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善和上善的区别
字不同意同。
尚善”同“上善”，意思是崇尚仁慈友善，上善若水。字不同但是意思亦同。
区别是指：把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认识它们不同的地方。
有心的朋友应该可以发现，许多老板办公室会挂着“上善若水”字画，原因是什么呢？与“上善若水”内涵的“为而不争”的包容与成就、以及“柔弱胜刚强”的“韧性”哲理有关。而要理解“上善若水”的哲理，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道家的“水之德”了。
在道家看来，“水”是接近“道”的存在，它有滴水穿石之能，却能隐去棱角、随圆而方；它有滋润万物之德，却甘于处下，以成就万物的方式自我圆满。而正是水的这种成就万物、包容万物的“德性”，成就了它“众望所归”、“柔弱胜刚强”的强大。
于此，企业的老板办公室里面挂着“上善若水”的字画，大有企业老板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头人，需要包容下属，要具有成就他人、为而不争的德行，以柔韧之态带领企业走向强大。而上善若水之德，不仅是企业老板需要修习的品行，更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下面，颜小二这里将从道家思想出发，简单讲讲“上善若水”中的“包容”和“柔韧”特性，并相应讲讲道家“上善若水”对现代企业老板的启发和启示，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
1、“上善若水”中企业老板需懂的哲理之一：包容且不争细心观察生活的朋友应该可以发现，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计算大多源于一些人“逞强好勇”的心思。而在“逞强好勇”上作为过度的人，不仅成天坐立不安、心神不宁，还总不能达成所愿、负能量满满。相反，爬得越高的人，往往越是气定神闲。而能够得到众人拥护的人，总是那个可以包容、成就他人的人。
关于这一点，千百年前，道家老子观察世间之道，发现了为而不争的水，于此在《老子》一书中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句话点出了“水”的特性，即“利万物而不争”。换句话说就是水滋润万物、成就万物，但是却不以此自我标榜，甘于处下。而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水”虽不争，天下也莫能与之争。
同时，在道家老子眼里，拥有不争之德的“水”，是接近“道”的存在。这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盛衰变化，都有一个“道”，符合“道”的发展，自然而然去作为，则能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效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上善若水”的重要哲理之一，便是包容且不争。而一个企业的老板，如果能够懂得“上善若水”之“包容、不争”的法则，往往能找到人才使用、企业经营的“道”以“利万物而不争”的品德获得下属拥护，继而上达“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于此，又何愁企业发展不顺利呢？各位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2、“上善若水”中企业老板需懂的哲理之二：柔弱胜刚强的韧性因为急功近利，太在乎眼前的“小利”，眼光狭隘的人往往更趋于追求眼前得失，盲目“求高求远”，殊不知急功近利之下，其实是“物壮则老”的悲哀。这一点，作为企业老板，一定要懂。
关于“上善若水”中点出的柔弱胜刚强之韧性，老子在《老子》一书中这样说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句话的意思是，水虽然柔弱，但是，却有滴水穿石的之能。同时，因为水柔韧十足，如果我们用最坚固的东西去攻击水，这“攻击”只会被水的“柔韧”化解。
也就是说，作为企业老板，要在管理与为人处世上懂得“柔韧”，这就讲究“灵活”、“谦逊”和“长远视野”了。要做到“柔韧胜刚强”，就要能够超越眼前的小利和得失、能看到更长远更本质东西的本领，以自己的“韧性”化解外部刚硬且棱角分明的攻击，这种时候，对方的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即便看上去似乎威力无比，这“威力”也会被瞬间消散，各位可以体会一下。
3、“上善若水”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写到最后，颜小二想说的是，诚然，一个企业的老板因为要带领团队，需要有“上善若水”的格局和视野，以包容和成就的姿态任人唯贤，做到柔韧治下，拥有柔弱胜刚强的格局，带领企业更上一步。
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修养“上善若水”的品性，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功课，懂了“上善若水”的包容与柔韧，我们可以免于许多无谓且狭隘的纷争，人会因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活得更坦荡快乐一些、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会更简单有趣一些，同时还能收获“江海甘处于下而百川汇归”的成就，何乐而不为呢？而要做到这一点，达到“上善若水”的境界，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自我执着”。
篇幅有限，关于破除“自我执着”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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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上善若水篆书写法：
隶书写法：
上善若水，是一个成语，语出《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wù），故几于道。”指的是：至高的品性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不与世人一般见识、不与世人争一时之长短，做到至柔却能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
在道家学说里，水为至善至柔；水性绵绵密密，微则无声，巨则汹涌；与人无争且又容纳万物。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人生之道，莫过于此。
扩展资料：
上善若水，是最高境界的人的德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上善：最完美；水：避高趋下是一种谦逊，奔流到海是一种追求，刚柔相济是一种能力，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洗涤污淖是一种奉献。
逝者如斯夫，人生犹如奔流至海的江水。乐善好施不图报，淡泊明志谦如水，而在这里水是喻指与世无争的圣人。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就和圣人差不多。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上善若水”这四个字，出自于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第一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的字面含义是：最善者的品行，如同水一样， 可以滋养与造福万物，却不与万物争任何东西……。说到这其中所涵盖的思想意义，那就需要多做些解释了。
老子：上善若水，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我国先秦道家学说的创立者、哲学家老子十分推崇“上善如水”。意思是说人类最美好的品行就应该如水一样。
乍一看来，似乎颇为费解，但仔细咀嚼揣摩，就能领略到其含义的深刻精妙。水对我们有哪些启迪呢?
