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发展经历哪三大阶段

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粘贴于佛山政府网政务公开专栏）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佛山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产业的发展对佛山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陶瓷行业竞争的加剧和形势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内外因素影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小进也退的严峻局面。

本文首先详细阐述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状，包括其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最后，展望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前景，指出其发展的方向是：走可持续道路、做强区域品牌、增强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等。

关键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历程；展望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谈及陶瓷，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佛山。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佛山的历史文化多种多样，而陶瓷文化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传播最广的。石湾陶瓷则更是佛山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使佛山获得“南国陶都”的桂冠，并延伸发展了“大佛山陶瓷”地域经济的概念。

一、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

佛山是镶嵌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佛山陶瓷历史源远流长，南风古灶，五百年窑火不断，石湾公仔，享誉中外。佛山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建国以前的辉煌与没落

佛山石湾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佛山的陶瓷业由停滞而趋向衰弱。国民党统治时期，佛山陶瓷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渐萧条、衰退，洋瓷输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至解放前夕，佛山的陶瓷业已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它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二）建国之后的重新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我国陶瓷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陶瓷工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石湾为中心，生产美术、化工和建筑陶瓷产品，在国内及出口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口量在70年代占全国的20%。

但佛山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以石湾为龙头的佛山陶瓷业抓住千年未遇的发展良机，迅速调整生产布局，引进先进设备，改革生产技术，开发建筑装饰陶瓷，创造了千年陶都的再度辉煌。在只有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佛山陶瓷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80年代末。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开始起步，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的兴起。1982年广东佛陶集团率先在中国大陆引进第一条意大利年产30万平方米彩釉砖自动生产线，80年代中期，佛陶集团又率先在中国大陆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现代化的卫生陶瓷生产线，标志着中国陶瓷业迈出了告别传统工艺和传统生产方式的第一步。期间主要以国有企业为骨干，政府在投资、技术装备引进或开发等方面大力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广东佛山陶瓷集团可以称之为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发展的领军企业，当时的条件下，该企业在投资、生产、技术、产品、管理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培养了大批陶瓷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为佛山陶瓷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佛山陶瓷集团作为我国建筑卫生陶瓷的基地，聚集了当时各方面技术力量，生产不断上升，企业效益不断增长，因此带动了当地一些国有及集体陶瓷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陶瓷产品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当时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线许多设备要引进，投资大，项目建设审批、贷款等环节较多，建设周期长，生产技术门槛较高，所以生产的发展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卖方市场，企业的效益极好，压砖机被喻为“印钞机”。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佛山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实现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发展，供需达到平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适逢由佛山直接管辖的四个县接连改为由佛山代管的县级市，如南海县改为南海市、顺德县改为顺德市，这些刚成立的县级市政府为发展经济，鼓励发展陶瓷产业，石湾周边的乡镇，如顺德的乐从和南海的南庄、西樵、罗村大建乡镇陶瓷企业。同期广东率先进行企业转制改革，个人资本开始进入陶瓷产业，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开始转制为民营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变，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格局。同时佛陶集团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采取技术入股的形式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或咨询，促进了陶瓷业的快速发展，也为佛陶集团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这时的技术装备仍以进口为主，由于技术引进投资大、投资成本高、资金筹措难，装备国产化进程不断加速，不断有新的国产设备投入，如大型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随着陶瓷企业数量的增加，生产能力的扩大，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佛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佛山陶瓷产业在这一阶段获得快速发展，与政府的鼓励分不开。但是，因政府对陶瓷产业没有统一的规划，随处建厂房，还没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佛山出现处处冒烟现象，陶瓷无序竞争现象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此时，佛山陶瓷产业供需达到平衡，产品价格稳中有降，产品的内销主要靠本地和各地的陶瓷批发市场，产品的出口以补偿贸易为主，出口量不大。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是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发展提高时期。一些乡镇企业及私人企业，在当地政府（主要是镇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以其机制灵活、资金有保证，借助国内开发出的大型喷雾干燥塔、大吨位压机、宽断面辊道窑、抛光线等装备及新的生产技术，以低成本进入、低成本生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佛山陶瓷产业的主角。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一年时间里，佛山地区就有近200条新生产线上马，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增幅达到60％，业内人士称之为“白色恐怖”，供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出现。由于市场竞争开始升级，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因管理机制落后，设备经十多年的使用，已显落后，同时因没有技术改造资金，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市场竞争力下降，最后被自己培养的竞争对手打垮，只有选择退出。与此同时，从国有企业出来的各种技术人才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从事与陶瓷相关的配套产业，如化工原料、色釉料、陶瓷机械及广告公司等，促进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产品经销制和展厅销售的出现，也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产品的内销还是靠批发市场销售为主，据统计1998年佛山石湾的陶瓷批发市场就有13个之多，但因产品的品种和花色增加，部分企业已开始建大面积的展厅来展示产品，直接面向顾客销售，同时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到全国各地推销。因企业购买的设备主要是国产设备，出口补偿贸易逐步减少，一般贸易增多，但增速较慢，至1999年，佛山陶瓷年出口金额大约为7000万美元。

