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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称为瓷都。

景德镇是江西省东北部一个市镇，地方不大，但名声很大，无论古今中外，都知道景德镇以产“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瓷城。“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这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对景德镇的高度评价，景德镇也当之无愧。

景德镇的形成阶段 景德镇在东晋叫新平镇，唐武德四年改镇为县，仍叫新平。因其雄居昌江南岸，又叫昌南镇。北宋真宗时（公元1004--1007年）改名为景德镇。当时，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光致茂美，名扬海内，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镇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并命陶工在瓷器底部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景德是真宗年号，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景德镇瓷器名闻天下，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瓷器的，目前尚无定论，据史书记载：景德镇陶瓷业是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经过三国、魏晋到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的陈朝，它的瓷业生产已较有名气了；唐代景德镇产的瓷器被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廷，”名震天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和实物，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窑址及瓷片，均为五代时期。在没有找到新的实物证据前，只能把五代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始。

五代景德镇 五代时，景德镇瓷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景德镇制瓷还没有使用高岭土作瓷坯原料，仅用瓷石作原料。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用瓷石制成的坯，在高温下易变形。为减少变形，陶瓷工就把底足加厚加重，以承受上面的压力，这样瓷器的造型风格受到一定影响。五代时，景德镇的主要产品是青瓷和白瓷。青瓷，胎呈灰色，与当时名噪南方的浙江越窑制品风格相近，其质量上乘的制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白瓷较精，白瓷胎致密坚实，吸水率低，色调纯正，与北方白瓷接近，但透光度更好。五代景德镇烧制白瓷的成就，对于该地区宋代青白瓷的制作以及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景德镇也是南方最早生产白瓷的地方，它开始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那时的制瓷格局是“南青北白”，即南方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景德镇窑同它们相比，还稍逊一筹。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阶段。

宋代景德镇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社会恢复安定，生产得以发展，制瓷业也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各地名窑名瓷不断涌现，其中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哥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成为当时制瓷水平最高的代表。受其影响，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日益成熟，规模迅速发展（瓷窑多达300余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宋代景德镇主要烧制青白瓷一种品种。这种瓷器因釉色青中显白，白中泛青，介于青、白之间，故得名（也称为影青、映青、隐青）。青白瓷，清淡高雅，俊秀挺拔，享有“饶玉”之称（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在宋时属饶州）。它是景德镇独创的一种瓷器，因而也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

青白瓷以日用器为主，饮食具有碟、盘、碗，酒具有注子、注碗、杯；卫生具有钵、洗和各式香薰，照明具有灯盏，瓷枕有象枕、狮枕等，盛化妆品和香料的盒更是丰富多彩，还有浮雕人物。齐全的品种说明，景德镇瓷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还出现了较细致的分工。

此时，瓷工们对成型质量非常讲究，坯胎已做得很薄，坯体表面也加工得十分精细，再辅之刻花、篦点、篦纹和印花装饰，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使青白瓷真正收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它常见花纹有牡丹、莲、梅、卷草、凤、鱼、婴戏等。北宋前期，青白瓷多光素无花纹，器形规整，釉质润洁，有“冰肌玉骨”之誉。北宋中期以后，刻花、篦点、篦划纹饰在器物上大量出现。南宋以后，盛行印花装饰。其纹饰题材，布局方法，明显受到河北定窑影响，因而又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技术等方面比较，青白瓷比定窑瓷好，青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白瓷都是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它名窑名瓷一争高下的实力。

色质如玉的青白瓷一出现，就倍受人们喜爱。这也使它的销售市场极为广阔，不仅销往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大量销往海外。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的瓷窑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模仿青白瓷的瓷窑（共计有8省

34个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青白瓷系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窑之一，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的首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全面发展的阶段。

