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谜:哥窑遗址究竟在哪
请参考下文:
哥窑与汝、官、钧、定一起,被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然而,与其他4个已经找到窑址的窑口不同,大名鼎鼎的哥窑,其蛛丝马迹竟然只能在文献中寻找。
根据文献记载,哥窑是出自南宋的一种奇特瓷器,其产地就在龙泉。文献的记载引起了龙泉的盗挖狂潮,据说当年这个不大且僻静的地方,聚集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古董商,他们将挖掘到的瓷器甚至瓷片一起成堆运走。古董商所运走的瓷器和瓷片中究竟有没有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瓷器,已经成谜。
如今,业内习惯上将具有文献中描绘特征的瓷器称为“传世哥窑”,以便与传说中的哥窑产地出土的瓷器相区别。据天津文博院研究馆员刘渤介绍,哥窑瓷器非常珍贵,传世稀少,据统计全世界仅有100余件,比“元青花”的数量还少。
天津博物馆中,藏有一件传世宋哥窑瓷盘。面对精美的传世哥窑瓷盘,总有研究者和爱好者恨不能穿透历史的重重帘幕,看到它究竟来自何方。
明朝人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宋朝时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在龙泉的“琉田窑”烧制瓷器。弟弟章生二所烧制的青瓷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而哥哥章生一烧制的瓷器颜色比较淡。因为生一是哥哥,所以他的窑被称为“哥窑”
刘渤说,因为哥窑窑址至今尚未被发现,而哥窑瓷器在历史上又声名赫赫,所以哥窑一直是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和收藏家重视、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哥窑被传是宋代名窑,然而迄今所掌握的宋代文献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哥窑的记载,这成为有些学者怀疑哥窑是否为宋代名窑的一个理由。
关于哥窑的记录,最早见于明朝人的著作。明代初期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曾提到哥窑。据刘渤说,明代陆深的《春风堂随笔》中也曾谈到哥窑。陆深在随笔中提到,宋朝时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在龙泉的“琉田窑”烧制瓷器。弟弟章生二所烧制的青瓷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而哥哥章生一烧制的瓷器颜色比较淡。因为生一是哥哥,所以他的窑被称为“哥窑”。
陆深所提到的琉田,即是如今的龙泉大窑,是当地瓷器的中心产区,正是文献中的类似记载,引发了民国初年人们对龙泉的掠夺式开采。这种现象又引起了我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对哥窑的兴趣,而那时的陈万里,专业是一名医生。
1928年,陈万里来到了浙江龙泉。在他之前,中国陶瓷研究的方法一直是从文献到文献,他是第一位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
那时,经过十几年的盗挖,当地较有价值的瓷器都已经被搜罗殆尽。陈万里从当地人口中听说一个叫大窑村的地方有古代窑址。在大窑村,因为泥土里都是瓷片,以至于他们取土建房时都无法避开,所以院墙上有很多星星点点的瓷片。然而,实地探访的结果却让陈万里大失所望。在古窑址所在地,虽然到处都有散落的破碎瓷片,但他仔细搜寻后,所找到的都是普通的青瓷,并没有传说中的哥窑特征。那么,传说中珍贵无比的哥窑瓷器,到底是什么样?
