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佛教造型的瓷器都有哪些

之前去泰国就只看到了大皇宫，没看到其他寺庙总觉得有些许遗憾。在这样虔诚国度里，每一座寺庙塔身多镶有各种彩色的陶瓷片，都包含着各种很深远的意义。郑王庙就是曼谷的一座古寺，规模宏伟，在泰国仅次于大皇宫及玉佛寺，位列第三位。寺庙以佛塔著称，其中有一座“拍攀”大佛塔高达79米，因外形酷似法国“埃菲尔铁塔”，故而被戏称是泰国曼谷的“巴黎铁塔”。

金碧辉煌的大皇宫等著名泰国寺庙大都集中在湄南河的东岸，而在河的西岸却有着一座历史悠久特色的郑王庙。该佛塔建于1842年，造型精致、高耸在云霄，并且塔身还镶嵌有各种色彩的陶瓷片、玻璃和贝壳等美奂美仑的装饰图案，充满十分浓郁的佛教氛围，令人肃然起敬。

宝塔上面都是用瓷片拼贴而成的各种佛像，形象生动，雕工精美。据说这座寺庙与华裔的泰王有关。据传修建寺庙的瓷砖大都来自中国，当年中泰两国友好贸易往来，海运时怕船重量不够，就用一些碎瓷片来压船底，结果聪明又节俭的泰国人在修建这座寺庙的时候，全部利用来自中国的这些废弃碎瓷片来加以修饰，没想到竟然做出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经典。

华裔泰王叫郑昭，名信。祖籍广东，因其早年丧父，后被昭披耶节基收做养子。13岁时郑信由养父举荐进宫当一名侍卫，后又被任命为达府太守及柏却武里的总督。1760年，大城王朝被缅甸侵略，大城失守后，郑昭率兵突围，终于收复失地。暹罗人民拥戴其为暹罗国王。郑昭于1767年登基，创建泰国。这座寺庙就是为纪念郑昭而建，由此可见泰中两国的历史情谊深厚。

原因：

首先，佛头是整尊佛像文化的凝聚，也是雕刻耗时最长，最为精美之处。古代工匠只有怀有一颗赤诚之心才能雕刻出好的佛像，一生只打造一尊佛。

统治者发起灭佛运动，佛头就是首当其冲受到迫害的。削掉头颅，没有了思想的寄宿之地，佛头是不能随便摸的。甚至有的佛像被手脚斩断，佛教文化自然会受到挫折，或者说是一种思想压制。

加上各国列强侵华战争时期，对中国进行了大肆地劫掠，佛像难逃其祸。整尊佛像太过于笨重，贪婪的他们就选择了最值钱的佛首，砍掉带走，贩卖。

扩展资料

瓷房子博物馆的建筑结构

瓷房子使用了四千多件古瓷器、四百多件汉白玉石雕、7亿多片古瓷片、13000多个古瓷盘和古瓷碗、300多个瓷猫枕、300多个汉白玉唐宋石狮子、300多尊历代石雕造像、20多吨水晶石与玛瑙。把一座法式洋楼装饰成一座价值连城的瓷房子。

瓷房子上镶嵌的7亿多块瓷片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有晋代青瓷，唐三彩，宋代钧瓷、龙泉瓷，元明青花，清代纷彩等，几乎官窑、民窑的所有门类都可以在墙上找到，而且都用水泥内部浇注，并用大理石胶粘连固定成为建筑的一部分。

从究竟的胜义谛来说，确实一切皆无。无爱无恨。但佛教所说的空并不是单空，断灭空。那种认为所谓四大皆空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空是说它本体是空性的，但是在本体空性的同时，他还有缘起的显现。正在空性的同时，它也是刹那刹那显现相续的。打个比方，你正在看电视，电视上面所显现的那些电视剧电影的内容是不是实实在在在你面前的电视上出现呢？你很清楚，那些都是电视屏幕的一个个极微小的发光管在很短的时间有序发光，所以在你面前出现那些电视剧的，它的本体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依靠电视节目信号给它的程序这种因缘，它还是会显现出来电视剧。所以正当它显现的当下，本体即空。佛教所说的空性也是这样，在胜义的绝对层面是空性的，在世俗谛当中却有缘起不空的显现。所以不要像有的人说反正是空的，我干什么都可以。这是一种极大的邪见。毒药是空性的，但是你吃了毒药，在本体空性的同时还是有世俗显现上的中毒和死亡。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如果要问除中国之外，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那答案必然是日本。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可你是否知道，由于众多周知的原因，中国有多达10万件文物（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其中多件还被列为“日本国宝”！

