足发画中气韵。”后世指笔酣墨饱，或点或刷，水墨淋漓，气势磅礴，皆谓之“泼墨”。现代亦有以彩色为主的纵笔豪放的画法称为“泼彩”。

听歌读词犹如漫游在江南周庄，烟雨氤氲，纤纤仕女，新出芭蕉，朱漆木门，绿锈铜环，好一幅令人沉醉的古典泼墨山水画！

二、青花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1、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具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继承性。我国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其内涵也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含有（1）、观念文化（思想理论，传统观念文化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学说）；（2）、历史文物（文物含器物和艺术品，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书法、绘画）；（3）、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4）、有关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等古代书籍。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明。

2、陶瓷文化。

在世人眼中，中国的瓷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之一。天下器物，多有装饰。中国陶瓷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装饰和器物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在人们审美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陶瓷艺术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每一件陶瓷作品都由陶瓷材质、造型和装饰三个基本要素有机统一组成的整体，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陶瓷艺术装饰以其精美的图案、丰富的色彩、独特的工艺、精湛的制作技艺、奇特的创意以及全新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和特有的陶瓷文化。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陶瓷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是陶瓷文化传播使者。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人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着人，优秀文化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给人以精神力量。因此，陶瓷艺术不仅是物质产品，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

3、青花瓷。

青花瓷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青花瓷、粉彩瓷、颜色釉瓷和玲珑瓷）之一。青花瓷是应用色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花面呈蓝色花纹，幽倩美观，明净素雅，呈色稳定，不易磨损，而且没有铅溶出等弊病。清代龚自珍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元代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代时，景德镇和各地民窑生产了大量青花瓷器。图案纹饰突破了历来规范化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以及各种动物题材的画面，构图奇巧，线条洒脱，时而逸笔草草，自然逼真；时而率意勾勒，形神皆备。天启、崇祯年间常见的“吹箫引凤”、“达摩面壁”、“秋江晚渡”、“枯石寒禽”、“荷花鹭鸶”等图案，有的用笔秀润，有的简劲含蓄，力求在人物、动物的个性上用心，令人遐想联翩。明代的民间青花瓷中，还常常见到画面生动、逗人喜爱的婴戏图，如“捉迷藏”、“放风筝”、“斗蛐蛐”等，色泽雅丽，笔调奔放而优美。在明代民间青花瓷的创作中，绘瓷艺人还常常将绘画、书法巧妙地融为一体。象征吉祥的“福”、“禄”、“寿”、“喜”本不是绘画题材，但古代绘瓷艺人经过巧妙构思，亦将其表现在瓷器上，并使其升华为具有装饰美的形象。如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常见用松枝组成的“福”、“寿”字图案；万历、天启年间的灵芝托“寿”，灵芝托“喜”的画面，甚至不用衬托物直接书写在瓷上的书法“寿”字，看来亦饱满、流利，给人艺术享受。

三、陶瓷文化对传统文化传播的贡献。

陶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提取精华，汲取养料，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中寻找平衡点，不放弃任何新的发展途经正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人共同追求的目标。陶瓷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瓷器，从隋唐时期便开始向外域流传，宋、元、明、清各代，瓷器都作为重要商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陶瓷艺术装饰品作为商品在流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所以中国素有“瓷国”之称，誉满全球。制瓷工艺代代都有传承和创新，中国生产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闻名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就是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来看，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面貌。陶瓷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交流起到了一种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它把“两岸四地”、全球的华人的心紧紧联系到一起，这也是我们同根同族的重要证明。在提升文化竞争力今天，我们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创新，就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是民族延续的重要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上至殷周，下至几千年后，汉字书法、中国画、陶瓷等一直保持着中国的特色，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其历史的辉煌而悠久、内涵的丰富而绚丽、风格的鲜明而独特，在世界文化宝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锡良13岁时随叔叔王大凡学艺。王大凡乃珠山八友之一，他的粉彩人物画首屈一指，在景德镇影响巨大。1915年，他的作品《富贵寿考》获巴拿马国际工艺品博览会金奖。王锡良说：“我14岁时在笔筒上仿叔叔的仕女图《西施浣纱》，这个笔筒卖得2元大洋，我兴奋不已。叔叔见我有天赋，便用心教我。最早教的是《闻鸡起舞》与《陶侃运甓》二块瓷画，并作‘绘画生涯，自甘淡泊；陶人事业，首要精勤’联鼓励我。我以此作为座右铭，警诫自己。”五十年代中期，当时陶瓷研究所中有“珠山八友”尚在世的两位王大凡和刘雨岑以及誉称“青花大王”的王步以及景德镇瓷画前辈徐天梅、熊梦麟、章鉴等，王锡良常与他们在一起，耳濡目染，受益良多。他的墨彩瓶《东山行乐图》便是力作。苍劲的松树，风雅的人物，乃至人物那飘逸的衣褶，纹理清新，气韵浑成。

