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的历史传统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民俗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引自百度百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陶瓷的国家，瓷器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象征，瓷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现在世界各国都有生产瓷器的工厂和基地，但是追根溯源中国是瓷器的鼻祖，汉朝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三次前往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亚地区，中华大地也因为瓷器和茶叶闻名于世，成为了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国家。

在瓷器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成千上百的瓷器类型，我国有五大著名瓷器。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每一个瓷窑都打造出了流传后世的精品瓷器，每一种瓷器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藏品。

瓷器的加工工艺和制作工具极为复杂，表现了人的自然观念，瓷器上面雕龙画凤刻画各种图案，一幅幅具有生命力的画作跃然于瓷器之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後周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宋代的陶瓷氏我国的鼎盛时期，「宋瓷」也是闻名世界。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五大名窑，形制优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的成就，即使後人仿制也少能匹敌。

定窑

定窑又称粉定，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灵山镇，古名定州，所以称定窑，是继唐代邢窑之後，生产白瓷最好的窑。

定窑釉分北定、南定，宋室南迁之後，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定窑还有如柿子般颜色的红定、紫色的紫定、黑色的黑定等等。

一般的装饰手法有划花、印花、雕花等各种图案包罗万象，其制作细腻精致、线条流畅、胎质坚细、呈乳白或象牙色，以碗盘较多，胎薄而圆正。为避免烧制变形，多采覆烧，再镶以金属作缘。

汝窑

汝窑在河南省临汝县，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烧制御用宫中之器，时间很短，数量也少。器型简单，但釉色温润柔和，在半无光状态下有如羊脂玉，并截取定窑、越窑的装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晚期在临汝县烧造的称为临汝窑，其中有「奉华」二字的是宋高宗刘妃的堂号，也有人称是後人补刻的。

钧窑

钧窑在河南省禹县，古代称为钧台，明代称钧州，所以命名为钧窑，传世不多，评¤慎高。

钧窑创始於唐代，历经宋、金至元代，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种类之多不胜枚举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　红，还有窑变。器型以碗盘为多，但以花盆最为出色。

器物底部刻有一到十的号数，相传一、三、五、单数为红色，二、四、六复数为青色，但也有人说是数字越小器型越大，只是窑工为方便辨认而作的记号罢了。

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於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

宋室南移在△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哥窑

哥窑创使者为浙江省处州的章氏兄弟，哥哥章生一所烧者为「哥窑」，弟弟章生二所烧者为「弟窑」，又名龙泉窑或章窑。

哥窑主要特徵是釉面裂纹开片，这种裂痕是由於釉与胎的收缩率大小的不同有的称为鱼子纹蟹爪纹，也有的称为百集碎。釉色有粉青、米色，釉中出现大小气泡，瓷胎呈黑褐色，口缘显出一道褐色边称为「紫口铁足」。

龙泉窑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就已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全世界,固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生产瓷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唐代烧造出洁白如玉的白瓷，便有“假玉器”之称。在宋代御次殊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时至清康，雍，乾三朝，瓷器发展到历史颠峰。2000多年的制瓷文化和技艺的深厚积淀,为景德镇奠定了举世公认的瓷都地位.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尤其是熔工艺,书法,绘画,雕塑,诗词于一炉,真是"贵逾珍宝明逾镜,书比荆关字比苏".典雅秀丽的青花,五彩缤纷的彩绘,斑斓绚丽的色釉,玲珑剔透的薄胎,巧夺天工的雕塑,无一不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在乾隆时期,景德镇的瓷窑很多,而且分布很广,除官窑外,还有民窑两三百处,工匠数以万计.这个时期生产的青花瓷画面清晰干净,色彩翠蓝光艳,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五彩瓷器色调强烈,富丽堂皇,较之明代又有发展.创作的粉彩瓷器色调柔和，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在瓷胚上用西洋油画激发作画，再入窑烧制成的珐琅彩瓷器，融汇中西，异常精美，是皇宫的专用品。在这些绚丽多彩的名贵瓷器,通过各种渠道,沿着路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传播中华文化艺术,经贸交往,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 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陶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景德镇自古以来以陶瓷文化著称，通过精美的陶瓷艺术，卓越的制瓷工艺，千年积淀，最终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确立了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德镇陶瓷文化是1． 制瓷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权威性

