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瓷器,和他的来历,朝代

一方面，老瓷片作为反映古时瓷文化的标本是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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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

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

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

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

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

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

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

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

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

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

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

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

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

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

“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

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

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

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

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

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

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

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

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

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

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

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

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

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

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

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

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

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

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

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

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

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

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

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

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

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

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

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

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

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

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

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

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

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

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

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

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

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

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

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

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

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

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

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

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

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

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

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

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

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

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

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

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

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

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

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

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

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

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正是由于定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近日有消息说定

窑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参加过定窑

发掘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正如刘世枢所说：“我们对文物进

行发掘或者保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遗址将来会怎么

样，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是分内的事，而现在回头去

看，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子孙留

下了一笔历史的财富。”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遗址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经专家研究试验已摸索探究出来，并在其主要产地临城县被仿制成功，千年名瓷重新放出迷人的光彩。

——《邢窑·百度百科》

邢窑遗址发现的亲历者

邢窑是我国古代烧制瓷器的著名窑厂，是唐代烧制白瓷的中心。唐代以南方烧制青瓷的越窑（今浙江余姚）和北方烧制白瓷的邢窑最受人们推崇，大体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陆羽《茶经》这样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从唐代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其质量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同时，也因其数量增多，又因其物美价廉，除为宫廷使用外，还畅销各地为天下通用。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到了元代以后，邢窑却神秘地消失了。唐代邢窑遗址在哪里？成了近代古陶瓷史学研究的“斯芬克斯”之谜。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傅振伦、冯先铭、叶喆民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

1980年初，临城县二轻局成立了“邢瓷恢复研制小组”，张志忠所在的陶瓷厂也参与其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西双井等在内的邢瓷窑址18处。1981年春天，张志忠首次与专家一起参加临城县祁村唐代邢窑遗址的挖掘。扒开1.5米厚的黄土，发现了60公分厚的瓷片堆积层。深埋在地下一千年前的一件件器物标本渐渐浮出，那“釉色洁白如雪”的细白瓷残件、那保存较完整的“瓣口瓣腹瓣足盏”、“平沿弧腹圆足托”、“短颈短流鼓腹执壶”、“提梁刻花马蹬壶”、“唇沿浅腹玉壁底碗”，让他惊叹，从此张志忠与邢窑结下不解之缘。

1981年4月25日至27日，邢台地区科委、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考古工作者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与会专家首先考察了瓷窑遗址，对出土器物进行了鉴定。大家一致认为，临城发现的瓷窑遗址，应是“唐代邢窑”或者说是“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5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临城探寻到新的唐代瓷器窑址——出土的白瓷器物就是著名的唐代邢瓷》、《“邢窑之谜”的解开》等报道，将我国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公布于世。

1984年夏至1985年夏，内丘县先后发现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至1990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对所有已发现的窑址进行逐一调查核实，确定邢窑窑址21处。到2011年，确认邢窑遗址26处。

邢窑研究的三十年，是张志忠人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三十年，张志忠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并记述了邢窑研究的几次成果：

1988年至1992年，邢窑考古队发掘了内丘县城区及临城县祁村、山下3处窑址，为邢窑的粗略分期断代以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提供了依据。内丘县西关窑址出土了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这一发现将我国薄胎细白瓷的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千年，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

1997年9月，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对邢台市顺德北路施工工地发现的隋代邢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首次明确了邢台市城区内也存在着丰富的邢窑遗址，出土的黑瓷筒瓦、板瓦、尖顶桃形器等建筑构件，是已知我国最早的建筑瓷器。对研究建筑瓷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物证。

2003年5月至8月，河北省文研所对内丘县步行街（礼堂）建设施工工地所涉及的邢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一些唐代的细白瓷碗、盒、罐类的器物底部或盖子上，刻有“盈”、“官”、“翰林”字款，为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相应款识的白瓷找到了窑口。特别是出土的十余件“官”字款器物，改变了古陶瓷学界一直以来认为是定窑特有款识的观点，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

2011年，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临城县文管所对西瓷窑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不仅发现了金元时期的窑炉和作坊，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白底黑花与刻印花瓷器标本，特别是白底黑花瓷器标本，不但为邢台一带出土的相应瓷器解决了窑口归属问题，还反映了邢窑与磁州窑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邢窑研究的佼佼者

1987年以来。张志忠相继发表了20余论文，出版了6部专著，从邢窑瓷器的工艺技术、装烧方法、装饰风格、化学组成等诸多方面，对邢窑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确定了邢窑烧造的地址及年代，解决了邢窑遗址之争。确立了邢窑隋代透影细白瓷在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历史地位，提出了“邢窑白瓷是对越窑青瓷的超越和发展”的观点，批驳了“邢不如越”的旧论，从而奠定了他在邢窑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关于邢窑烧造的地址及年代，张志忠认为：邢窑的烧造历史从北齐、隋代、唐代至五代、宋、金、元、明，源远流长。包括内丘、临城、邢台的窑址，均为邢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集中在高邑县北焦村以南（2011年3月，在此地发现初唐时邢窑窑址，当时高邑和临城为一县管辖，名曰房子县），邢台县西坚固村以北约七、八十公里，宽约三十公里的地带。解决了邢窑遗址“内丘”、“临城”之争。