1.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收藏地：宫内厅正仓院北院),这个琵琶是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这个是传世唯一一个五弦的琵琶，我听方锦龙弹过一回，完全就是人间乐器中的奇迹，它不光可以当琵琶弹，还能当吉他，三弦琴，甚至冬不拉。而且这个乐器极度华丽，唐代的螺钿镶嵌技巧被它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现存的能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最典型的大概就是这件了。这件乐器是日本圣武天皇的收藏，他死后，生前用过的宝物都被藏在了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一千多年无人惊扰，仓库里面留下了不知道多少奇珍异宝，光是极品乐器就有四五件之多，而这件是其中的第一名品，是日本皇家收藏的最珍贵的宝物。

2.北京人头盖骨：不仅是中国，更是世界级的珍宝。1941年抢救转移途中，神秘失踪，至此下落不明。北京人头盖骨，据说收藏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也有传说秘密埋在中国某个地方。它是中国国宝文物的最大遗憾，到底在哪？至今仍然是个谜团！

3.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卷》，为与李公麟同乡的李姓画家所作。相传为南宋的云谷禅师云游四海之后，隐居于浙江吴兴的金斗山中。他不无遗憾地想到自己尚未踏足的潇湘山水，于是请一位姓李的画家替他绘出潇湘美景，将画挂于房中，躺在床榻之上，就能欣赏美景，故为潇湘卧游。这幅画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山水画，整幅长卷淡墨皴染一气呵成，不施勾勒，不露笔痕。大片的留白，朦胧的山水，山色空蒙，水到天际，大气磅礴，让观者一时笔法墨意尽忘，完全沉浸在画家营造出来的那片广阔的境界之中，恍惚有神游天外的感觉，完全就是个神品。

4.唐代海砚纹铜镜（被列为日本“国宝”）唐镜纹饰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变形，创造了许多富有装饰美感的理想纹饰。瑞花、缠枝花、宝相花都属此类。写生花卉纹是一种造型各异，变化微妙，丰腴耐看的瑞花纹；缠枝花卉纹是在汉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腊、罗马忍冬草形发展成的，它纵横往复、婉转自如、飘扬流动、连绵不断，被近代日本人称其为“唐草”；唐铜镜纹饰中最典型的宝相花其母体为莲花，从南北朝起，随着佛教的兴盛，逐渐发展成装饰性很强的理想花卉。它虽是中外艺术融合的结晶，却富有极强的中国本民族的风格与特色。总体看来唐代铜镜上的花卉纹均设计搭配极尽考究，纹饰适中，圆润丰满，这也是唐代图案造型十分鲜明的特征。唐代花卉纹镜主要流行于盛唐及其以后。

5.宋代建阳窑曜变天目茶碗（单品，举世无双）这是一个神异的文物，该茶碗是宋代黑釉的建盏（福建建阳窑），莫说举世无双，就连考古发现的大量瓷片中，也没发现任何一个类似的瓷片。日本人形容这个碗，都是用“碗中宇宙”这种词，说里面仿佛是深夜海边看到的星空，高深莫测。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

6.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被列为“日本国宝”）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卷》，为与李公麟同乡的李姓画家所作。相传为南宋的云谷禅师云游四海之后，隐居于浙江吴兴的金斗山中。他不无遗憾地想到自己尚未踏足的潇湘山水，于是请一位姓李的画家替他绘出潇湘美景，将画挂于房中，躺在床榻之上，就能欣赏美景，故为潇湘卧游。这幅画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山水画，整幅长卷淡墨皴染一气呵成，不施勾勒，不露笔痕。大片的留白，朦胧的山水，山色空蒙，水到天际，大气磅礴，让观者一时笔法墨意尽忘，完全沉浸在画家营造出来的那片广阔的境界之中，恍惚有神游天外的感觉，完全就是个神品。

7.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被列为“日本国宝”）即红白芙蓉图。红白芙蓉图，宋代李迪绘制，共二幅。 绢本设色，25.2×26.cm×2，1197年作，原属圆明园收藏，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李迪，宋朝画家，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生卒年不详。北宋宣和时为画院成忠郎，南宋绍兴时复职为画院副使，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供职画院（1162年－1224年），活跃于宫廷画院几十年。所见李画最晚年款为庆元三年（1197年），如上溯到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期间为七十三年，照此推算，李存世之年龄应在九十岁以上。画红白芙蓉各一幅，线描有黄筌画风的精神。本画的描写极为写实，用笔纤细且色彩层次微妙，因而富于情趣。善用余白的画面空间也显得自然而静谧。

