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南宋官窑瓷器

值钱。南宋绿釉一对陶瓷小盖罐，的价格是1.3亿元因此是值钱的。南宋（1127年6月12日到1279年3月19日）是宋朝第二个时期，因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历九帝，享国152年。

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北宋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年）开封沦陷，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其创造历史的夺目光华以及光耀中天的岁月，实可谓灿如烟花和流星，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今念来，徽宗亲设、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北宋官窑，虽独得天赋，贵为皇室直属企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异常雄厚，扎实，但缔造它的帝国，尚且被金兵用弯刀长弓一举摧毁，又何遑论一个小小的窑口？不过，尽管徽宗的北宋官窑这个曾经光照天下的美好事物，为残酷的战争所终结，致使北宋官瓷的烧造年华因此屈指可数，但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北宋官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亲设的窑口，开一代先河，为中国官府（国有）企业留下了一个典范的陶瓷官窑制度，成为后世官窑制度的滥觞，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徽宗北宋官瓷为中国青瓷历史上一座至尊的巅峰，也一点都不为之过。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南宋官窑是官方的烧造瓷器的窑场，南宋时期汉族劳动人民的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生产宫廷专用御品，故称"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开始于隆兴十三年。是由皇家自己投资，并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建立的制瓷窑场。宋朝以后的官窑，则是国家机构的官府投资建立的制瓷窑场。民窑，是百姓投资建立的窑场。官窑与民窑的根本区别是窑场的所有权属性，而不是产品的形状和产品的归属对象。官窑瓷器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在官窑中烧造出来的瓷器，这是完全意义的官窑瓷器另一种是在官窑建立以前，由官方出具设计样式，规定质量标准和数量要求，并由宫廷太监专门监制、督造，在民窑中烧制好后，经过挑选，上品供应御用，中品供应宫廷用瓷和外交用瓷以及赏赐有功大臣，下品配发给地方官府作为公用。后者并非官窑中生产，所带"官窑"二字，与窑场的所有权不符。村夫认为，此类瓷器冠以"官用型瓷器"的名称比较准确一些。

另外，由汉族民间自己设计烧制的精美瓷器被皇家所采用，只能叫做贡瓷，不能称为官窑瓷。其中，专门为皇帝烧制的瓷器叫贡御瓷器，而为宫廷陈设和皇室成员烧制的瓷器，就只能称为贡瓷，不应称为贡御瓷。 宋朝官窑遗留给后世的问题很多，比如"汴京官窑"、"汝官窑"和"郊坛官窑"的概念是否正确的问题，贡御汝窑烧造的时间是宋神宗时期还是宋徽宗时期的问题，南宋修内司建立的"新窑"和"旧窑"的关系问题，龙泉官用型黑胎青瓷是贡瓷还是仿官窑瓷的问题，《坦斋笔衡》中"故京遗制"的含义和"置窑于修内司"问题等等。

南宋的官窑都是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创建、由窑务机构或者是修内司机构中的宦官进行监督管理的，它和明清时期派遣朝廷命官督造官窑瓷器是不同的。因此，宋朝的官窑，是特指皇家内宫出资派人建立的、具有皇家独立自建性质的制瓷窑场。

官窑分做两个地方，一为北宋的汴京官窑 ，一为南宋南迁后高宗在杭州所另立的新窑杭州修内司官窑 ，亦称内窑 。然此项分类尚有纷歧意见，因为汴京遗址长埋于开封市底下，考古难以挖掘，只能借由古籍记载来推测当时烧窑的情况。根据几本古籍，如明初曹昭《格古论要》、南宋人所写《负暄杂录》、以及南宋《垣斋笔衡》所载，官窑的确分作南北两处。 南宋官窑是宋朝迁都临安后，邵成章提举在殿中省修内司按北宋旧制度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称为内窑；后来又在郊坛建立新官窑。修内司郊坛官窑瓷釉有月白、粉青、米黄三色，有冰裂纹，隐纹如鹰爪。明初曹昭《格古论要》言：“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臃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垣斋笔衡》中提到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为南宋初期设立的第二座官窑，称“郊坛官窑”，也位于杭州。

