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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瓷瓷砖质量还是不错的，光泽也很好，这种瓷砖结构致密、强度很高、吸水率较低、抗污性强，华瓷瓷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价位中等，具有比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可以信赖，售后服务也很人性化，性价比比较高，在业界的口碑也不错。

宋代吉州窑烧制陶瓷“木叶天目”家最有名。

吉州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作为江南地区（江西吉安）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它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的丰富烧瓷，经验和名工巧匠对江西地区瓷业的发展提高，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命名，因当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著称，其独创的“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和“玳瑁天目”饮誉中外。洒釉、虎皮天目等也是吉州窑的标志性品种。

卞向和在对中国陶瓷发展中对吉州窑有过认识，他指出：吉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吉州窑不仅将中原的制瓷工艺溶于之中，还将吉州本地的人文情趣绘于瓷器上，并在造型，瓷的机理上有新的变化，使吉州窑成为中国瓷的重要品类，才使古代的欧洲、中东各国的王室贵族爱上吉州瓷。

吉州窑是中国现有保存完好的古代名窑遗址之一。它始于晚唐，兴于五代、北宋，极盛于南宋，而衰于元末，距今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

宋时，永和陶瓷业兴旺，“辟坊巷街三市”，“七十二条花街”。锦绣铺有几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吉州窑是中国古代黑釉釉瓷生产中心之一。所产瓷器种类繁多，已发现的瓷形有120余种。按胎釉可分为青釉瓷、乳白釉瓷、绿釉瓷、黑釉瓷、彩绘瓷、雕塑瓷和玻璃器等。

以上资料参考：百度百科-吉州窑

汪野亭 (1884—1942)，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老平、垂钓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斋名平山草堂，江西省乐平县人，近现代著名绘瓷艺家。为瓷都景德镇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珠山八友大师之一，工画花鸟、山水。在绘瓷技法上，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汪野亭是20世纪前期景德镇陶瓷美术革故鼎新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山水画，一直为后人所仰重、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他从艺30多年从未离开过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美作品，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并争相收购。

汪野亭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自幼深受祖父汪享荣喜爱，祖父宁可自己外出务工和贪早摸黑给别家送水，亦要为孙儿积攒学资，送汪野亭进邻村余秀才执教的私塾就学。

私塾设在本村汪氏宗祠。汪野亭入学时正值宗祠修葺，请来雕刻师、画师雕梁画柱。那梁柱间所绘的山水楼阁、花鸟虫鱼，使汪野亭目不暇接，艺趣盎然。他课余向画师们讨教并借来画稿认真临摹，画师们见其谦虚好学，都乐于指点，成为汪野亭日后从艺的启蒙人。 汪野亭好学苦学，随着斗转星移，绘画技法日趋熟练，鉴赏能力也随之长进。他得知外婆家厅堂挂有好画，迫不及待准备纸笔墨砚前去临摹，仔细读画，顿感此画确比宗祠处的画艺技高一筹，遂拨亮油灯，欣然运笔。时过子夜，外婆促其休息，见汪野亭画兴正浓，则不扰而退。晨曦时，外婆见外孙趴桌酣睡，眼润鼻酸。为了勉励外孙，便将这些画送给汪野亭，并嘱其精心钻研，刻苦求进。外婆的画和谆谆教诲，为汪野亭日后步入画坛铺设了一道台阶。

汪野亭考进江西省陶业学堂。该校的师资雄厚，多是留学日、美的学者和专家。汪野亭选修美术专业，师承张晓耕先生专修山水、潘勾字（又说为潘陶宇）先生学习花鸟等。正规的教学，系统的培训，为其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

汪野亭毕竟家境清贫。为了减轻祖父的负担，他半工半读，课余替瓷商绘瓷。既缓解经济的拮据，又学以致用。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进入景德镇以绘瓷谋生。

辛亥革命给景德镇带来生机。官窑解体，民窑兴旺，陶瓷艺术行业掀起弃旧立新的浪潮，一批科班出身的文化人及有识之士纷纷自立门庭，组建学术研究社团。汪野亭画室“平山草堂”应运而生，致力于“浅绛山水”和“墨彩山水”的研究。此后，汪野亭受聘于“景德镇陶瓷职业学校”任专业教师，赴上海、南昌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及瓷艺交流，参加吴霭生、王琦组建的“美术研究社”、“月圆会”活动。此间，景德镇陶瓷装饰艺术的改革者，已形成探讨瓷艺的群体——“珠山八友”，人们誉称其为“八大名家”，汪野亭系这个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 汪野亭作品

汪野亭喜交文化人、贫困者、僧人、道人，“月圆会”内八友自不必说，瓷艺圈内与汪野亭常来常往的，有吴霭生、王步、汪大沧、时幻影、陈香生、余灶昌等挚友。上层社会中爱好艺术的文人雅士，也常来赏瓷论画。杜重远先生在江西瓷业公司任职期间，来景德镇筹办“民众教育馆”，常邀请汪野亭商讨有关事宜。杜先生居官不傲，举止有度，为汪野亭所敬佩，相互尊重遂成知己。出入汪氏画室的，也不乏为谋取而来的权贵者，汪野亭深知来意，不亢不卑，泰然处之。某专员五次求画未果，其警卫拔枪相逼，专员按住手枪并训斥手下休对先生无礼。汪野亭见此双簧戏法，促其开枪，专员扫兴而去。 汪野亭既缅怀祖父刻苦抚育之恩，又禀承祖父克己助人的品德。

