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陶瓷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中国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汉。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形成地方特色，古人遂以“窑口”命名这种特色。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瓷业“窑口”的格局，但是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才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它们各以青、白二种釉色显示特征，遂有“南青北白”之说。转型于五代、成于两宋的中国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中国近代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湘著，1934年）记载：“宋代瓷器，真能集前代之大成……至大观、政和等时作品，则釉薄如纸，胎薄如漆壳，声如磬，具有胎和釉溶成难分之瓷。瓷器至此，可谓登峰造极矣。”此书统计，唐五代时，全国窑口不过十数，而两宋则达到20多个，而降至元代，又数不过十。

一、窑口众多 空前绝后

陶瓷学术界将宋瓷分为八大窑系，分别为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地区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其实还应该有个“官窑系”，可合称“宋瓷九大窑系”。辽国的“缸瓦窑系”也应该列入宋瓷窑系。还有的学者列出“吉州窑系”等等。在九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

众所周知，九大窑系中，“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代初年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其他窑系也基本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

其实，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为此，近年来有学者对“窑系”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北宋 白地黑花童子垂钓图椭圆形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我认为，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乃文化衰弱之表现。故以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

二、名窑辈出 登峰造极

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给宋代名窑定位，起于明代《宣德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一记载成为“宋代五大名窑”（柴窑被列为五代时期名窑）之说的来源。可见，明人评价两宋名窑，以窑器是否进入宫廷为标准。

目前考古界已确认明代学者认为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南宋官窑、钧窑、定窑各窑窑址所在，唯北宋“官窑”尚未发现，“哥窑”身份未获定论。

近日，陕西富平银沟窑址群的发现，为“鼎州窑”及“柴窑”的发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窑址群发现窑炉318座，出土标本包含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等品类；从瓷器成分分析看，窑工已掌握胎、釉的二元及二元以上配方技术，比景德镇同类技术早近300年，其中又以白瓷及青白瓷技术占据最高水平。

事实上，1949年以来经考古发掘的宋代耀州窑、越窑、龙泉窑、湖田窑、建窑、吉州窑、内蒙古赤峰市的缸瓦窑、宁夏灵武窑等，从出土的精美瓷器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哪个又不可以位居瓷器“名窑”之列呢？！

两宋“名窑”之所以称为“名窑”，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人的评价标准，即其器物能否入贡宫廷；二是它是否在工艺上具有开创地位及先进性，从而成为“窑系”的领头者和命名者；三是看其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以北宋“九大窑系”为例：

1、官窑系：北宋官窑、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哥窑等。

2、定窑系：河北曲阳定窑；陕西平定窑；山西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彭县窑等。

3、钧窑系：河南禹县钧窑、河南临汝东沟窑等以及此后的宜钧、广钧、炉钧等。

4、耀州窑系：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州窑；广西永福窑等。

5、磁州窑系：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修武当阳峪窑；河南鹤壁集窑、宝丰青龙寺窑、禹县扒村窑、安阳天僖镇窑、密县窑、登封曲河窑；山西平定窑、榆林窑、介休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山东德州窑；安徽白土镇窑等。

6、景德镇窑系：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湖北武昌金口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安溪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7、龙泉窑系：浙江龙泉窑以及庆元、遂昌、云和等县龙泉窑场；江西吉安永和窑（吉州窑）、泉州碗窑乡窑等。

龙泉窑青釉刻花带盖五管瓶 温州市博物馆藏

8、建窑系：福建建阳市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临汾窑。

9、越窑系：主要分布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宋代一度曾作为“贡窑”，南宋初之后停烧。

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三、官窑成熟 造福南北

两宋时代是中国官窑制度成熟时期。笔者曾撰文认为中国瓷器官窑之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南朝。但专为宫廷所设的“官窑”或“内窑”目前所知仍出现于两宋。

正如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兴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制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到“修内司官窑”时也讲它是“袭故京遗制”。

