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是谁发明的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英文中的"china"既有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早在欧洲人掌握瓷器制造技术一千多年前,汉族就已经制造出很精美的陶瓷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陶器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瓷器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而备受世人的推崇。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陶瓷品种。它们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粘土、长石、石英等传统陶瓷原料,而是使用其他特殊原料,甚至扩大到非硅酸盐,非氧化物的范围,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文献已将“Ceramic”一词理解为各种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的通称。因此陶瓷的含义实际上已远远超越过去狭窄的传统观念了。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汉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汉族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历史陶瓷烧制的地方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夏朝以前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 “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 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汉朝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朝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萧窑),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宋朝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时期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编辑于 201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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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谁发明的?
上古时代已有远古人类发明并开始使用陶器了,至于陶瓷于哪年被谁发明无从考证。 陶瓷发明及发展历程如下: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子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子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自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c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 扩展资料: 陶瓷的保养 1、 日常清洁可用家用洗洁精。 2、 用肥皂加少许氨水或先用等量亚麻子与松节油的混合物,去污性更强,可将瓷砖擦的更有光泽。 3、 如将浓茶或墨水等染色性强的液体洒在砖上面,应立即擦洗干净。 4、 定期为抛光砖打蜡,取得持久保护作用,时间间隔2—3个月为宜。 5、 如砖面出现少许划痕,在划痕处涂牙膏,用柔软的干布用力擦拭可以把划痕擦干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陶瓷
5赞·4,109浏览2019-08-27
瓷器的发明者是谁?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 中国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高岭土等烧制而成的传统工艺、日用品。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制陶工艺发展的基础上,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 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 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中国瓷器的出现,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20赞·253浏览2019-01-22
陶瓷是谁发明的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的商代白陶、有3000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33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直到光绪时稍微有点回光返照,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
25赞·1,114浏览2016-03-10
瓷器的发明人是谁?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 中国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高岭土等烧制而成的传统工艺、日用品。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制陶工艺发展的基础上,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 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 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中国瓷器的出现,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16浏览2020-04-02
陶瓷是谁发明的?
陶瓷不是某个个人发明的,它是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无意发现的产物,人类学会了用火来防御、用火来烧烤食物,在用火过程中发现了火周围的黏土烧后变得坚硬,即用这种方式烧制陶的工具、物品和器皿,这就诞生了陶器,陶器和瓷器是两码事,陶是用黏土烧制出来的,瓷是用瓷土(石)烧制出来的,各有各的特性,陶的诞生距今约12000年(国外考古发现),原始瓷的诞生距今3000年(国内考古发现),中国是瓷器的发明国,早在商代就有原始青瓷了,但真正意义的瓷是距今700年的南宋末期至元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它是以高岭土为原料生产的瓷器,所以它是瓷器的老祖宗,现在也是古瓷造假的老祖宗。陶器的老祖宗在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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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种类有哪些?瓷器的种类价格?区别