“袭故京遗制”移地于南方继续生产，开始于绍兴十三年，却连续生产了一百三四十年的优质瓷，前后映辉，为中国奠下了制瓷王国的美名，千多年以来，被举世认为宋瓷是艺术性最高的时代。它通过细致纯熟的工艺，将流畅简练的造型和精光内蕴的釉色和谐统一在一起，代表着八百年前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也是南宋时期发达的科技文化真实的写照。由于它产量有限，传世甚少，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瑰宝，闻名于世。而与南宋官窑的知名度不相适应是关于它近乎零星的史料记载，让今人觉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因此，南宋官窑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一项令人瞩目的重要课题。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到了宋朝达到巅峰，被称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虽然处在同样的朝代，但宋朝又被分为南宋和北宋，这两个时期龙泉窑瓷器的风格是大不相同。

1、釉色

北宋龙泉窑的烧制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龙泉窑青瓷呈淡青釉色，到了中后期由于坯胎中加入了含铁和含硅量较高的瓷土，并施以石灰釉，虽然增加了釉色的光泽，但由于石灰釉高温粘度比较低，所以容易出现流釉的现象，整个北宋的龙泉窑青瓷釉色都略带泛黄，这是因为当时烧制技术还不够成熟。

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呈葱青色，这一时期仍然采用石灰釉，但由于烧制技术的提高，南宋龙泉青瓷釉色给人一种玻璃质感。到了南宋中晚期，龙泉窑成功烧制出了粉青和梅子青两种纯净的青釉，被誉为中国青瓷的最高工艺，实现了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

2、器型

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瓷，除了烧制出一些传统的碗、盘、盒、罐等生活类器具，还出现了多管瓶、盘口壶、多叶瓶，它们是这一时期的新产品，主要采用盘筑、粘贴、镂雕等技法，使得瓷器的形制更为多样化。

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瓷器型更为丰富多彩，出现了大量仿古铜器、古玉器的瓶类制品，新器具有堆塑龙瓶、虎瓶、琮式瓶、荷叶盖罐、葫芦瓶等。梅瓶是宋代的一种贮酒器，北宋的梅瓶器型较大，且肩腹较为丰满；而南宋的梅瓶则器型略微小巧，瓶腹显得消瘦。

3、纹饰

北宋龙泉窑的纹饰主要采用刻花以及划花工艺，题材以莲瓣、牡丹以及菊花为主。盘碗之类的器具多用蓖纹、折扇纹，纹饰之间还有棱线隔开，根据需要棱线有单线、双线乃至直线、斜线等，组合在一起可谓丰富多彩。

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瓷纹饰很少用刻花和划花工艺，主要流行贴花和浮雕，比如下图中的这件龙泉窑青釉塑贴双鱼纹洗，采用的便是贴花的手法，塑贴鱼纹清晰、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

4、工艺

通过对出土的北宋时期龙泉窑瓷器分析，人们发现很多器物上存在钉痕。原来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多采用支钉固定器具，从而导致烧制出的瓷器底部出现支钉痕，这也是北宋龙泉窑青瓷的一大特色。

到了南宋以后，随着烧制技术的提高，钉痕已经消失不见。有人发现不少南宋的龙泉窑青瓷出现露胎、出筋的现象，以为是假冒伪劣产品。事实上不少南宋龙泉窑青瓷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不是烧制工艺出了问题，而是刻意为之，从而达到一种自然之感。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位于杭州复兴路闸口乌龟山西麓，地处西湖风景区南缘。博物馆1990年建成，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采用宋代风格的短屋脊、斜坡顶的仿古木构架形制，造型庄重、风格独具。它以南宋官窑遗址为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第一座陶瓷专题博物馆。

简介

南宋官窑是南宋朝廷专设的御用瓷窑，它烧制的瓷器造型端庄、釉色莹润、薄胎厚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博物馆建筑按南宋风格构建，分为古窑址保护厅、出土文物展厅、传统作坊制作区三部分，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南宋官窑博物馆

馆内设有三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展示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文物，勾划出了中国古代陶瓷的演进历程；第二展厅详尽展示了南宋官窑的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和器物类别，生动地再现了其往昔的风姿神韵；第三展厅为临时展厅，定期或不定期地展出一些国内外的优秀展览。

