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锔瓷匠人

是滴~~叫瓷房子，是天津市赤峰道一座用多件古董装修而成的法式洋楼；瓷房子主人张连志亲自设计，用他自己多年收藏的古瓷器、汉白玉石雕、水晶石与玛瑙，以及数以万计的瓷片等作为装修材料，让洋楼华丽“变身”，披上“中式外衣”，变得古色古香，珍贵的用料也让房子堪称价值连城。

china house

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2号瓷房子

用四千多件古瓷器、四百多件汉白玉石雕、四十多吨水晶石与玛瑙，七亿多古瓷片，把一座法式洋楼装饰成一座价值连城的瓷房子。张连志的这一创想，究竟是他长久收藏“毒瘾”的疯狂宣泄？还是他为世人营造的一个超级梦想？ 日前很多到天津旅游的人，都喜欢到赤峰道上的 “瓷房子”前驻足观望。这幢散发着欧洲风情的法式小洋楼经过张连志四年精心打磨，如今华丽“变身”，披上古瓷片织成的“中式外衣”，变得古色古香。引起英国BBC、英国路透社等海外媒体纷纷前来一探究竟。

大手笔的古董狂人

“有人说我疯了，把这么珍贵的瓷片随意粘到墙壁上。”瓷房子主人瓷房子的设计者张连志

兼总设计师张连志笑着说，“可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我收藏了许多东西，摆在家里自己欣赏有什么意思？我要让大家都来关注中国文化，让大家都能意识到中国瓷器的魅力。” 张连志说他有一个构想，想将中国文化传播当作产业来做，但具体细节还没想清楚，而“瓷房子”一定在这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在他看来，瓷房子不是随性所至的建筑，更多的是一份文化标志。 装饰房子的瓷片，几乎都是张连志的收藏心血，而他对文物收藏的痴狂，已如同“毒瘾”深植体内：二十多来，他的古董存货堆满了4个大仓库，而他经营的“能吃的博物馆”——粤唯鲜集团，早就因客人可坐在文物中享用美食，而远近闻名。 张连志说他建造瓷房子的灵感，就来自于他的华蕴博物馆的一面古瓷碎片镶嵌的墙，这面墙在2002年时曾赢得了来这里就餐的各国财长们的好评。张连志说他当时就想，如果把法式小洋楼的墙壁上也贴上古瓷，会形成怎样的效果呢？灵光乍现的念头就这样在脑海中生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建筑面积近四千平米的法式小洋楼，地处繁华闹市区，张学良将军的府邸曾经与它一步之遥。该建筑地处法租界，具有文物价值，张连志说他买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周折。

古董充满每个细节

瓷房子造价

瓷房子造价究竟有多高，张连志说连他自己也无法估算。从开工至今，已经用掉可统计的大约有：四千多件古瓷器，四百多件汉白玉石雕和二十多吨水晶石与玛瑙，近百只随处瓷房子

可见的瓷猫枕，三百多个年代不等、大小不一的狮子。用掉的瓷片不计其数，没有一片现代瓷，其中还不乏钧窑、汝窑等五大名窑的瓷片。瓷器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有晋代青瓷、唐三彩，宋代钧瓷、龙泉瓷，元明青花、清代纷彩等各个时代的精品。

瓷房子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意

它将传统元素与具有中国文化韵味的元素巧妙地糅合起来，比如：围墙是“平安墙”，用的是大小不一的瓷瓶粘贴，取谐音“瓶”安墙而来。石造像、汉白玉石雕会在恰当的时候与瓷片形成趣味组合，代表着时来运转（谐音“石”）。 二楼屋檐左右两边立着栩栩如生龙和凤，这是意其“龙凤呈祥”……几乎每一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它特定的韵味。即便是屋外的排水管，也用水晶和明清瓷猫枕包装，看不出原样。

瓷房子还有一组不能忽略的文物

除却瓷器、汉白玉石雕，瓷房子还有一组不能忽略的文物，那就是大小不等三百多处狮子，它们按照各自大小据守在瓷房子各个角落。

例如

围墙外门口，是明代的一对石狮子，高近一米，做工精美，鬓边毛发丝丝可见。推开栅栏，走过瓷片铺就的院落，踏过汉白玉石雕砌成的台阶，一个明末清初年间的墨绿色瓷狮子迎门而立。据说，这个瓷狮子曾经有一对，在段祺瑞府前站过岗。现在，另外一只在战火中香消玉殒，只剩下这一只孤品。楼顶上各个角落都有狮子的身影，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形状各异。这些石狮年代横跨东汉、唐、宋、清各个时期，每一个都极具价值。在院落里，瓷房子里的物品，随便拎出来一件，都会有几百年的历史，两枚官帽筒，身上有锯过的痕迹，昭示着它年代久远。楼梯口的扶手大都用带着款的碗底组合而成，大多是官窑，俯首皆是“大明隆庆年造”、“大明万历年制”等落款。张连志就是用这样的大手笔，让现代人与历史对话。