其一，水往低处流。
启迪我们做人，尤其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要眼睛向下，时刻关注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那些至今连温饱都尚未解决的群众，设身处地为他们著想，为他们排忧解难，尽快使他们摆脱贫困，步入小康。
其二，水溶万物而不争。
水与千千万万种物质，溶为一体，构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水、药水、墨水等物质，在这诸种物质的排名中，水都居于第二位。
然而，如果没有了水，这些茶水、药水、墨水等还会存在吗?水的这种不争之德，启迪我们应该不争名不争利，将个人的价值体现在默默的奉献之中。
其三，水随遇而安。
无论石缝岩隙，还是沼泽碱滩，水都能顽强地生存。即便只是一滴露珠儿，它也会笑迎朝霞，熠熠闪光。
水的这种豁达顽强的精神，启迪我们即使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也要安贫乐道，恪尽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其四，水遇寒而结为冰。
水的三态(固态、液态、气态)变化，体现了水极大的灵活性。
尤其是水遇寒而结为冰，更是启迪我们在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增强凝聚力、向心力，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其五，水质透明，清澈见底。
水的这种鲜明特性，启迪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君子坦荡荡”，城府深不可测者很难觅到挚友良朋。我们应做一个清纯如水的人，洁身自好，纤尘不染，永远保持健康的肌体。
其六，水的公平。
水是最公平的，些许倾斜都会破坏水面。因此，我们常常希望掌权者要“把一碗水端平”。公平、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体现，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准测。只有“端平一碗水”，才能赢得民心。
水是博大精深的。
它对我们的启迪还有许多，如“滴水穿石”，启迪我们对事业的追求要锲而不舍；“千条江河归大海”，启迪我们一旦认准一个目标，就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定执著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迪我们要有恢宏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水对我们的启迪是如此丰厚广博，难怪先哲要发出“上善如水”的赞叹!
“上善如水”堪为我们的座右铭。
“上善若水”这4个字的图片：
"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上善：最完美；水：避高趋下是一种谦逊，奔流到海是一种追求，刚柔相济是一种能力，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洗涤污淖是一种奉献。
语出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易性第八）：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
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人无常在，心无常宽，上善若水，在乎人道之心境，即，心如止水。
颜体字"上善若水"，如图：
上善若水，是一个成语，语出《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wù），故几于道。”指的是：至高的品性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不与世人一般见识、不与世人争一时之长短，做到至柔却能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
扩展资料“上善若水”体现的老子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虽然老子的这套人生哲学，极少有人能够做到极致完美，但我们至少可以心向往之，并努力为之，能有修炼“七善”中一项美德，也可以树典范了。
在道家学说里，水为至善至柔；水性绵绵密密，微则无声，巨则汹涌；与人无争且又容纳万物。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人生之道，莫过于此。
一、中国瓷器
一、一张精致的名片
去景德镇，冲着那里的瓷业。一直以来，它成为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满怀着神秘。“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无论玲珑剔透、轻盈细致的套盘，还是圆圆胖胖、稚稚拙拙的碗盏，都那样生动可爱、楚楚动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瓷器，偶若遇见景德镇的产品，对着底部的印记，大人们会郑重其事地介绍一二，话语中透着赞赏与崇敬。也曾几回，将一些瓷器附在掌心，立在案头，摩挲，端详，相看两不厌。瓷器无语，人也无语。