南宋官窑遗址是八百多年前官窑瓷器制作、烧造的真实现场，经考古发掘后得以妥善保护，现存面积约1500平方米，主要遗迹有龙窑和制瓷作坊。依势而建的遗址保护厅，是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保护建筑之一。为生动直观地再现南宋瓷器的生产过程，馆内复原了一套传统制瓷工具和设备，参观者可以亲自动手，领略制作仿古瓷器的乐趣。

2陶艺特色

南宋官窑博物馆围绕陶艺特色，在陈列中突出了观众的参与性，设置了别具一格的官窑陶吧，它既直接显示了古代传统陶瓷工艺，也为观众开辟了动手制陶的空间，在杭州各博物馆中开创了观众参与性的先河。观众在此可创作出富有个性的陶艺作品，亲身体验古代陶瓷艺人用泥与火创造陶艺文化的艰辛与乐趣，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在这里寓学于乐，对陶瓷文化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3社会教育

南宋官窑博物馆充分发掘自身特有的陶瓷文化优势，在做好基本陈列的展览教育的同时，积极与学校、社区、部队等建立共建关系，通过举办文博夏令营、推出流动展览、开设参观引导课 、陶艺进社区、举办中小学生陶艺展、培养小小讲解员等多种形式，内引外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杭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被评2003年度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目前已成为杭州市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首选场所之一。

4发展历史

南宋官窑博物馆自开放以来，已接待观众20余万人次，对弘扬陶瓷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多年来全馆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先后主办多个学术会议，不定期地编印业务专刊，参与了学术专著《南宋官窑》的主编工作， 出版了《南宋官窑文集》， 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课题也达到了国内较高水平。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创文化名城工作的方兴未艾，2002年博物馆对其展厅进行了全新的打造，并且完成了馆区地域的首次扩充。随着陈列改造的完成，馆区环境的改善，以及对文物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开发的规划的实现，南宋官窑博物馆将迈上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5贡献

南宋官窑博物馆成立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陶瓷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肥硕的成果。在1990年至1996年的“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项目中，基本恢复了官窑瓷传统制作工艺，通过了科研成果鉴定；在2001年至2002年的“复制南宋官窑瓷中试实验”中，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近期正在组织小规模的生产工作。产品可为收藏、陈设及礼品馈赠之佳品。

博物馆在复制南宋官窑研究的同时，还致力于现代陶艺作品的创作。现代陶艺的魅力来自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现代创作理念结合，来自陶艺材质的特殊美感和它特有的手工制作过程，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陶艺世界。

南宋官窑博物馆陈列雅致、内涵丰富、环境清幽，深受人们喜爱自建成以来对弘扬中华陶瓷文化，普及陶瓷知识，突显杭州南宋故都历史风貌起到了良好的展示和传播作用，被授予浙江省超级文明博物馆和省、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自2003年5月18日起，现已免费对社会开放。

6历史意义

在杭州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有一处著名的瓷器生产遗址，蜚声海内外，这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南宋官窑。八百多年以前，南宋官窑曾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在杭州留下了陶瓷文化的历史足迹。

矗立于昔日古窑址区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遗址为基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它位于西湖风景区的南部，隔玉皇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相邻，馆内建筑古朴、陈列雅致，犹如一座陶瓷文化殿堂，展示着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官窑原是北宋皇室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专设的瓷窑．在中国古代漫长的陶瓷生产发展过程中，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特殊需要，曾指令一些民间瓷窑为宫廷烧制瓷器精品。到了北宋，演变为宫廷在汴京专设了御用瓷窑，这就是北宋官窑．宋皇室南迁后，根据宫廷的需要，又在临安(今浙江杭州)重集名师巧匠，在皇城西南林木茂盛的丘陵地带重设了南末官窑，专门为皇帝及皇室烧制高级生活用瓷和艺术陈设瓷。南宋官窑以当地的瓷土和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做原料，按照宫廷的审美僻好，经过精心的加工成型和纯熟的烧制，生产出了滋润如玉的官窑青釉瓷器。官窑青瓷的特点是以造型和釉色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器形简练、端庄、瓷眙很薄、釉层丰厚，色泽晶莹，瓷器表面开不规则的纹片，质感如玉，由于它的质量很高，加上御窑的神秘性，留传下来的传世品又很少，因此，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特别是它的工艺的确非同一般，所采用的多次上釉，多次烧成的工艺程序，达到青瓷生产水平的顶峰，为玉质感和开片装饰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障。

