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濮阳市华龙区专业回80乘以80回收瓷砖地址

图片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1、牛肉耗辣椒及起系列产品主要原料--辣椒，均采自当地被冠以“蔬菜VC之王”称号的无公害湿性辣椒。肉厚、鲜嫩、火红、细长的辣椒在秋末采摘后将其精挑细选、洗净放入陶罐内，再加入适量的白糖、白醋、白酒、香料、花椒等几十种调料几碘盐，经300余天的精心淹制、发酵，方能取出陶罐使用。

2、 清丰草辫：又称清丰草帽辫，与荥阳桥辫、鹿邑白辫，并称河南省三大行当。清丰草辫是用麦莛作原料，经多股编织而成的手工艺品与日常生活用品。

3、范县特产张青牌银杏茶条索规整，色泽艳丽，风味清香甘苦，口感醇厚。由于所采用的银杏叶片在栽培中不施用任何化学性肥料，制前无任何添加剂，

4、台前特产小尾寒羊：濮阳台前是全国小尾寒羊繁育基地，每年向周边地区提供优质种羊3万多只，

5、清丰特产黑古陶 无釉花陶:清丰县双庙乡龙城黑陶厂是中原地区唯一生产黑陶厂家，该厂黑陶工艺品在继承吸收了龙山黑陶及历代陶瓷工艺之精华，

6、清丰特产麦秸画产于河南清丰，麦秸画是用普通的麦秸作原料，借鉴国画、民间剪纸等表现手法，将麦秸剖开、烫平，剪刻结合，经染色、烫色、抢毛、撕毛等..

7、南乐特产灌肠：据史料记载，早在宋朝末年，南乐人民就已掌握了灌肠的制作技术，成为一带地方名吃。历七百余载经久不衰。灌肠以猪肠、猪血、面粉为主料...

先说鱼。一提到吃鱼，恐怕不少人都有过鱼刺卡喉的体验，可是当你品尝到“濮阳糟鱼”后，却是另一番感受：鱼肉鲜嫩，鱼刺酥香，鱼肉鱼刺都是入口美味。..

高德是宏源企业推出的综合性高端新品牌，产品主要有九号源石、抛光砖、瓷片， 其中九号源石为市场上独家的新型石材产品，形象高端，是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新品牌。 目前，高德在陶瓷总部基地设立了上万平米的营销总部，拥有宏源企业的核心创新石材产品——九号源石，使其起步就站在了相当的高度上。据介绍，他们将全面完成“222”工程，即两个基地、两个品牌、两个营销中心的战略布局，完善高德品牌的九号源石+抛光砖+瓷片+仿古砖的产品体系，稳步把高德打造成建陶业的综合性高端品牌，争取在八年内使销售额达10亿元左右。