第四阶段是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佛山陶瓷开始走上技术创新、产品品牌战略和市场开拓的发展之路。因国内市场供大于求，陶瓷生产企业开始注重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大吨位压机、先进的宽断面辊道窑及自动化的新型布料系统被广泛使用，陶瓷产品品种不断创新，天然石类抛光砖、仿古砖、高档釉面砖和大规格的瓷砖等被开发出来，产品不但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而且部分达到国际水平，有较强的竞争力。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企业开始重视品牌的建设，在产品展示、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等方面下功夫，出现了较多知名的品牌。在这一阶段，佛山陶瓷产业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2006年佛山陶瓷企业547家、工业总产值572.74亿元、工业增加值164.92亿元、资产总计323.94亿元、利润总额21.41亿元、税收总额21.93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51280人，分别比2000年增长59.9%、245.9%、270.7%、51.4%、1197.6%、192.8%和31.8%，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1%、23.0%、24.4%、7.2%、53.3%、19.6%和4.7%。2007年，佛山规模以上陶瓷工业企业366家、工业总产值614.45亿元、工业增加值184.62亿元、出口交货值65.05亿元、资产总计293.72亿元、利润总额36.44亿元、税收总额18.09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24180人，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5.5%、7.3%、7.9%、3.5%、6.6%、9.2%、5.9%和7.8%。2007年佛山陶瓷产品出口总值14.9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5.7%，市场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轻工商会公布的2005年中国陶瓷出口50强中，佛山有13家，占全国的26%，占全省（23个）的56.5%。

二、佛山陶瓷产业现状

作为全国陶瓷产业中心之一的佛山，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一）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就

1、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目前，佛山有陶瓷生产线1000多条，建筑、卫生陶瓷年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40%和16%，全球的25%和5%，陶瓷机械约占全国的80%，陶瓷色釉生产约占全国的50%。

2、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商品集散及会展中心

目前，佛山形成了青柯、置地、华艺、沙岗、河宕等五大陶瓷专业批发市场，中国陶瓷城和华夏陶瓷博览城两大陶瓷展示和会展中心，江湾路和南庄大道两大陶瓷专业街，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同时，佛山拥有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和中国陶瓷城两大会展场馆，经过2004年的陶瓷会展业整合之后，形成了陶瓷产品展（中国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会）、陶瓷工业展（佛山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和陶瓷艺术展（陶艺节）三足鼎立的陶瓷会展格局。

3、已形成产业集群和成熟的产业链

随着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相关的配套产业如陶瓷机械、陶瓷原料、耐火材料、陶瓷配件和陶瓷包装等专业生产厂家也迅速在佛山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佛山还有陶瓷研究所、陶瓷产品检测中心、专业院校、发达的专业媒体、广告公司、运输公司、陶瓷批发市场和展览场所，目前佛山市这类相关企业和部门就有1千多家，形成了很长的产业链，聚集效益明显。据专家评估，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熟程度，在全国领先，已与意大利著名的萨斯索罗镇很相近。

4、技术在全国领先，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经过三十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我创新，佛山陶瓷产业已在技术上自成体系。从生产装备看，虽然总体水平与发达的陶瓷生产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设备佛山都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创新技术看，佛山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块彩釉砖、水晶砖和抛光砖等，可以生产出国外还不能生产的弧形砖，创新能力处于国内领先，部分技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从研发中心看，广东佛陶集团陶瓷研究所为国家级技术中心，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与景德镇陶瓷学院合作建立的中国建陶研发中心是国家级陶瓷研究所，而且部分企业内部还有省、市级技术中心。从产品检测机构看，佛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陶瓷实验室是国家级建筑卫生陶瓷检测实验室、佛山质量检验监督检验所陶瓷实验室是广东省陶瓷技术监督检验站。众多的国家级、省级及市级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及检测中心为佛山陶瓷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后盾。

5、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成就了区域品牌

涌现出佛陶、鹰牌、东鹏、新中源、新明珠、嘉俊、蒙娜丽莎、博德精工、欧神诺和能强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同时，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品牌。目前，佛山陶瓷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件（东鹏、新中源、新明珠、蒙娜丽莎、ARROW），“中国名牌产品”7个，“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28个，“广东省著名商标”34个，“广东省名牌产品”28个。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佛山陶瓷的区域品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己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佛山陶瓷”的普通商标。“佛山陶瓷”已成为让世界认识佛山，让佛山走向世界的漆金名片，成为弘扬佛山历史文化和宣传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