瓷器的种类, 瓷器如果保养不当,会严重危害瓷器,不利于瓷器的种类长久保存特别是瓷器精品,更应该精心保养。瓷器的种类的保养必须遵循轻拿轻放,小心谨慎
安口镇政府的张富宽先生今年56岁,1976年进安口陶瓷厂工作,与陶瓷打了一辈子交道,著有《安口陶瓷史》一书,老人虽年近花甲,但身体硬朗,言语有力、声音豁亮,他就“安口窑”情况向记者详详细细地做了介绍。
张富宽说,追溯安口窑的陶瓷烧造史,可谓沧海桑田,几度兴衰,令人感叹。明代的赵浚谷考证,周时有秦虞阏父在朝作陶正时,曾在华亭烧制过土陶;周代惟襄时就有烧制的瓦瓷、黑瓷,距今已2000多年了。安口窑陶瓷烧造业兴起于唐代,宋元时以烧制黑瓷“铁锈花”和青瓷为主,技术逐渐成熟。至明代烧制的青花瓷颇负盛名,以“陇上窑”之美名列入全国名窑,达到鼎盛时期,到明末清初,日趋衰落。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出现在
关键词:现代陶瓷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 心理分析 现代陶艺 瓷艺
[引言]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门研究陶瓷艺术的发展现象及其规律,研究陶瓷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陶瓷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也就是说陶瓷艺术史学要研究陶瓷艺术家、陶瓷创作、陶瓷鉴赏、陶瓷活动等陶瓷发展现象,同时也要研究陶瓷思潮、陶瓷理论、陶瓷美学、陶瓷艺术发展史、陶瓷技术发展史等本身的历史。陶瓷艺术史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涵盖着其它的学科研究,而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考古史料发掘或一门单薄的技术发展史,并可形成许多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中国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陶瓷研究意义比较宽泛,涵盖专门的陶瓷考古、陶瓷历史、陶瓷科学、陶瓷美术,考古学家注重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的时代特征和历代窑址以及窑具状况;历史学家偏挚于中国古代陶瓷经济史、技术史的历程;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历代陶瓷的胎质和釉层内部的物理??化学结构,力图揭示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精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发展方向;陶瓷美术则侧重于历代陶瓷的装饰画面,试图寻找它与中国书画艺术某种渊源关系。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陶瓷艺术史学涉及的具体重要方向为陶瓷艺术史的研究原则、观念和方法、研究工具、鉴定手段等,和陶瓷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即陶瓷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指在1985-2002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陶瓷艺术思想,陶瓷艺术的观念和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这一时限的划分也是为了确定陶瓷艺术的科学与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学需要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学发展的情景中考虑,在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归入艺术史研究的概念及范畴。对西方艺术史学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成规模,艺术史鼻祖温克尔曼(J?J?Wincklemann)在1764年《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沃特?佩特(Walter Pater)至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他们优美的语言、对艺术作品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敏锐的批评判断力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史的语言。再如德国艺术史家从鲁谟(Rumohr)、沃尔夫林、到维克豪夫(Wickhoff)、李格尔(Riegl)、德沃夏克(Dvorak)、直至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尼古拉乌斯?佩夫斯纳终其一生,力图揭示艺术史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况且国内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杨思梁对贡布里希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国内艺术界影响很大。另外一位学者曹意强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学术的诠释也有利于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发展。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选择的期限是1985?2002年,与古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相比不仅从时间段上有所不一,并且在批判标准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在看待现代陶艺史的强烈热情之上,再冷静地运用历史的能力,对此作一番反省,在着手描述现代陶艺同时树立科学的史学观。上限之所以为1985年,不仅在于此时期文学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如“八五思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湖北蕲春)具有启蒙的开端??“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其下限为2002年,从广义可以延伸到现在,作为史学研究规范而言,采用一种紧慎的态度,以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彭德、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为止,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3】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但形成系统理论形态鲜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的范纳对这一特殊时段理论的探索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尝试用心理研究的视角来扩充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来共促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一、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史学观念