柴窑瓷器判断标准：第一，符合柴窑特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薄如纸指釉层，青如天指青色系列如天蓝、天青、粉青、影青、月白、豆青诸色。第二，用排除法，判断此瓷器不是其他窑口。第三，瓷器来历,地下出土、宫廷藏品、世代家传。 柴窑窑口：柴窑在河南郑州之中牟柴窑村，新密柴窑村，管城东西大街。根据《中国台湾网》 (2006年05月08日)一文南水北调文物调查：东虢国和黄帝的诱惑 报道，柴窑遗址位于中牟境内，据记载为后周时所建，专为皇室烧造贡品。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位于中牟境内柴窑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柴窑的真相是个很好的机会。 新密发现大规模古遗址报道 ，新密市文物普查队在牛店镇月寨村柴窑自然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古窑址，采集了一些瓷片，确认这是一处五代至宋代的瓷窑遗址，为探索我国历史上的柴窑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20世纪90年代在郑州管城东西大街的考古发现，发掘出大量窑炉、窑具、青瓷片、青瓷器，出土瓷器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储存，考古证实管城为柴窑遗址之一。郭葆昌《瓷器概说》对柴窑器介绍道："柴窑在今河南郑县。 一，国家馆藏,清宫内府曾有收藏的记载。据《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一书有四首咏柴窑器的：《咏柴窑碗》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咏柴窑如意瓷枕》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从这几首咏柴窑器的诗文看，乾隆皇帝不但欣赏到柴窑器物，他还亲自睡过柴窑如意枕。否则，他老先生不会有"睡醒总如意"的感受。据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记载："柴窑传世极少，故宫中尚可见之。"传说蒋介石出逃台湾，把故宫内藏的柴窑器带走了。 二，根据清代《国学导航－ 香祖笔记》 ●卷五记载，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价馀百金。始忆陆鲁望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谓妙于形容。 三，上海博物馆和北京近来发现有两件柴窑器。上海博物馆有件产于五代的"白瓷镂雕殿宇人物枕"。此枕既非景德镇产品，又非定窑产品。而北京有件五代"白釉刻花碗"，北京专家对此碗认定为五代时产品，为北方瓷，既非定窑产品也非景德镇产品。 四，根据《传记文学》2007年8期记载， 觯斋藏瓷是先生为故宫抢救的又一批重要文物。郭宝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后为袁世凯管总务，是著名的瓷器鉴定家和收藏家。1935年郭氏逝世后，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1945年9月在先生将离重庆前，马衡对先生提到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到北京后可与郭家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归公家收藏才好。到京后，先生找到郭昭俊与他协商。因郭瓷不是敌伪资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郭昭俊同意由公家收购，唯收购经费无着。先生只好去拜谒前辈朱桂辛(启钤)先生请示杨铜、郭瓷两项如何办理。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忽接到桂老电话，命前往，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来桂老家，命先生赶快把办理杨铜、郭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宋看过“节略”后，表示马上由他去办。朱氏又请最熟悉郭家情况的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从中协调。1946年2月24日，觯斋藏瓷由宋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这批郭氏藏瓷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史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不但有很多精美的宋瓷，还有故宫藏品中罕见的乾隆粉彩仿古铜彩牺耳尊。瓷器共计四百二十二件，包括：后周柴窑瓶一件、唐昌南窑宫碗一件、唐邢窑三件、宋景德镇窑十件、宋钧窑九件、宋东窑八件、宋汝窑四件、宋官窑三件、南宋官窑四件、宋龙泉窑八件、宋哥窑六件、宋定窑十一件、宋建安窑三件、宋建阳窑五件、宋河南窑一件、宋磁州窑一件、南宋吉州窑九件、南宋广窑五件、金宿州窑三件、元临川窑二件、元枢府窑五件、元景德镇窑一件、元钧窑天青窑二件、元龙泉窑二件、明钧窑三件、明景德镇窑十一件、明处州窑一件、明德化窑五件、明洪武窑二件、明永乐窑九件、明宣德窑二十七件、明厂官窑八件、明成化窑二十九件、明弘治窑二件、明正德窑九件、明嘉靖窑五件、明隆庆窑一件、明万历窑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 五，根据《大河网—河南日报》一文网友呼吁拯救柴瓷报道，炎黄文化博物馆馆长张杨带到大河网视频直播间的两件五代青瓷。