以上宋人所讲表明，北宋汴京确有“官窑”，惜迄今尚未发现窑址。而宋高宗定都临安后，也命有司设京师官窑，初为“修内司官窑”，后又增设“郊坛下官窑”。前者即1998年以来发掘之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后者早于20世纪初已被人在杭州南郊乌龟山发现，50年代做考古发掘，现有南宋官窑博物馆给予保护和陈列。

关于修内司官窑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古人明确说到属于北宋“官窑”系列的还有“汝窑”。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讲：“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 汝窑青釉盘 故宫博物院藏

又宋人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窑）器不入禁中，唯用汝（窑）器，以定（窑）器有芒也。”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有同样观点，而且他对北宋“汝窑”和“官窑”的关系也有很好的交代：“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有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汝窑”作为北宋官窑，曾长期不知窑址在于何方，1986年汪庆正先生从河南宝丰瓷厂王留现同志处获得信息，遂终于发现汝窑窑址就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后赵青云先生主持该窑址多次考古发掘，收获丰硕。

北宋之末，“汴京官窑”及“汝（官）窑”随着东京的失守，其掌握高技术的瓷业人员应该南下临安，参与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建造及生产。这已经被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资料所证实。

宋 官窑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两宋官窑技术还影响到“哥窑”及龙泉窑技术的革新。诚如南宋初人言，北宋时期，“江南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然到南宋中后期，龙泉窑使用了石灰碱釉，烧成令人惊艳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中的黑胎青瓷在工艺特征方面甚类南宋官窑器。古陶瓷学界也都认为南宋时期龙泉窑确实受到南宋官窑薄胎厚釉技术的影响而达到了技艺的高峰。

南宋临安官窑与哥窑的关系至为密切。无论真实的“哥窑”是在杭州还是在龙泉县，都脱不了与南宋官窑的传承关系，故古陶瓷界有“官、哥不分”之说。

“哥窑”一称出自元代，原称“哥哥洞窑”，元至正二十三年刊刻的孔齐所著《至正直记》说：“乙未（1355）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讲：“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而明初《宣德鼎彝谱》说“哥窑”器见于“内库”，且判为宋瓷。明朝人高濂《遵生八牋》也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宋 哥窑胆式瓶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见，至少在元代，“哥窑”即被列为宋代官窑，而且还有旧、新两种，况且即使是新烧者，也“绝类古官窑”，“官、哥不分”其实早在元代已成定说。

至于真实的哥窑究竟在哪里？明人高濂《遵生八牋》说在杭州凤凰山下，而同样为明代成书的《七修类稿续编》及《浙江通志》等则说是在龙泉。不过，综合分析元代有关哥哥洞窑的史料及明代高濂所说，应大体可以认为“哥窑”初在杭州；哥、弟二窑并存及在龙泉一说晚起于百年之后，其中附会、传说成分较多。

为此，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元代器物，它与“哥哥洞窑”是否有关，值得今后关注。

四、外销陶瓷 遍布四海

中国瓷器外销，至少起于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这方面证据有四：

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萍州可谈》（朱彧）、《诸蕃志》（赵汝适）、《云麓漫钞》（赵彦卫）等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

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66—1171年）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

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

景德镇陶瓷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辉煌的明珠。它有近两千年悠久而灿烂的历史，给后世留下了精湛绝伦的技艺，也造就了历代数不清的艺术匠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景德镇的技艺人员奋发努力、刻意求新，创作了许多好作品，使景德镇瓷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享誉世界。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当时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景德镇的窑户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

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的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这时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烧制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名扬海内，于是天下都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

景德镇制瓷艺术发展到元代，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创制了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元代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就更加突飞猛进。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行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品种多、销路也很广。仅就装饰而言，除了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面世。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代皇室于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

由于明末战乱，清初的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到了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不仅恢复过来，而且有如旭日东升，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的广大瓷工和艺匠的艰苦钻研和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业绩，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从而跃上了历史的巅峰。

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在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振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他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