8.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被列为“日本国宝”），轴，绢本，水墨，淡设色，南宋梁楷作，纵111.3厘米、横49.7厘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雪景山水图》 描绘两个身着白色披风、头戴风雪帽的骑驴人穿行山谷的情景。水边两棵老树，其虬曲的枝干和稀疏的树叶，是以细致的笔法刻画出来的。画山石仿北宋范宽的笔法，以簇点画密林；而山体皴笔甚少，在以淡墨渲染的天空的映衬下，给人以白雪皑皑之感。整个画面呈现出荒凉萧瑟的氛围。在画幅左下角寒溪边缘有“梁楷”的落款。此图不失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经典之作。

日本高僧一休从小出家，在他九岁时，有一天他的师父出门，他在大殿里坐不住，就找师兄去玩。在方丈室找到了师兄，师兄比他大两岁，正在方丈室里哭。

一休问：“你为什么哭呀？”师兄解释说：“这个柜子里有师父最喜欢的东西，他平时背着我拿出来自己欣赏，就是不让我看。今天师父出门，我实在忍不住，就把柜子打开，看到是个瓷器，我也拿在手里玩一玩，没想到把瓷器摔碎了，这次不得了，我没办法交待了。”一休安慰他说：“师兄，你别哭，碎瓷器交给我，就算是我摔的。”师兄说：“算是你摔的，我怎么报答你。师父让我看方丈室，给我带馒头，我给你吃。”这样馒头就归一休吃，瓶子也算是一休摔的。一休把碎瓶用布包好，放在口袋里。

师父回来就问：“一休！你在用功吗？”一休说：“我在大殿里参禅，非常用心地参一个问题。”师父问：“你参什么问题？”一休说：“我在参有没有一个不死的人？”师父说：“我的傻徒弟，哪有不死的人呢。”一休说：“原来是这样啊！人都是要死的，那东西有没有常存的呢？”师父说：“东西也一样啊，无情的东西也是无常的，因缘聚了就有，因缘散了就坏。”一休说：“这样的话，我们心爱的东西坏了，我们是不是也不该伤心呢？”师父说：“对呀！自己心爱的东西，因缘散了就没有了，伤心有什么用呢？时间因缘到了就要坏掉，没有办法挽回。”一休说：“这儿就有一个缘散就坏了的东西。”一休把口袋里的碎瓷片交给师父。师父也就一笑了之，没有发脾气。

2013年5月20日至24日，由中国著名佛教考古专家、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带队的考古学专家一行，在阿坝州金川县确认该县马尔帮乡独足沟村境内的一处古城遗址为东女国王城遗址。

古城遗址建在三座山头构成的大鹏鸟形状的大山西侧，由多层台地组成，有规模、有布局。树林掩盖下用石头垒砌的城墙若隐若现，最宽处达4米。一座只剩下部分残墙的古碉楼，附近还分布着一些白塔遗址。城墙圈定的范围内，除了有寺庙、白塔遗迹外，还有房屋废墟以及马道等。

“遗址位于葫芦形状的深山纵谷中，就地势而言，无论哪个时期的当政者都会看上这样的地方，可以满足居住和防御的需要。在古城遗址所在的高处平台上，周围都有城墙遗迹和人类活动的痕迹。”清华大学教授李静杰说，综合判断，该处遗迹有可能是东女国王城所在地，不过还需更加严谨的考古发掘才能充分证明。

4月15日至17日，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在对王城遗址踏查中，现场收集到了钧瓷瓷片、青花瓷瓷片、孔雀绿瓷片等，另外还有陶土烧制的佛龛装饰莲花瓣、龛柱等构件。温玉成教授称，2010年开始，自己就走遍了四川、青海和云南等地藏区，金川古城遗迹是其找到的规模最大的遗迹。1997年10月河南省偃师县出土的《郭虚己墓志》碑文中明确提到，有羌豪董哥罗者屡怀反复，因此朝廷特派郭将军清剿，西山安定下来，接下来破了千碉城，又灭了摩弥、拙坝。因此可以判断，西山是西山，八国是八国。

“东女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活动范围在大渡河沿岸的阿坝州金川县、甘孜州丹巴县等地区。”温玉成表示。“此次全程参与了古城遗址的考察，从考古学的角度讲，该处遗迹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的重要发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沙说，该古城遗址还需与文物部门一起进行更深的挖掘，以更多的考古文物来证实。

“王城遗址在金川县马尔帮乡独足沟村被发现，该处小地名叫‘华西坝’，其实这是藏语‘卡西巴’的译音。根据藏文史料记载，东女国国王将四个儿子分封在女王宫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部落中，而这四个部落的王则是嘉绒十八土司的源流。”藏族学者李茂说，自己从事嘉绒文化研究多年，根据其掌握的藏汉史料判断，该处古城遗迹应该就是东女国的王城。

阿坝州金川县东女国王城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索“西山-八国”的历史地理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是藏羌民族文化走廊资料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