南宋官窑遗址是直接体现南宋官窑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产品特征的著名古窑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丰富的陶瓷工艺内涵，历来倍受瞩目。从1985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浙江省、杭州巾的文物部门联合组队对南宋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历时半年的彻底发掘，布探沟、探方22处，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在距地表约0.8-2米深处的南宋文化层，发掘出练泥池、素烧炉、成型工房、釉缸等作坊遗址和一座龙窑，出土了大量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揭开了尘封南末官窑八百多年的神秘面纱．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好这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1986年l0月开始筹建杭州南末官窑博物馆，1990年11月对社会开放。

南宋官窑博物馆占地面积约7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8平方米，由展厅和遗址保护建筑两部分组成。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保护大厅采用大跨度的钢质网架结构，是国内少有的大型文物保护建筑之一。

7整体布局

博物馆展示内容包括三个展厅的文物陈列和怍坊、龙窑遗址保护性展示，是一个以南宋官窑为中心题材，以遗址和遗址发掘出土文物为主要展品，兼有其它历代陶瓷文物和现代仿古瓷佳作的综合性陶瓷陈列。全馆陈列面积约2000平方米，依次为第一展厅、第二展厅、第三展厅、有保安监视，并指挥方向。作坊遗址保护展示大厅、龙窑遗址保护展厅廊共五个部分，展厅以人工采光为主， 自然采光为辅，展厅与保护建筑间有甬道相连。设在第二展厅，从历史风貌、制作工艺，器物赏析三个角度，通过展示大量的出土文物、标本，结合图版、文字、景箱等辅助材料，系统介绍了南宋官窑建立、发展的渊源南宋官窑瓷器的造型风格、胎釉特点、装饰艺术及美学内涵，南宋官窑制作工艺的全部过程及其独树一帜的高超之处，生动地再现了南宋官窑的盖世光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南宋时期杭州的都市风貌和当时制瓷匠的聪明才智。

8著名藏品编辑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藏品以遗址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标本为主，藏有文物标本、复原器物共8000余件(片)，另有其它历代陶瓷文物数百件。大量的遗址出土文物，为研究几百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南宋官窑制瓷工艺、胎釉特点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收藏的主要精品有：簋式炉，侈口，圈足，鼓腹，高10.5厘米，口径17.4厘米，足径13.7厘米，系仿商周青铜簋式样，胎细釉润，色泽粉青，器身密布细纹片，形制朴厚凝重，肃穆大方，应属南宋官窑中的经典之作，出土后修复。八卦纹薰炉盖，该器物是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而成的一件精品，直径18.5厘米，高4.5厘米，有盖纽，它以镂空八卦图案为出烟孔，造型别致，釉色青灰，显示了工匠们在设计上的巧妙构思，是官窑传世器物中未有收藏的器形。花口壶，系陈设用瓷，高25.6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25.6厘米，器口外撇呈六瓣花形，底足也是六棱花形圈足，削肩、斜腹，壶身有棱与口底相互呼应，肩部饰一对环形铺首，造型流畅匀称，薄胎厚釉，晶莹如玉，为瓷器中的上品。大洗，是南宋官窑遗址出土修复器物中最大的一件，高8.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27.8厘米，唇口，浅腹、浅圈足、釉色灰黄。其器形较大，在薄胎厚釉的南宋官窑产品中，烧成这样一件大器也是很不容易的。总之，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南宋官窑青瓷，以它自身特有的陶瓷语言，展示着陶瓷的美。 除了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展厅陈列外，南宋官窑博物馆内还设有一处古趣盎然的仿古制瓷作坊，观众可以一试身手，用泥条盘筑、泥片围接、拉坯成型等各种传统方法手工制作陶瓷，亲身体验古代劳动者用泥与火创造陶瓷文化的艰辛与乐趣．作为一座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力的陶瓷专题博物馆，近年来，全馆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主力、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和南宋官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每年不定期地编印《古陶瓷研究动态》与同行进行交流。参与了学术专著《南宋官窑》的主编工作，复制南宋官窑瓷的研究课题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对遗址保护的研究工作也正深入进行中。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建成与开放，极大地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海内外参观者，它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人文标志之一。古老的陶瓷文化，重新焕发出了青春与活力。