瓷器有了裂纹本来是一种缺陷,却因为这种缺陷而产生了别样的美感,从而被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卖得更好了。马未都曾经说过,“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病态的美。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
刘渤说,据文献记载,传世哥窑胎体较厚,胎质细腻,胎呈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色有灰青、月白、深灰、青黄和米黄;釉质肥润,有油酥光和缩釉小坑;釉面开裂有不规则的细碎纹片,纹片呈黑、黄二色,浅黄色的为“金丝”,深黑色的为“铁线”,俗称“金丝铁线”——这是传世哥窑最典型的特征。此外,传世哥窑瓷器的开口呈现淡淡的紫红色,足底为幽深的铁青色,在行内被称为“紫口铁足”。
关于哥窑瓷器最有特色的断纹来历,龙泉当地演出的戏剧里存在这样一种说法:章氏兄弟都烧制青瓷,虽然品质都很好,但因为哥哥忠厚,所以他烧制的瓷器销量更好。弟弟嫉妒哥哥的生意,为了出气,偷偷往哥哥的窑洞里泼凉水,于是出窑后的瓷器上出现了这种奇特的断纹。收藏家马未都在说起断纹时,说还有一种说法,即弟弟在釉缸里放了一把黏土,由此导致了瓷器开裂。在马未都看来,这是外行的传说,实际上这种断纹烧制的工艺极其复杂。
瓷器有了裂纹本来是一种缺陷,却因为这种缺陷而产生了别样的美感,从而被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卖得更好了。马未都曾经说过:“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病态的美。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
就是这种具有缺陷美的传奇瓷器,点燃了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热情。从1928年起,陈万里8次去龙泉。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次考察中,他发现了一小片具有清晰断纹的瓷片,非但如此,瓷片还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不久后,在距离大窑十余公里处的溪口乡的古代窑址中,发现了更为精致的同类瓷片。陈万里的这一发现,实际上与文献中哥窑出自大窑的记载相矛盾。与此同时,陈万里发现当地人竟然能够仿造足以乱真的哥窑瓷器。
其实,仿制哥窑瓷器,古已有之。明仁宗当年为了得到珍贵的哥窑瓷器,曾经明确下令仿造,如今传世的哥窑瓷器中,就有明清的仿制之作。因为当地的窑址已经在盗挖中被严重破坏,陈万里无法通过地层学进行断代,无法确定找到的瓷片是否为后人的仿造之作,由此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中。
如今,虽然文献资料不断被发现,科技在考古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然而,对于哥窑的研究,因为缺乏宋代的资料,而且后世的记载都不成系统,甚至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而考古发掘的结论与文献又无法互相印证,哥窑的神秘面纱仍旧未被揭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了考古队前往龙泉进行挖掘。在那之前,故宫博物院等处已经有多件瓷器根据文献记载被认定为“哥窑”瓷器,这些瓷器被称为“传世哥窑”。
“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窑址进行发掘,发现了黑胎片纹青瓷,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器,器物有碗、盘、盏、杯、洗、瓶、觚、盂、盒、灯及炉等,但出土黑胎青瓷与内府所藏哥窑瓷器的造型、胎、釉和片纹不一样,实属两类。”刘渤告诉记者。
传说中的哥窑产地出土的瓷器与被认定的传世哥窑瓷器不一致,让哥窑产地更加扑朔迷离。其实,关于哥窑的产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为杭州的凤凰山。明代高涟在《燕闲清赏笺》中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并说二者都在杭州凤凰山取土,在修内司中烧制的为官窑,在私人处烧制的为哥窑。修内司为南宋的官窑之一,至今窑址也未被找到。明代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说得更直接:“官哥之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认为哥窑的产地是凤凰山。
上世纪90年代,一场暴雨过后,一位文物爱好者在凤凰山下发现了被冲刷出的古旧瓷片,其上的断纹和馆藏的“传世哥窑”上的断纹极其类似。考古队其后进行了发掘,却在遗址中意外发现了元代所用的窑器,于是甚至有人因此怀疑哥窑其实始于元代。哥窑窑址在凤凰山的说法,也未得到证实。
如今,虽然文献资料不断被发现,科技在考古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然而,对于哥窑的研究,因为缺乏宋代的资料,而且后世的记载都不成系统,甚至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而考古发掘的结论与文献又无法互相印证,哥窑的神秘面纱仍旧未被揭开。
刘渤说,如今所认定的哥窑器都为“传世哥窑”,以仿三代铜器造型为主,常见有胆式瓶、贯耳长颈瓶、弦纹瓶、八方贯耳瓶、葵花口盘、葵花口洗、双鱼耳炉、三足炉、菊瓣口盘和圆口碗、盘等,仅收藏在少数博物馆中。天津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宋哥窑盘,高3.2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5.6厘米,胎骨呈土黄色,釉色为米黄色,布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开片纹,“金丝铁线”纹路清晰,为“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收藏瓷片当然可以与整器收藏一样,到古玩市场、地摊、乡下等地方去淘换,,但还有一些特殊的途径值得一提。
途径一:野外捡到宝贝。在过去,陶瓷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人们打碎了可能就会扔了。几百年以后,这些瓷片就埋藏在地下。特别是像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因此建议一些朋友,也可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去野外收集瓷片。比如可以经常到正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去楚摸踅摸,这就是很好的时机。
途径二:抓住城市建设的机会。搞基本建设与城市改造会有很多土方工程,经常会有一些瓷片出土,而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一般都是真品。此外,瓷片的种类与数量会因地区而定。比如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明清时期的瓷器非常多,尤其是明代。再比如,古城扬州唐代的瓷片较多,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港口,所以在扬州比较容易出现盛唐时期各个窑口烧造的瓷片。同样,杭州是南宋的者p成,瓷片也非常多,据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很多南宋时期的瓷片。因此,有些人出差或旅行时,会来到一个地方有针对性地重点收藏一些瓷片。
当然这种收藏方式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影响他人施工。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是不违法的,而到窑址去挖掘却是不被允许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四中兴建一栋教学楼时,出土了大量明代早期的瓷片,确切地说是洪武时期的瓷片。更早的在20世纪70年代时期,北京现在的北二环,出土了很多元代或明初时期的瓷片。北二环当时是明代的城墙,永乐时期建明代城墙时,基本上是两边打墙、中间夯土,有很多明代的瓷器等都埋在了城墙地下。因此,许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在北二环捡到过精美的明青花瓷片。
