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陶瓷发展三大突破及三大阶段
决定陶瓷器本质的条件除了内在的原料成分外,还同外在的窑炉有无乃至烧成方法分不开。换言之,一定的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才能生产一定品质的陶瓷。我国古陶瓷窑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古陶瓷性质的变化。总的看来,是由升焰式逐步发展为半倒焰式与平焰式。由于结构的限制,升焰式窑炉的温度、气氛都不具备烧成瓷器的条件。而半倒焰式窑炉既可烧陶也可烧瓷。例如前面所说的无窑“累坯露烧”和“穴窑”以及升焰式圆窑、方窑等都属于升焰式,“馒头窑”属于半倒焰式,“龙窑”属于平焰式。
原始的烧陶方法是不用窑的。不仅从文献上得知的唐代西北一带曾保留过这种古老的烧法,而且根据最近的实地调查,至今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无窑烧陶法”仍然持续未变。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铺放适当的柴草,放置晒干或烘干的陶坯后再用干柴草包围四周及顶部,外面涂抹一层薄黄泥浆(约1厘米),并留有通风小孔,以免燃烧过快。然后将地面柴草点燃,任其自然升温,约经二至八小时便可烧在陶器。由于这种烧陶法不能控制升温速度,尤其当周围柴草燃烧时,使陶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只能烧低温(约800℃以下)的氧化气氛,所以烧成的陶器呈红色或褐色。而一部分和草木灰接触的陶器则因受烟熏而成灰陶或黑陶。
从无窑到有窑烧制陶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以“穴窑”出现最早,今日考古发掘所见,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南北各地商代以前的陶窑,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少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穴窑有竖穴、横穴之分,小的只烧一件陶器,大的直径可达一米。有的穴窑底部分布进火孔( 孔),孔下是火道。从发掘的古窑址看来,进火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大小及数目各不相同。火道的排列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围绕窑床一圈呈环形(如陕西汾县下孟村陶窑),有的并列分支(如河北邯郸涧沟村陶窑),有的呈非字形(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还有的穴窑并无带 孔的窑床,火膛和窑室是连成一体的,陶坯放在垫柱上(如河南陕县三里桥与山西芮城东庄村的陶窑)。
虽然穴窑四周有窑壁,可以避免大量的冷空气,使烧成温度略有提高,但也很难控制空气量,所以仍是烧1000℃以下的氧化焰。产品多为红陶、褐陶。如果投柴过多,或将窑顶封闭,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碳素,使陶器薰烟而成灰陶、黑陶。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往往同时出土,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灰陶、黑陶也不例外。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在氧化气氛而且熏烟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
这种挖在地下的圆窑直到商代仍在使用。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有的达到1.5米(如河北邢台曹演庄陶窑)乃至1.8米(如河南郑州碧沙岗陶窑),而且多数将燃烧室的位置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也比较宽大。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窑在结构上有了许多改进,从而才有可能提高烧成温度。如郑州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为1000℃上下,而硬陶的烧成温度竟达1180℃左右。同地出土釉陶的烧成温度也与此相近。这种“釉”是用铁作为着色剂而烧成的铁青釉,釉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属于石灰釉范畴。由于各窑的烧成气氛不尽相同,或为氧化,或氧化与还原兼而有之,所以呈浅黄绿或灰青色。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陶瓷史上一次很大的飞跃。
进入周代前后,陶窑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根据多年来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陕西一带的西周窑炉在结构上又有了较大的改进。如窑后有烟囱,有窑顶、窑床平坦,无出火孔,窑壁近于垂直,燃烧室移回窑床前下方,有窑门和通风道,以及窑形近于椭圆等。但是,这些优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在同一座西周窑址上。据推想,著名的沣西张家坡的西周窑很可能就具备了这些特长。因而具备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条件,方能烧出那种基本上烧结,矿物组成接近于瓷器,烧成温度近于1200℃的器物。其它如山西侯马东周窑址出土的已经烧结,烧成温度高达1230℃的釉陶,当然也应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这样结构的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馒头窑”,或者说它是挖在地下的馒头窑(参见表17)。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的湖北江陵毛家山窑的设计,已在地面上建窑床,床面平整,无火道及出火孔,其前方设燃烧室,呈扇形,窑室呈椭圆形,并用窑室将燃烧室包围在内,窑后设一烟囱,窑前设窑门,门前设有通风坑道,兼用于存灰,有窑顶。这种建在地面上的镘头窑,更为后世窑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应该说,由穴窑到将窑建在地面上,又是一大进步。