艺术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视觉产品的学科。它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所谓的“历史”大家族的一员。而“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意即“探索”,也就是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可见历史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性形式,而艺术史正是这种智性形式的表现。正是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经典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而这种知识,对于发展和理解当下的艺术十分具有意义。人类凭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是西方艺术鉴定学的先驱,对艺术的“本体”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类似一种图画和文字,一种专论,披露了特定民族的秘密本质。一部连续不断的艺术史,展现了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景象。[4]事实上,“艺术史”即不是专业实践者的创造,也不是历史学科的附属。它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史学发展的有机部分,并为这个整体运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时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的索引,是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强调了传世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往昔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艺术史以哲学的基础。并且就以形成为历史研究可凭借的材料有文献载籍,图像遗物,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等。英国批评家拉斯金将之概括为“言辞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他断言这三部书合成了“伟大的民族自传”,而“艺术之书”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5]可见,艺术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是我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分枝。艺术史即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从尽可能宽阔的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其视觉产品,而以此种方式研究艺术创造史又可增加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于此,艺术史必定是一门人文科学。
同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方法及状态??内部艺术史和外部艺术史及关注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史。内部艺术史一般指鉴定、形式和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被成为艺术史之父的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史的真正目的是研究风格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历史,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探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所理解的人类心理学或“心性”,希望从风格转变背后读解出精神的“征候”,读解出人类文化表现的“统一原则”或“基本态度”,解释一种风格就是将其置于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与其它学科所持的共鸣。沃尔夫林的视觉分析是受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知觉研究上的新发现的影响。[6]著名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也是受了这种新发现的激励而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如李格尔的“形式意志”,更明确的把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系。并注重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以往所有被贬斥或忽视的艺术时代,罗马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手法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等,作了重新评价。在19世纪“历史思潮“影响下的鲁莫尔倡导注重殊相的研究模式:即重视收集个别事实,对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的批评研究。这种方法使鉴定学成为19世纪艺术史的一种主流,并出现三位代表人物:意大利外科医生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方法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真伪;美国艺术学者贝伦森采用莫雷利的方法鉴别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和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也对尼德兰绘画作了同样的研究。所谓的外部艺术史则是指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探索。汉堡学者瓦尔堡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对艺术内容也就是主题开始研究。通过考察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知识和文化实践,去理解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延续的意义和原因。这种方法标志着图像学研究的新阶段。[7]潘诺夫斯基是瓦尔堡学派的一座台柱,他抵制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理论,对照复杂的视觉和文献资料,力图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作品作出整体论读解。并对哲学、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强调,与之特别具有相关性。二战后,学术环境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家,他们认为艺术史研究应当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知识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包括一切传统方法的新取向:新马克思主义、新的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符号学及其可名为解构主义的东西。