元代景德镇 元王朝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什么元王朝要把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瓷器博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倍受“关怀”，它得以集中全国各窑场的优秀工匠，得以垄断优良的原料等，这为瓷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社会趋于稳定，蒙古统治者虽不善于治国之术，却大力提倡海外贸易。那时，中国的瓷器输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各种手工业发展，它对于在宋代已有广大市场的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代景德镇瓷工凭借其出奇的创造力，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发现了新的优良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并把它掺进瓷石制胎，这便是著名的“二元配方法”。高岭土（此土产于景德镇市东北45公里处的东埠高岭村的高岭山，故名之，它也是国际通用的专门术语。此后，就把这种能制瓷的白色粘土通称为“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的伟大创举，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一，迎来了瓷业的繁荣。南宋后期，景德镇出现了原料危机，上层优质瓷石枯竭，瓷业生产陷入困境。高岭土的应用，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从而使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以来的原料危机，迎来了元代瓷业的兴旺发达，也为明清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其二，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掺进瓷石制胎，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变形减少，成品率提高。高岭土在瓷胎中起到骨料作用，因而能烧造颇具气势的大件瓷器。高岭土的应用，改善了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瓷器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从而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其三，降低了成本。高岭土是土质原料，采掘方便，仅需淘洗即可使用（瓷石需经长时间粉碎后才能使用），这样，瓷器的成本必然会有所降低。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枢府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胎白釉瓷器（因有的器物上刻有“枢”、“府”二字，而得其名）。同青白瓷相比，枢府器胎体稍厚，釉色偏白，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瓷器。它具有烧成温度高，胎釉结合紧密的特点，而成为一代名品。卵白釉瓷分精、粗两类。精制的制品基本为白乳浊釉色，有印花装饰；较粗的制品一般胎体厚重，素面无纹饰，釉色白中略显灰青。卵白釉的出现，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物质条件。元代景德镇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蓝彩瓷器）。清新明丽的青花瓷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青花瓷的出现，使其它大部分古老的窑场都相形见绌，它昭示着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优良的使用价值，赢得了古今中外人士的喜爱，为此，青花瓷的生产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绝大部分供外销，主要销往伊斯兰教地区。销往这一地区的青花瓷器多数是大件器，各式盘的口径一般在35--45厘米之间，大的达58厘米之多。这是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为人们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吃抓饭时所使用的。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发明。釉里红也是釉下彩，在操作上亦与青花相同；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元代釉里红的呈色红而不鲜，朴实无华，

象征吉祥与富贵，深得人们喜爱。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效果，二者相互衬托，显得和谐高雅。它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品种。这些颜色釉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瓷器的彩饰技法，它表明景德镇瓷工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色剂的使用方法。元代景德镇的瓷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它为明清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明代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瓷业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宋元以前，名窑遍布全国，各名窑产品各具特色，并且都有各自市场；但制作水平相差无几。从明代开始，景德镇瓷业的技术水平和烧造规模都明显地超过各地窑场，其产品几乎占据了全国主要市场，而至精至美的宫廷用瓷也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由此，景德镇成为 “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瓷业中心。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外，御器厂的设立也有重要作用。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明洪武年间，朝廷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亦即官窑，专烧皇室用瓷。为满足宫廷需要，官窑不计成本，讲究质量，向高、精度发展，同时还不断开发新品种，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发展。民窑为了扩大市场，也不断提高质量。这样就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明代景德镇制瓷最盛时期有官窑58座，民窑900余座，从事瓷业的瓷工达10余万众，出现了“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的盛况。清清昌江水，悠悠贯城过。在这条古代景德镇主要的交通运输道上，每日装运瓷器的“舟帆日日蔽江来。”瓷器为景德镇这座江南山区的古镇，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空前的兴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景德镇民窑的分工很细，从瓷土开采到瓷器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同时，官窑的分工也极其细致，御窑厂内有大碗作，酒盅作等23种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当时，所产瓷器的瓷质细腻，釉色精美，艺术造脂相当高。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产品，其它各类品种也很出色；还能烧造气势宏伟的大龙缸和薄如蝉翼的薄胎瓷。按制瓷工艺分有：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

釉下彩是指青花，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因彩绘在生胎上，着釉后一次烧成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青花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绘画用的钴料和绘画题材、笔法的不同，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往往各具特色，千瓷百态，例如早期青花色泽浓艳凝重，中期浅淡秀雅，晚期鲜艳且蓝中泛紫，末期则蓝中带灰。此时，官窑青花精细优美，民窑青花也不乏精致之作。在青花的制作和青料的运用上，明代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而成为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顶峰。釉里红的制作在洪武时发展到极盛阶段，宣德釉里红器也颇有盛名，其后，釉里红器逐渐减少。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代，但未见成功之作，明宣德时，烧制出了较成功的青花釉里红。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彩在釉上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釉上彩品种丰富，有单彩、三彩和青花五彩等。青花五彩创制于宣德朝，盛行于嘉靖、万历朝。嘉靖、万历青花五彩浓艳夺目，不但官窑器精彩纷呈，民窑器也争奇斗艳，青花五彩制作技艺步入一个新阶段。斗彩，是釉下青花同釉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真正的斗彩创造于明成化年间，以后各朝均有烧制，但以成化斗彩成就最高、名气最大。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它有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也有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明代景德镇的颜色釉瓷，主要是官窑制品。明代的白瓷属于高温颜色釉。明代白瓷胎体薄、白度高，这种白瓷釉色柔和，给人以“甜润”的感觉，被称为“甜白瓷”。此后，各朝的白瓷均别具一格，如宣德白瓷“光莹如玉”，嘉靖白瓷“纯净无杂”，万历白瓷“透亮明快。”高质量的白瓷为彩瓷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永乐，宣德时成功地烧造出高温铜红釉器，即“祭红”，它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色调纯正的红釉瓷，也是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大贡献。宣德以后，高温铜红釉渐趋衰落。此外，明代景德镇烧制的高温蓝釉、柿色釉、黑釉和青釉等都有极高的成就；其低温的孔雀绿釉、铁红釉、黄釉也很出色；嘉靖时，杂色釉制作特别兴盛。