王锡良后来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健鹰教授之影响，注重素描写生，画风大进。在写生途中，有时会遇到林风眠等高手，王锡良便不失时机地请教、切磋。最难忘的一次是，他见林风眠在两块瓷板上画《武松杀嫂》，一块乃武松举刀，另一块乃潘金莲下跪，林风眠用寥寥几笔将潘金莲衣裙勾出，那风骚而可怜的潘金莲形象跃然而出。王锡良说：“那简笔的魅力使我终身难忘。”我顿时明白了王锡良绘画由繁到简的变化缘由。

然而，接近成功，则意味艺术生命停滞不前。他在不满足中困惑，在困惑中思变。此时，中央工艺美院梅健鹰教授来景德镇讲学，给他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清新之风，给予颇多艺术启示。

他中年变法，从绘画基础入手，练素描画速写，深入生活，师法自然，博览众长。涉足景德镇的乡间林野，远游祖国名山大川，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画稿，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丰富了创作源泉，不断推出新作。

在50多年陶瓷艺术作生涯中，王锡良以山水、人物画最为擅长。他的作品大处作眼有气势，小处观之有意味，因善画中国画，刻意在陶瓷作品中揉进中国画讲求神韵、计白当黑的形式美感。 王锡良 的作品，讲究立意，注重装饰，追求静水流深的艺术效果。其用笔繁简有度、设色清雅丰润、构图巧妙自然。大师就是大师，他要做的，只是将越是深奥、高难度的艺术表现形式，就越是生动形象，简单易行的表达出来。画人物，往往习见精雕细作，但王锡良画中，却不侧重脸形，鼻子，眉毛等处．因为他认为，这些是绘画中最没有表现力的地方。同样，复杂的衬景，也是画蛇添足。需要表现的只是整体画面的轮廓，无须繁缛做作，因为王锡良想要表达的是一个自我意识的的形象而非以第三者视觉而形成的感官形象。王锡良笔下的人物，素素的，淡淡的，没有浓妆艳抹，倒显出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也印证了他内心深处一直以来的一种想法：最美既是简约。当除去臃肿的堆积，剥离繁琐的多余，在飘飞的树叶中，在肆虐的寒风中，一道流云，一棵古树，一轮明月，一袭舒畅的衣裙，一头娟系的秀发，无拘无束，率性而真诚，无不诉说着简约的素面风骨，看似平淡无奇却蕴含着雅致的情怀。

欣赏他画作时，“简约”是一种审美情结。它简洁，单纯，婉约，不加缀饰，不复色彩，天然成趣，流畅明快。在艺术和画面结构上，是一种简洁明朗的风格，体现了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艺术表现力。人物服饰同样也因简约而素美，在秀气中突出个性而不张扬，在文静中隐含着浪漫而不远离生活。注重那种含蓄的美，展现自然恬静的感性韵味。在王锡良简约的营构环境中，给您带来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陶冶，让繁忙的您在他的画作中得到放松，找到温馨的感觉。这也正是王锡良人生的写照。简约是他那种透露的风格，纯厚、素雅的韵味，是一种于浑然朦胧中显示整体力度的超脱境界，一种饶有现代绘画的超前意识。这在“简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简约也是王锡良的生活态度。拒绝精雕细刻，远离繁文缛节，厌恶浓妆艳抹，不计较闲言碎语，不拘泥陈规陋习，不在乎无聊的聒噪，不理睬庸俗的眼球，始终保持着清新素朴的心态，以不变应万变。生活清淡但精神丰满，深居简出但思想敏锐，衣着朴素，却才高学富。

简约是王锡良宽广的胸襟。崇尚简约，举手投足显得大气，点点滴滴简洁明快、博大精深，拥有旷达的、闲适的、与世无争的仪态；是信仰的风范和坚定的守望者。始终保持着沉稳而内敛的平民化的心态，使其品位与格调在不经意中得到提升；蔑视功名，拒绝利禄，透彻的理解人生的真谛。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上，入而能出，往而能返，何其自由、畅快、游刃有余。简约并不简单，相反，是一种更深广的丰富，寓丰富于简单之中。只有内涵深厚的事物才具备简约之美，贫乏和苍白是没有内涵的简单，绝不是简约。简约也不是寒碜，他蕴涵着无限美妙的想象空间，是精悍而妩媚、眩目而灿烂的浩瀚的精神世界。这种简约，需要一点放弃，一点执着，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声稀，大智若愚皆是也。同样在欣赏王锡良的画作，需要一点理解，一点领悟，一点灵性，一点旷达，更需要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 他先后创作的艺术作品主要有：粉彩《采茶扑蝶》圆盘、《西江月·井冈山》词意浮雕〈合作〉、《太平窑》年画、《岁朝图》茶具、《荷叶》茶具、《革命摇篮井冈山》大型壁画〈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粉彩《明月松间照》、《黄山》大型壁画、《十里春风》壁画（合作）、粉彩《春凤拂栏露华浓》瓷瓶，分别获得 国内各级专业奖。并在《美术》杂志、《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江西日报》、《文化与生活》等报刊发表介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蔡若虹先生，称王锡良的大型壁画作品“气势磅礴，有传统功力，可与陕西版画比美”。《景德镇陶瓷艺术名人彔》、《景德镇国画选》、《中国美术辞典》、《中 国当代工艺美术名人辞典》、《瓷都艺星》均对其艺术传略和作品专题评价。