邢窑白瓷在隋、唐时期最为鼎盛。在隋代，邢窑窑工不仅发明了白瓷，而且成功创烧了薄胎透影白瓷。这种透影白瓷薄处不足1毫米，瓷化程度很高。有的肉眼已分不出胎釉，达到了半脱胎的程度。而江西景德镇窑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才烧制出同类瓷器。

为了弄清邢窑隋代透影白瓷的内在结构，张志忠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透影白瓷残片进行化学分析，发现透影白瓷粘土原料中氧化钾含量很高，胎釉中引入一定量的钾长石，瓷坯中长石的配比量高达40%以上。这种采用石英—长石—粘土三元系统原料配制而成的古代陶瓷产品，胎釉硬度较高，与传统一元配方的瓷器相比，其质量有显著提高。我国北方地区富产高岭土，而且还有丰富的石英、长石等制瓷原料，加上邢窑高超的工艺，使得透影白瓷脱颖而出，光艳照人。张志忠认为，邢窑透影白瓷的物测结果，为“硬质瓷”烧成于中国提供了有力证据，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关于邢窑白瓷在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历史地位，张志忠认为：细白瓷的发明是邢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邢瓷窑场自北朝末期开始，到金、元之际，烧造的时间长达八百余年之久。它的主要技术成就就是创烧成功精细白瓷，结束了自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中国陶瓷史上形成“南青北白”争奇斗艳的两大体系，标志着我国古代陶瓷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邢窑不但烧制出于青瓷完全不同的新品种——“白瓷”，而且不断改进配方，由一开始的粗白瓷向不用化妆土的细白瓷转变，质量迅速提高。到隋代中晚期，就已经能够烧制出符合现代细白瓷标准的产品。据计算，邢瓷的胎质和釉质，是经过1320℃以上的高温烧成的。邢瓷的物理性能，与现代世界制瓷业最先进的所谓“硬质瓷”的烧成物理要求十分接近。邢窑从产品的种类上说已多于越窑，质量也有过人之处，因此，说“邢不如越”，今天看来是无法成立的。

让千年邢瓷重放异彩

2012年8月3日，张志忠带我们走进临城县普利街邢州窑陶瓷艺术有限公司。和公司一墙之隔就是临城县著名景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普利寺塔。

院内摆满了一排排制好的坯，瓶、壶、罐、坛，虽然还没上釉，却已显出它的古朴典雅之美。拉坯机旋转着，张志忠现场为我们表演拉坯，只见一团白色的胎泥在他的手中一会儿功夫便变出圆圆的瓶身，细细的瓶颈，圆润的瓶嘴，一个梅瓶便成型了。

张志忠深有感触地说：“别看拉坯才十分钟，我可是练了三十年的功！”

张志忠出生于临城县西镇村，1979年他高中毕业后，父亲问他想干啥工作，那时，农村做木匠活很吃香，他想到县木器厂学木匠，结果父亲把他安排在离家20多里的县陶瓷厂工作。没想到，这一安排却“歪打正着”，使张志忠与邢瓷结下一世情缘。

当年县陶瓷厂主要生产面盆和大缸等产品。因他长得瘦小，领导担心他没力气，搬不动大缸，便把他安排在厂美术组，负责设计、绘图和一些技术性问题。

当时，张志忠只知道瓷器是百姓和面、装米、吃饭等生活的日用品。只是因为厂里搞邢窑恢复研究工作，在祁村找到了唐朝细白瓷窑址，才使他真正爱上了白瓷。

邢窑遗址出土的白瓷器物，具有圆唇、短颈、丰肩和鼓腹的特点，状如花瓣，形如玉壁，色如霜雪。形体线条有直有弧，有行有止，有抑有扬。或一气呵成如飞瀑直泻，或轻拢慢捻若小桥流水。线条饱满酣畅，制作规整精细，釉色银白恬静。唐代邢窑工匠将玉石雕刻、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应用于陶瓷制造上，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庄重大方，雍容华贵，美不胜收。

邢窑白瓷，如大海一样浩瀚无边，如高山一样耸入云端，张志忠潜心钻研，倍感它的珍贵。他决心要传承白瓷的烧制技术，让千年白瓷重放异彩。

1981年4月，在临城召开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上，一位北京的陶瓷专家说：“不解决拉坯技术，恢复邢瓷只是一句空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张志忠。