这种“馒头窑”的特点是,火膛和窑室合成一个馒头形的空间。当火焰自火膛喷向窑顶时,因为顶上没有出路,便倒向窑床,流经坯体而将它们烧熟,烟气从排烟口、竖烟道排出窑外,所以是半倒焰式。
馒头窑靠夹墙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一定的空气进窑,因而烧成温度较高,可以达到1300℃,可以烧还原气氛。发掘结果证明,我国北方不少古瓷都是在这种窑里烧成的。例如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博山窑以及耀州窑等。其中耀州窑早自北宋时期就已经使用煤作燃料,而且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博山窑在北宋早期虽然烧柴,实际上已是全倒焰的圆窑。可见我国用煤烧窑和倒焰窑的发明都比欧洲早以一千年以上。
我国南方并非没有此种馒头窑,例如在南京雨花台眼香庙就曾发现过六座直径约三米的馒头窑,而且也是全倒焰的圆窑。然而,更多的还是“龙窑”。
龙窑的历史据现在所知,最早的为广东增城的战国时代龙窑,其次为浙江上虞的东汉、三国、两晋龙窑,丽水的南朝龙窑,江苏宜兴的唐代龙窑,浙江龙泉、广东潮安、福建建阳、德化的宋代龙窑,以及云南建水、四川荣昌、广东石湾等地的明、清时期龙窑。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广泛应用,连绵不绝,直到今天仍在许多地方继续保留,并有所发展。
根据推断,那种火膛与窑室连成一体的升焰式方窑发展到后期,将窑顶封闭,窑身倾斜,最低的一端为火膛,最高的一端开排烟口,便成为龙窑。由于窑身为长条形,依山傍丘倾斜构筑,犹如一条火龙自空而下,因而有“龙窑”之称。窑身的长度随同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加,例如上述的占国龙窑长不足10米,三国龙窑长约13米,到唐代为40米左右,南宋时期更发展到45~53米。
由于龙窑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烧成时间和产量,因此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了长期实践和反复思索,终于摸索了比较合理的一种形式,使窑头坡度大,易于上火,窑尾坡度小,易于存火。否则坡度过大就会增加抽力,使大量的冷空气进入窑内而降低温度,不易维持还原气氛,影响产品质量。例如从考古发掘的古窑址来看,东汉的两条龙窑后段斜度和为21和14度,均比现代龙窑大。三国时期的龙窑前、后段的倾斜度同现代龙窑正好相反。只是西晋龙窑的后段斜度为10度(前段窑址因遭破坏无从得知),比较趋向合理。
龙窑的主要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尤其是使用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而且火焰较长,便于快速烧成,并维持还原气氛。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影青瓷、黑釉瓷(如建窑“兔毫”、“油滴”,以及吉州窑的“玳皮”“鹧鸪斑”等)大多是用这种窑烧成的。
我国古代聪明的制瓷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龙窑的这些优点,掌握了它适合于焙烧坯胎较薄、粘度较小的石灰釉瓷器的规律,终能烧成所谓“类冰”、“类玉”那般纯净莹沏的越窑青瓷,乃至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那样空前精致的影青瓷器。尤其这种体薄色青、具有半透明性的瓷器的制作成功,除了具备龙窑的优良烧成条件外,当然也关系到瓷土纯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解决。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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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艺术品,中国陶瓷在国际上仍是绝对优势。
陶瓷类商品,在国际上,只能说我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原料基地,世界上有名的陶瓷类商品生产商都在中国购进成品货到他们本国再深加工,只是多了几道技术程序,但在质量和价格上却是天壤之别。
陶瓷大师可以花费千万元来购买,这消息确实叫人惊讶,有一则消息【起底被取消中国陶瓷大师的91名人员名单】后来经过查证是假的,不过陶瓷大师的乱象并不是假的的,国家民政部门也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认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评选无效,所以这些陶瓷大师已经被社会质疑,这本身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人民在线的一个山寨网站,其实就是利用民政部门的事情做的假消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陶瓷大师的称号确实被民政部门宣布评选不无效。这些人花钱买陶瓷大师,是因为人们花重金来购买一些所谓陶瓷大师的作品,而且市场十分火爆,当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些大师的作品可以升值。