让房子具有音乐的节奏

建造瓷房子的四年间，没有一丁点建筑知识的张连志说他近乎得了“魔症”，常常半夜三更，一有灵感就会驱车直奔瓷房子，甚至夜宿瓷房子与工匠同吃同睡，以便能更好地沟通。他说自己特别喜欢流畅曲线带来的感觉，于是与施工工匠沟通，要求瓷房子的每一部分都要和音乐一样有节奏有生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线条活了，就对了。”线条的流畅在围墙的设计上可见一斑。十余米长的围墙，一共用了六百三十多个瓷瓶，且大都以元青花为主。大小不一的古瓷瓶如同将要行军打仗的士兵，听从将军的安排站在自己最需要的位置上。瓷瓶与瓷瓶之间的缝隙用水晶、玛瑙填充，为了保证瓷瓶的安全，在每个瓷瓶被当作“材质”修建平安墙之前，都有专门的工匠在空瓶子里填注水泥，确保瓷瓶不中空，以保证它的坚固性。将瓷片固定在墙上也不是容易的事。先是要在一箱箱的古瓷碎片中寻找到合适的，备用的瓷器有瓶、有罐、有碟、有碗，凹的、凸的、带把的、起棱的各色俱全，因此，在用时首先要根据颜色和形状区别开。另外，瓷片不同于瓷砖，底面不平会进空气，不易挂住，所以使用的是白色硅酸盐水泥混合石膏粉，然后加入强力胶水，一起勾兑后形成的白色胶状物进行粘贴。瓷房子外围的装饰工作已经完成，但更具有难度的室内“壁画”装饰目前才完成一半。整个瓷房子加上顶楼一共五层，屋内正中央用瓷片包裹的天井扶梯一路蜿蜒直达顶楼。屋内墙壁上是专业画师画的各个朝代书画大师的代表作。工匠师傅们再用瓷片将其展示出来，有宋代《古木怪石图》、唐代《五牛图》、元代《鹰松图》等等，每层楼都有四至五幅不等。细致入微的笔画是贴瓷工作的巨大挑战。张连志说，比如这幅鹰松图，鹰的羽毛蓬松乍开，瓷片也要按照原画的笔锋细腻展现，就需要在上万片瓷片中寻找合适的，有时棱角锋利了点就需要将它磨圆。最难的是，要表现一根根羽毛，那就要在一个瓷片上再用机器磨出一条条粗细分明的线条，手心大的瓷片往往会刻上十余条线。一块小瓷片将其打磨成能入画用的材料，会耗费工匠们半小时时间。张连志认为，瓷房子对于他的意义，不单单是一件艺术品收藏的集合体，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符号。他期待着用瓷房子这种形式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展示给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又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瓷器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过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物表面施釉，创烧出与陶器有别的原始瓷器。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后期，一种具有瓷质光润、透光性较好，烧成温度在1310℃左右，敲之声音清脆的瓷器烧成了，并在浙江省大量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重点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如陕西西安半坡的人面、鹿、鱼纹盆；河南陕县庙底沟的花瓣纹盆；甘肃永靖马家窑的漩涡纹罐及半山、马厂类类型的几何纹罐。它们只用红、紫、黑等简单色调描绘出精奇瑰丽的彩陶，形成完美的统一体，至今仍令人赞美不绝。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优秀陶器的代表作品，以及南京出土的青瓷羊、大莲花尊等，都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烧制水平。 在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陶瓷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唐代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驰名于当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特点。花瓷与绞胎等装饰手法也在北方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瓷器的品种。而唐代三彩陶器是受汉代以来单色釉的影响，到唐代发展为黄、绿、白、蓝、紫、黑等多种色彩，因为使用最多的为黄、绿、白三种色彩，故称为唐三彩。在宋代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涌现了数以千计的瓷窑，有汝、官、定、钧、耀、龙泉、哥窑等以其独树一帜的特殊成就成为宋代最著名的瓷窑。它们对后世制瓷艺术有深远影响。 而元明清时期，北方一些著名瓷窑有的停烧，趋向衰落，可是江南地区制瓷业则有很大发展，工匠来自四面八方，以景德镇为中心，制瓷技术逐渐上升为全国制瓷的代表。到明代我国瓷器已达到成熟阶段。清初制瓷技巧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以青花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宫廷和民间用瓷均为青花瓷器为主，器型轻巧玲珑，淡雅优美。在明代还出现了斗彩、五彩等，反映了明代釉上彩绘的丰富装饰品种。清代彩瓷在明代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分化出更多的彩色，墨彩、蓝彩及金彩也出现在五彩瓷器画面上，并创造了珐琅彩、粉彩等一些新的装饰品种，色彩淡雅是它的特点，从而丰富了清代的瓷器装饰，使中国陶瓷走向了辉煌。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火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几何纹，多以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时代特征的为旋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须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前2350年。纹饰有锯齿纹、网纹及鱼、贝、人、蛙等形的纹样，尤以锯齿螺旋纹、波浪纹、锯齿纹最为典型。另外，有的器物盖纽还被塑成人首形，形象较生动。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了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丰富多彩的陶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比彩陶稍晚的胎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灵巧、薄如蛋壳的黑陶，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推向了顶峰。