景德镇在昌江之南，古称昌南镇，因其陶瓷闻名，外国人径直用昌南的读音（chāng nán）称呼中国，即China。正如尼罗河畔的金字塔，让人们知道了古埃及，如今一说到埃及，人们无不油然想起金字塔。又如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泰国人妖，许多人因之知道了泰国，并乐不可支地趋之而鹜。景德镇，恰似引介和展示中国的一张精致的名片，任所有的骄傲镌在瓷器上。
二、在火中涅盘
在浮梁瑶里古镇附近的“陶花源”，一处古代龙窑遗址。龙窑依山傍水，像一条巨龙，身长20余米，腰宽两米多，“龙头”高翘望着苍天，“龙尾”低伏，紧贴地面。从窑里挖出的泥土，干燥而金黄，带着“火”的颜色；那刚出土的瓷片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瓷器来自泥土，似乎为了赶赴一场前世的约定，完成一次生命的燃烧。铸铁成钢，寒梅吐香。即便是一抔普普通通的泥土，只要敢于锻造，勇于磨练，甘受熬煎，就可以升华自己。一次炼狱，或许就是一次涅盘。感谢火。有了火的锤炼，泥土有了筋骨，修得如玉的瓷器。纵然哪一天，她可能被碾成碎片，但经由火中，红过、紫过，也生而无憾。
三、生命来自泥土
上古时期，女娲因为大地的冷清而感到孤寂，灵机一动，用泥土仿照自己制作了“人”，进而创造了人类社会。几千年前，据说因为一场偶然的火灾，将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烧成了瓷器。人与瓷器共同作为来自泥土的奇迹和杰作，带来无限生机与趣味。没有人类，地球将会黯然失色；没有瓷器，人类也将减少几许美感。“一枝草一点露”，一棵小草因为一滴露水的眷顾，会化作生存的机会与条件。生命既然活在世界上，就有存在的理由，以及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关怀，最终化为奇迹。纵然不过泥土，可能生长庄稼，也能化身如玉。瓷是修炼得道的玉。
四、与水相济
也是在陶花源。在瓷器制作的作坊，我看见泥土与水糅合的制丕工序。因为水的融入，泥土黏合紧密而不松软，便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姿态，更有了水的灵性。因此也感谢水。别拒绝水，上善若水。拥有火的炽烈，也无妨藏有水的温柔。水性至柔，柔极至刚。正如钢刀淬火，唯有水火相济，阴阳相调，才赢来钢的坚韧与锋利。瓷器因为水的融合，才那么坚韧而柔媚。听吧，弹击瓷器，金属般的清脆悦耳动听，原来附有火的朗笑、水的潺潺。
五、雕琢灵魂
“玉不琢，不成器。”在每一款瓷器上，都流动着匠师艺人的灵魂，让人仿佛看见他们和高人悟道，听到他们在松风中歌唱，以及泥土的呢喃，火的舞蹈，水的笑逐。那随手渲染的狼毫勾勒，一片墨痕，现出荷叶、梅花、芙蓉、小鸟，青花如水墨般在瓷胎上游走，或浓或淡，泛着一片欲滴的苍翠。还有其中的山水、美人、书法以及朱红印章，都洋溢着无限的意蕴。
凝视瓷器，其实就是凝视生命，以及由远古而来的迟缓的脚步。
六、独一无二
在景德镇，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古代的御窑，同样一款的瓷器一次无论烧制出成千上万，但最终只选取其中的一件，其余的都将被砸碎，只为了那件御物在世间享有独一无二的身价。大凡价值连城的文物，都以稀为贵，无论其精粗美丑。生命的价值在于不重复他人，活出一个真的自己。有个性更有价值。芸芸众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谁能禁受住浪涛的冲刷，坚持到最后，就将出局取胜。唯一或许就是第一。《石头记》中的那块顽石，因为来自女娲补天时的石头群中，人间独有，所以成了“通灵宝玉”。
七、历久弥珍
见过出土的铁器，锈迹斑斑，刃角老钝；见过陈年的绸缎，色泽黯淡，凄惨欲裂；却看见古老的瓷器，经受着腐蚀、磨砺和漫长的时间的考验成为世人追捧的宝物，在岁月的推进中，愈久愈闪烁出诱人的光芒，正如陈年老窖久而弥香。
真的生命历久弥珍，正如人间最美的爱情，纵然有过激情浪漫、难舍难分，若能持久绵长、地老天荒、至死不渝，更为人们称颂向往。
八、爱恨情仇
在艺术的路途中，多少顶礼膜拜者，以一份怜瓷惜瓷的心情，将它轻捧在怀，怕雨淋着，怕风吹着，怕噪音吵着，把它看作中有灵性的至宝。也有心术不正的人觊觎瓷器，把它看作无价的财富，用汗浸的手触摸、把玩，贪婪的贼光使之黯然失色。也因此，多少不择手段、尔虞我诈、谋财害命的闹剧在瓷器的身边上演。瓷器在鄙俗者的面前，永远是一堆变形僵化的钱币，无法呈现出花的绚丽。在不停的争夺中，常看见瓷器在一瞬间随手而碎，圆润、光滑中潜藏着尖锐的锋刃，锋利的碎片满含仇恨，对着正在亵渎轻慢她的人。
一款瓷器落地而碎。那一地的碎片，是一朵朵坚贞的花，开得凄美，开得绝唱。她有不可冒犯的冰清玉洁，不容轻慢的心高气傲，总是以死相争的那一种。对于最初伤害了她的人，纵然是忏悔，收齐、补好所有的碎片，也不能复原一颗完好的心。瓷器娇弱，娇弱的另一面正是她的刚烈。失去的，终将失去，难得再回来。既然不再成全为器，别说破镜难圆，就算归为泥土也会情非得已。
九、考验无数
一只不幸的瓷器，在一阵飓风中落地而碎，由费解到幡然醒悟。它因为接受火的`锻炼而强硬，却没有经受被砸的考验。