北方拉坯工艺几近失传，于是张志忠慕名去了景德镇，他花2角钱买了一张参观古窑瓷厂的门票，在这里看到了拉坯的老师傅，可一打听让他傻了眼，这儿技术不外传。

经了解得知，这个厂办室主任是临城东镇人，他找这位老乡帮忙，可好说歹说厂长仍然不同意。于是，他在附近找了一个简陋旅店住下来，每天找厂长软缠硬磨，29天后厂长被他的真情所动，破例让他进厂学徒。他拜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退休的70多岁的拉坯大师程光逵为师，每天利用中午或晚上下班后的时间，用别人剩下的泥跟师傅学艺。师傅答应他每天跟着在自己家中学艺，又练了三个月，他初步掌握了拉小件坯的技术，便告别师傅，回到临城。

张志忠在做大件拉坯时又遇到了难题，于是，他又向师傅请教。师傅不顾年老体迈，从景德镇赶往临城，手把手教他，使他逐步掌握了大件拉坯的技术。他断断续续跟师傅学习不到一年，使他受益终生。

1981年12月，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来到临城考察邢窑遗址，张志忠做了一只花口深腹碗，送给路易·艾黎先生作礼物。

1983年，河北省轻工业厅成立了由临城县经委、唐山陶瓷研究所参加的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承担“邢窑恢复研究”课题。1984年，该课题又被列入轻工业部课题。1985年，张志忠被破格调入县文保所，之后，张志忠和有关专家在内丘、临城进行了大量实地勘查，确定了邢窑的窑址范围，并对实物和资料，从艺术造型、装饰技法、以及工艺技术路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张志忠经过上百次试验，成功仿制出玉壁底碗、玉环底碗、平底碗、执壶、白瓷盒、白瓷瓶、白瓷坛等20多种产品。该课题于1987年1月15日顺利通过省部级鉴定。专家鉴定委员会认为“用手工拉坯成型，按照唐代邢窑工艺程序和造型装饰艺术做出的产品是成功的，达到了试制的目的，胎釉特点比较准确，基本接近唐代邢瓷的艺术水平。”

三十年卧薪尝胆，三十年打磨锤炼，三十年跋山涉水，三十年青灯黄卷。张志忠潜心研究邢窑文化，传承发展邢瓷精湛技艺，渐入佳境。终于在2010年登堂入室，蟾宫折桂。

张志忠的工作室，我们看到绘制在邢瓷上的瓷画，眼前一亮：“龙腾盛世”，群虾嬉游；鹰击长空，“大展宏图”；牵牛花开，“蒸蒸日上”；构图雅致，笔触清新，晶莹剔透，色彩斑斓。细细端详，落款为“李春造”。张志忠介绍说，李春造是河北巨鹿人士，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第三代嫡传弟子，人称当代“虾王”。其精品佳构曾被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收藏。这批瓷画由李春造创作，张志忠亲自烧制。为了把大师作品的意境完美地再现，张志忠在画纸上配色，突出质感，然后配瓷、配釉，先烧盘，再制版，再烧盘，经过上百次试验，用了上千个盘子，终于达到透明透亮的效果。虾王瓷画，邢州白瓷，珠联璧合，美不胜收。

如果把邢瓷比作张志忠的恋人，那么台湾地区著名词曲作家梁弘志的《读你》，便能恰如其分表达张志忠对邢瓷的深情：

……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象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怜,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在张志忠眼里，邢窑是一部永远读不完、读不懂的书，他用眼看，用心读，一次比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悟，日新，日新，日日新。

在张志忠眼里，邢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每当他迷茫、困惑、无所适从的时候，他总是从邢窑那里，汲取营养、智慧和灵感。

在张志忠眼里，邢窑是一位女神，她美若天仙，夺魂摄魄。在她面前，张志忠崇拜得五体投地。总是恭恭敬敬，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恭。

“我这一生注定离不开邢瓷了。”张志忠说。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黄釉器有碗、注壶等。），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红色者为红定珍稀传世极少。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族劳动人民的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瓷器

◆瓷器产品简介 景德镇自五代时期开始生产瓷器，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郑和下西洋与景德镇瓷器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及欧洲地区的人十分喜欢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公元1405年 (明永乐三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促进了中国陶瓷远销海外，扩大了中国陶瓷的声誉，也极大地推动了景德镇的陶瓷国际贸易。这些情况在《明史》和郑和随行翻译费信著的《星搓胜览》都有记载。郑和下西洋对发展中国的陶瓷生产 , 特别是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瓷来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青瓷、福建白瓷，扬名海外，并由东非传及欧洲，使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名声大振，海外需求大量增加。当时不但海外商船相继到泉州，并派人到景德镇、杭州贩运瓷器绸缎等商品，而且明代国内不少大商人如李锦、潘秀、郭震等，大量装载瓷器等物出海销售，满足海外需求。当时巨商郑龙芝兄弟，拥有商船百艘，海员千余人，常到景德镇采购青花瓷、茶叶，去浙江采购绸缎，然后派遣海船运到东南亚、阿拉伯、东非各地销售，深受欢迎。后来，日本著名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率学者在东南亚、非洲考察了中国古代陶瓷输出亚非各国的大量碎片，著有《陶瓷之路》一书，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也是古代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贸易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礼品与景德镇瓷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景德镇曾烧制过供中共 领袖毛 泽 东使用的“毛瓷”、上海“APEC”用瓷。