明代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它不但销往亚洲和非洲，还销往欧洲。随着瓷器的输出，明代景德镇的瓷艺也对世界各国的陶瓷产生了影响。在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制作 的陶器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有些产品模仿得非常逼真，在形状、图案、纹饰上与明代景德镇瓷器的风格很接近。随着瓷器的输出，景德镇制瓷技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稍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丹麦等国，为欧洲制瓷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明代景德镇瓷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明代景德镇无可争辩地成了中国的瓷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

清代景德镇 在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瓷业生产仍分官窑和民窑两类，但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与明代相比有区别，它废除了明代官窑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官搭民烧制度；取消了明代那种对民窑限制性的禁令，充分释放了民窑的发展潜力。民窑的生产规模，专业分工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烧制技术普遍提高，精细瓷器不断涌现，清代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得到了巨大发展，进入了我国古代陶瓷史上极盛的黄金时期。其全盛时期，制瓷工人有20余万之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汉名）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写的信中这样描述景德镇：“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分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浮梁县志》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这里的数字可能有些不准确，但它却实实在在反映出清初景德镇瓷业已十分繁荣昌盛这一事实。就整个清代来说，景德镇瓷都的地位比明代更突出：全部的宫廷用瓷由景德镇供应，社会上绝大部分民间用瓷也由景德镇供应；景德镇瓷器还销往世界五大洲，其中销往欧洲的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当时的外销瓷，大多是按照外国指定品种、器形、图案和色彩进行制作的。这些对景德镇的制瓷技术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工对窑炉进行了改革，他们吸取了北方馒头窑和南方龙窑的优点，发明了蛋形窑（其形状像半个鸡蛋覆于地面，故名为“蛋形窑”）。蛋形窑也叫镇窑，又因其以松柴为燃料，所以又把它称为“柴窑”。它以容量大，烧成快和利用还原焰见长。我们知道，决定瓷器品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料，二是窑炉烧成技术。因此，窑炉便构成我国优秀传统制瓷工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蛋形窑在我国陶瓷史及窑炉技术史上有特殊地位，也对欧洲的陶瓷窑炉产生了重大影响。蛋形窑的出现，为景德镇瓷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改进制备工艺，在瓷胎上大大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胎的理化性能大大提高，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

清代景德镇的瓷器，胎质坚实致密，略呈半透明状，釉色洁白纯净，莹润如脂。这为彩瓷和颜色釉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青花瓷仍是清代景德镇最主要产品，其中尤以康熙时的民窑青花最著名。康熙青花题材多样，色分五等，成为整个清代青花瓷的代表。除康熙青花外，康熙釉下彩还有青花釉里红，釉三彩和各种色地釉下彩，它们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釉里三彩是康熙朝创烧的新品种。康熙釉上彩也是百花争艳，康熙五彩便是其中一个著名品牌。它的重大突破就是用釉上蓝彩代替了明代青花五彩中所用的釉下青花，并将黑彩也用作釉上装饰，丰富了彩色，是一种纯粹用釉上彩料绘就的五彩瓷。此时，瓷工利用国外进口的珐琅彩料烧制出颜色丰富的珐琅彩瓷；景德镇瓷工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粉彩。此外，康熙斗彩、素三彩也相当出色。康熙颜色釉更是品种繁多，美不胜收。光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有天蓝、霁蓝、洒蓝之别；既有变幻莫测的窑变花釉，又要别具一格的结晶釉；它们之中，尤以郎窑红和豇豆红而享誉天下。