陶瓷大师的作品未来有升值空间,只是人们花重金买作品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陶瓷大师的作品,可以送人。当然送人当然不是一般的送礼物给朋友和亲戚。而是贿赂起来比较的方便,这是一些极个别人的思想,但是也是一个不正之风的反应,需要引起注意。
现在中国有一些的电视台,每天播放一些鉴宝类的节目,这一下陶瓷类的古董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现在很多人买一些陶瓷大师所谓的作品,希望收藏起来可以变成留给子孙的纪念品。将来可以变成古董,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之下。很多人开始盲目的购买此类产品,这就是现在人们花重金求大师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1、夏、商、周时期的陶瓷文化
商朝殷虚的遗址中挖出的陶片、陶罐包括很多种款式,有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以及带釉的硬陶,这些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文字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青器有密切的关系。青器的成本高只能为贵族享用,广大民众的各种生活器皿只能采用陶器。因此可以了解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釉色青绿而带褐黄,胎质比较硬,呈灰白色。
陶器在此时已经不再局限于盛物器皿,应用范围变广,大致可分为日用品类、建筑类、殉葬类、祭祀礼器类。朝廷对于制陶工作也格外重视。
2、秦汉时期陶瓷文化
秦汉的建筑多采用木料来架构,不易久存,所以一些伟大的建筑,如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未央宫,都无法完整保存下来,但仍可在残存的废墟中发现瓦当及汉砖等遗物,藉以略窥古代建筑的规模。
3、隋唐时期的陶瓷文化
西元589年,杨坚篡北周并南陈,统一中原,改国号为隋,隋的朝代虽短,但在瓷器烧制上有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烧造,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历史有着极其密切而久远的联系。特别是陶瓷的发明及技术进步,对人类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陶瓷发展的历程,既是一种社会发展重要的时代标志;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重要的时代标志。
中国的陶瓷发展其路漫漫,中国陶瓷作为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陶瓷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在经济社会中,陶瓷既是工艺美术品,又是商品。
陶瓷作为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它是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的高度统一。陶瓷在积淀和物化中国文化的同时,产生并形成了特有中国陶瓷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陶瓷的价值,不仅在于工匠所倾付的心血和感情,也不仅在于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更在于它是奠定当时艺术的基石,从而开启了传统文化的先河,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瑰宝。
陶瓷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中国陶瓷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的人们身上和全部财富中的生活方式之总体的东西,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陶瓷既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又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
瓷器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烧出所谓的“原始青瓷器”;东汉时期烧制出了成熟的瓷器;自魏晋南北朝而到隋唐时代,制瓷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到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进入了发展兴盛时期,创烧出了许多新的品种,由单色釉发展到多种彩色釉,装饰纹样繁华复杂;由名窑的此消彼长,最终使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陶瓷历史悠久,所以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除了“四大发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陶瓷了。中国的英文名称(chlna),就由此而来。但大多数并不了解陶瓷。在他们眼里,陶瓷一体,事实上,
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产生在先,用粘土制坯;瓷产生在后,用瓷土制坯,而且两者烧制的窑温度也不相同。