起源主要有二：①出自姬姓，以国命姓。春秋时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都是周武王分封皋陶后裔所建封国，号称“群舒”。后灭于楚。公族后代以国名为姓。②出自任姓，黄帝之后。据《潜夫论》及《左传正义》等所载，谢、章、薛、舒、吕、祝、佟、泉、毕、过，此十国乃任姓后裔小国，春秋时舒国子孙以国为氏。③出自他族。据《中国姓氏大全》载，清满洲八旗姓舒穆禄氏、舒觉罗氏、舒佳氏、他塔喇氏等后均改为舒姓；满、土家、赫哲、蒙古等民族均有舒姓。 始祖：皋陶。 迁徙：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57年徐国灭舒，前552年，复国后的舒国再次被楚国灭亡。此后舒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以安徽庐江为繁衍中心，后逐渐昌盛为舒姓第一大郡望——庐江。并有舒姓子孙逐渐播迁于当时楚国腹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秦统一六国，不久又为汉所灭，秦汉均为统一的国家，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有舒姓子孙迁居该地，并逐渐兴旺昌盛起来。后北方各地舒姓大多源自京兆郡，舒姓成了北方著姓之一。东汉时舒姓才有人散见于史册，其中东汉义士舒邵兄弟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陈留人舒燮播迁江南。两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避居江南之舒姓渐多，并与原居于南方的舒姓相融合，使舒姓又开始成为南方大姓之一。此际，北方舒姓巨鹿郡望也已形成。隋唐之际，见诸史册之舒姓渐多。唐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更促进了北方舒姓南迁，两宋之际见诸史册之舒姓日盛，从这些历史名人的籍贯来分析，可以知晓舒姓已播迁繁衍于今浙江之东阳、慈溪、奉化、宁海，安徽之旌德、沈丘，江西之吉安、靖安等地。元时，今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南方各地都有了舒姓人活动的身影。明初，山西舒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地。之后到清中叶，舒姓分布之地更广，并有渡海赴台，远播海外者。如今，舒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为多。目前舒姓人口列全国第147位。 郡望：庐江郡　秦代九江郡，治所在舒城，在楚汉之际分出一部分为庐江郡，在今天安徽长江以北庐江西南一带。

巨鹿郡　秦始皇时置郡，治所在巨鹿，相当于现在河北平乡至晋县一带。

京兆郡　治所在长安，即首都长安直辖区。相当于现在陕西西安西北至华县一带。 堂号：阆风堂　宋朝时，舒岳祥任承直郎。宋朝灭亡后，避居奉化，不做元朝的官，读书于阆风台，著有《阆风集》200余卷。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京兆、巨鹿、庐江。②自立堂号：紫阳、兰藻、厚德、伊登等。 字辈：某支舒氏字辈：景祚文明启，光辉远秀新。学开方可进，敦厚永从仁。