嘉宾张杨谈柴瓷：第一，一定要是五代的器形。五代虽然在唐和宋之间，但是五代的器形和唐宋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碗类。第二，一定得是在郑州烧制的。第三，东西一定要精美。碗是菱口，有的是花口，有出筋，有瓜棱，有的碗底还有支钉。第四，一定是青色，或天青，或青绿。 嘉宾张杨认为：五代耀州一说有一定的参考性，因为五代之后，部分柴窑的工匠跑到了耀州，比照他们心目中的柴瓷来做青瓷。它完全是模仿柴窑，虽然器形上和柴窑有些相似，但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胎和釉，和柴窑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说影青，就更不对了。因为影青是从北宋才开始有，不是五代的东西。再说，它是南方瓷，不是郑州产。因此，它不可能是柴窑。 嘉宾葛天才谈到：我收集了200多片郑州出土的有柴瓷特征的碎片。在郑州紫荆山路西、东大街路北一带收集到一些窑具和没有烧透的瓷片。据当时发现者说，这个窑当时呈“8”字形，窑口朝向东南方。用研究者的说法，应该叫葫芦窑，多给官方烧制陶瓷用品。由此推断，柴窑应该是在郑州。 六，根据《焦点网谈》报道，郑州老收藏家展示的柴窑瓷，第一个叫“天青釉喇叭形斛”，和那件日本学者展示的“青百合花瓶”(见焦点网谈3月19日报道)很相像，只是瓶颈比日本那件短些。 最老收藏家得意的，是他收藏的两个觯。这两个觯一个底部刻着一个“周”字，一个刻着“宋”字。两觯大小、纹饰、釉色几乎一样，只是后者的顶端多一道玄纹，颜色更加鲜亮。老者介绍说，觯是古时帝王祭天时使用的礼器，只有帝王一人可以举觯洒酒祭天。底部刻有“周”字的当是后周郭威、柴荣两个皇帝先后用过的祭天器物；底部刻有行书“宋”字的当是北宋皇帝赵匡胤、赵光义等用过的祭天器物。这两个觯都是孤品。 七，根据《新华日报》报道，日本一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去年10月在北京称，日本发现了绝迹千年的中国古代名窑柴窑瓷器。 64岁的日本伊豆高原艺术馆馆长对中如云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保护座谈会”上，播放了他带来的《雨过青天觚——古窑至宝?千年之旅》资料片，画面中的一件中国古代瓷器——青百合花瓶令在场的中国文物界人士大开眼界。 据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对中如云先生新著《至宝 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介绍，9年前从日本一个茶具店发现的这件青百合花瓶是一件蓝色陶瓷器，高290毫米，呈喇叭状的开口直径167毫米，底座直径105毫米，瓷器釉面如油般光泽，瓶口留下了30多处修补过的痕迹。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像一只适合摆放在桌子上的花瓶。 30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物的对中如云说，青百合花瓶是出自“后周的官窑”。根据牛津大学“热发光法”测定的结果，青百合花瓶烧制的年代为700年至1100年之前。他认为，青百合花瓶具备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且修补的痕迹可推断到四五百年前。“虽然不能肯定它就是柴窑，但也没有证据予以否定”。 八，据《大公网讯》报道，大连市民刘志国家中有一套曾在箱中尘封了七八十年的瓷壶，他认为这是五代时期柴窑的古瓷。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柴窑瓷器，将填补中国青瓷史实物的空白。刘志国称，「有人曾出价1200万元买回去收藏，但我没有同意。」 据《新商报》报道，这套瓷壶分瓷壶和瓷碗两部分，瓷质光泽细腻，瓷壶为「小口长流」，壶体为六瓣瓜棱形，壶柄弯曲带式，壶盖直颈、盖顶上有一尊卧式坐狮；瓷碗为花口，造型酷似一株莲花包蕾，花瓣间刻画著蝶形如意纹饰，十分精美。另外，令人称奇的是，每片莲瓣，在灯光映照下，都象是一个虔诚打坐的佛家弟子。 刘志国介绍了这套瓷壶的来历：他小时候，家中仓库里有一个红木箱子，里面有不少瓷器。「当时，谁也没把那些瓷器当回事，我和小伙伴经常拿那些瓷器去过家家玩，因此，大部分瓷器稀里胡涂地损毁了，现在包括这套瓷壶在内，只剩下七八件了。」后来，刘志国的母亲说，那箱瓷器是他父亲从故人手里得到的赠物。 九，根据《海峡都市报》报道，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林仁贵以收藏唐宋五大宫窑瓷器著名，他手里拥有了几乎绝迹的唐青花、唐五代柴窑瓷器。除了沉香木龙床，他还收藏了7张清代海南黄花梨龙床。另外，在河南省开封（五代后周京都）和濮阳（五代后周柴荣的澶州节度使府）发现有柴窑瓷器。 北京、上海专家针对北京上海藏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两件器物同为五代时产品。二、两件器物均为五代时精美白瓷。三、同为豆绿色。四、同为黄土胎。五、釉汁很薄。六、声如磬，从白釉碗上可以听到。七、从瓷化程度看，同现代瓷没有差别，这在1000多年前非一般窑可以做到。 综合分析，上海博物馆的"白釉枕"其品质应在当时景德镇和定窑之上。加上北京"白釉碗"的佐证，可以断定：除柴窑外，不可能有别的窑口能烧出如此精美的器物。由此，可以断定"白釉镂雕殿宇人物枕"应为柴窑产品。从而解开中国柴窑史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