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在宋代有吗

图片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黄色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龙纹高足杯 动脉影摄

战国水晶杯 杭州博物馆供图

或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居游胜地，或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名郡，又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都城……杭州，这座古称“钱塘”的城市，留给人们数不尽的美好记忆与想象。

笔者日前来到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杭州博物馆，徜徉文物海洋，一窥风雅钱塘的前世今生。

元“伯畿印章”铜印 杭州博物馆供图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穿过南宋御街，沿石阶走上吴山，至半山腰处，可见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这就是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展区面积7000平方米，由南馆和北馆组成，拥有常设展《最忆是杭州——杭州 历史 文化陈列》《珍藏杭州——馆藏文物精品陈列》。馆藏文物2万余件，尤以陶瓷、绘画、书法、玉器为特色。”杭州博物馆馆长金霄航介绍。

“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一带的先民已泛舟于湘湖……”进入南馆，“寻踪跨湖桥”单元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过程。这艘独木舟出土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已有7000-8000年 历史 ，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见证了当地先民的生活。展柜里陈列着同时期出土的稻米标本，反映了杭州地区稻作农业的悠久 历史 。

展厅正中摆放着一件淡琥珀色的透明杯子，它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这个水晶杯虽然今天看起来不算光彩夺目，但在2000多年前，它是非常难得的珍品。”金霄航说，它用一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录。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1号墓中发掘出这件水晶杯。它呈上宽下窄的造型，材质晶莹，保存完好。古代开采技术有限，要找到这样一块优质水晶十分不易。水晶材质硬而脆，古人用何种方式把杯芯掏空而保证杯体不碎裂，今天的研究还未能解开这个谜题。水晶杯内外抛光非常光洁，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早在战国时期，杭州地区手工业已十分发达，为后世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金霄航说。

魏晋以降，北方战乱，大批民众南迁。杭州湖山秀美，吸引了众多文人与僧侣。隋唐时期，杭州已是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杭州。在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国策下，杭州经济文化日益兴盛，著名的雷峰塔即建于这一时期。塔内曾藏有数万卷佛经，皆用当时盛行的雕版印刷术印刷，印数空前，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杭州博物馆展出的雕版印刷《宝箧印陀罗尼经》卷，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反映了杭州印刷水平之高。

“你看，这方砚台是用五代时建造雷峰塔的砖改造而成。”金霄航介绍道。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不少民众捡拾塔砖收藏。永康的姚允中将捡到的一块藏经砖改造成砖砚，后来赠予杭州收藏家朱孔阳。2014年，朱孔阳之子朱德天将这块砖砚捐赠给杭州博物馆。砖砚背面刻有雷峰塔景观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记”，两面长侧边一面刻有“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几个字，另一面刻有鱼龙图案。砖质地紧密，做工精良，中空有孔，用以藏经。

战国玛瑙环 动脉影摄

商旅辐辏 华贵天城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商业繁华的盛况。

南宋时，杭州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商贸繁荣之余，文人雅士聚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宋人的追求。在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前，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金霄航告诉笔者，南宋官窑是宋代青瓷烧造最高水平的代表，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的窑场之一，位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该窑址的发掘成果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修内司官窑瓷器，均由窑址出土的瓷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青灰色的盏托，托盘呈花口形，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造型精巧别致，釉色淡雅润泽，体现出宋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宋人雅致生活的写照。馆藏《无款竹丛翠鸟图团扇页》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宋扇页画精品之一，于小中见珍奇。咫尺扇面上，采用工笔双钩画法描绘出小鸟憩于荆棘竹丛中，表现了安宁幽静的意境。

元代时，杭州凭借京杭大运河和海陆丝绸之路优势，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都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博物馆内，一件元代青花瓷塑海鳌山形笔架以其精巧绝伦而引人注目。

这件笔架出土于杭州朝晖路一处元代窖藏，整体为海兽驮峰造型，下部浪花翻涌，4座山峰饰如意云纹，一峰顶高悬一轮初升的太阳。通体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背面自然凹凸，还留有当时工匠的指纹印迹。