溆浦舒氏字辈：国三成仕宗，文时智有登(通)。

湖北通山舒氏字辈：永朝由善德，靖献在忠诚。克思全美道，继续作良仁。

邵东舒氏字辈：孝忠宜显达，正大是光明。

湖南致和公后裔舒氏字辈：夏致光宗保，惟孟继凤心，一庚郝天有，正大单世应。

湖北麻城舒氏字辈：致光宗保惟万世，鼎文祀国功如空。登汝长洪盛仕厚，富贵荣华永远通。昌隆纪泽开新宇，汉晋熙元振亚东。卫泰安平经惠理，德智仁杰伟玉中。

湖南芷江舒氏字辈：乾坤符易象,孝友振纲常。

四川舒氏字辈：贤天廷子衷，正德永世隆。

湖北咸宁舒氏字辈：□尚建昌象，再耀安宗成，克诗严美道，继序(绪)祚良仁。

江西抚州舒氏字辈：志大思兰乾、所以宏自守、钦翼应明君、诗礼能传世、文章定耀邦。 名人：舒元舆(?-835)，唐文学家。婺州东阳(浙江东阳)人。擢进士高第，调鄠县尉。累迁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李宗闵以其浮躁，改任著作郎。后李训擢其为左司郎中，迁至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新唐书》言其“诡谋谬算，日与训比，败天下事，二人为之也”。与李训谋除宦官，事败，同被杀。工诗善文。《牡丹赋》篇，时称其工。有《舒元舆集》。

舒雅(?-1009)，北宋学者。字子正，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唐时，受知于韩熙载，保大间熙载知贡举，以状元及第。入宋，历将作监丞、屯田员外郎，充秘阁校理，迁职方员外郎。咸平末，出知舒州。秩满乞致仕，掌潜山灵仙观。真宗东封，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馆，转刑部。舒雅多预文事，于太平兴国中修《文苑英华》，淳化中校《史记》、前后《汉书》，至道中修《续通典》，咸平中校七经疏义。撰有《山海经图》、《十九代史目》等。好学善属文，与吴淑齐名。晚年与西昆派诗人相酬唱，为西昆派诗人中年最长者。《全宋诗》录其诗五首，《全宋文》收其文三篇。

舒亶(1041—1103)，北宋臣。字信道，明州慈溪(今浙江宁波西北)人。举进士。历审官院主簿、奉礼郎、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元丰初，以权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奏劾苏轼作诗讥讪时事，轼下御史狱。官至龙图阁待制，卒，赠直学士。

舒翁，南宋陶瓷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永和镇人。永和镇唐时即以瓷器著名。他烧制玩具、仙佛最精，其女舒娇长于制垆瓮，亦擅上釉构图。产品以白、黑为主，乾道间最盛行，传盛水其中久而不变色味，永和诸窑中最为有名。后世称为吉州窑。

舒璘(1136-1199)，南宋臣、学者。字元质、元宾，奉化(属浙江)人。从学张栻、陆九渊、朱熹、吕祖谦。家书曾言：“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宋史》)。乾道进士。教授徽州，时称第一教官。知平阳县，严除郡政之苛。通判宣州卒。袁燮曾谓璘“笃实不欺，无毫发矫伪。”有《舒文靖集》。

舒芬(1484-1527)，明臣。字国裳，号梓溪，江西进贤人。正德进士。授修撰。因极谏武宗南巡被廷杖，谪福建市舶副提举。世宗时复官，因大礼议下狱廷杖夺俸。母丧归，病卒,世称“忠孝状元”。《明史》载其“负气峻厉”，“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其学贯诸经，兼通天文律历。”有《太极绎义》、《周礼定本》、《梓溪文抄》等。

舒赫德(?-1703)，清将领。满洲正白旗人，姓舒穆鲁，字伯雄，别字明亭。雍正年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迁监察御史。乾隆时，历任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经筵讲官、国史馆副总裁、参赞大臣，直至英武殿大学士。他曾随傅恒参赞军务，指挥大金川之战，还长期参加并指挥平定西部回域之战，功著西陲。

舒位(1765-1816)，清文学家。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字立人，小字犀禅，号铁云。乾隆举人。家贫，以馆幕为生。曾随王朝梧至贵州作宾客。博学，善书画，尤工诗、乐府。书各体皆工。作画师徐渭，诗与王昙、孙原湘齐名。著有《瓶水斋诗集》、《皋桥今雨集》等。另有《瓶笙馆修箫谱》，收其杂剧《卓女当垆》、《博望访星》、《樊姬拥髻》、《酉阳修月》等。

其他舒姓名人有东汉义士舒邵；宋学者舒亢、舒邦佐，陶瓷家舒娇；明官吏舒化、舒清；清将领舒赛、舒明、舒亮、舒常、舒保，医学家舒诏，诗人舒焘等。近当代舒姓名人有红军将领舒传贤、舒翼，辞书编纂家舒新城，作家舒庆春(老舍)、舒乙、舒群，书法家舒同，诗人舒婷，作曲家舒模、舒风，电影演员舒秀文、舒适，弹词演员舒三和，舞蹈家舒巧等。