卖菜为生的乐平同乡王荣初，涉嫌地下党被当局逮捕，汪野亭以身家性命将他保释；到景德镇谋生的乐平人境遇困难他都尽力相助；街坊或亲朋间发生纠纷，必请汪野亭主持公道调解，他不偏不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双方心悦诚服，而赴茶馆调解的茶资，结账者乃汪野亭。他为人和气、本分、肯帮忙， 已为众所周知。 汪野亭喜交僧友、道人，平日他念经打坐，致力于修身洁行，脱凡弃俗。每当远行赏山玩永，必到寺庙歇息。寺庙中的重要佛事活动，必请他前往助兴。白云寺的牡丹赏花会，五龙庵的书画盛会，禅师庵、紫云岩寺的一些佛事活动，他都要携带家室并邀请亲朋好友前往，旨在感受寺庙之灵气， 品尝清淡的斋食，即兴挥毫题诗作画，让大家领悟一番离凡俗、纳清雅之情怀。

汪野亭名扬遐迩时，瓷市正旺，本可敛财为后辈购田地、置房产，他却谆谆告诫儿女，可继承的只是父辈的技艺，要靠自己十个指头磨砺成才，方可终身享用。

汪野亭膝下三男一女，原配李氏育下长子汪小亭、次子汪少平。李氏早逝，续弦邹金龙，育下儿汪青、女汪桂英。长子小亭聪慧有悟性，未满30便小有名气，被誉为景德镇八小名家之一；次子少平稳重勤奋，专攻设色，功底出众，与其兄小亭均是国营艺术瓷厂的粉彩骨干；三儿汪青，195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同年被选送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取得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小女桂英，1954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于轻工部陶研所从事陶瓷艺术研究40余年，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汪氏瓷艺后继有人，瓜瓞绵绵，得以授予“陶瓷世家”称号。汪野亭的弟子邹国钧、石奇峰、汪云山、王云泉、袁林、监行、步金等，均是瓷艺界中的杰出人才。 汪野亭于1942年辞世。500多位来自各方的人士，护送其灵柩上船回乐平安葬。

传世主要作品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图砚屏、笔架 民国 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人物图瓷板 民国 汪野亭山水瓷板 民国 汪野亭彩绘瓷板 民国 汪野亭山水 四屏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瓷板挂镜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图瓷板 民国 汪野亭粉彩“风江竦帆”瓷板红木插景 清末 汪野亭绘浅绛彩山水瓷板 壬申(1932年)作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图挂屏 民国 “汪野亭”山水四条屏瓷板(4件)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图瓷板(2件) 民国 汪野亭山水瓷板 民国 汪野亭山水瓷板台屏 民国 粉彩汪野亭款笔洗、印盒等(3件) 民国 汪野亭粉彩山水茶壶 民国 汪野亭款山水瓷板(4只) 民国 汪野亭粉彩山水瓶 民国 汪野亭秋岩高隐 轴 民国 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1套) 民国 汪野亭粉彩山水多格盆 民国 汪野亭 汪少平合绘粉彩山水纹笔洗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园光瓷板 民国 汪野亭画粉彩山水人物图笔筒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纹印泥盒 民国 汪野亭山水 镜心 纸本设色 民国 汪野亭绘粉彩山水茶壶 民国 汪野亭山水瓷板

唐山作为北方瓷都与景德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首先虽然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有着初步的萌芽。可是唐山陶瓷真正的发展始于明朝，距今有近600年的历史。其次在古代唐山陶瓷大多以小作坊，集体形式生产，并不具规模。后来随着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唐山陶瓷开始兴旺，随着国家的政策支持，唐山陶瓷业才会重新的繁荣起来。

而景德镇的步入正轨的生产历史远超过唐山，早在唐朝就烧制出白瓷。宋朝皇帝赐名景德后，名声更是远扬四海，成为我国当代的瓷器重都。经济重心南移后，景德镇制瓷业更受到当朝的支持，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到明代时期，景德镇生产陶瓷手艺进一步提升，各类瓷种光鲜亮丽，至今景德镇瓷器在我国甚至世界都有不小的名气。

两种瓷器的不同：景德镇瓷器偏向于艺术观赏性，主要为博古瓷。大多为了装饰，欣赏而制，手工制品较多。唐山陶瓷偏向于实用性，主要为骨瓷。家里吃饭的餐具，瓷盘，主要为现代工业机械化生产。

虽然我们强调地域文化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人类和自然互相改造的过程中，人终究是主动者，而不是环境的奴隶。人们总是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术，改善生产方式，使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共同的经济生活因此而产生，这正是文化生成的坚实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的影响时，更加注重自然资源这一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

这一节，我们将探讨潮汕地区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着重讨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些资源如何得到利用，而对潮汕文化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 动植物资源的利用

本区的动植物资源，因气候的变化和开发程度的深入而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并不一样。本地区的地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证明。

