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端祥陶瓷会搬迁吗

历代陶瓷款识的鉴定 陶瓷器上的款识，是指在器物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产地、堂名、人名、用途及吉祥语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在器底或器身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陶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款识的类别 陶瓷器上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六大类：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款。 纪年款：纪年款是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纪年款可分为两类：一种用当时帝王年号，称年号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另一种用天干与地支组合的，称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乾隆丙午”等等。纪年款以官窑瓷器为多，但部分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较草率，远不及官窑规整。瓷器上用干支纪年款的以明清时期较多。 堂名款：指私人定烧瓷器的所刻、印、书写的自家堂号。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府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堂名款明嘉靖时已见有，如“滋树堂”、“东书堂”等堂号，明代后期流行。入清以岳 各朝皆有，尤以康熙时盛行，如“中和堂”、“慎德堂”、“拙存斋”、“复香轩”等等。 人名款：指工匠或私人定烧陶瓷上所刻、印、书写的名字或别名。如三国时越窑青瓷上的“师袁宜作”，唐代长沙窑“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磁州窑“张家造”瓷枕等等。明清时期多见，如“陈守贵造”、“天启元年米石隐造”、“春育主人珍藏”等等。 吉语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写的吉祥语，表示赞颂、祝福。晚明至清代最为流行，如“万福修同”、“富贵佳器”、“天下太平”、“福寿康宁”等等。也有只题一个字的，如“福”、“寿”等。 图案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画的纹祥图案记号，亦称“记号款”。图案款多数为民窑所用。明清两代最为流行，如八卦、太极图、八宝、海、兔、双鱼、灵芝等等。 其它特殊类款：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以为类别的，如“茶”、“酒”、“琅〓”等字，统称为其它特殊类款。 款识的起源及其发展 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各种刻划符号270个。此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上海马桥、浙江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不少刻符；青海省乐都、甘肃省半山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彩画符号。这些刻或和彩画的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也是我国陶瓷款识的滥觞。商周时代，瓦和陶器上的刻字，多数为编号，少数为人名。春秋战国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文字，各地都有发现，逐渐增多。秦汉时期的陶器和砖瓦的文字非常丰富，所涉及的内容亦较前广泛。陶器上的文字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映陶手工业的情况，如器物的编号或记号(一、二、三……等)，制陶手工业的官署名(左司空、右司空、大水、北司等)、作坊名(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陶工名(义渠、伙、成、苍等)，另外还有地名(宜阳、新城、蓝田等)、器物所有主名(北园吕氏缶、下贾王氏缶等)、器物置放地名(宫厩、大厩、丽山〓宫等)等等，在瓦当和顺上还开始出现一些吉祥语(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昌等)，大凡后世的款识类别，此时大多已具备，开了中国陶瓷款识的先河。目前所见瓷器上最早的款识是浙江省鄞县出土的一件东汉青瓷双系盘口壶，底足刻有隶书“王尊”二字。带有纪年款铭的瓷器，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如南京赵士岗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虎子，其腹训刻划“赤鸟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铭，不但有纪年，并且有烧制地点、工匠名等内容。浙江省绍兴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谷仓，顶部的龟碑正面刻划“永安三年(260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款铭，内容包括纪年以及祝愿的吉祥语。南京清凉山吴墓还出土一件熊形油灯，上刻“甘露元年(265年)五月造”的款铭。这是三件十分难得的具有纪年款的器物，它为我们正确断代提供了标准器。其款识的共同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近草书。 西晋时烧制的一种青瓷扁壶，各地有不少出土，形制奇特，短颈，扁腹，广底，两侧各有系由于发现有的器物底部刻划有“先姑〓一枚”、“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的款铭，才使我们知道，这种青瓷扁壶在当时称为“〓”。汉代文献上记载有一种罂，《汉书》颜师古注：“〓，长颈罂也”。但罂究竟是何物长期以来不得而知。1972年南京化纤厂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长颈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由此使我们得知器的名称和器物属主的名字，原来这种长颈壶，即称为“罂”，与文献记载相符。 唐代陶瓷款识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在釉下用彩书写的款铭出现。从窑口来看，刻划者多数为越窑，用彩书写者以长沙窑为多。其内容不仅有纪年款、人名款、产地款，还有带有商品广告性质的款铭。字体绝大多数为草书，楷书少见。刻划与写的部位皆不固定。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有三行文字：“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改换。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罂，腹部刻划“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17字，详细地标明了制作日期、器名、价值。浙江宁波出土的一件印花碗，碗内底有“大中二年”四字，则为内容单纯的纪年款。此外，还有刻划文字的青瓷墓志铭，内容有纪年、人名、事迹等等。 唐代长沙窑以彩书写款识，很多具有商品广告性质，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如“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在外销器物上，还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最伟大”，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需要。 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中有刻“盈”、“翰林”字款，或书写“翰林”字款的产品，“盈”是宫廷内“大盈”库的简称，表时它们是官府的用品。此外，1978年浙江省临安发现了吴越王钱廖之父钱宽的墓葬，出土19件白瓷，多数底部有’官”或“新官”字样的刻款，这批晚唐时期的白瓷精巧细洁，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款识的含义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 五代越窑青瓷中也有刻“官”字款的器物发现，如浙江省临安五代墓出土的一件越窑双系瓶，腹部刻划“官”字款。 唐代至北宋河南瓷窑生产一种瓷忱，枕底往往刻有某家作坊制作的款铭，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枕，枕底刻“杜家花枕”四字。传世品中还有刻“裴家花枕”四字的。宋代瓷器款识远较前代为多，铭文内容有作坊标记、工匠姓名、制作年月、唐诗宋词、吉祥语句、宫殿名称和宫廷用瓷专用款铭等等。总的特点是款识文字趋于简明，仍以刻划款为主，但书款逐渐增多，印款亦较前期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