青花瓷在欧洲的变革其实是源于在与元朝时期的瓷器贸易，当时中国的瓷器开始走入以青花瓷为主导的时代，所以贸易到欧洲后，青花瓷逐渐成为了欧洲的主流瓷器款式。而青花瓷本身的魅力也由此而来，不过对于青花瓷而言，产生还是源于染料的进步和高岭土的烧制工艺的改进，所以当时青花瓷成为了中国的一张独特名片，而被世界所接受。

南宋末期，蒙古铁骑除了正面与南宋军队作战以外，还在中亚与各个小国作战，所以这迫切需要一些成本低并且耐用的瓷器来支撑军队作战，而当时蒙古骑兵从中亚带回来的染料就给景德镇瓷器烧造处一个启发。

如果利用蓝色的染料进行简单绘制，并利用高岭土高温烧制快速形成一种轻而耐用的瓷器，不就解决了军需问题了吗？可当初的军需问题后来成了贵族都追捧的玩物，所以这也一时间兴起了青花瓷热。不过在青花瓷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青花瓷的图案还是比较单调的，直到元代中叶才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瓷画，这给欧洲后来青花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同时在16世纪初，欧洲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青花瓷生产工艺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之路。

一、欧洲青花瓷的起步晚但发展快

相比于中国在元朝初期就发展青花瓷，欧洲要晚上400年，也是在中国明代晚期，欧洲青花瓷才自成流派，成为一个独具艺术价值的一体。不过这也是明朝隆庆开国贸易以后带来的发展转变，原本实行贸易壁垒政策的明朝居然主动开国做起了贸易。

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嘉靖时代留下的财政赤字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国力。所以明朝开国做生意以后，吸引了欧洲大批瓷器生产商，希望明朝能够回购一批，不过明朝的回购不代表欧洲的瓷器水平就已经真正赶上了中国，相反欧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明朝时期的回购瓷器也是给了欧洲一个信心，让其相信还有有机会可以追上中国的。

明朝外贸促进了欧洲大力生产瓷器，除了意大利的几个瓷器生产企业以外，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有几处瓷器生产点为出口瓷器做准备。虽然同样用高岭土烧造，可是欧洲差的一些功夫却要在后来利用工业化生产工艺的方法来弥补，所以此时出口明朝的瓷器也只能说是处于中国青花瓷的中流水平，远达不到皇室要求的水准。

而同一时期明朝生产的官窑却是远销欧洲给欧洲瓷器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因为当时不少官窑瓷器的出口依旧是欧洲贵族的一个把玩奢侈品的渠道。相比于欧洲本土生产的青花瓷，当时的明青花瓷不仅在颜料上更胜一筹，并且在瓷画上表达也更为丰富，成为欧洲各家瓷器生产企业所要模仿的对象。虽然当时欧洲在管理上很有优势已经形成了具有规模的股份制公司，可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依旧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这也导致了欧洲青花瓷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二、欧洲青花瓷具有独特的绘画风格

虽然欧洲后来的青花瓷脱胎于明代的青花瓷，可是在瓷器绘画上却独具自己的风格，不像明青花瓷那样单调，而当初明青花瓷设计单调图案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明朝在开国时期对贪官打压形成的一贯对策，所以较为简朴的图案有利于明朝进行反腐倡廉的运动，而这项反腐倡廉的工作一直到了万历时期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青花瓷开始变得华丽了起来，可是在外貌上这也让欧洲瓷器设计师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精美但又华丽的青花瓷，所以欧洲的青花瓷艺术也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走向从模仿到独立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不少欧洲的瓷器生产企业也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宠儿。

其实最早开始尝试生产青花瓷的欧洲瓷器生产企业在法国，也是应波旁王朝的要求，第一批带有独特欧洲纹路的青花瓷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地。而当时来看，因为瓷器是一个体现实用和珍藏价值的结合物，所以一直受法国贵族的青睐，可是法国当时生产出来的青花瓷并不能严格意义的成为青花瓷，因为它仅仅只是在高岭土的烧造上变得可以逼近中国，可真正赶上并超越中国只是欧洲在绘制图案上有了独特风格以后，形成了一种艺术上的超越。