本区地处热带北端，植物资源丰富。根据生物学家吴修仁老师长期调查的结果，本区当代已经鉴定的植物有1976种，分隶241科，远比韩江三角洲典型剖面的孢粉分析所得的植物种属多。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虽然也受气候波动的影响，但基本上都呈现着热带自然景观。常绿季风阔叶林分布极广，林中层次较多。上层乔木多喜暖的樟、柯、栲、栎、枫香等树种，下层乔木多榕、榆等树种。乔木下面是灌木丛，如杜英、山矾等，夹生棕榈、竹子、树蕨等大型草本植物，有较多的热带成分。林中藤本作物纵横缠绕，寄生植物、腐生植物、蕨类植物很多，闭郁度高。三角洲的沼泽低地，长满小乔木、灌木和莎草。沿海沙陇，生长着耐干旱的露篼丛和各种茅草。海湾、河口的盐土滩，有终年常绿的红树林。

本区的植物资源，很早就被人类在衣、食、住以及工具制作等各方面加以利用。

在全新世前期，人类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利用，开始从采集经济向栽培经济过渡。以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中国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类推，在本区，最先被利用来作为食物并加以栽培的植物，是山芋和薯类。至于水稻和其他禾本旱作，至今我们尚未在本区西周以前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在本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容量较大的大口尊，可能就是用来贮藏谷物的。而普宁后山遗址出土的刻槽搓磨器，也可能用来碾磨谷物。不过，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当时的谷物来自采集还是来自培植，因为碾磨本来就是采集经济的一种技术基础。或者就像考古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长年炎热多雨的热带地区植物终年都能生长，人们随时都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没有培植谷物的迫切需要。所以谷物农业在那些地方反而发展得较慢较晚。”(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在本区发现、发掘的春秋到汉晋的文化遗址中，仍然未曾发现谷物。这则是因为谷物在考古遗址中的发现，往往带有偶然性；而本区的考古发掘，从未使用过“漂浮法”技术，要发现谷物也就更为困难。但是，汉晋以来本区稻作农业的发展却是无庸置疑的，到唐代，稻作农业成为本区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已经见诸文献(韩愈：《祭大湖神文》)。随着本区人口的增长，稻作的面积不断地扩大。从南洋引种的甘薯在明代以后对缓解本区的粮食短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某些植物则被利用于编织衣裙，以抵御风雨寒暑。早先是采集野生的苎、葛的表皮，或者还有柔韧的棕榈皮叶和莎草，后来有从野生种属中培养出来的可栽培的苎、葛新品种和从外地引入的木棉、菠萝麻等新种类。

木材很早就被用作建筑材料。最古老的例证是揭阳蜈蚣山和普宁牛伯公山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居住遗迹。这两处遗迹都属于浮滨类型，年代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遗迹清理出直径在15～35厘米之间的柱洞，从这些柱洞可以推测，浮滨人利用小乔木的枝干，来做居住棚寮的支柱。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高大的乔木也被利用了。揭阳新墟九肚村发现一处晋代建筑遗址，全部用巨木砌成，四壁用木高3米，共15段，屋顶用木长7．5米，共5段，每段木头加工后的断面都是1．5米见方。巨型的木材还被用来造船。揭西县金和石湖港出土的独木舟，长10．7米，外宽 1．3米，内宽1．1米，深0．8米，是用整块大樟木凿成。一直到本世纪中叶，草木仍然是本区使用于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燃料。

对植物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栽培作物的驯育和引进，意味着本地区居民与群落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为了开垦土地种植某种作物，有必要清除原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另外一些植物，以保证土壤的肥力和养分的利用。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用的手段是使用火。与生活在南中国热带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本地区的原住民在原始的农业开发中，可能采用了“刀耕火种”制度。他们用火将树木、灌丛和杂草焚烧为灰肥，将作物种下。等到这块土地肥力耗尽，就让它抛荒休耕，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垦殖另一块土地。

于是，本区植被的性质发生变化：被开垦的土地上，人工植被代替了原始植被；而抛荒地草木渐长，形成次生植被。汉晋以来的建筑业、宋代以来的造船业，使刀耕火种后留下来的巨型乔木砍伐殆尽。唐宋以来兴旺的陶瓷业和煮盐业，耗费了大量的草木做燃料。到当代，本区的原始植被几乎完全消失，在山地和丘陵，是次生的灌丛草坡和人工栽培的茶园、用材林，林龄偏幼。在平原和台地，全是人工栽培的果林、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由于近数十年的围垦，滨海泥滩上的红树林已经绝迹，而海边沙陇上，人工栽培的防风林带苍然挺拔。

对于本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也是文化演进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根据吴修仁老师的调查，本区当代常见的经济动物，有家畜野兽20多种，蛙蛇龟鳖近20种，龟类137种，贝类41种，鸟类44种。古代的动物资源应该比当代更加丰富。宋代以前，气候较为温暖，本区还有典型的热带动物资源。山林里，有野象，颜色青黑，牙小而红，江河里，有湾鳄，锯齿钩尾，长喙牛身。明清时期，虎患的记录，仍常见于地方志书。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本区的次生山林草坡中，狐、狸、豺、獾，小麂、野猪，都保存着一定的数量，华南虎、云豹、水鹿等珍稀动物也还出现过；平原谷地的农田里，蛙类、游蛇随时可见；浅海泥滩，留居的鸥鹭、过往的候鸟成群结队觅食。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和长期的人工捕杀，目前，本区野生动物基本上失去生存条件，极为罕见。而人工养殖的经济动物，种类不断增加。