“这件瓷器除了有搁笔功能外，海兽内部中空，可盛水作水盂，一器两用，设计巧妙，是元代青花瓷中极其难得的一件文房用品，具有极高的 历史 和艺术价值。”金霄航说。

“江南收藏甲天下”，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江南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生前流连西湖山水，死后葬于杭州。他墓中出土了多件文玩，包括端砚、剑饰、铜镜、铜印等。杭州博物馆展出的“伯畿印章”印与“鲜于枢伯畿父”印，印面小巧，笔法精妙，为研究鲜于枢书法造诣又添实证。

清青花釉里红莲花纹瓷盘 动脉影摄

山水环抱 人文渊薮

“四维图画本天成，三面云山一面城。”自南宋以降，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格局基本形成。因景色殊异，历代文人莫不流连西湖。明清以来，杭州文风更炽，湖光山色在文人雅士笔下凝练成优美的传世佳作。

走进杭州博物馆北馆，高达3米的《层峦秋色图》铺陈在眼前，这是明末清初“武林画派”创始人蓝瑛的代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画中，距西湖不远的西溪秋色醉人，云淡天高，深山幽壑，又有回廊屋宇，游人于桥上扶栏缓行，轻漫潇洒，充满洒脱的文人意趣。

“欲借西湖作墨池，并邀春色入新诗……”明代散文家茅坤行书《西湖诗卷》以遒劲笔力书写了对西湖的热爱。茅坤耄年游西湖后作西湖诗14首，他的书法朴拙自然，是典型的“文人字”。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葫芦秋菊图轴》作于杭州西湖畔，笔法坚挺厚重，篆刻朴茂苍劲，对上海画派后期画风影响深刻。

明清时期杭州文人留下大量精美的文房四宝，成为杭州博物馆重要的藏品类目。“任伯年”款象牙大毛笔、“徐三庚”款紫檀木笔筒、“鹿原”款端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精神与艺术品位。

“风雅，是刻在杭州骨子里的。”金霄航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杭州人文故事，感受杭州风雅气韵，杭州博物馆在展陈手段上不断创新，让文物“活”起来。在史前至六朝展厅，借助光影手段，还原考古发掘现场。在两宋展厅，通过投影和三维动画，生动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

杭州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参照四螭龙玉佩制作的壶承、以南宋莲花纹瓦当为原型设计的莲花纹碳雕等，备受观众喜爱。

随着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里光影，云看文博”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杭州博物馆，风雅钱塘的气韵，飘得越来越远，打动越来越多人……（文/王丽玮）

唐宋时期陶瓷茶器造型中的佛教思想

唐代外黑内白钵

□桃之

禅茶一味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 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 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 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 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 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 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 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 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 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 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黑）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素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 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 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 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台北故宫藏：六十七件半的大致统计分析：21件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16件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15件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8件存于上海博物馆，俩件存于德国哥德堡勒斯卡设计方案与装饰艺术设计历史博物馆。除此之外，我国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香港艺术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方瓷器艺术馆，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艺术馆、洛杉矶艺术馆、德州奥斯汀艺术馆，伦敦曼哈顿与艾伯特历史博物馆及剑桥Ashmolean历史博物馆各藏一件。

大英博物馆藏汝瓷：除初期已统计分析这种馆藏品六十七件半，这么多年伴随着探索与发现馆藏品总数在持续提升，仅仅许多“权威专家”还在外面讲六十七件半观点，确实落后和愚昧。近几年来发觉和发掘出很多汝瓷，其型、色、纹、款都是在持续的升级已经知道的认知能力汝窑瓷器非常少装饰设计，除花口盏拖盘布有凸棱、三足尊腹腔饰弦纹外，仅见椭圆形洗内底端刻以双鱼纹。

与传奇世界品不同的是，在宝丰县清凉寺汝瓷遗迹发掘出的许多器皿表层还饰以纹路。汝官窑瓷装饰设计技巧存在凸凹、划、堆塑、镂空雕花和模印，纹样图案主题有莲花纹、龙纹玉、菊花纹、弦纹、祥云纹、鱼纹、镂孔和仿铜器的兽面纹等，造型设计装饰设计有龙、鸳鸯戏水、鸭、狮、麟麟。