生命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是可能，也是必需。面对过炎热的考验，还要接受冰雪的考验；面对过贫穷的考验，还要接受富贵的考验；面对过失败的考验，还要接受成功的考验……仅仅经受了一次考验，未必能承受生命的所有考验。
倘若缺少考验，唯有百倍呵护。
十、永恒的完美
一只出现裂缝的瓷器摆在我的面前。我惊恐地注视着。所有的欢乐都已经冻结，仿佛世界只剩下这一条裂缝。我无能为力，我几乎想向她乞求，但没有半点用处。我把它举得高高，然后松开手。这是我最爱的一件宝物，我拒绝裂缝，拒绝残缺，永远。有时我可能姑息容忍，对于这瓷器，却毫不苟且。我想拥有一件完美的瓷。如果不是，我会毫无预兆地割断尘缘，别她而去。
可是，谁能真正拥有一件永远完美的瓷？就像拥有一朵落在掌心的雪花，或者拥有年复一年的春风里不变的桃花？
二、中国瓷器之美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以瓷器称中国，英文单词“CHINA”既是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开始生产各种各样的瓷器
中国瓷器是很幽雅、很难以描绘的，也许正因为这样，它更显得高贵。英国散文家兰姆(C·Lamb，1775-1834)写过一篇谈中国瓷器的散文，文中说道：“我对中国古瓷器几乎有一种执着的妇女之爱，每当我去探访名门巨宅，我首先要问的是收藏的中国瓷器，其次才轮到其他工艺美术和图画。”兰姆对中国瓷器的深深眷恋真如静潭春水般幽深。
在一切都极其喧哗、极其刻意展露的当代生活中，中国瓷器在“收藏”、“鉴赏”之名的掌控下成为市场的贵宠，拍卖行与豪华会所取代了文人寒士的风雨茅庐；环顾现实，中国瓷器已经失去她的家园。“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染上春水的明月，以薄冰盛上绿云，那种澄明、润泽真是何等的娇艳、何等的含蓄；又联想起沾有青苔的古镜和含露欲滴的新荷，又是何等的清雅和脱俗——环顾现实，当下这个市侩、暴戾的社会其实根本不配谈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历史已有一万年。祖先发明陶器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它是古人类由漂泊不定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过程中所掌握的技术。随着制作水平的提高，人们有意识地开始美化陶器，古陶器上的花纹、雕刻等把人类对美的追求都表现了出来。全世界陶器的出现差不多都是一万年左右，有普遍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瓷器却是中国的发明，早在商朝瓷器就被造了出来，欧洲到16世纪才掌握制瓷技术，比我们晚得多。同时中国的瓷器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流传全世界，最远到达东非、欧洲的意大利罗马。今年印尼爪哇岛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经打捞发现船上有6万件瓷器。瓷都“景德镇”名称的由来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景德镇有近两千年的制瓷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熅暗抡虼善骺始有了自已独特的风格：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在宋代之前，景德镇有好几个名字，如新平镇、昌南镇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公元1007），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个字，由于“其器光致貌美??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从此以后这里就叫景德镇，名称延用至今，到现在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景德镇在唐、宋、元、明、清期间熞殉晌历代皇宫用瓷的生产基地。
中国陶瓷珍品之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精美陶器。盛唐时期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当时的制陶业十分繁荣，唐三彩陶器是这种制陶工艺繁荣的重要标志。在全世界的许多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保存着许多造型优美、釉色斑斓的唐三彩作品，有立体陶塑，有各种形制的器具。当我们看到那些奔腾的骏马、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看到那些形态各异的文侍俑、武士俑、仕女俑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禽鸟等唐三彩精品时，会从心底里发出对唐达制陶工艺的赞叹。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虽然只是用普通的黏土制成，但艺术家们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这是唐代无数不知名的陶艺家艺术和智慧的结晶。唐三彩的制作，使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的制作是人类制陶史上的一个闪光点。中国陶瓷珍品之明青花