6、造就了大批陶瓷产业相关专业人才

由于产业的集聚效应，各类陶瓷管理人才、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策划人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齐集佛山，为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佛山陶瓷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瓶颈

1、资源瓶颈

一方面是能源紧缺。陶瓷产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行业。在陶瓷的生产中，燃料成本约占30%，近两年油价飙升已使燃料成本提高到约40%，这对以燃油为主要原料的陶瓷企业产生特别大的冲击。随着石油价格上升，化工原料、色釉料、包装材料等也跟着上涨，加上技术工人短缺，人工费用增多，佛山陶瓷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但陶瓷产品的价格却并未出现相应的上扬，把企业逼到了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是瓷土资源紧缺。市场需求逐年攀升，陶企“断炊”的威胁将是陶瓷行业的切肤之痛。

2、环保门槛不断提高

陶瓷产业的废气、二氧化硫及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均居各行业中的前列。而佛山陶瓷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多数企业家的环保观念不强，不注重环境保护，对环保方面的技术改造投入不够。目前，佛山市政府已意识到陶瓷产业与城市发展不相融洽的被动局面，正大力对佛山陶瓷产业进行大力度的产业优化升级改造，勒令不达标的企业必须整改或关停，但这一过程仍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佛山陶瓷的技术装备国内领先，但与陶瓷强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技术创新和改造方面，大多数企业投入不足，缺乏研发能力，出现偷技术、产品同质化、技术纠纷多的不良现象，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品设计方面，新产品数量不多，大部份企业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仿效性严重；产品开发方面，没有走出经验型、引入型、模仿型和实用型之路。另外，佛山也缺乏国际知名的品牌和企业，品牌战略与品牌经营水平与国内江浙地区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佛山陶瓷在市场上未树立应有的品牌和价值。

4、出口阻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佛山陶瓷的出口大幅增长，佛山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出口基地。但是，这对国外的同类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设立技术壁垒、反倾销及关税等其他贸易壁垒来阻止我国陶瓷出口，佛山陶瓷出口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佛山陶瓷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自主品牌、出口单价太低、产品质量和档次不高等。

三、佛山陶瓷产业展望

佛山陶瓷产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其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发生了相对变化，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减弱，而资本、技术、生产管理水平等构成了佛山的优势要素。佛山陶瓷行业往前发展，必须要有新高度的目标定位，不是仅仅发展制造业，而是发展整个产业链，技术、文化、品牌都涵盖其中。为发挥佛山陶瓷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佛山陶瓷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的调整势在必行。

（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狠抓环保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陶瓷行业持续发展。陶瓷行业虽是佛山市四大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对地方经济做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佛山市现代化大城市的建设，陶瓷行业由于资源、能源、污染等问题，与城市建设极不相融，因此必须强调节约资源、强调清洁生产。陶瓷产业作为典型的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和必然出路，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二）做强区域品牌，生产文化陶瓷

佛山陶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它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产业发展创新的典范。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品牌并不容易，它需要文化和市场的繁荣。陶瓷行业在佛山不仅是做砖做洁具那么简单，它的寓意非常深刻广泛，具有广阔的文化内涵。目前，佛山陶瓷已经成为佛山一个强势的区域品牌。而佛山陶瓷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认知度高——原料、能源、运输、人力等成本却比其他区域要高，因此，佛山陶瓷只有走高端品牌之路，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已由加工、制造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包括研究开发和营销、品牌在内的自主创新阶段。目前，佛山陶瓷生产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应推动其从跟踪模仿阶段向以技术、品牌、标准为主的自主创新阶段演进，实施差异化战略。一是应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和发展现有的陶瓷生产装备，二是应用高新技术，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陶瓷新产品。

（四）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并举

陶瓷产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合目前佛山经济发展的状况，必须从生产加工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升级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佛山发展的需要。陶瓷产业升级即从以前生产大、营销与科研小的“腰鼓型”，转变成生产小、营销与科研大的“哑铃型”产业结构，使产品的价值链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而陶瓷产业是专业性生产比较强的行业，从行业中完全退出来并不容易，许多企业更多地选择把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在佛山保留企业总部和产品的研发部门，从而推动佛山陶瓷产业升级。另外，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也将促使佛山陶瓷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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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周时代就出现了瓷器，称为“原始青瓷”。之后瓷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青瓷到白瓷、再到彩瓷的几个发展阶段。

二、东汉青瓷

东汉青瓷毕竟刚刚从原始瓷中脱胎出来，也是原始瓷器踏入成熟期的门槛，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在造型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带有前期样式的烙印：胎土是就地取材；器型和装饰风格也源于原始青瓷，但制瓷工艺有显著提高，东汉青瓷的出现，打开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三、魏晋南北朝瓷