汝瓷有初成：在宝丰县清凉寺官窑未被挖掘以前，世界各国各种历史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常见汝窑瓷器一般都较小，超出30公分的几乎没有，故有“汝瓷无初成”一说，凡超出一市尺，均视作民窑。从汝窑址考古发现当场发掘出的瓶、尊、炉、罐、套装及荷口瓜棱瓶尊，均超出30cm，有些达到近40公分，从而“汝瓷无初成”一说亦自我破灭。

青瓷是我国著名传统瓷器的一种。它是在制成的陶瓷坯体上施以青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我国历代所称的缥瓷、千峰翠色、艾色、翠青、粉青等瓷，都是指这种瓷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原始青瓷，为我国最早的青瓷。到了东汉中晚期，真正意义的青瓷才烧制成功。唐代越窑、宋代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

原始青瓷或原始瓷是指大约在商代中期出现的一种带青色釉的器物。它的烧成温度已达到1200摄氏度左右，比通常的陶器更坚实，但尚未达到真正瓷器的程度。目前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巩县、偃师，河北藁城、北京，陕西西安，山东益都，安徽屯溪，江苏南京、丹徒等地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先后出土了许多原始青瓷及残片，主要器形有尊、碗、盘、瓶、瓮、罐、豆等。经科学测定，它们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特征，但与后来成熟阶段的青瓷比较，还带有原始性，如气孔较大，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还不够稳定，故称为原始青瓷。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原始青瓷的范围远远超过商代。到了春秋时期，原始青瓷的制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多数器物由原来的泥条盘筑制法变为轮制法，而且器形更显规整，胎壁变薄，也较均匀。战国时期，原始青瓷更是普遍被使用。无论是日用器具，还是仿铜礼器，都是器形规整，釉色匀净，技术精湛，已经接近真正成熟的瓷器。

真正成熟的青瓷于东汉晚期出现。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甘肃等地东汉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了东汉的青瓷器。仅在浙江上虞县就发现了四处东汉瓷窑窑址，对其中小仙坛窑址做了发掘，并对其典型瓷片做了科学测定，结果表明，含铁量比原始青瓷少，胎体呈灰白色，胎质烧结，吸水最低的一片仅有 0.16％，烧成温度为 1310℃，采用龙窑焙烧，显微镜结构与近代瓷器基本相同，透明度也达到较高水平。说明东汉时期青瓷烧造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因浙江上虞县一带曾是古越人的故乡，战国时属越国管辖，唐朝时称越州，所以这一带的瓷窑统称越窑。东汉青瓷通体施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强，胎釉结合紧密而牢固。常见器形有碗、盏、盘、罐、钵、盆、洗、壶、钟、瓿等。装饰以弦纹、水波纹为主，也有贴印铺首等。到了三国时期青瓷胎质更坚硬，呈淡灰色，釉层更均匀，胎釉结合更密，纹饰更丰富。常见纹饰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和耳面印叶脉纹、斜方格纹等。在器形方面，此时出现了如鸡头壶、虎子、羊形插座、蛙形水盂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瓷窑增加，种类繁多，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南方青瓷，一般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常用类冰似玉来形容。北方青瓷胎体厚重，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泛黄。河北景县北齐封氏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造型非常漂亮，堪称北方青瓷的代表作。

西晋虽然时间不长，但青瓷发展却很迅速。表现在：瓷器质量明显提高，瓷胎比以前稍厚，器物造型稳重大方，偏于矮胖；胎色较深，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装饰趋于繁复，常见纹饰有铺首、弦纹、斜方格纹、联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以及龙头、虎首、熊形、狮形装饰的器足。