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距今10，000～4，000年)，丰富的动物资源无疑为本区的原住民提供了很广的食物谱系。特别是过了夏天，植物性食物因为季节的关系开始枯竭，动物就成为他们食品的主要来源。在本区已经发掘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有牛、鹿、猪等兽骨，各种鱼骨、龟鳖甲和大量的贝壳出土。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前后)，本区的居民似乎已经有了畜牧业，潮安陈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骨、猪骨显示出这种迹象。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些家畜是利用本地动物资源驯化，还是由外地引入。

狩猎畜牧之外，河沼海滩里众多的鱼虾贝类是更容易获取的食物。按当时的人口数量看来，本区的水产资源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000年前后)以后，农耕成了本区主要社会经济门类，水产品仍然在本区居民的食谱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正因为水产资源的丰富，本区的水产养殖一直要等到明清以后才慢慢发展起来。

本区居民喜食野味、海味，唐宋以来，文献记载不断。韩愈的《南食诗》虽然不一定是在潮州写的，但一席之间，鲎、蚝、蒲鱼、章鱼、江瑶柱、蛙蛤、游蛇，腥臊异味纷呈，也能反映出当时潮州宴席饮食的风格。宋元丰年间，彭延年隐居揭阳浦口村，作《浦口村居》诗五首，第四首写道：“浦口村居好，盘飧动辄成。苏肥真水宝，鲦滑是泥精。午困虾堪脍，朝醒蚬可羹。终年无一费，贫话足安生。”可见北宋潮人日常家居饮食，喜欢用鱼虾贝类做菜。诗中提到的虾脍，也称虾生。鱼虾贝类的生吃，在本区有十分久远的传统，并且直到今天还非常流行。对于外地人来说，这简直是蛮荒的异俗。外地职官在编写潮州地方志书的时候，总要为这种异俗添上一笔。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纂的《潮州府志》风俗篇就记载：“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蚝生、鱼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然烹鱼不去血，食蛙兼啖皮，……尚承蛮微遗俗。”生吃鱼虾脍，大概是本地饮食习俗特别奇异的例子。不过，动物资源特别是水产资源的丰富，以及本区居民长期以来利用这些资源作为食品，的确造成了本地区饮食文化鲜明的特点。

二 土壤资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本区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扩展的。反过来，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又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区土壤的总面积共1178．63万亩，占土地面积的75．96％。本区土壤的成土母岩多数为花岗岩。在本区湿热的气候条件下，母岩风化过程受到强烈的淋溶作用，硅酸盐分解淋失，铁铝的氧化物明显积聚，形成红色风化壳。土壤层就发育在红色的风化壳上面。

本区土壤类型多样。主要的土壤类型，有分布于山地丘陵的砖红壤和赤红壤，分布于三角洲平原的沉积土，与滨海地带的冲积风积沙壤。本区高温多雨的气候，使山地丘陵植物生长茂密旺盛，在自然植被条件下，砖红壤和赤红壤表层有机质积聚，含量可超过4％，肥力较高。平原地区的原生沉积土，因土质的不同，有机质含量在1．5％～2．5％，肥力中等偏低。海滨的沙壤，保水保肥的能力极差，十分贫瘠。

本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人为因素和气候因素交互作用，使各类土壤的肥力有着不同的变化。

新石器时期，农耕活动首先是在小河谷两边的低丘台地开始的。覆盖着这些低丘台地赤红壤土层深厚，植物长势旺盛，往往使人产生土地肥沃的印象，而忽视这种上壤肥力容易受损的性质。特别是在采用“火种刀耕”的原始耕作方式的情况下，自然植被除去以后，高温潮湿气候条件刺激而产生的细菌作用，导致土壤中的有机物质迅速分解。土地肥力很快降低，作物收成随之减少，于是，人们不得不将耕地抛荒，重新择地开垦。虽然次生植被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壤的肥力，但早期农业开发中采用的耕作方式，已经使土地的肥力受到损伤，现在，本区赤红土壤中有机质一般在2％左右，全氮含量一般少于0.1％，有效磷钾缺乏，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垦殖的结果。在农业社会，土地的肥力对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红壤在本区暖湿气候条件下肥力容易减退，靠作物的种植来维持生活相当艰难，在韩、榕、练三江平原开发之前，本区人口不可能有迅速的增长。

平原地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资源的利用。多雨的气候和韩江等江河，为本区带来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但是，本区的降水集中在4—9月，而江河的水位又同降雨状况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一年之中，径流量差异极大。夏天汛期，径流之大，两岸间不辨牛马，冬天旱季，河床或至于干涸。这种特点，使水资源的利用比较闲难，特别是在生产水平尚低，人们还没有很好把握水利工程技术的阶段。对地表水不能有效控制，也就难以解决土地开发以后的灌溉问题，实际上，平原地区土壤资源，一直要等到唐宋以后才真正得到开发。