雍正一朝时间虽短，但它的制瓷成就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品种之多，制作工艺之精湛，都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雍正朝的颜色釉，以仿官窑、哥窑、汝窑、钧窑为最有名，仿制技艺均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其青釉的烧制水平攀上了历史的顶峰，釉里红发色鲜艳，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在康熙粉彩的基础上，雍正粉彩的技艺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无论官窑、民窑、粉彩瓷的制作都非常讲究。自雍正开始的整个清代，粉彩成为了彩瓷的主流，它和青花两个品种在整个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中占了极大比重。另外，低温胭脂水釉的制作水平也创了历史新高，炉均釉则是雍正朝首创。

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攀上了历史的新高，其精美奇巧的造型，五彩缤纷的釉色，华缛多姿的纹饰，都堪称一代之奇。若单从成型技巧角度看，乾隆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竭尽制作之能事，无论大件器小件器，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青花、斗彩、珐琅彩、金彩、粉彩制品，在继承雍正的传统上，都有极精致的产品；高温和低温的各种色釉如红釉、蓝釉、青釉、松石绿釉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乾隆朝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极大地发展了特种工艺瓷，如“象生瓷”和“仿生瓷”。象生瓷是用瓷土塑造植物、动物及干鲜果品的形象。所仿胡桃、藕、石榴、茄子、花生、螃蟹、海螺等形象，几乎与原物不能分辨。仿生瓷就是用瓷器仿制各类工艺品。所仿古铜器、漆器、竹木器、牙角器和玉石器都得心应手、惟妙惟肖。纵观乾隆一朝，其瓷器的特点是以“奇”、“巧”取胜，它雄伟浑厚不及康熙，精致茂美不如雍正；而特种工艺瓷的制作技巧则有鬼斧神工之妙。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过去中国瓷业的鼎盛时期，乾隆以后，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中国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受到了很大打击。

小结 景德镇制瓷业从五代到清代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明者，但却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以精湛的制瓷技艺和高度的瓷业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陶瓷的最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景德镇陶瓷理所当然地在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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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的饮食文化除了讲究菜肴的色彩搭配要明媚如画外，还要搭配用餐的氛围产生的一种情趣，它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凸现方式。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发展历史1．最早的是有巢氏（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不懂人工取火和熟食。饮食状况是茹毛饮血，不属于饮食文化。 2．燧人氏：钻木取火，从此熟食，进入石烹时代。主要烹调方法：①炮，即钻火使果肉而燔之； ②煲：用泥裹后烧； ③用石臼盛水、食，用烧红的石子烫熟食物； ④焙炒：把石片烧热，再把植物种子放在上面炒。 3．伏羲氏：在饮食上，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 4．神农氏："耕而陶"，是中国农业的开创者，尝百草，开创古医药学，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陶具使人们第一次拥有了炊具和容器，为制作发酵性食品提供了可能，如酒、醢、醯（醋）、酪、酢、醴等。 鼎是最早的炊具之一，有爪儿因为当时没灶，还有鬲，其爪是空心的，鬶用来煮酒的。 5．黄帝：中华民族的饮食状况又有了改善，皇帝作灶，始为灶神，集中火力节省燃料，使食物速熟，而广泛使用在秦汉时期，当时是釜，高脚灶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蒸谷为饮，烹谷为粥"首次因烹调方法区别食品，蒸锅发明了，叫甑。蒸盐业是黄帝臣子宿沙氏发明，从此不仅懂得了烹还懂得调，有益人的健康。 6．周秦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成形时期，以谷物蔬菜为主食。春秋战国时期，自产的谷物菜疏基本都有了，但结构与现在不同，当时早田作业主要是:稷,（最重要）是小米，又称谷子，长时期占主导地位，为五谷之长，好的稷叫梁之精品又叫黄梁。黍,是大黄粘米仅次于稷，又称粟，是脱粒的黍。麦，大麦。菽，是豆类，当时主要是黄豆，黑豆。麻，即麻子。菽和麻都是百姓穷人吃的，麻又叫苴。南方还有稻，古代稻是糯米，普通稻叫粳秫，周以后中原才开始引种稻子，属细粮，较珍贵。菰米， 是一种水生植物茭白的种子，黑色，叫雕胡饭，特别香滑，和碎瓷片一起放在皮袋里揉来脱粒。 7．汉代：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的汉墓中的大画像石上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8．唐宋：饮食文化的高峰，过分讲究。“素蒸声音部、罔川图小样”，最具代表性的是烧尾宴。 9．明清：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主食：菰米已被彻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作主食，成为菜肴，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蔬菜的种植达到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肉类：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