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器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受世人喜爱的作品之一。明朝立国之初，即在已有良好烧造基础的景德镇建立了官窑，专门烧造供皇家欣赏、使用的瓷器。青花瓷器便是其中一个品种。明初洪武的青花瓷，造型粗重厚实，制作尚未脱尽
元青花的粗犷风格，所见的大都是蓝中见黑的色泽。多为碗类，但传世较少。传世品中，有一种梅瓶，外绘云龙纹，肩部有“春寿”两字，这种梅瓶，传世仅见三件，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一件藏于私人手中，另一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
这三件作品制作十分精美，是洪武青花中的上品。
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烧造，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这一时代被誉为中国青花瓷器制作的“黄金时代”。在今天的古陶瓷研究、尤其是鉴赏领域，人们最重视、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明早期永乐、宣德的景德镇官窑作品，有人甚至把永乐、宣德的青花名品同西方一些杰出的古典美术作品相提并论。永乐、宣德时期官窑青花瓷器的卓著名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其胎质、釉层的精细肥厚、青花色泽的浓艳、纹饰多样、线条优美和造型丰富等多方面特征构成的。
中国陶瓷珍品之清青花
经历了元明数百年烧造历史后，青花瓷的烧造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明代青花瓷在当时已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流的话，那么，到了清代，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了飞跃的程度。清代青花瓷器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各地烧造产品质量较次。惟有景德镇青花瓷，时代特征、精粗文野较明显，因而，它是清一代青花瓷的代表。
康熙时期是青花瓷器的大发展时期，六十一年间生产了无数不同类型的作品，现今传世的也颇多。根据现有资料，可对康熙青花进行分期，基本是二十年一期，第一期为康熙元年至御器厂大规模开烧的康熙十九年。产品所用青料与清顺治时期所用的相同，至少有四种色调，釉色多白中微闪青或青白色。造型有笔筒、小碗、大盘等。康熙中期是青花瓷烧造最成熟阶段，以十九年为起点，至康熙四十年以前，这时期青花烧造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而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集大成的时期，各类仿古瓷、创新产品皆见烧造，青花瓷亦然。从青料看，乾隆时期青花色调明快纯正，用料重着蓝色，黑疵较多，造型上，作品强调形体比例，追求新颖奇巧。嘉庆时期的青花瓷器，一部分依然保持着乾隆时期风格，乾隆时期青花烦琐而满密的风格在这时依然如旧，大部分瓷器烧造质量不如乾隆时期，有许多甚至不如后起的道光时期。
中国陶瓷珍品之清彩瓷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了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除了继承传统和釉上五彩、青花五彩、素三彩、斗彩品种外，还发明了釉上蓝彩代替了釉下青花五彩，创烧了在青花轮廓线内填绘彩料的斗彩和淡雅柔和、绘画精美的五彩，以及婀娜多姿、美轮美奂的珐琅彩等等。此外，种类繁多的杂彩在清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明代的釉上五彩瓷器虽然从嘉靖、万历时期的生产高峰走向衰弱，但一直未停止过生产，清顺治的釉上五彩即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烧造的，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色彩虽然以黄、绿、红三色为多见，釉面光亮匀净但成色较淡，部分器物的彩色容易脱落。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顺治五彩鱼藻盘，底部有“大清顺治年制”双圈楷书款，盘内所绘四尾鱼虽是瓷器的传统，但所表现的莲池鱼塘则由水藻及浮萍代替，制作虽不精美，但这类带款的顺治釉上五彩制品是少见的传世珍稀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