当然后来因为法国内部的战争导致青花瓷生产量越来越低，最终欧洲青花瓷的主要生产基地几乎都集中在了神圣罗马帝国之中，而最为耀眼的就是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公司了。原本都属于罗马教廷专用的瓷器生产基地，在后来逐渐成为德国统一以后拿的出手的奢侈品，虽然如今奢侈品都是以意大利和法国为主，可实际上在19世纪前，奢侈品集中地主要还是神圣罗马帝国。

当时意大利尚未统一，依旧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所以罗马教廷将主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几乎全部搬迁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而其中瓷器又是重要的一环，所以瓷器生产基地的搬迁又意味着欧洲瓷器生产基地将主要集中在中欧地区。一方面是上层社会喜欢，另一方面又是瓷器过于昂贵。

而神圣罗马帝国区域内没有什么成行的瓷器加工点，因此在瓷器生产基地搬迁至此以后还要降低瓷器的生产成本是一个主要目的，当然铁矿的匮乏让罗马教廷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瓷器来赈济灾民，所以这两家瓷器生产点可谓是承担了诸多使命。可两家生产至今的瓷器生产企业之所以能生存至今，是因为在瓷器普及化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利润水平，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这两家瓷器生产企业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在运作国家体制。

三、欧洲青花瓷的绘画风格差异巨大

欧洲青花瓷的画风差异巨大，这是留给不少第一次看欧洲青花瓷的观众的印象，因为欧洲青花瓷在绘画上更加偏重于形象表达，所以在欧洲的青花瓷，更加偏重于绘画艺术的直接表达，不少青花瓷上甚至出现了一整幅写实的画，这也是代表青花瓷在欧洲的发展其实更加偏重于写实性艺术而已，所以在绘画上就如此。

不过对于欧洲较早一批生产青花瓷的梅森瓷器而言，现在都可以看到其风格艺术，在瓷器上印一个logo就出厂，在欧洲生产青花瓷早期因为技术不成熟，所以有一段时间被迫只能采用简单性的logo表达，只表达自己为官窑瓷器的身份就可以了，所以不少欧洲瓷器收藏家都很关心瓷器的出产地问题，无非也就是对于品牌问题的纠结而已。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官窑上却不会出现，主要还是中国的官窑不仅印有国家独一无二的时期性标志，而且官府烧造的瓷器，无论在图案的复杂性还是艺术性表达上都是民间瓷器所不能相比的，所以在中国瓷器的发展中，自从元代选择景德镇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生产基地。

而在欧洲则不然，虽然早在16世纪就开始生产青花瓷，可是生产基地上一直不稳定，这也与罗马教廷的选择有关，如果罗马教廷选择了所需要的生产基地，那么不少诸侯国也无法干涉，正如同原本的意大利的生产基地搬迁到了神圣罗马帝国一样，表面上是对战争的避难，实际也是对诸侯国的变相征税。

部分诸侯国也利用这个机会烧造仅属于罗马教廷的专用瓷器，获得了罗马教廷更多的经济支援，所以也有了日后德意志的强大，不过当时罗马教廷并没有想这么多，它仅仅只是一种对诸侯国的变相征税而已。以至于会不会促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它变全然不管也不顾，最终导致了管辖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是导致局部战争的一个诱因。

但不可能否认自从在烧造瓷器的基地搬迁至神圣罗马帝国以后，瓷器的发展更加迅速了，将写实的画搬进瓷器中也是诸侯国们打算回馈罗马教廷的一种方式，而它最早则是源于奥地利赠送给罗马教廷的礼物，以便于稳定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主导位置，可是这样一来就打开了青花瓷绘画的新篇章。

四、欧洲瓷器绘画得益于颜料技术的进步

欧洲发展青花瓷不足百年就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瓷器绘画体系，主要还是得益于颜料的进步。欧洲化学工业在16世纪有了一次质的进步，也是这一次进步让欧洲在瓷器制造水平上快速赶超了当时的主导者中国，虽然当时中国也在瓷器绘画上大有改进，并且也是瓷器烧制革新的一个时代，可是与欧洲在化学工业上的进步相比还是稍有一点落后，因此颜料的生产速度比不上欧洲，质量也不如欧洲鲜艳，所以如此一来欧洲烧造的青花瓷开始占据市场有利位置。