清代《南窑笔记》载：“景德镇，在昌南之南，其冶陶始于汉季。”乾隆《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就是说早在公元1至2世纪，此地就开始烧造陶瓷。唐代，昌南镇的瓷器在京城被称为“假玉器”，宋代，昌南镇改称“景德镇”，得名于宋真宗年号，全国拥有这种荣耀的城市只有景德镇。元明清三朝，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到顶峰，设御窑厂生产瓷器专供皇室。到元代，改变了瓷器的配方，由一元配方变为二元配方，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次革命。珍贵的遗迹窑址，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同样展现着浓郁的陶瓷文化内涵，形成了其他产瓷区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独具特色的资源中国陶瓷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先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景德镇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一部分是以大量的遗址，作坊，器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一部分是在千年制瓷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形成的工艺，民俗，制度为特点的非物质文化。博物馆是人类的“记忆之庙”，是城市的“文明之窗”。景德镇博物馆如何体现陶瓷文化，怎样保护与传承陶瓷文化，研究这些问题是关心陶瓷文化的研究者的迫切任务。本文就博物馆与陶瓷文化的关系做些探讨，望方家指教。

1． 制瓷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权威性

清代《南窑笔记》载：“景德镇，在昌南之南，其冶陶始于汉季。”乾隆《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就是说早在公元1至2世纪，此地就开始烧造陶瓷。唐代，昌南镇的瓷器在京城被称为“假玉器”，宋代，昌南镇改称“景德镇”，得名于宋真宗年号，全国拥有这种荣耀的城市只有景德镇。元明清三朝，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到顶峰，设御窑厂生产瓷器专供皇室。到元代，改变了瓷器的配方，由一元配方变为二元配方，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次革命。珍贵的遗迹窑址，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同样展现着浓郁的陶瓷文化内涵，形成了其他产瓷区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独具特色的资源

隋唐朝时期的陶瓷文化：隋朝在瓷器烧制上，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烧造，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明清朝时期陶瓷文化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於集中在景德镇，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於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后走入了彩绘世界，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

《南窑笔记》是清代早期出现的一部陶瓷札记类著作，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的撰述方式，其内容对于探究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流程及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也是继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之后的又一部陶瓷工艺学力作，在学界影响力颇大。可惜的是，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个谜，这给陶瓷理论研究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陈宁博士从史料记载、正文内容、编排体例以及稿本的流藏经过、装帧形式、书法风格等多个方面考证了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认为该书“当由清代学者张九钺编撰而成，初稿于乾隆42年”，并对张九钺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据查，张九钺，字度西，号陶园，又号紫岘山人、罗浮花农等，湖南湘潭人，清代知名学者，书香门第，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尤其在乾隆中期，张九钺曾在江西诸县治政五年，经常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进而撰成《南窑笔记》一书。陈宁博士在文章中表示，张九钺的这项学术成就已被学界“遗忘”百年，今人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百年谜团

《南窑笔记》是清代早期出现的一部陶瓷札记类著作，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的撰述方式。全书共计34条，除“引言”外，每条内容前都有标题，分别是柴窑、汝窑、观窑、哥窑、定窑、龙泉窑、均窑、永乐窑、宣窑、成宏窑、正德窑、嘉万窑、厂官窑、釉炉、配釉、坯胎、圆器、琢器、雕削、印器、镶器等。其中，涉及景德镇仿制的古名窑7条、明代窑6条，记述景德镇瓷器制作的胎、釉、彩、窑等21条。该书对于探究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流程及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继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之后的又一部陶瓷工艺学力作，在陶瓷界影响力颇大。可惜的是，该书的著者及成书时间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个谜。

《南窑笔记》稿本书影

从传世的版本来看，目前《南窑笔记》通行的版本是民国初年邓实、黄宾虹二人编校整理的《美术丛书》本。该版本在卷端题名“南窑笔记”下，仅注其依据的底本是“旧抄本”，但没有提及著者及成书时间，这使学术界常将著者视为“佚名”，将成书时间限定在不太确切的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随后，口口相传逐渐成了“定论”，百余年来很少有人再探其究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南窑笔记》“旧抄本”无从寻觅。

《南窑笔记》之《美术丛书》本书影

谜底渐现

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窑笔记》稿本，封页题名《南窑笔记抄》，这极有可能是《美术丛书》本刊印的底本。该稿本由王婧点校整理，她根据《陶园年谱》的记载，认为该书“为张九钺乾隆四十二年（1777）编撰而成”。可惜她只录载了这条“孤证”，缺乏更完备、更有说服力的佐证材料，所以多年来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学者根本不知晓。但是，她对《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探索值得肯定和赞赏。笔者以此为线索，按图索骥，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佐证了王婧的观点。笔者亦认为，该书当由清代学者张九钺编撰而成，初稿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其证据如下：

第一，从史料记载看，张九钺的侄孙张家栻在《陶园年谱》中，明确记载了《南窑笔记》的著者及成书时间：“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张九钺］五十七岁，复之南昌，寓秋燕巢书屋，撰《南窑笔记》。”清人邓显鹤所作的《陶园年谱·传》中亦称张九钺撰有《南窑笔记》。这两条史料是目前有关《南窑笔记》著者及成书时间的最早记载，也是笔者立论的直接证据。