◇1951年，景德镇制作的“水浒故事瓷盘”由当时的中共 领袖毛 泽 东作为国礼赠送给前苏联领 袖斯 大 林，后该瓷器为俄 罗 斯国家博物珍藏。

◇1970年，时任中共副总理的邓 小 平将景德镇的青花文具作为礼品赠给日本皇 太 子和日本首 相 福 田。

◇1972年，美国 总统泥 克 松访华，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 恩 来以景德镇的青花餐具赠与泥 克 松。

◇2002年，中共 总书记 江 泽 民 访美时，将景德镇的釉中彩“吉祥如意”餐具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 总统 布 什。

上述事件，景德镇官方将其作为荣耀，在介绍景德镇陶瓷历史和文化时大加引用和宣传。

·郭 沫 若与景德镇陶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科学院 院长 郭 沫 若曾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句盛赞景德镇的陶瓷历史和文化。当时郭沫若的言辞在中国大陆有较大的影响力.，景德镇官方也将他的诗句作为宣传景德镇及景德镇瓷器产品的一种权威印在一些宣传性的出版物上。

【景德镇陶瓷文化宣传及陶瓷产品展示场所】

·中国陶瓷城 中国陶瓷城位于景德镇西郊，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建设起来的特大陶瓷产品交易基地。

·锦绣昌南中国瓷园 锦绣昌南中国瓷园位于景德镇市昌江以西的迎宾大道北头西面，属中国江南徽派古建筑风格，集陶瓷制作、商贸展览旅游、居住、休闲、物流集散，陶瓷文化研究与交流为一体的景观园区，是景德镇市十大旅游景观之一。

·景德镇瓷器友谊商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经济时代，景德镇瓷器友谊商店曾经是外国游客旅景的必到之处，也是外国人购买景德镇瓷器产品的首选商店，位于景德镇市最繁华的珠山路。景德镇瓷器友谊商店建筑雄伟，外观十分气派，店内经营着代表当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高端陶瓷产品，是当年旅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许多外国人从友谊商店的陶瓷商品了解到景德镇当代陶瓷工艺水平的精湛。现今景德镇瓷器友谊商店已经不再经营景德镇瓷器。

·景德镇陶瓷馆 景德镇陶瓷馆位于市区的莲社北路，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要展示区。该馆陈列有五代的青瓷、白瓷；宋代的青白瓷；元代的青花瓷、卵白瓷、釉里红；明代的青花瓷 、五彩瓷、斗彩、各类颜色釉瓷；清代的数十类精品陶瓷以及景德镇市现代各陶瓷工厂、陶瓷研究所和陶瓷名家的作品也都有收藏。景德镇陶瓷馆官方简介称该馆的陶瓷藏品真实地反映了景德镇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展示了历代景德镇陶瓷工人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创造。景德镇陶瓷馆非常出名，旅景的中外国游客一般都会去景德镇陶瓷馆参观游览。

·瓷器街 在景德镇市中心的休闲广场附近有一条很有名的小街道，地图标识为莲社南路，景德镇民间一般称它为瓷器街。在这条狭小街道的两边布满了经营景德镇瓷器的商铺，其中以金昌利陶瓷商厦规模最大。外地旅景人士很喜欢去这条街上逛，选购自己称心的瓷器产品。瓷器街是景德镇现代陶瓷文化的重要展示区。

·瓷都之争的缘由 对于“瓷都”到底是指中国的哪一个城市，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给出特定的答案，也就是在代表政府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并未象“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一样那么明确而且特定。近年中国几个较有影响的行业协会将中国的“瓷都”称号分别授给了景德镇之外的两个城市：福建德化和广东潮州。这一“封都”行为在景德镇的反响非常强烈，景德镇认为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瓷都”。

·景德镇官方及民间对“瓷都”的理解和态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大多地方一说到“瓷都”，一般都会定向指向江西省的景德镇，在景德镇当地，“瓷都”也是作为自己城市的代名词，并以千年的制瓷历史和雄厚的陶瓷文化加以佐证，景德镇官方网站也以“中国瓷都”冠名，并认为中国其他产瓷地号称“瓷都”是与景德镇争名。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