古代陶瓷的发展(以下主要是讲古代陶瓷的发展一事) 早在新时期期时,我们的祖先就拉开了陶瓷发展史的序幕。一开始,陶瓷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容器或餐具。后来陶瓷制造逐渐脱离了实用主义,出现了只作为装饰功
用的产品。殷商初期,随着烧制温度的不断提高,瓷器初具雏形。
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瓷器是青瓷。与比陶相比,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而且表面涂上了一层釉,防漏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算是进步。但在早期,经常出现露胎流釉
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制坯时,瓷胎涂满釉质。在烧制过程中釉质受热熔化,变为液体,流到地面上,冷却后又变回固态,把瓷器与地面粘连起来。当时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遇
到这样的情况,师傅们只能用小榔头敲击瓷器底部,以把它同地面分开。这是个投鼠忌器的过程,力道的把握非常困难,劲小了,根本敲不下来;劲大了,又会使瓷器上产生
裂纹,影响品质,甚至会把瓷器打碎,那前面的所做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有人发明了“半釉”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在制胎时只把釉质涂在器物的上半部分,
并且稍微涂得厚一点。烧造时釉质受热后向下流,流到器物最底下刚好流完,而不会滴到地面上,这样冷却后就不会和地面发生粘连,很容易的就可以拿起来了
。东汉时,浙江的越窑的青瓷逐渐成熟起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至魏晋南北朝,青瓷已经独霸中国的瓷器市场。但是它已经得意不了多久了因为,此时,白瓷在北方悄然兴起,
并在青瓷的强大统治下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岁月的洗礼,唐朝时已经和青瓷分庭抗礼。两者各领风骚,有“南青北白”之说。唐朝的彩陶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最大的成就是人
们后来所熟知的“唐三彩”。唐三彩主要由黄、绿、白三色的釉彩涂于胎身,因此得名。其造型丰富多样,有各种人物、动物、花鸟等,其中最出名的,要属唐三彩的马。
随着唐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国瓷器市场格局重新洗牌。到了宋朝,瓷器产品打上了地方风格的烙印,形成一个个“瓷器割据”。总体上可概括为“五大名窑”,就是人们常
说的官、哥、汝、定、钧。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中国陶瓷到明清时期更加灿烂辉煌。瓷器不再单调乏味,而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有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黑釉等,
其中黑釉是用来描边的。明代宣德的瓷器在落款上极为讲究——真品上的落款中,“德”字右半部分“心”字之上的一横是省略的,但是宣德炉除外。因为宣德炉是皇家使用
的,所以不能残缺。德化窑的产品质地极脆,制作小型瓷器尚可,大型器物则容易变形,但非常适合佛像,传世的德化窑佛像价值很高。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
陶瓷制造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景德镇依然稳居陶瓷生产的重要中心。清朝瓷器质量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高。清朝的统治者非常关心陶瓷业的发展,曾多次
颁布特别御令,直接指导官窑的生产活动,对每一件瓷器的器形、样式、尺寸、纹路等都有明确的批示。这个时期,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朝
廷把一些御用瓷器的制造工作外包给民窑。由专门的机构设计好瓷器的样子,同时计算好所需银两的数目,一并交给民窑。民窑拿着银两去购买原料,按要求进行烧制。如果
烧出来的瓷器不合规定,或者制作过程中出现事故,导致原料无法使用,损失必须由民窑自己掏钱承担。无论返工多少次,朝廷绝不再播一两银子,根本不会去管民窑是赚还
是赔。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自负盈亏。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把官搭民烧归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因为朝廷可以凭借皇权,肆意
压低价格。但我认为这样简单的评价有失偏颇。实际上,当时参加“官搭民烧”的民窑中,真正赔钱的极少。原因有三:一是参加御用瓷器的烧制,有助于提高民窑的生产技
术和效率,在提高瓷器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二,因为是在和皇家做生意,窑厂的腰杆就硬了,这相当于做了广告,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第三,参加官搭民烧
的窑厂同时也生产民用的瓷器,当然价格会比普通窑厂的产品要高,但是买的人却不减反增。总之,因为烧御用瓷器所赔的钱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赚回来,还会有丰厚的盈余。
由此可见,“官搭民烧”促成了朝廷和民窑的双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否则它不会延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