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种类有哪些？
这问题太广泛，不好谈。分类方式也有很多种。仅按用途给你讲讲吧。陶瓷主要分：日用陶瓷（盘碟碗等）、建筑陶瓷（墙地砖等）、卫生陶瓷（马桶脸盆等）、工业陶瓷（车刀器具等）、更为尖端的就是陶瓷涂层用于航天、汽车等大型机械。另外说一句，中国的瓷器种类和其它国家的瓷器种类差不多。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大家都知道北京长城吧，它那雄伟的风姿、美学的价值、防御的功能及所蕴含的军事谋略，都是世界 文化 遗留中少见的。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北京长城资料简介_北京长城由来信息，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 北京长城简介
长城(Great Wall)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种很长的墙体防御建筑，或形式和墙体相近、防御性质和墙体一样的防御建筑。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 典故 “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期中陕西省是中国长城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境内长城长度达1838千米。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总长超过2.1万千米
1961年3月4日，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北京长城名称由来两千多年来中国各时期长城的修筑基本上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在修筑长城和记载长城时，所使用的名称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名称，有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互相通用，有的仅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域用过。
长城：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长城最通用的称谓。《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方城：
称长城建筑为方城，只在春秋时楚国用过。《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
堑、长堑、城堑、墙堑：
这几种称谓基本上相互通用，从战国直到明代几乎全都使用过。《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简公六年(前409年)沿洛水修筑长城时，就只用了“堑洛”两字，《北史·契丹传》载：“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遂西趣长堑。”
塞、塞垣、塞围：
在史书中用到塞字的地方很多，一般情况有两种意义：一是用以表示关口要隘。这些被称之为塞的关隘，有的就在长城之上，有的则在离长城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意义是用以表示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后汉书·乌桓传》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
这是把长城同塞并在一起合称长城的一种表示形式。这种称谓在史书中也很常见，如：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晋书·唐彬列传》载：“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杜佑《通典》古冀州条下载：“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
壕堑、界壕：
壕堑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多指在不易筑墙的地方，挖有深广各若干丈的深沟，并将所挖取之土堆于沟的一侧，其防御作用同修筑墙体是一致的。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除金之外，基本没有使用界壕一词来称长城的。
边墙、边垣：
将长城称之为边，主要是明朝。中国古代多将中原各地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地域，称之为边地，明代则将在这一带地域修筑的长城，称之为边墙或边垣。如《明史·戚继光传》载：“蓟镇边垣，延袤两千里。”《明史·兵志》载：“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
▼ 北京长城历史沿革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0000多千米。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而且比汉族统治的朝代为多。清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修筑了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3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
中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
先秦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了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用以自卫。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以后历代君主几乎都加固增修。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千米到1000—2000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先秦长城根据防御对象，大致可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
北长城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彼此攻伐不断。
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1.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和十年(前328年)，秦国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惠文王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至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国北部边境与匈奴相接。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2.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破中山，国境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下令筑长城，自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3.燕国北邻为东胡，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命大将秦开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后方稳定后，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东胡。
南长城
南长城主要以楚、齐、魏、韩、中山国等为代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1.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其位置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2.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又保存段落或遗迹较多的古长城，原长度1000多千米 。《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齐长城西起济南长清区，东至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横穿山东半岛。
3.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4.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
5.韩国长城：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秦代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巩固帝国的安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其后筑起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自秦始皇筑长城之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秦长城不仅在构筑 方法 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秦长城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维修、连接秦赵燕等战国长城，新筑的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还没有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由蒙恬率部和沿线军民共同完成，后期则大力修建长城。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长城被拆毁：“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长城确保了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给这一中原农业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就如《过秦论》中所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汉代