艺术史的研究也从而走向“世界艺术研究”,[8]萨义德等学者不断的强调要摆脱将西方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尽管艺术史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间滑动,艺术和历史。这取决于个别艺术史家的知识装备和秉性,同时又取决于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艺术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盛行往往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运动同步;[9]总之,艺术史研究对现实艺术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高铭潞于此为基点,将历史学的观点纳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之中[10],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非常有借鉴作用。现代陶瓷艺术本来就是当下的艺术活动,“现代陶艺”的语汇是一种语定俗成的现象,是用于同传统陶瓷艺术区别的语言状态。对现代陶艺的界定为:它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11]传统陶艺是历来陶瓷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现代陶艺却是作为个体的陶艺家的独立创造。传统陶艺多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性且有着严格的分工及规范,但远不及现代陶艺创造主体的自由发挥。现代陶艺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外观改变了陶艺的审美形象,而且在功能上走向一种纯粹的艺术创造,将陶瓷作为现代艺术实现的媒介,它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并将崇尚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陶瓷审美趣味转向随意自由、更富想象、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它和当代其他艺术样式因此具备了同种表象特征:一、作为创作主体对当代文化的整体关注;二、创作者对个体出发,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三、对作为精神载体的材料语言和形式语言不断完善形成各自的风格。[12]从语义革新上现代陶艺以特殊的面貌出现,它是陶瓷艺术在现代发展中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其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均反映了当代艺术新的趋向,它和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是同一历史产物,将现代陶艺纳入艺术的范纳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现代陶艺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地位,还在于它自身也有同样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陶艺的称谓,本文在此对杭间先生的理解持有不同的看法。杭间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与陶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杭间先生如果从“观念陶艺”这一角度自然有合理性,但他将赫伯特。里德对陶器的理解为:“明眼人可以看到赫伯特。里德的‘陶器’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13]本文并非断章取义,这实际上易引起对现代陶艺理解的误读,现代陶艺只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缩读,不应从文字为理解为陶器艺术,从而生硬的否决瓷器艺术或让它在当代艺术情景中消失。赫伯特。里德对西方陶艺的经典注释:陶器是一门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它与文明的需求紧密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陶器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器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即情感作出评价;毫无疑问,陶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的标准。陶器是纯艺术,是一门不带有任何模仿意图的艺术。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在用形式来表达人的意愿时,雕塑比陶器更具有局限性;陶器在本质上是一门最抽象的造型艺术。[14][这段对陶器论述几近完美,但只能表明现代陶艺发展中陶器的一面,解读瓷器艺术的当下作用还需放置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中。众所周知,瓷器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技术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从形式上,颜色釉、釉上装饰、釉下装饰[15]的成熟运用和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也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表现的语言。80年代以来,以秦锡麟为代表的陶艺家汲取和借鉴明清民间青花率真简约的艺术特色,使青花艺术既具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富有现代审美意识,并为现代陶艺如何从形式上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立下开创意义。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根据这近20年内重要的陶艺事件、陶艺家、陶艺作品和陶艺思潮。理顺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陶艺理论研究之必要,纳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艺术史的定位来客观看待现代陶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体现,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16]
二、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心理视角
一门学问的核心往往是基于对人的知识探求和基本信条确证的批判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也是对它们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等的反省,因而它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它不仅是有关陶瓷艺术史本身的实证与清理,而更是对陶艺史这一学科的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的倾向等的评判和再思。尽管这种理论的反思和研究之研究在今日的艺术领域中取得相应的重视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现代陶艺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以我们这一时代的理性思考来观照、估评以往陶艺实践中的诸种研究前提,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殊非易事一桩。