北宋官瓷具有的文化内涵：

1，王者之瓷，社稷神器

北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宣政年间，是宋徽宗引入汝瓷及开封陈留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在开封创建的。北宋官窑口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官瓷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的地位、投入、技术、成果以及它的拥有者，绝不是一般民窑可比的。北宋官瓷在我国琳琅满目的瓷器世界中，可谓独具禀赋，充盈着皇室高贵典雅的艺术神韵和光彩，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艺和宋徽宗杰出艺术才华合璧的典范。官瓷自问世以来，便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2，器型，追三代遗风

北宋尚文偃武，到徽宗经济文化空间繁荣，提出以文立国、以礼治国，大力复兴礼制。礼制的核心是祭祀，而礼器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自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有散佚，加上文物损缺，礼器的使用历代都损益自便，很不规范，与古制相行渐远，给朝廷推行礼制带来很大困难。正是因为现有的礼器与古制“无一有合”，宋徽宗才痛下决心，决定对礼器“悉从改造”，并亲自参与更制。这是宋徽宗设立官窑的主要原因，亦是官瓷承载的历史使命。

宋徽宗创制的北宋官瓷礼器，相比夏商周三代青铜器而言，虽然有所更张，但皆考三代器物遗法，有典有据，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上合先儒疏义，下逮诸家图像，既讲究“形”，又注重“义”，形义一体正是北宋官瓷的精妙所在。因此，北宋官瓷器是经过重新设计和制作的全新礼器，不是三代青铜器的复制和模仿品。

3，釉色，臻至美之镜

宋徽宗因信奉道教而崇尚青瓷，对纯色的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且其单一的色调难以抵达丰厚多变的高度。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窑变出许多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可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中庸思想，故深契徽宗之意。

北宋官瓷常见有天青、粉青、大绿、月下白、炒米黄、油灰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北宋官瓷的“粉青”釉色，素用“晨露未干时，隔纱望晴空”来形容，比之汝瓷的“雨过天青云破处”更含蓄、内敛，更接近审美的最高境界。

4，工艺。达造化之极

北宋官瓷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经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碾磨粉碎，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以达到制作高端瓷器的要求。

北宋官瓷为追求作品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是南宋诗人马祖常赞颂官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诗句的由来。如此精工珍材不惜工本制作的瓷器，自然是其他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无法攀比。

中国拥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封建王朝的历史更是这段漫长历史岁月中最典型的部分，由于封建统治时期皇权的集中，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都与皇权有关，它们象征着封建皇权的威慑力，这其中就包括历朝历代的古都——皇城。

而纵观中国近代以来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于文物的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发现，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时代进步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强，对于探索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和南宋皇城相关的故事。

南宋皇城——临安府（杭州）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朝代的更替经常会导致国家都城的转移，因此中国目前有很多地方都曾经是古代的首都，这里包括有西安、南京、北京、杭州等。而南宋当时的都城（临安府）就是杭州，那么大家这里就会产生疑问，中国有那么多个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更加宝贵，为何偏偏选择少有人关注的杭州呢？

是的，相对北京的文化影响和西安的深厚历史来说，杭州是有些太过渺小，但是作为南宋的都城，它同样具有值得深究意义，而且在早几年，南宋都城遗址所在地还被列入了中国重大历史遗址名录，它的地位同样是不可估量的。

之所以会造成大家对杭州古都的不屑，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来自于大家对南宋的误解，由于对历史知识了解的不全面，以及近些年来影视剧的曲解误导，让很多人对南宋的印象都不佳，认为南宋是一个很平庸的朝代，国力至弱，加上当时软弱无能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狼狈为奸，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还处处对金人和蒙元步步妥协，使得从此后人都对南宋产生了较差的看法。

但是近代以后，通过一些远见卓识的学者们的探索，却重新打破了我们对南宋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对南宋的认识不能仅仅看它的统治集团，更要看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正是在南宋这个时期中国的科学艺术达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有了南宋海上航运外交的发展，才使得华夏文明得到好的传承。