本区平原沉积土壤的开发，首先是从榕江练江上中游和韩江三角洲上部开始的。在这些地段，河床较低，早年河水的泛流，又使河道两旁形成天然堤，汛期不易泛滥，旱季便于引水，土地的开发、作物的栽培收获，都比较有保证。到北宋，这些地段的定居人口已经有了足够的增长。定居人口的增长，为平原地区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劳力。南宋以后，大量移民逐渐进入韩、榕、练江平原，海堤和江堤陆续修筑完善，并配套了用以引水排水的涵闸。这样，洪水咸潮被阻挡于堤围之外，又通过涵闸而得到控制与利用，平原的土地就能够大规模开发了。经过长期的水旱轮作、改土施肥，原来肥力中等偏低的沉积土壤，熟化成为水、肥、气、热各种性能协调的高产水稻土。

自宋代开始，本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已经接近江浙高产地区。明清以后，韩、榕、练江于原地区粮食产量之高，在全国是首屈一指了。粮食产出丰足，因而有可能养活稠密的人口，促进本区其他行业——例如陶瓷业、纺织业、运输商贸业等等——的发展，从而导致本区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以至聚落景观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说，平原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壤肥力的改良，对于本区文化演进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三 矿物资源的利用与工艺技术的发展

潮汕地区的矿物资源 矿物资源总是与岩石择类共生。本区的岩石除了少部分片麻岩、角岩、石英状细砂岩和黄色粗砂岩之外，火山岩、流纹岩和花岗岩等酸性火成岩所占的比例达到90％左右，与火成岩伴生的矿物，主要有锡、钨、银、铅、铜、铁等有色盆属和蕴藏量极大的高岭土。

在本区的开发过程中，这些矿产资源大多得到利用。

和所有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样，本区的历史文化，也是在几块小小石头的敲击声中开始的。岩石，是经常被利用的矿物。在史前期，那些结构单一、硬度较高、易于形成薄片的石质矿物，如燧石、矽质角岩、硅质岩，首先被用来制作工具。在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考古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几十件用燧石和石英砂岩制成的细小石器。本区的原始居民，利用当地的石料，打制成这些小型的刮削器，来剖开在海边滩涂获取的鱼和贝，作为食物。石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即使在铜、锡和铁的冶炼技术已经被人们掌握之后，石器也没有完全废弃。在揭阳中夏东周墓葬群，同时发现青铜器和石器。距今2000年左右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既有铁器出土，又有砺石和残石器出土。

高岭土也是经常被利用的矿产资源之一。从象山遗址开始，高岭土就被人们用来制作陶瓷器物，一直到现代，还是如此。

商代中晚期的饶平顶大埔浮滨类型文化遗址，有青铜戈出土。这是本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件武器是本地所铸造。本区缺少富铜矿，不过，铜的蕴藏量在生产规模不大时代，仍然具有开采价值。我们相信，一旦青铜冶炼技术从周边地区传入，本区的原住民就会开始利用本地的铜矿资源。这个时期不会晚于战国。从揭阳云路战国墓所出土大批量青铜器的情况推测，当时本区应该有了青铜冶炼工场。

锡矿和铅矿的利用，年代也很早。揭阳云路战国墓与铜箭镞一起出土的，有7个锡(或铅)箭镞。本区锡铅矿藏丰富，这两种金属的熔点低，冶炼的温度要求远没有炼铜那样高，开采利用应该比较容易。从宋代到清代，本区的铅锡矿有较大规模的开采。宋代文献记载，本区有与银矿铅矿并生的丰济银场和横街、黄岗、锦田三个锡场。近年揭阳车田等处在文物普查中，也发现宋代矿场遗址。在本区，锡矿的开采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现代。长期利用，使本区的工匠在锡铅器皿的制作工艺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潮州出产的铅锡器享有盛名。

本区年代最早的铁器出土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在这个遗址还发掘出制造铁器时留下的铁渣，但是，没有发现炼铁的遗迹。从本区晋唐以后墓葬遗址出土的器物观察，铁器已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经常使用。而利用本地的铁矿冶炼为铁，却要等到明代才见诸文献记载。清代，本区的揭阳、饶平、南澳等县共有几十座铁炉。揭阳地都铁场山等处，冶炼场所遗址尚存。

矿物的利用与本地区的文化演进 矿物的利用在本地区的文化演进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矿物被用于制作工具，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石器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本区原住民改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工具。从用来剖开贝壳、刮剔贝肉的细小石器，到用来砍斫树木的石斧，用来挖掘土地的石锛，各种石质矿物资源，从质地良好的燧石、水晶、石英质细砂岩，到质地较差的板岩、粗砂岩，都被利用了。在这个过程，本地区的文明，走过了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漫长岁月。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本区居民能够更充分地开发自然资源。参天的原生乔木被采伐，巍巍的花岗岩石被开凿，随后，建起一座座木架房屋，造出一艘艘小舟巨舰，石板桥横跨江河，石塔高耸云天，文化景观取代了自然景观。