就如许多陶艺家依然固执坚持,现代陶艺的领域不能给理论以一席之地,陶艺史拒绝自我的反省,有意回避理论性的思考,以保持陶艺史的应有之态,正是理论意义的确失才使其自身拥有文化学的意义。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绝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偃旗息鼓的,仿佛历史研究便是这种追求的终点。相反,正是历史研究去成为任何对于可理解性的寻求的出发点”。对陶艺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应是理性的重要驿站,是思想的积聚,在人文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成为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
诘问现代陶艺史的历史,一方面是处于时间概念过程中的艺术史本体,是人所创造或经历的一切艺术活动,是过去了的一种精神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于这种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等。当后者成为自觉的专业行为时,它就在其独特的领域成为所谓“陶艺史”这一学科。如何确证人对陶艺史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似乎变成一种关键问题。无疑,越是接近这种陶艺史本体的叙述就愈有可信度和有效性。这种剖析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个别而又具体的比较上,它力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剖析陶艺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这种陶艺史的本体并非一目了然的存在,反思陶艺史研究中的“重演”方式,就显得很为必要。没有对陶艺史研究的真正反思,便没有足够自觉的陶艺史研究,这样也会与“范式”相距甚远。现实有效地把握、设定或者调整陶艺史本体及其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为方法论的旨落实处。同时,陶艺史本体对于各种阐释的规范化,有助于制约、归正和范纳;事实上对于陶艺史本体的把握也总是主体化了的结果和经过心灵上的重演。美国著名的学者盖伊(Peter Gay)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本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
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本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
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本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本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本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本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本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本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1550年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
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他律的、社会的和形式的性质)来探讨问题,后者偏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内部性(如自律的、心理的和内容的性质)上做文章。陶艺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处于两者之间。1958年,美国的历史协会主席威廉?L.郎格曾经号召学会的成员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影响长驱直入于历史学的广泛领域。至七十年代,所谓的“心理史学”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髦。【19】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等同于整个心理学科,而且它和历史之间的互渗甚至也不是主要倾向,但是,毫无异议,心理分析对艺术史学科的启迪和推进应该是另人刮目相看,且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将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纳入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中,不仅仅高于它对一般史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历史性意义的事实,心理分析的具体阐释正日益和文化的、社会的眼光融合在一起,进而把它本身和陶艺之间的内在可能性和深化的启示程度推向新的境地。心理学说能够提供为陶艺史打通了指向无意识“隧道”的可能性,从而把陶艺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隐蔽性和主体性更加具体至微地凸现出来,并且试图像某一学科分支那样能够涵盖和解释陶艺主体常态和异态的全景现象。沃尔夫林认为,对视觉的种种基础的揭示,包括对决定不同视觉方式的心理条件的揭示,都应看作是艺术史学者的基本任务。【20】陶艺史学者理应去研究一种内在而又神秘的流向或集体性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潜隐的心理统摄了知觉的模式或梦幻的图象;应注重与人的认识心理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审视整个陶瓷艺术史的运行轨迹。这种神秘的律动直接窥视陶艺创作主体的深层心态。在阐释陶艺作品上,心理分析甚至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作为,给人一种颇有意味的提示,引起对陶艺作品中向来被忽略特征的关注。比如从创作之维上探究陶艺心理的内在视角,陶瓷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涉及到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及理性等重要特征,陶艺作品正是这些心理过程及其陶艺家创造力的物质化。灵感在陶艺创作中属于一种扑朔迷离而又不可或缺的奇特思维状态,艺术直觉是不同于普通感觉和理性认识的另一种生命本能,一旦在意识中呈现往往能洞悉、认知、认识对象的某种特殊的本质,为主体创造获取特殊的信息与能量,从而帮助陶艺家解决创作中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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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发展史