南宋皇城遗址以及南宋的历史研究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南宋皇城的所经历的种种岁月风霜，来揭开南宋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关于那个朝代的更多内容。

南宋皇城遗址位于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麓一带，杭州作为著名的旅游文化名城，已经有近五千年的建城历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古都，而在五千多年的演变中，让杭州城市发展达到顶峰的时期正是南宋。

早先的杭州还只是一个郡治，随着后来统治者的重视，在隋唐时期将杭州划为州治，地位有所上升，而后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在这里建立都城，扩建王宫，小小的凤凰山麓一时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君王宫殿。

再后来南宋政权建立，一向推崇自然湖山之美，陶醉于园林景观的南宋统治者便将皇城地址选在了得天独厚的山水之间，与其他朝代君王选择皇城的标准还是略带差异的。

统治集团达到杭州以后，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将凤凰山麓作为了行宫所在地，时间转眼至1138年，在历经诸代帝王的扩建和改造后，皇城规模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气势恢宏，构建绝美。

在相南宋的相关文献中还可以大概的了解到皇城涵盖的宫殿数量，大殿大约有30个，大大小小的亭台楼阁更加不计其数。而整座皇城依山傍水而建，充分利用山势的结构精心规划，主要宫殿位于地势较高处，其余一次环绕而建，因而更加显得气势磅礴，很有皇家气范。

它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劫难，最终化为了废墟，实在令人心痛，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享有盛名的宫殿，却没能像北京故宫那样很好的保存下来，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虽然从前的宫殿不复存在，但是关于宫殿的历史、经历的变迁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至少还是应该了解一下。

南宋皇城遭遇破坏的经历

历史上关于南宋皇城遭遇破坏的时间点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时间段是在南宋政权沦丧，元丞相伯颜率军攻占临安的时期，当时他率领大军一齐攻占临安城，并对皇城进行了强烈的破坏，大内宫殿惨遭空前劫难。到了1276年，又被大火延烧。

元朝建立后，为了对前朝文化进行清扫，建立自己的文化，统治者又命人将当时残留下来的一些宫殿改建成了寺院，至此南宋皇城基本上绝迹了。1359年张士诚奉命重修杭州城，本以为皇城迎来了一线生机，这时却偏偏又将南宋皇城的遗址划在重修范围之外，遗址最终被淡忘。

大约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皇城历经风雨最终化成了废墟，那些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也都被掩埋在了地下。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皇城遗址的实际范围一直无从考量，关于皇城的面积及范围也只能依靠史书记载来推测一二。

当然经过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变化，南宋时代的文化也终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001年，国家意识到南宋文化的极高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将它归入重点保护的范围，皇城遗址就这样成了我国的国宝，从此关于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和改造工作正式展开。

后来经过多年的考察，耗费历史学家很多的精力，才确定出遗址的确定范围，并计算出总的占地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到了2006年又被列入了处重大遗址名录中，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国家对于这部分文化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南宋皇城大遗址的重要价值

其一就是文化价值，皇城在历史上经历了包括隋唐、吴越、宋元等多个朝代的变迁，从最初的小有规模到后来的空前绝后、气势磅礴，以及最后的覆灭，经过多个时代的沉淀，留下了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文化。

而且经过考古研究后发现，在皇城周边有包括白马寺遗址，梵天寺遗址，圣果寺遗址等多个重要的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可想而知，这些遗址和景观，也将为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实际依据。

艺术价值更加是不可估量的，虽然它不如别的朝代的建筑体量大，也不如其他朝代那么威严，但是它的精美程度绝对不是其他朝代的皇宫可以比拟的。

南宋皇城的选址之处位于自然湖山之中，不论是园林景观还是建筑风格都极具当时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水平，对于现在的建筑与景观设计也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总结语

通过对南宋历史以及南宋皇城遗址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遗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不论是从皇城遗址所具有的价值来看，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皇城遗址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多关于南宋时期的历史，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保护和修护它。虽然它外在经过风雨的洗刷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深究它的内在仍然具有很多值得我们区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所以实施保护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参考资料：

《南宋陶瓷史》邓禾颖、方忆著

《古都宫殿》

《宋记宫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