黑陶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鬶、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鬶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鬶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而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①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鬶、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又光。

白陶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应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渐渐消失。 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瓷器。据考古材料证实，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瓷器，考古学上称为“原始瓷器”。这种瓷器是以高岭土作坯胎，在高温火焰中焙烧，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色质呈青绿而略带褐黄，纹饰有方格纹、直线纹等，装饰方法有刻划和模印等几种。 到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釉青瓷器胎薄而坚实，扣之有声，釉色透明，呈淡青色或草绿色，还有在陶器上会有朱色与白色彩绘的彩绘陶器，图案纹样大多是几何、植物、动物纹样组成，瓷器的造型单纯朴素，矮阔敦厚。

中国最早的瓷器都是青瓷（或称青釉磁）。这种青瓷因釉中所含氧化铁，经一定温度的氧化焰，烧制成黄色，再在还原焰中烧成青色。而且烧制的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也丰富生动。装饰纹样有铺首纹、莲花纹、联珠纹、波浪纹等等，其装饰方法十分丰富，有压印、刻花、堆贴、塑饰、雕镂、兰彩。青瓷以其素雅、清丽、明净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装饰及生动多变的器物造型，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已有很大发展。现存南朝《覆莲小罐》，体积虽小，但造型简朴优美，盖面及器身均浮雕有覆莲莲瓣，盖有荷叶梗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体施青釉，泛黄，开细片纹，釉色晶莹明澈。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工艺有新的发展。隋代出现了邢窑白瓷。邢窑白瓷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净，有“类银类雪”之誉。现存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腹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造型奇特，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可见其工艺之精细。唐代以越窑青瓷最为著名，它是中国唐、五代至宋初的瓷窑产品。越窑青瓷的生产除唐时隶属越州的余姚、上虞、绍兴和诸暨外，现在的宁波、镇海、鄞县、慈溪、临海和黄岩等地也仿烧越窑青瓷，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上林湖一带为中心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庞大青瓷窑系。 唐代越窑青瓷，其器物多以茶酒具为主，诸如茶瓯、茶托、执壶、杯、盘等都是越窑广为烧制的产品。其装饰纹样取材广泛，有牡丹、莲花、卷草、鸾凤、鸳鸯、鹦鹉、飞雁、狮子、龙、鱼、人物及山水等。而装饰方法多用剔花、印花、划花、堆贴等，堆贴以近似浮雕的手法，堆贴出各种纹饰。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规模更大。当时部分窑场为吴越的钱氏王朝所控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官窑，它们专门烧制庶民百姓不得使用的所谓秘色瓷。吴越统治者就用这些精美青瓷，向实力强大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诸政权纳贡，以期换取偏安的局面。由于这一政治上的特殊需要，五代的越窑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此时的秘色瓷从以往青中微微闪黄的一种不太成熟的色调，进而烧成比较纯正的，有如一泓清漪春水般的湖绿色，而且釉层非常均匀，为宋代青瓷追求类玉似冰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越窑青瓷在唐、五代时期，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远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现在国外的一些古城遗址和古寺院中都曾发现过它的残片。入宋以后，因其他瓷窑的发展，宫廷用瓷已无须仰仗于越窑，而其商品瓷在竞争中亦逐渐失去了市场，故至北宋中期以后，越窑日趋衰落，其盛名亦为其他青瓷窑所取代。

而唐代最为杰出的是唐三彩，它是以一种低温多彩的铝釉烧制的陶器。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的形体圆润饱满，俑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人物造型精练概括，而动物形体塑造的比例准确，结构分明，生动传神，成为当时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流传于世。 宋代是我国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瓷器生产呈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南北各地都涌现出许多生产优质瓷器的名窑，自古就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五大名窑。这些名窑对中国制瓷工艺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钧窑