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商朝殷虚的遗址中挖出的陶片、陶罐包括很多种款式,有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以及带釉的硬陶,这些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文字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青器有密切的关系。青器的成本高只能为贵族享用,广大民众的各种生活器皿只能采用陶器。因此可以了解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釉色青绿而带褐黄,胎质比较硬,呈灰白色。
陶器在此时已经不在局限於盛物器皿,应用范围较广,大略可分为日用品类、建筑类、殉葬类、祭祀礼器类。朝廷对於制陶工作也很重视。
秦汉时期陶瓷文化
秦汉-古代的建筑多采用木料来架构,不易久存,所以一些伟大的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未央宫,都无法完整保存下来,但仍可在残存的废墟中发现瓦当及汉砖等遗物,藉以略窥古代建筑的规模。
隋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西元五百八十九年,杨坚篡北周并南陈,统一中原,改国号为隋,隋的朝代虽短,但在瓷器烧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烧造,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此时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如在器物上另外的泥片—贴花,就是一例。
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文化
这个时期较为有名的是后周世宗的柴窑,以天青色为主,世宗评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所以有「雨过天晴青」的美称。陶路上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可略知其制作精美。
越窑到了五代,一度成为吴越王钱氏的御用器皿,臣庶不得享用,因此当时又称为「秘色窑」,皆属於青瓷的制造。
宋朝时期的陶瓷文化—集瓷器之大成
后周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宋代的陶瓷氏我国的鼎盛时期,「宋瓷」也是闻名世界。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五大名窑,形制优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的成就,即使后人仿制也少能匹敌。
元朝时期陶瓷文化
元代入主中原九十一年,瓷业较宋代为衰落,然而这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的流行,白瓷成为瓷器的主流,釉色白 泛青,带动以后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得到很高的成就。
明朝时期陶瓷文化
我国的陶艺发展到了明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之后以白瓷为主特别是青花、五彩成明代白瓷的主要产品,而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
永乐轩德时期为青花瓷器的早期,虽然比不上甜白、脱胎的精致,但由於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末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元代以来回教的输入也给此时带来丰富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的运用,布局内容清晰明朗,感觉出他的雄浑古朴。
成化、正德为青花瓷的中期,此时苏泥渤青已用完,改用平等青,色淡比不上苏青的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外朝著加彩或细致的表现方面发展,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目标。
嘉靖、万历年间为青花瓷之晚期,回青的使用,给嘉靖诸窑带来盛况,色彩浓艳而强烈。此时产量较大,并由荷兰船运往欧洲。
万历年间有名的五彩、斗彩、成为后世彩瓷发展的基础,甚至日本伊万里古瓷也是根据这时期的斗彩发展出来,「万历彩」也就在史上成名。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等各式彩磁及前代各窑之大成,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增加许多。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於集中在景德镇,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於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后走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的 求,在坯身上记住款式也从此开始,年代、堂号、人名都有,使研究考据有更确实的辨认。
清朝时期陶瓷文化
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采多姿,也由於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於匠气。
福建省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清代中期,外销陶瓷发展出来的广彩,艳丽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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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的分类
��陶瓷器根据其使用的粘土、长石、硅石等原料及配合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半瓷器、硬质陶器、瓷器、硬质瓷器等几种。其它还有用石灰石代替长石的石灰质陶器,用白云石代替长石的白云石陶器,用骨灰代替长石的骨灰瓷器等等。
��一般来说,烧制的方法可分为两种:一是最初在700~800℃的温度下进行素烧,素烧后上釉,然后再在1100~1300℃的温度下进行烧制;另一种方式是先在高温1100~1250℃下进行烧制,然后上釉再以900~1000℃的温度进行烧制。
��瓷器上釉后再进行绘画装饰的方法称为釉上彩(700~800℃)上釉前进行绘画的方法称为釉下彩(1000~1300℃)。
��我国的陶瓷装饰丰富多彩,富有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如果按照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来分门别类,则可以归纳为五大类。
陶瓷装饰
雕塑类 颜色釉类 釉上彩绘类 釉下彩绘类 贵重金属类
刻花、剔花、堆花、镂花、浮雕、塑造 结晶釉、裂纹釉、砂金釉、无光釉、流釉色坯 古彩、新釉、粉彩、广彩;印花、喷花、刷花、贴花 青花、五彩、釉黑红、贴花 亮金、磨光金、腐蚀金、本金、贴花
��如按其使用价值来划分,则又可分为艺术陶瓷装饰法和日用陶瓷装饰法二种,这二种装饰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无严格的区别,但它们各自所呈现的装饰效果,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方法 艺术陶瓷装饰法 日用陶瓷装饰法
工艺要求 复杂 简单
技术难度 高 低