从西晋的建立，到北朝的灭亡这300多年的历史阶段，也就是人们常称的魏晋六朝时期，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古代青瓷发展进入重要时期，成为东方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在这一时期青瓷生产中，反映社会生活和以人文图腾为对象的各种动物形象塑造，成为这一漫长时期内青瓷生产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取动物形象为器皿的造型，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广为流行。后来匠师们集先民铸动物形象器皿的技巧塑造出许多外观优美、经济实用的象生瓷，开创了青瓷动物造型的一代风尚。除常见的日用品，碗、砚、盂、瓶等外，各式动物造型，如镇墓兽、鸡笼、狗圈、猪圈等冥器，还选择鸡、狗、羊、熊、狮、虎、鸟、蟾蜍等多种动物形象作为器皿的整体或局部造型，更是六朝青瓷的显著特征。

魏晋六朝时期，长江以越窑、瓯窑、洪州窑、婺州窑等生产青瓷制品系列，胎质很坚致，胎土呈青灰色具有深浅不同。釉的密度和胎骨已相适应，即胎，釉胶着力强，因火候不易掌握故釉面不完全纯净，且成色略有差异，除青色外，另有青绿色、黄绿色等。釉质有透明的玻璃釉和不甚透明的两种。前者施釉肥厚，且多有细小开片纹，后者则大多无纹片。六朝青瓷除了青瓷羊、狮型烛台外，鸡首壶这种器皿已成为六朝青瓷的断代准器之一。鸡首壶这一独特造型象征着那个时代，从实物史料上看鸡首壶有一定的演变过程。早期的鸡首壶形为小盘口罐，肩部塑一鸡首；另一面贴三角形状的鸡尾，两侧有小铺首，到东晋鸡首壶已基本定型，壶身变大，肩部的鸡首上塑有公鸡冠及母鸡冠，有双鸡首和单鸡首，颈部加长，圆啄有孔及实心两种，普遍装有把手，把手有圆锥型、小手型、双柱型，一端呈龙首状，从铺首到半环式系又到平面桥形耳系，南北朝壶体开始变瘦长、挺拔，把手高于盘口。

东晋中期以后，青瓷的生产趋于普及，瓷器的造型随之趋向简朴、装饰也大大减少。纹饰以弦纹为主。东晋晚期出现了莲瓣，并迅速盛行。

唐代青瓷以南方的越窑青瓷生产规模最大，质量最好。越窑青瓷以其素雅温润而闻名，咏越窑青瓷的诗句也体现了这种美。唐代陆龟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以“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来形容它，可谓异曲同工之妙。越窑青瓷胎细腻坚致，叩之声脆，釉质腴润匀净，如碧玉翡翠。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直口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唐代孟郊）、“蕲簟曙香冷，越瓯秋水澄”（许浑）、“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韩偓）等等，都是典型之例。难怪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列为唐朝诸窑之首。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品为皇室、臣僚所属所用，有“秘色瓷”之称。秘色瓷质地细腻、釉色淡绿、光泽晶莹，堪称越窑青瓷的顶峰之作。1987年，在陕西唐代名寺法门寺塔地宫下出土的文物中，有十四件越窑青瓷，还出一方造物账碑，碑文称这些瓷器为“秘色瓷”。宋伯胤在法门寺博物馆看秘色瓷时说：“千年案断法门寺，秘色不秘自分明”。越窑青瓷与邢窑的白瓷相呼应，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窑系，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宋代是耀州窑的鼎盛时期。器胎精细紧密、造型优美秀丽。器足高而窄，且器底或圈足周围呈现一种耀州窑特有的姜黄色斑块。器类完备多样化，除了碗、碟、盆、钵、罐等日常用品外，还出产戟尊、梨瓶、梅瓶、香炉、鼓钉洗等陈设瓷，其中以出戟尊最为有名。在装饰手法上除了采用划花，剔花，贴花外又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新工艺，其刀锋犀利、圆润生动、线条流畅，活泼多样，具有一种独到的浅浮美感，被誉为我国宋代刻花青瓷和印花青瓷之冠。金代前期以烧制豆青釉和月白青瓷为主。后期以烧姜黄釉青瓷为主，烧造较宋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胎多呈土灰和淡土黄色，瓷釉多呈姜黄色或黄绿色，刻花和印花工艺的图案趋于简练。

明清两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的最高峰，青瓷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现今的传世品中有不少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