地处河南省的钧窑，它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县神垕镇，该地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钓窑瓷器原属青瓷系统，后吸取唐代花釉瓷器复色釉的技艺，通过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其釉色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钓窑瓷器的种类主要有碗、碟、炉、瓶、花盆等，以后者的造型最为优美，且变化丰富，有圆形、海棠花形等样式。瓷器的釉色一般为青中带红，即青釉中往往出现或深或浅的红色，有的则是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错综相间，似蓝天中的红霞，甚为美丽。钧窑瓷器中出现的这种红色，乃是釉料中加入了铜的元素所致，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相互熔合的产物。钧窑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经烧制后所呈现的红斑、紫红斑等复色釉，即窑变，突破了青瓷的单一色釉，使其形成对比妍丽的艺术风格，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其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五代时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而兴起，至北宋中期，因越窑的衰落，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其产品作为贡品及外销量的激增等，遂使龙泉窑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龙泉窑的瓷器品种有瓶、壶、罐等日用器皿，其中以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其瓷器釉色在南宋中期后，创烧出梅子青和粉青釉，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龙泉窑瓷器在装饰上多采用堆贴、浮雕等方法，另外也有铁褐色的斑点作装饰的。 哥窑

地处浙江省的哥窑青瓷器是中国宋代瓷器。据记载，哥窑与龙泉窑同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南宋时有姓章的兄弟两人，各经营一窑，其兄所营者，以“哥窑”名之，其弟所营者，则以地名名之。哥窑瓷器的釉色有粉青、米色、灰青、鱼肚白等色，其中以粉青为正色。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釉面周身布满龟裂纹片，即通常所说的开片，是釉和胎在冷却的过程中，因收缩率的不同而呈现出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不一的特殊效果，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由于其龟裂纹理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名称。如鱼子纹，即纹片细小如鱼子，而蟹爪纹则是由于纹片大而呈弧形的缘故，另外还有百圾碎、金丝铁线等不同名称，颇受人们的喜爱，是宋代青釉制瓷工艺的一种创造。除开片外，哥窑瓷器的釉中亦有出现大小气泡的，称聚球攒珠；也有葡萄纹锈斑的，称为葡萄斑。哥窑的器物品种有炉、瓶、盘、碗、洗及文具等。 建窑

地处福建省，以烧黑瓷著名，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故又称水吉窑。建窑在宋代瓷窑中以烧制黑釉瓷器著名。其器物多为碗、盏等茶具。建窑黑瓷在烧制中，釉层里的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含铁质的部分流成条纹，冷却时便显示出赤铁矿的小晶体，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褐色斑纹。其中以兔毫釉和油滴釉为代表。兔毫釉是在漆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着银色光泽般的丝条纹，其状若兔毫，这种以呈现兔毫状的结晶来代替艺术加工，其美妙处并不亚于采用刻、划、印花和彩绘等方法所形成的装饰效果。油滴釉以美丽的结晶纹著称，是在乌黑的釉面上呈现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不规则的散布着，在日光的照耀下，会发出闪烁的光泽，使人眼花缭乱，犹如菜汤中的油滴晶莹透亮。另外还有呈羽状斑点的鹧鸪斑等。因北宋时期上层统治者喜用黑釉茶具斗茶，而建窑瓷器又因釉色漆黑，利于斗茶，而深受重视；被作为贡品供御府使用，使建窑瓷器声誉大噪，不少瓷窑也争相仿造。 汝窑

汝窑是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境内，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得名。汝窑本是一座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间窑场，其装饰风格与陕西的耀州窑相仿。至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瓷器的口部无釉而为毛边，不便使用，而命汝窑烧制供御用的青瓷，即史称的官窑汝瓷。过去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就指此种瓷器。而民间所烧制的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时专烧宫廷用品。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料稠润清莹，如雨过天晴般的淡蓝色，有细碎的开片，早期素面无装饰，高雅古朴，晚期有印刻花，别有情趣。汝窑因烧造时间很短，故流传器物仅见盘、碟、洗、奁、尊、盏托。且均大不过尺，数量极小。汝窑瓷器不以装饰纹样为重，一般多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 汝窑瓷器在烧制上已基本掌握铁的还原性能，其釉色呈淡天青色（亦称葱绿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暖，是一种寒暖适中，十分和谐的色调。这种青瓷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上流社会的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反映。