其次，蕴藏量大、品质优良的矿物资源的充分开发，造就了本区的优势行业和优质名产。瓷土的利用是最显著的例子。韩江流域多产瓷土，瓷器生产有很悠久的传统。本区的瓷器生产至迟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就开始了，潮州市的南郊和北郊发现的唐代瓷窑遗址，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北宋是本区瓷器生产最发达的时代，笔架山麓的大龙窑，长度在100米上下，估计每窑至少可以烧制瓷器20万件!北宋以后，本区的陶瓷业除了在改朝换代地方动荡的时期，有过暂时的衰退之外，一直是本区从业人口最多，产品外销量最大的手工行业。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使用了刻花、剔花、印花、贴花、堆花等多种手法，工艺丰富多彩，产品中佛像、人像、小动物等工艺瓷，占有很大的比例。工艺美术瓷器制作的传统，被本区陶瓷业的师傅们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直到今天，美术瓷仍然是本区陶瓷业的名产。

陶瓷，是唐山的传统特色产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生产陶壶、陶具。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唐山陶瓷已有一定规模。据清代撰写的《滦州志》风俗篇中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惟 唐山多缸窑能制陶器罂瓮盆盎之属”。当时，多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至三十年代末期，机器和电力在陶瓷生产制造中得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唐山陶瓷器装饰技术和风格对北方陶瓷产生较大影响，首创了氢氟酸腐蚀出花纹再填描金色的雕金装饰和用喷枪或喷笔作画的喷彩装饰等。 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唐山陶瓷有了长足发展，企业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近20%的职工在地震中遇难，90%以上的厂房建筑被震坏，70%以上的窑炉设备受损，使唐山陶瓷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全行业职工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恢复了生产，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产品。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还适时地对工艺布局、技术装备重新进行了设计，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了震前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企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整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截止到，全市共有陶瓷企业近百家，日用瓷以中、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店用瓷为主，年产量5亿件以上，卫生陶瓷以各种便器、面盆为主，年产量约1500万件。建筑陶瓷约40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与煤炭、水泥、铁路、机车一道成为唐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它秉承唐山陶瓷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工艺，集传统和现代、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产品重点生产和出口企业。公司现有职工两万余名，资产总额11亿元人民币，有五个控股子公司、五个分公司和1个研究院，主导产品为日用瓷、卫生陶瓷、特种陶瓷、建筑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耐火材料。其中，日用瓷年产能力1.6亿件。“红玫瑰”牌高档无铅骨质瓷是全国同行业高档瓷种中唯一的中国名牌产品。卫生陶瓷生产能力200万件。特种陶瓷年产能力1000万件。耐火材料20万吨。年出口创汇6000万美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大型综合陶瓷企业之一。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商业市场的繁荣，是促进瓷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一。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人口都有百万之众。东京有160多种商行，行户有6400多户，每一行又有专门的领导者，称为“行头”。有了这种专门汇兑机构——“便钱务”，大批的商店、酒楼、茶坊等都是陶瓷的销售和使用场所。宋代著名的商业城市还有成都、太原、广州、泉州、福州等。有的瓷窑集中地也是商业城镇和瓷器集散中心，如河南宋代窑址的碑记云：“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除城镇外，由于广大农村对陶瓷制品有广泛的需求，因此精制的陶瓷器具便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对高级陈设瓷器的需求，促进了瓷业生产技术的精益求精。对陈设高级瓷器提出需求的皇帝、贵族、高官、巨贾，或掌握着发展生产大权的人不惜重金加以购买，是瓷业生产与技术高度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传世的为鉴赏家和收藏家盛赞的宋代名瓷，如钧窑、汝窑、民窑的产品，主要都是供陈设的观赏瓷器。

陶瓷的大量外销也是生产的动力之一。唐代瓷器外销量小，而宋代瓷器大量外销。外国考古发掘所见的宋代瓷器也远远超过唐代。如广州西村宋窑发现的遗物，多见于东南亚各国，国内出土反而很少，可见宋瓷外销之多。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宋代瓷业生产的兴旺发达。

陶瓷专家根据宋代名窑产品的工艺、造型、釉、色、饰纹等，将宋代瓷窑分为六大体系：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南方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同时，各窑之间的竞争也是宋窑发展的动力。竞争促进宋窑的工艺有许多革新与创造，这对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都有较大的作用。例如，宋代瓷窑多数采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炉内温度和气氛，以提高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炉内空间，扩大批量生产，降低威本。这一先进技术，后被其他瓷窑广泛采用。竞争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名瓷、名窑的诞生，同时优胜劣汰的规律，也使一代名窑——邢窑与越窑销声匿迹了。

元代陶瓷的发展

元代产量最大、名瓷最多的产品是南方的青白瓷。青白瓷的名窑有江西省的景德镇、乐平，福建省的政和、闵清，广东省的惠阳、中山等等。元代青白瓷的瓷胎采用瓷石加高岭“二元配方法”，胎中氧化铝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变形减少。元代青白瓷较宋代青色加深，不如宋代清澈透明。体胎增厚变大，由宋代的轻巧挺拔变为元代的厚重饱满。但是元代青白瓷没有宋代精美，但器形增加了新品种，如扁形执壶、笔山等。除一般的装饰方法外，元代景德镇青白瓷增加了串珠纹，如1963年北京崇文区龙潭河元墓出土的青白釉玉春瓶，就是串珠纹装饰的典型。元代的名瓷有大都出土的青白釉笔山，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广寒宫”瓷枕，北京市昌平县出土的青白釉等等。