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的跃进时期，制造工艺不断提高，青瓷广为普及，形成了南方和北方两大青瓷系统。釉的种类大增，出现了黄釉、酱釉、黑釉、黑褐釉等瓷器，并发明了糊中挂彩的技艺。特别是北朝时期成功地烧出了白瓷，成为瓷器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四、唐瓷

唐代制瓷业在规模、技术、艺术上都超越前代，瓷窑遍及大江南北。唐代由于瓷器产区日广，各地区出现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故开始在窑上冠以地名，如越窑、邢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等。青瓷、白瓷都发展到成熟、完善的地步，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并驾齐驱的局面。其时瓷器以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最为著名，一白一青，遥相辉映，即陶瓷史上所称的“南青北白”。

五、宋瓷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窑(河南临汝)、官窑(河南开封) 、钧窑(河南禹州)、哥窑(浙江龙泉县)、定(河北曲阳)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陕西的耀州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建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六、元瓷

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突出成就是大量烧制青花瓷和发明了釉里红装饰法。在统一中国的前夕(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使得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进一步提高，并成功地烧制出卵白色的“枢府”釉，尤其是元青花的烧制成功，在中国瓷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代是古代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七、明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瓷器生产空前繁荣，景德镇窑名满天下，民间窑厂遍布南北，制瓷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单色釉方面又烧成了鲜红、宝石红、翠青、娇黄、孔雀蓝等新品种，青花产量、品种之多，制作之精，史无前例，尤以永乐、宣德、成化、嘉靖四朝作品成就最突出。“斗彩”和“五彩”的出现，把我国制瓷工艺推向了以彩瓷为主的黄金时代。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烧制出了许多选料考究，制作精细的高格调艺术精品，对推动制瓷工艺向高水平发展有积极作用。

八、清瓷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彩瓷方面除青花和五彩瓷进一步改进提高外，康熙时期还创造了闻名中外的粉彩、珐琅彩瓷器。雍正朝烧造了发色最鲜艳的釉里红，青釉的烧造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就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下帷幕。

今天，久负盛名的中国古瓷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研究对象，它所蕴含的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令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陶瓷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古玩收藏家为之神往不已。

陶瓷叠片电容器于1960年左右作为商品开始开发，到了1970年，随着混合IC、计算机、以及便携电子设备的进步也随之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零部件，现在的陶瓷介质电容器的全部数量约占电容器市场的70%左右。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而今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到如今。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扩展资料：

瓷器分类：

1、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

2、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

3、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瓷器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人们早在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远在九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在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不但开始可以进行最原始的建筑活动。

并且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在改造大自然的长期劳动实践中，伴随着无数次时间与成功的体验，开始制造和使用成为中国古文化之一的艺术创造物陶器，并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

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英文中的"china"既有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

扩展资料：

特性

陶质材料：与瓷相比，陶的质地相对松散，颗粒也较粗，烧制温度一般在900℃—1500℃之间，温度较低，烧成后色泽自然成趣，古朴大方，成为许多艺术家所喜爱的造型表现材料之一。

瓷质材料：与陶相比，瓷的质地坚硬、细密、严禁、耐高温、釉色丰富等特点，烧制温度一般在1300℃左右，常有人形容瓷器“声如磬、明如镜、颜如玉、薄如纸”，瓷多给人感觉是高贵华丽，和陶的那种朴实正好相反。

分类

陶与瓷的区别在于原料土的不同和温度的不同。在制陶的温度基础上再添火加温，陶就变成了瓷。陶器的烧制温度在800-1000度，瓷器则是用高岭土在1300-1400度的温度下烧制而成。

陶瓷制品的品种繁多，它们之间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物理性质，以及制造方法，常常互相接近交错，无明显的界限，而在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瓷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大约在70万年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发现，将泥巴晾干后加火一烧就变得坚硬起来，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用来盛水，放食物等等，这便是陶器产生的初始。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我国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发现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距今6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与白陶。其中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尤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 ，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后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商代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及建筑明器等。这个时期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因印纹硬陶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色较深，多呈紫褐、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 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会出现一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所赞赏。然而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再次发现，原来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创造，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晋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但对瓷的起源，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现代科学手段之用于瓷器研究，目前商周起源论已占压倒的优势。由于瓷器的坚固耐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又远比金、银、铜、玉、漆器造价低廉，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因而发展迅速，很容易便成为了人们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因此可以说，瓷器的产生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如下三个条件具备时，从陶器工艺中就发展创造出瓷器来。一是有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能够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已经基本达到成熟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碓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大大提高。这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公元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公元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黑瓷的原产地在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北方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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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