因此到了17世纪，中国陷入动荡的时期，欧洲在青花瓷生产上便更进一步，也开始占据市场的主流地位，而欧洲这些瓷器生产基地真正成为企业还是到了18世纪初，因此神圣罗马帝国来了一次整体性改革，而改革的推动人就是当时波旁王朝的外交官员，他建议神圣罗马帝国也要与法国一样做国有资产改革，改成股份制公司，比较有利于国家征集资金，以及动员战争。

这样一来，神圣罗马帝国也做出了相应了的改革，于是有两个大型的瓷器生产企业诞生了，当时也都在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也是皇家哥本哈根的雏形；一个在维也纳，也是德国梅森瓷器的雏形。所以这两个欧洲瓷器生产巨头也是在后来国有企业改革中形成了股份制公司，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产瓷器，在成立公司以后生产瓷器变得越来越讲究独特性，而梅森瓷器也是第一个印有本公司logo的瓷器生产企业也是代表了当时罗马教廷的选择，在当时也是绝对的奢侈品。

皇家哥本哈根的发展与梅森瓷器类似，但也得益于颜料工业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它仅仅只是丹麦皇室自营的一家小作坊而已，每年的生产量比较低所以在颜料工业进步以后，皇家哥本哈根也做出了改革，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梅森瓷器相比，它算是北欧地区规模最大的瓷器生产企业，也是在市场上与梅森瓷器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

皇家哥本哈根是最早学习梅森瓷器首先在瓷器旁印一个公司的logo，然后再进行其他的瓷器绘画。不过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绘画很特别，这种波浪形的纹饰，是不少人对皇家哥本哈根的第一印象，后来也是鉴别它的主要图案的方法，本意还是更加突出这个公司文化与品牌文化的信念，所以在品牌文化上，梅森和皇家哥本哈根都比较占有文化优势。

当然这也是当时对付市场上强劲对手中国瓷器的方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国瓷器在艺术绘画上可谓是花样繁多，所以在当时中国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相比于这边些本土生产瓷器的公司而已都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因此这些公司原先打算以数量取胜，后来又形成以绘画风格来取胜，总之两者都表现出欧洲在瓷器发展上要取胜于中国瓷器就必须通过加强印象的logo，以及集中的产品数量和迎合欧洲人欣赏水平的瓷器，这样才能做到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欧洲青花瓷起步较晚，可是发展比较快，比较具有地方特色，最后还形成了股份制的制造瓷器公司，这些都体现出欧洲在瓷器发展水平上其实并不落后于中国，只是在一袭技术上的瓶颈突破以后走上了与中国瓷器发展差异比较大的路线。