装饰效果 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有的产品被视为稀世珍品 容易控制,产品规格规范化标准化程度高,要求更新快
产品和市场需求情况 效果相同的产品少,市场需求量少,一般都作为陈设的艺术品 效果相同的产品能满足市场的需要,需求量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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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鉴别
古陶瓷的鉴别,传统的方法是指通过眼,耳、手去观察,分析,以对瓷器的烧造年代、窑口、质量、品类年代做出准确的判断。初涉陶瓷收藏的人,要学习和了解陶瓷发展史的基础知识,以便对古陶瓷器进行鉴别。我国有几千年的陶瓷制造历史,历代流传的陶瓷文物浩如烟海,每个时期的陶瓷在胎土、釉色、器型、装饰、工艺、色彩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只要我们刻苦学习,认真实践,对第一件陶瓷器仔细推敲,认真辨别,就能知真假,少上当。
陶瓷是火和泥的艺术,陶瓷器的要素是胎骨、器型、釉色、装饰、色彩、工艺等。各种陶瓷器分别都有它的发明创烧时期,胎土、器型 的变化以及釉色、装饰、色彩、工艺的改革创新都有它的成功期和普及期。这个创烧期就是它时代的上限。一件古陶瓷器在釉色、器型、装饰、色彩、工艺等其中一项上限年代最晚的,就是这件陶瓷断代的上限,这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原则 。鉴定的依据为:
1、 胎骨。随着粉碎、淘洗、烧结技术的不断提高,胎骨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早期的胎土没有粉碎,淘洗也不干净,烧成温度只有800度左右,所以胎土杂质多,疏松、吸水率高,强度差。商至东汉中期制陶业开始第一次飞跃,原始瓷出现,烧成温度是1000度左右,吸水率和强度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东汉晚期至南北朝瓷器发明,烧成温度是1200度左右。元代景德镇开始普遍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瓷器烧成温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减少了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变形。我们在鉴别陶瓷器时要善于根据通顺骨的烧结度来判断年代。同时,也要注意到各个地方就地取土为胎和偏远地区杂窑工艺技术滞后的现象。
2、器型。自从人类发明陶器至今,各类器型根据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生产的需要和社会群体审美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如果我们能对各个朝代的各种器型变化都了如指掌,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就能稳操胜券
从商、周、秦汉比较单一的器型发展到现在梅瓶、盘口瓶、冲瓶、天球瓶、象耳瓶、玉壶春瓶、柳叶瓶、凤尾瓶、转心瓶等。每一种瓶型都有一个首先创烧的朝代,各个时期的瓶身、瓶嘴、肢线等都会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明显的,有些变化是细微的。谙熟这些演变的规律,就能比较准确鉴别瓶类的真伪和准确断定它的年代。
3、釉色。自从商周的上釉原始瓷和秦汉的单色釉发明以来,颜色釉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多种,每种颜色釉都有它的出生日期和年龄。我们应该熟悉每种釉色的发明产生朝代,重点掌握划时代的几种釉色,如低温铜釉绿、铜红、钴蓝、高温青釉、绿釉、霁蓝、霁红、黄釉、黑釉、褐釉、茶叶末釉等等,并且要熟悉各种釉的演变发展。如:由霁蓝演化出的雪花蓝、洒蓝等,由霁红演变来的宝石红、郎窑红、豇豆红等。各种颜色釉都会派生新的釉色,各种色釉的叫法由于是口耳相传,民间叫法比较混杂,我们要多查阅资料,再根据其胎骨、器型、工艺、光泽确定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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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品之质量鉴别
一般消费者对于美术陶瓷艺术品的鉴别因缺乏专业知识面感到有一定的难度,不过,采用以下的几种方法,也许能对陶瓷艺术品的鉴别有一定的帮助。
1 外观造型必需新颖、别具一格,颜色雅致、釉面细腻、手感光滑的器具,在注重艺术性和装饰性的基础上,也可注重实用性。
2 以上看下、从里到外、看有无变形、扭曲,有无缺釉、粘釉、磕碰掉瓷及疤痕现象。把陶瓷品放在柜台上,看是否平稳,有无翘曲现象;有口有盖的物品,一定试一下口与盖是否合适。同一规格、型号产品应大小、厚薄一致。
3 把瓷器放在柜台上、地上或用手托起,轻弹几下,声音清脆、响亮,说明质量好、结实,如声音异常,则说明有裂纹、内伤或破损现象。如大件陶瓷品,还应在不同部位听听声音。
4 带把、嘴中浮雕类的陶瓷艺术品,如花瓶两边的"耳"等,都是二次成型,也就是说粘到主体上去的。因而应仔细观察这些部位有无间隙、缺釉现象,有无分离感,应注意平滑顺畅自然过渡,无粘接痕迹。
5 陶瓷上的图案或雕刻上的花纹应完整、统一、清晰、牢固,勾画的装饰金、银线,应粗细一致,光亮美观,如以手帕用力猛擦也擦不掉。单色产品应颜色均匀、色泽一致。
6 对于成套陶瓷器具,要看好各部分的造型、图案、颜色是否一致、协调、配套。正规产品的底部或包装箱上大都印有商标、产地或厂名。同时还要看包装是否完备、结实,以便携带、运输。
我国生产陶瓷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南北陶瓷各有特色,黑陶、紫砂陶及仿古陶瓷都颇具特色。总之,艺术性强、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风格别具、生产数量少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陶瓷是文化的结晶,艺术的精华。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所以我们的祖国有陶瓷之国的称誉。据考证我国陶器的烧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而瓷器的出现也有1800余年的历史。
陶器是随着史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出现的,在那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才从茹毛饮血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过着渔猎不定居的生活。尤其是发现了“火”以后,迫切需要有一种能耐火烧的盛器。首先,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人类已用粘土塑造某些形体,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陶片,经C14 测定,距今就有一万年以上。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形的粘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新石器时代
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它可能是由于涂有粘土的篮子经过火烧,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这种容器耐火,且能用以烧煮食物,不久之后,塑造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也就开始出现了。人类创造的新物质--陶器从些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