元代钧窑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生产传统的天蓝釉，月自釉和蓝釉红斑器。钧窑的窑址进一步扩展，河南省扩展为安阳、浚县、内乡等11个县，河北省有磁县，山西省扩展为浑源、介体等县。元代与宋代钧窑产品比较，元瓷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性差，釉色为天蓝，月白交融，以月白为主。钧窑元瓷没有宋瓷的奁、洗、尊等陈设品，也不见玫瑰紫和海棠红的釉色。在装饰手法上，宋元之间没有大的差异，元代创造的堆贴花纹为宋代所没有，内蒙古出土的堆花三足炉是较典型的作品。

元代龙泉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兴盛。龙泉窑从耀州窑印菊花碗大窑、溪口向瓯江、松溪两岸扩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元代龙泉窑体系。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器型高大，胎体重厚。大窑、竹口等遗址皆有大型瓷器出土，有高达1米的花瓶，口径60厘米的瓷盘，安仁口岭脚窑出土的口径42厘米的大碗。大器件的烧成是元代制瓷出土的新成就，元代新创的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等。釉色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纹饰采用画、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龙泉窑的生产规模、烧窑技术的改进、瓷器品种的丰富等方面都有新的贡献。元代的重要瓷窑还有河北省磁州窑、河南省的郑县窑、山东省的霍县窑等等。

元代瓷器的显著特征是形大、胎厚、体重。造型多数为壶、罐、高足杯、瓶、盘等。以四系小口扁壶最具时代特征。不仅以前各代未见，而且以后各代也未见烧制，这种扁壶以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现釉里红瓷为多。僧帽壶和多棱壶是元代创新的壶式，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为藏、蒙等少数民族贮放奶液之盛器。

元代青花瓷的装饰特点是层次多，画面满，由于处理得当，仍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元瓷的装饰方法有刻、画、印、贴、堆、镂、绘等各种。元代青白瓷大型器具盛行印花装饰，红釉和蓝釉瓷上也有印花装饰，由于红、蓝釉厚薄不同的呈色效应，比白釉印花更富立体感。雕花即镂花，是一种新技法，具有浮雕的装饰效果。绘花是利用含钴、铜物质为着色剂，在胎上绘画饰纹，然后上釉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元青花瓷的花纹。分为主纹和辅纹，瓶、罐、壶的腹部为主纹，其他为辅纹，常见主纹饰植物有松、竹、梅、牡丹、莲、菊等，动物有龙、凤、鹤、鸳鸯、鹭鸶、麒麟等，辅纹有卷草、锦地、钱纹等。

唐山陶瓷博览会会场

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中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载，早在战国时期，唐山地区就开始生产陶壶、陶具。真正意义上的唐山陶瓷则始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唐山陶瓷的出现与外来移民密切关联。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山西省介休和山东省枣庄等地居民先后移居唐，带来制缸技术，群集于现唐山市区东、北两个地区，利用就地原料和燃料生产缸类产品，两地分别取名为东缸窑和西缸窑。清光绪年间，开始生产棕釉粗碗，并有施化妆土的灰胎白瓷和少量仿古瓷上市。之后在近代工业影响下，特别是20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启新瓷厂、德盛瓷厂及东西缸窑各陶瓷厂先后采用机械设备和新技术，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20世纪20年代，启新瓷厂开始生产不施化妆土的白瓷，并有各色地砖、瓷砖出口；1935年，卫生瓷开始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随着机器和电力的应用，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也都有较大提高，并生产出了日用白瓷、电瓷器件、卫生陶瓷等，形成了唐山陶瓷工业的雏形。其中，卫生陶瓷是国内首创。

新中国成立后，唐山陶瓷产业得到恢复，并形成综合性的陶瓷生产体系，进入全国陶瓷大型生产基地行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在日用瓷产品结构中，形成了被誉为“四朵金花”的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

唐山陶瓷拥有一系列的辉煌：“红玫瑰”成为中国日用陶瓷第一品牌；“惠达”卫生瓷，同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三大称号；“隆达”骨质瓷，为上海APEC会议专用瓷；“国家火炬计划陶瓷材料产业基地”，唐山增添了光彩；无铅骨质瓷，突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开拓了高档日用瓷的世界市场。

1998 年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正式启动，其后每年举办一次。该博览会旨在促进大型陶瓷、陶瓷机械及相关产品的展示和交易，为唐山陶瓷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窗口。

北流地处祖国南疆，两千多年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

北流铜鼓文化、“贬官文化”

北流铜鼓文化源远流长，如今世界铜鼓王就是在北流出土的。北流铜鼓出名，与之相应的铜鼓文化更是意义深远。据专家考证，铜鼓的铸造，曾吸收了中原铸铜文化的成果。至汉代，北流型铜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世界最大的铜鼓在北流出现，标志着北流文化的第一个高峰，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峰。至晋代，葛洪为勾漏令，葛洪是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又是青史留名的医学家、化学家，著有《抱朴子》内外篇及《肘后救急方》等多种典籍。唐宋以后，中原文化对北流大地的浸润影响加大，其中尤以“贬官文化”为甚。唐宋间，贬官南来，路经北流者不乏其人，如唐代沈佺期、李德裕；宋代苏轼、李纲；明代的解缙等贬官，皆饱学之士，虽鸿迹之偶经，但对北流文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其直接结果，便是北流文气初开，“敦品力学，代不乏人”。中进士者，宋有冼积中、坦中庸，明有陈文昌、李文凤、李宏，这些人物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北流文化已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为清朝乾隆、嘉庆北流文化黄金时代的到来造成了一种蓄势。