习惯将瓷器作为一个绘画的工具，而中国则喜欢将瓷器作为身份的一个象征性表达。二者虽然有目的重合之处，可是欧洲更加偏爱于企业文化以及艺术的表达，所以权力在官方瓷器上表达并不多，而中国则不然，权力在瓷器上有一个完美的表达闭合，比如官窑和民窑有着巨大差异等等，这都是体现权力导致了价值的不同，而欧洲则是由里至外用艺术表达的独特性来显示出瓷器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后来欧洲瓷器受追捧的原因。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出现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陶瓷是中国传统工艺中最重要的工艺品种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已制作和使用陶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就工艺而言，陶和瓷是一种工艺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两者在原料、烧成温度和物理特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区别。瓷器出现后，陶器并没有终止生产，而是形成了两个支流各自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杰出的工艺品种彩陶已经出现，此时的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因彩陶最早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亦称为仰韶文化。彩陶是一种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彩陶的分布很广，较为著名的有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4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以仰韶文化最为发达。彩陶以装饰见长，由于当时人们多将器皿置于地上，于是彩陶的装饰带往往偏上，并考虑了俯视、侧看等不同的装饰视角，以体现完整的效果。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宋代是一个名瓷辈出的时代，新兴瓷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逐渐形成六大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今河北曲阳)、耀州窑系(今陕西铜川)、钧窑系(今河南禹县)、磁州窑系(今河北磁县)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今浙江龙泉)、景德镇青白瓷窑系(今江西景德镇)。定窑印花白瓷构图严谨，耀州窑刻花青瓷犀利潇洒，钧窑瓷窑变姹紫嫣红，磁州窑黑地白花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龙泉青瓷葱翠欲滴，景德镇青白瓷晶莹剔透，它们为中国陶瓷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宋代盛行斗茶，黑釉茶盏因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宠一时。茶具由此具有了超越实用功能的风雅价值，其中以福建建窑兔毫盏最为突出。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新阶段，造型多样，釉色缤纷，装饰华丽，彩瓷大量流行。彩瓷可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是指在釉下进行彩绘，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彩在釉下不易磨损，不易变色。但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而能经受高温的色料并不多，所以它的品种远不及釉上彩丰富。釉下彩为唐代长沙窑所首创，宋元以后，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釉上彩是在已烧好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再在窑中烘烤而成，由于烘烤温度不高，经受得起这种温度的色料很多，因而色彩极丰富。但由于是装饰在釉上，釉上彩经摩擦或与酸碱接触之后，易褪损变色。釉上彩首创于宋磁州窑，始称“宋红绿彩”。到了明代，釉上单种彩和多种彩的制作已经很发达。入清以后，釉上彩的创新更多，有古彩、珐琅彩、粉彩等。

元代的釉下青花瓷和釉里红很有特色。瓷都景德镇在元朝时崛起，青花驰名天下。青花是用钴盐类金属颜料绘制的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器，只使用一种颜色，一次高温烧成，工序较为简便，因此在瓷器装饰上应用广泛。由于调色浓淡、用色层次不同，青花的艺术效果如同民间蓝印花布一般，既简朴又典雅，既丰富又统一，广受人们喜爱，自元以后成为中国陶瓷的主要品种。青花装饰题材多为传统水墨画，明净素雅，极具风韵；受到当时戏曲小说的影响，题材还有历史人物、小说传奇等。釉里红因其红色的釉下彩而得名，最初是自然形成的色釉效果，后来成为人工装饰品种。釉里红色彩华丽，气氛热烈，符合中国的传统欣赏习惯，自元代创烧以来，受到广泛欢迎。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即在青花纹饰间用铜红加绘果实、花蕊等，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瓷器的杰出代表之一，以色彩绚美著称。由于烧成难度大，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瓷的名贵品种。

明代制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陶车旋坯取代了竹刀旋坯，吹釉代替了蘸釉，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与数量。加之经济和交通的发展，明代官窑民窑大量烧造，以满足宫廷享用、百姓日用以及外销的需求。明代以后的瓷器以白瓷为主，为陶瓷工艺的装饰开辟了广阔天地。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中心，此外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江苏宜兴紫砂陶等亦驰名国内外。其中，德化白瓷以佛像瓷雕最有特色；紫砂陶因紫砂泥色泽紫红而得名，以造型取胜，由紫砂陶制成的茶具让饮茶人爱不释手。

清代陶瓷在釉色方面品种增多，例如康熙时期(1662—1722)有红釉，雍正时期(1723—1735)有碧玉釉、胭脂水以及质白如雪、薄胎露光的脱胎器，乾隆时期(1736—1795)的釉色更是红、青、绿、黄、紫俱备，丰富多彩。在彩绘方面，古彩、粉彩、珐琅彩水平较高。古彩是康熙时期的重要品种，它继承明代五彩技法，色彩浓艳，层次分明。粉彩始于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最为发达，其主要特征是色调柔和淡雅，笔力精细工整。到清代中期，西方装饰艺术传到中国，洋彩开始使用。珐琅彩始制于康熙年间，最早用进口原料，亦称“洋瓷”。雍正时期，已能自己烧造原料。乾隆时期，珐琅彩的制作达到顶峰。珐琅彩的瓷胎是景德镇生产的，运到北京后施彩，进行第二次烧造。其彩料色泽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有凸起之感。除烧造中心景德镇外，清代陶瓷的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产品除了供应朝野需求外，还大量外销世界各国。明清时期的陶瓷发展，对今日中国陶瓷有着重大影响