途径三:枯井下觅宝。瓷片容易埋在地下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垃圾不像现在这样集中处理,儿乎就是就地掩埋的状况。其中枯井也是瓷片藏身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人们饮用井水,当一口井不出水时,人们就会把碎瓷片等填到井里,或者是打水时不小合落下瓷器。枯井下的瓷片一般保存得都比较好,因为那个时期地下水位比较高,有利于保护瓷片少受损失。
4月5日,中沙考古队员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展开工作。正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沙联合考古队日前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与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
3月22日,“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正式启动。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中方队员一行5人,于3月26日至4月13日开赴沙特阿拉伯,与沙特考古人员组成“中沙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往北即是著名的朝圣贸易港口——吉达港(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者同为麦加朝圣贸易港。201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曾派出考察队伍,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前期考察,在红海之滨的一片盐碱沙滩地上找到该遗址,现为一片废墟,地表可见散落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残片及零星的碑刻等。
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适用本条例。第三条 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遵循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保障大窑龙泉窑遗址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促进遗址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四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并与相关的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和旅游开发等专项规划相衔接。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协调机制,研究解决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
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工作。
遗址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
遗址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第六条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工作的指导、监督、管理。
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遗址的调查研究、保护加固、巡查监测、宣传展示和藏品征集保管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市、县(市)发展改革、财政、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水利、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应急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相关工作。第七条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市人民政府予以适当补助。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义务,有权劝阻和举报损害大窑龙泉窑遗址的行为。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设立基金、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
对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奖励。第二章 保护管理第九条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以下简称遗址保护规划),是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的依据。遗址保护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如需修订或调整的,应当由遗址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提出方案,并按原批准程序报批。第十条 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根据遗址保护规划,由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依法竖立标志碑和界桩,并向社会公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刻划、涂污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标志碑和界桩。
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四至范围根据考古发现或者研究成果需要进行调整时,按原批准程序报批。第十一条 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保护对象包括:
(一)窑炉、作坊遗迹及其他反映瓷器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瓷器、窑具、制瓷工具及其残片等埋藏或馆藏的可移动文物;
(三)历史地形地貌、运输路线、码头遗迹、历史建筑、传统村落格局肌理等历史环境;
(四)与大窑龙泉窑遗址相关的民间文学、传统技艺和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其他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第十二条 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范围是指对大窑龙泉窑遗址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
在遗址保护范围内,除符合遗址保护规划并经依法批准外,不得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第十三条 在遗址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文物;
(二)盗掘、非法采集瓷器、瓷片和窑具等文物;
(三)改变遗址环境地形地貌现状的采石、采砂、挖建沟渠池塘、平整土丘和深翻土地等行为;
(四)损毁文物保护设施;
(五)其他损害遗址保护的行为。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