第二，从正文内容来看，《南窑笔记》主要记述了清代早期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这是其成书时间常被限定在“雍正、乾隆时期”的重要原因。但从古代文字避讳的角度看，文中小标题“成宏窑”中的“宏”字，本应为“弘”字，指明代的“弘治”年号，而文中却写成“宏”字，很明显是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由此看来，该书不可能成于雍正时期，而是成于乾隆时期。张九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尤其在乾隆中期，曾在江西诸县治政5年，完全有机会有条件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同时作为文人学者，又完全有能力将这些调查结果付诸文字，笔之于书，撰成《南窑笔记》。

第三，对比《南窑笔记》稿本与张九钺所撰的《晋南随笔》稿本会发现，两者在编排体例、流藏经过、装帧形式、书法风格等方面大体相同。从编撰形式来看，两书均采用一条一记、随写随录、每条内容前设一小标题的编撰形式；从流藏经过来看，两书常被私人同时收藏，如清末书法名家何绍基、当代文献学家王贵忱等，只是《晋南随笔》后被张家栻刊入《陶园外集》中，出现了刻印本，而《南窑笔记》仍以稿本形式流传；从装帧形式及书法风格来看，两书均以竹丝栏格纸，行草书体撰写而成，笔意醇净朴厚，直承晋唐家法，颇有大家风范。由此可见，《南窑笔记》应与《晋南随笔》一样，出自张九钺之手。

第四，通过查阅张九钺所作的诗集可知，他曾在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撰成《豫章三集》，收录了《风火仙庙青花金鱼缸歌》。诗中论及的“风火仙师童宾舍身赴火而器成”一事，与《南窑笔记》之文“复有龙缸、栏板、带盒等项，巨器兴作，费繁而成，官民受累，遂使童姓火师殉窑死焉”，相互印合。此诗几乎与《南窑笔记》同时而作，当是张九钺在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时，看到御窑厂风火仙庙中残破的青花鱼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这说明张九钺确实曾前往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景德镇瓷业的关注和重视。

综上所述，这部对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南窑笔记》，由清代学者张九钺于乾隆四十二年写录而成。

此文章刊登于中国文化报

著者其人

“知学先知人，因人以究学。”笔者有必要对张九钺的生平学问作以简要描述。张九钺，字度西，号陶园，又号紫岘山人、罗浮花农、梅花驿使等，湖南湘潭人，1721年8月30日出生于当地一个望族家庭，出身书香门第。据清人邓显鹤描述，湘潭张氏“名父之子，名子之父，同怀兄弟，昆龙季虎，雄视一时，皆著作才也”。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张九钺以后学术成就的取得打下了良好基础。

张九钺生而聪慧，少负仙才。7岁读《楚辞》，9岁通览十三经，10岁专精纲鉴古文，12岁成诸生，入县学，被视为“神童”。13岁时，游采石矶，登太白谪仙楼，醉作长歌，深得当时大学者袁枚的夸赞，名震江南，被誉为“太白再世”“青莲后身”。14岁时，试古学三湘赋，得一等七名，名公巨卿争相招纳。15岁时，被选拔为贡生。1742年4月，京城朝考，试太和门，张九钺中一等一名，入太学肄业，并考取正黄旗官学教习。1745年，教习期满，本该外用充任一地知县，他却请辞归里。此后10余年间，张九钺大部分时间在家著述，相继完成了《历代诗话》《双虹碧传奇》等书。1758年，张九钺再次入京，次年考补正红旗官学教习。1762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次年又参加会试，中明通榜第三名，遂被选拔江西任知县。张九钺曾在南丰、峡江、南昌等江西多地任知县，任职期间颇有政声，百姓歌功称颂，还有立祠祀之者。1768年，因其政绩卓著，被擢升为吉安府莲花厅直隶同知，但因守孝归里，未能赴任。3年后，被重新启用，仍以知县调任广东，亦有政声。后因海阳盗案牵连落职，辞官归里。

“官既罢，贫不能自存。”橐笔游历于南昌、扬州、徽州、杭州、开封、洛阳等地，著述甚丰。其中，张九钺于1777年再次回到南昌，住在寓所秋燕巢书屋，并撰成《南窑笔记》一书。此后数年，相继完成《晋南随笔》《山川考略》等多部著作，并受多地官员之聘，纂修地方县志，在周南、临淮、昭潭等书院主讲，“作育人才，一时称盛”。1803年9月19日，张九钺因病不治，卒于家中，享年83岁，敕授奉政大夫。

综观其一生，张九钺不仅为官清正、政绩有声，而且博学多才、著作颇丰，尤以诗文显名。张九钺曾在江西诸县治政多年，经常到景德镇调查制瓷工艺，进而撰成《南窑笔记》这部清代早期陶瓷工艺学力作。张九钺这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已被“遗忘”百年，不应再被忽视和遗漏。

（作者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化遗产系主任、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