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全世界，故有“瓷都”之誉称。景德镇生产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代烧造了洁白如玉的白瓷，便有“假玉器”之称。在宋代御赐殊荣，即以宋真宗皇帝的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尔后，历经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时至清康、雍、乾三朝，景瓷的发展跃为历史颠峰。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丰富的陶瓷资源，绚丽的陶瓷艺术，陶瓷文化和艺技的深厚积淀，为景德镇奠定了举世公认的瓷都地位。

汉代时景德镇的地区就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两晋、南北朝时期，新平镇陶器生产已经逐渐向瓷器过渡，虽然当时烧制的温度不是很高，烧品质量还不算不乘，但式样和釉色已达到较高水平，新平镇因此名声渐起。到隋唐，这里烧制出名副其实的瓷器，完成了由陶到瓷质的飞跃。

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独创了一种叫做青白瓷的新品种，这种瓷器青中有白，白里泛青，釉色像玉一样润泽有光，在温润的釉色下，刻花、印花的纹饰清晰可见。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专门督促瓷器的生产。北方陶窑的烧制技术也随着南下的工匠传到这里，景德镇的陶瓷烧得越来越白，瓷坯上的釉色渐渐变得像鹅蛋壳一样的颜色，人们把这种瓷称为卵白瓷。元朝的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常常定制这种白瓷，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枢府瓷。

元代景德镇窑在宋代青白釉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到元朝中期，景德镇的白瓷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创烧了成熟青花、釉里红及各种单色釉品种。尤其是高岭土的发现和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使瓷器的烧制温度达到了1300摄氏度以上，出现了世界陶瓷史上划时代的高温硬质瓷。随后出现一种在素白色的坯体上描绘图案的釉下彩技术—用钴料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盖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烧制好的瓷器质地洁白细腻，散发美丽迷人的蓝白色调，轻轻一敲，就会发出银器一样的声音，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青花瓷。中国青花瓷一露面，立即被各伊斯兰国家、大小苏丹奉为最珍贵的宝贝和收藏。检举补充回答：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王朝。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由朝廷委派督陶官并由国家投入资金，专门为皇室和朝廷大臣们烧制祭祀和生活用品。不惜人力，不惜工本，在满足宫廷需要的前提下，景德镇生产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景德镇迎来了制瓷业的兴盛时期。

在品种上，明瓷的异彩纷异呈也是空前的。这个时期，又创造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书。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

十五世纪初，三保太监郑和携带大量丝绸和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七次出使当时称为西洋的南亚和西亚诸国，诱发了中国海外贸易的热潮。

在郑和出使西洋一百年后，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辟了欧州通往东方的新航线。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到达广州，从此，景德镇的瓷器随着欧洲人的商船大量进入欧洲市场。随后制瓷技术也开始传统入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以国家财力支持景德镇瓷器生产，并且在镇上的珠山一带建立御器厂，专门为朝廷烧制瓷器。明朝中期，景德镇的制瓷业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的附属地位，成为分工明细的手工业行业。

公元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入关，承袭了明朝皇帝修建的紫禁城，也承袭了他们远在江西的御器厂。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执政的150年时间景德镇的陶瓷业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有不少的发明创造比如康熙时的青花瓷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增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谰绚丽奇观的“窑变”等等。其他如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著名。总之，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清朝把明朝的御器厂改为御窑厂，选派内务府官员驻厂督造，这时的制瓷技艺日益精湛，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景德镇的四大名瓷中的玲珑瓷、粉彩瓷和高温颜色釉，正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清朝后期，景德镇陶瓷生产受到外国洋瓷器的挑战。由于社会动荡和连年战乱，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外贸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摧残，陶瓷生产一落千丈。延续500多年之久的御器厂也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营业税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不过沙漠中也有绿洲，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新振兴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