2013年8月24日，王锡良作品在石家庄市博物馆展出。

2013年11月，惊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在1969年秋制作的文革题材《收租院》瓷板画四块， 《收租院》描述的是：刘文彩(1887年－1949年10月17日)，字星廷，是川西地区中国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著名的大地主，军阀刘文辉之兄。是集官僚、军阀、恶霸、地主于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他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家墩子，因其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刘文彩其庄园（大邑刘氏庄园）至今保存完好，并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文彩其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宣传为“无恶不作”的大地主，将其塑造为所谓旧社会地主阶级压迫平民阶级的典型代表。这套1969年秋制作的文革题材《收租院》瓷板画四块，四块瓷板画现今保存非常完好，持宝人是业内收藏家余梦多年前在广东惠州所得。按2009年在嘉德春拍行情，王锡良瓷板画《黄山松图》拍出了1700多万元作为市场参考价， 这套完整无缺，不可复制的四件组合红色官窑的瓷板画，市场估价将达到五千万到一个亿之间。

2009年在景德镇举行的秋季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上，王锡良的作品《黄山四千仞》粉彩瓷板画最为引人注目。拍卖中，该瓷板画以三百万起拍，最终以六百八十万落槌，加上佣金最后成交价为七百八十二万，买主是手持一百三十七号标牌的中年男士。《黄山四千仞》高一点二米，长两点七米，装裱在黄色实木架上，粉彩瓷描写黄山奇峰异景，古树森茂，云海浩渺。瓷板左边题有李白游黄山时的名诗：“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 在创新方面，王锡良堪称典范。他早期便开始利用油料的流动创作过《黄山图》，在一件《停琴待月来》的瓷瓶中，抚琴昂首的人绘在一面，而月亮则在另一面，在构图中便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创新。

有人发现，很多人在很多场合中所画的很多画面都有着很多的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而细心的人又发现，不管在什么活动中，王锡良所创作画面从来没有过重复。据我所知，王锡良每次接到参加交流笔会活动的邀请，在答应之后，便会开始思考画什么，怎么画等问题，有时会翻阅旧时的写生本，以期从中寻找灵感。

王锡良至今没有出过作品专辑，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有二：没有收集资料和感觉不够格。前面的理由便是创新者的作为，正如有句话叫“美好是无视美好的逝去”，后面的理由是他一惯的谦虚美德。但我们在外界零星编辑的各类作品集中，如果不是同一件作品被重复刊登的话，同样找不到王锡良的重复作品。 人品如艺品，艺品如人品。品行是衡量一个艺术家好坏的非常重要的标准，这决定他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一面。抗日期间，一大批艺术家表现出了令人敬仰的品行：看似不问政治的齐白石，在日本侵略军送去烤火煤以示“关心”时断然拒绝，并绝不和日本人打交道；黄宾虹以死抗拒日本侵略军为他祝寿；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侵略者演出。

处于太平盛世的王锡良，同样从众多细节中表现出了他高贵的品行：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和2010年7月15日景德镇特大洪灾，近两年内，国内和我们身边发生了数场灾难，每次不论什么单位开展赈灾创作笔会活动，王锡良总是场场必到，一丝不苟，而且从不收润笔费，数次将送到家中的润笔退回。王锡良的对外联络主要由女儿王小凤负责，王小凤曾多次告诉外界，凡是公益的活动，只要父亲能够参加都一定参加。所以不仅仅前面所例举的大灾大难之时，包括街道社区开展一些活动，王锡良也每请必到。对此，王锡良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王老夫人中风多年，不能行走，手持书本陪伴一旁、端碗执勺喂哺、牵被拽衣嘘寒问暖是经常拜访王锡良的人最常见的场景。在王老夫人住院期间，王锡良更是放下了手上一切事务，每天从早到晚在医院陪护。爱家才能爱国，王锡良这种执子之手的真情，也是很多艺术家所不及的。

在景德镇，很多绘瓷之人都比较忌讳别人说自己是搞工艺的，这里面有工艺品与艺术市场价格差距的原因。但王锡良却不同，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人介绍自己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这种难能可贵的自谦，与齐白石毫不讳旧式士大夫鄙视农民和百工之人而始终称木工、木人，印章刻“木匠之门”“鲁班门下”，常告之于人“余小贫苦……朝为木工，夜则以松火读书”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