北流陶瓷文化

北流被誉为“中国日用陶瓷之都”制造陶瓷已有两千年之久。2011年8月31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专家组同意授予北流市“中国陶瓷名城”称号。北流陶瓷，最早起源于夏商，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岭南一带便出现原始陶器是不成问题。北流最早的古人类遗址——新圩“六马村石器文化”，除石铲、石斧等器物，却没有陶制品。夏朝至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出现萌芽，地处南方僻壤的北流河流域，出现了私有制陶作坊，但北流境内没有当时器物出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这类陶器，发现氧化铝的含量较高，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具备了某些原始瓷的性能。在北流境内，已有这类陶器出土，现藏市博物馆的一件“米字纹陶罐”，口径22.8厘米，高28.3厘米，足径16.3厘米，惜口沿边缺一小口，有裂痕。便是当时的器物，也是日前为止北流发现最早的陶器制品。由此可断定出，印纹陶在当时的北流是普遍存在的。北宋中期，制瓷窑炉已遍布广西各地，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窑炉更是星罗其布，沿河顺流而下，较大规模的有：北流的岭垌村、仓田村、碗窑村，容县的城关、大化，岑溪的南渡，藤县的中和，瓷窑两百座之多。古陶瓷专家韦仁义考证，地处北流河源头的岭垌窑，为北流河流域制瓷业之最。丰富的陶瓷土资源，林产资源和水动力资源造就了其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今岭垌依旧有“九十九条窑”的传说。可以想象，那时岭垌，大小涧溪之中，至少有以粉碎瓷石、制作瓷土、釉果的水轮车1000余部、水碾800余支。

此外，与江西景德镇等瓷业的交流日益频繁，李鸿庆在《广西出土的陶瓷器》中介绍：“北流河流域宋代生产的影青瓷器可以景德镇的影青瓷媲美，有青出于蓝之誉，可以说北流河流域的瓷窑群是中国号称瓷都的景德镇的陪都。”因而达到其鼎盛期也不足为怪了。

北流制瓷业在宋末仍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加之元兵南下，大量北方制瓷艺人涌入两广，北流岭垌、仓田，碗窑村等瓷窑博取众家之长，虽然产量未递增，但产品质量更精，燃造出大批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瓷器，且造型各异、风格独特。

北流的影青瓷，在风格上更接近景德镇的瓷器，据《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说“影青瓷是在江西景德镇宋代烧造的，也在安徽、福建以及潮州等地宋代瓷窑烧造，但都比不广西北流河流域中和窑和岭垌窑的品种美好”。北流出土的“南宋嘉定元年李五都制造”、“绍兴二年壬戍岁梁二郎号记”的瓷器印花模，相当精美。中科院文物院的李德金也认为，岭垌古窑挖掘的大量青白瓷器，为广西之最，全国罕见。无论从质量、品种、规模来说，均处于当时世界前列。

北流曾经因陶瓷兴旺而富甲一方

古时的北流河流域，是中原通往交趾（今越南）的必经之地，秦汉起便接纳了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先进文化，并因陶瓷业的崛起，成为富庶之区。陶瓷业的繁荣，带动了航运和贸易业的鼎盛，北流河沿岸便成为桂东南陶瓷的生命线。沿岸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河水丰盈。沿岸的州县，靠它打破偏处一隅的局面；靠它上溯粤西高州、化州等名邑之境，源源不断运来制瓷原料、燃料。盛产的陶瓷，又源源不断运抵梧州、广州，并“施及外洋”。北流河两岸五百里，呈现一派“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时时遮江来”的繁盛景象，舟楫穿梭，千帆竞放，陶瓷业自南宋兴盛一直延伸至清代乃至民国初年， 北流因此而富甲一方。

北流的陶瓷业经历代兴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矗于中国陶瓷发展史之林，她虽然制瓷史和兴盛晚于耀州、景德镇等先进地区的一些窑址，但她却创造了岭南甚至中国南方陶瓷发展史最瑰丽壮丽的一页；对南方历史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勾漏文化：勾漏洞位于北流市内，北流形成了鲜明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相结合的勾漏文化，其中以勾漏粤语为代表。

地方粤剧：因为北流与粤西毗邻，故广东粤剧在北流较流行，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如今的地方粤剧，以本地粤语为唱。

北流年例：年例，也可以叫年宵，但是和年宵又不同。茂名、化州、高州、电白县、信宜及邻近的湛江、吴川一带，而和粤西人文相通、语言相同的广西北流南部六靖、清湾、石窝、白马、大伦、扶新、平政等乡镇每年亦都会举办年例，各地举办地年例的时间各不相同，集中在过完春节的农历正月、二月份，其余一些“翻秋”年例（在秋收后的一个月举行，大都是在农历三月至十一月）则每个月都有，年例节一般一个村庄一天，少数两三天。也有附近数条村庄的年例节都是在同一日的。农村年例大多以土地庙为中心，周围几个村子一起举行。少数地方一年中还会举办两次年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