汉初，匈奴乘华夏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千米的长城。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汉武帝修筑长城驱逐匈奴，对维护西汉帝国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
隋代
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视为重要国防政策。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除了继续防御北方突厥的袭扰之外，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为此曾先后两次修筑长城，动用劳力之多隋代前所未有。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调发近200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
2007年，在山西省岢岚县发现了一方隋朝筑长城的刻石，这方长城施工碑记是现今出土的最早的有纪年的施工碑记，也是隋代长城遗址出土的唯一一方施工碑记。2009年勘测，隋长城遗迹位于山顶，为石筑，已塌为石滩状，高约50一80厘米。山腰部为土筑长城，地表残高约1.5米，夯土层13厘米。
2010年，长城资源调查队对陕西省延安、榆林、渭南三市16个区县的早期长城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共调查战国、秦、汉、隋等时代长城近1700千米。新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200余千米，在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县、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5区县新发现隋长城约500千米。隋长城大部分段落沿用了秦昭襄王时期长城，而隋长城又被明长城沿用。
201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长城调查小组在鄂前旗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通过察看航空影像、地形，定位GPS，查阅文史资料，分析卫星照片以及专家论证后，确认鄂前旗上海庙境内发现一处隋长城遗址。隋长城位于鄂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境内，共有3段，墙体为堆筑土墙，不坚固，泛白色，呈鱼脊状凸起，宽约3到6米，残高约0.5到1米，均在明长城以北约90到200米处，约6.8千米。更多的遗址位于明长城大边和二边以北，距离明长城50到300米，墙体笔直，与明长城走向一致。
唐代
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位于山西省榆社县，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现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自然村)，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仪城(辖于和顺县)。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依附突厥，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有三段古老的古代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此段古边墙未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断定边墙是古代的一条军事防线，与长城的性质一样，属长城型山城。这道边墙与当地渤海国早期山城和金代沿用并修筑的山城相似，据此认为，边墙是渤海国为防止黑水棘鞴而建。
两宋
山西省宋长城西起岢岚县青城山，东至荷叶坪山。岢岚境内现存的38千米宋长城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有些段落保留着30厘米左右的女墙，有的地段还有炮台遗迹。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
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
宁夏发现的宋代长城遗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但考古人员根据其构筑特点和现场遗物，认定为宋代修筑。而时间跨越千年以上的战国长城与宋代长城在同一地区并存，则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延续的文明历史。
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千米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金长城全长约1650千米，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
明代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前期(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年—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
明后期(1567年—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明神宗实录》)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清代
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虽然清代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只是形式大于意义，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度之大空前，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清朝统治者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实行种族隔绝，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柳条边是民族融合的倒退，是极其反动的 措施 ，在一个国家内，汉人居然不能自由出入。尤其辽东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起就纳入中华版图，明末的时候，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这一野蛮政策使得东北人口锐减，导致沙俄轻而易举殖民东北北部，割走了中国1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直到民国时期，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用火车将大量人口运输进东北，才避免了东北再次遭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厄运。
清长城与明长城及历代长城不同，是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的工具，对内而不对外。清长城是满清政府的权益之计，相对粗糙且保存不多，作用单一，故而很少提及，更无法同明长城比肩。
▼ 北京长城 旅游攻略1.远近闻名：八达岭长城
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这里是万里长城中最早向游人开放的地段，迄今为止接待了上亿中外游客，其中不乏众多世界风云人物。(游长城不建议请导游了，下一些电子导游APP就能听讲解，推荐的话就????三毛游APP????还不错)
门票：40元/人开放时间：6:30-19:00(18:00停止售票)淡季：7:00-18:00(17:30停止售票)交通：德胜门乘坐919路公交车直达S2线动车组票价6元。
2.外国人最爱：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东连古北口，西接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冲。
门票价格：成人票：45元、学生票：25元开放时间：7:30-17:30交通：东直门长途车站乘坐916路公交车，到怀柔城区后需乘坐出租车到达景区。
3.北京八景之一：居庸关长城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上著名的古关，形势险要，是西北方进入北京的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便被列入“北京八景”之一。
门票：(4月-11月)45元开放时间：旺季：8:00-17:00 交通：1、德胜门乘345快在沙河站下，换乘昌68路车直达景区2、地铁13号线龙泽站下，换乘昌68路车直达景区
4.最佳拍摄地：金山岭长城
金山岭长城是由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亲自主持修建的一段长城。长城走势逶迤险峻，两侧视野非常开阔壮观，是摄影 爱好 者的天堂。门票：65元开放时间：6:00-19:00交通：1. 北京东直门汽车站每年4月-11月开通金山岭长城旅游专线车，2. 从北京市区乘车前往密云县城(有多班)
5.险峻出奇：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是我国唯一一段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古长城，曾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全球不容错过25处风景之首”。
门票：门票40元/人开放时间：8:00-18:00.交通：1、在北京东直门乘980路到终点站密云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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