官窑

官窑是中国宋代由官方经营、所烧瓷器专供宫廷使用的青瓷窑。其窑有2处：①北宋政和（1111—1118）至宜和（1119—1125）年间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窑址迄今尚未发现。②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依北宋旧制在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窑；继续烧造，其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一带，出土瓷片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官窑青瓷的釉色以粉青为上，其色调淡雅含蓄，紫口铁足，并有蟹爪纹开片。 因其胎体中含铁成分过多，故瓷胎均为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而紫口铁足的形成，则是利用釉的流动，使口边只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紫口铁足与罩在瓷器表面上的青釉相映，色彩上形成对比的效果，既破除了青釉一色的单调感，又赋予器物以庄重的情趣，从而使官窑器物愈发显示出青瓷的韵泽。官窑瓷器一般很少施加纹饰，仅瓶类器物在颈、腹等部位有数道间距不等的弦纹，而整个器体则大面积素朴无饰，具有一种单纯、明朗的感觉。 官窑器物大都是一些仿古的礼器，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加之周身裂纹，即开片和紫口铁足，使器物倍增古朴典雅的情调。

定窑

中国宋代瓷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因曲阳在宋代属于定州，故名定窑，是宋代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所烧瓷器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其瓷器体较薄，烧制时易变形，故多用覆烧。其瓷胎质坚硬细润，呈乳白色，且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在装饰上，早期多素地，至北宋中期以后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其纹饰主要有植物纹，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另外还有鸳鸯、游鱼及瓷孩儿枕等，形成优美生动、富于变化的图案或器形。其装饰方法主要有：①刻花，因器体较薄，故多用浅刻法，所刻线条有深浅之分，既有利于表现所描绘的物象纹饰，又丰富了白瓷的色调，其工具为竹片和刀，前者刻线较宽，后者刻线较细。②印花，用到有花纹印模，趁坯胎未干时印出所需花纹，其中以模压阳纹居多。由于模印，故使器体表面具有微妙的光线变化。印花瓷器线条更为精秀规整，纹饰繁缚细致，结构严密紧凑，所印花纹清晰、一丝不苟，加之乳白色的器体，给人以清丽素雅、柔美秀逸的感觉。另外印花器口部皆不挂釉，露出的胎体，成为毛边，常镶以金、银扣，因而又使瓷器增添华美之感。③划花，用类似梳栉状的工具，在器物表面上创出各种花纹。一般以鱼纹、波水纹居多。其线条匀称，自然。除白瓷外，定窑还烧制酱釉、黑釉和绿釉等瓷器。定窑瓷胎质坚细，器体很薄而轻，为避免烧制变形，采用扣烧的方法，所以口沿不施釉而是涩边，然后以以金、银、铜镶口谓之“金银扣”。定窑釉色洁白，在胎坯上先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施色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多以印花、划花、刻花为装饰手法，颇具特色。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精美瓷器而称今名。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瓷以光素者居多，亦间有刻花者。靖康之变后，随宋室南迁，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也随之南下，他们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所替代。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的凹下处积釉稍厚而较青，胎薄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口、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到了元代，景德镇窑继续发展，已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并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获得了空前发展，由于原材料的丰富和工匠技艺的高超，使所制瓷器在花色品种、器物类型，以及造型、装饰等方面较之前代，均有极大的丰富、提高和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鼎盛期。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景德镇窑的制瓷业出现凋零或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重获发展。目前景德镇窑在继承传统工艺，恢复传统品种，创造新的品种样式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并已取得了突出成就。 元代景德镇窑还发明了釉里红瓷器，这是一种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称作“釉下彩”。由于釉里红的铜红不易控制，烧制难度大，因而能达到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瓷器很少，故属名贵瓷器。在釉里红瓷器的基础上，明代烧成了斗彩和五彩等瓷器。斗彩瓷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斗彩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彩瓷，又名豆彩。斗彩有两种含义；①釉下青花和釉上彩拼斗在一起；②青花和彩争奇斗艳。它是先以釉下青花绘出主要花纹，烧成后再在釉上彩绘或用多种彩釉填染，最后入炉烘烤而成。装饰花纹多为花果鸡虫人物等，成化后的“斗彩”，色彩绚丽极至。如《斗彩畜土图杯》、《斗彩花蝶纹盖罐》。根据传世瓷器研究，斗彩创始于明成化年间，它的出现是受景泰蓝工艺启迪的结果。斗彩是在坯上用钴料勾画纹饰的轮廓，上釉烧后呈现白釉蓝色纹饰的轮廓线，与景泰蓝用铜丝盘成双线纹焊接在铜胎上具有相同作用。 斗彩是在青花双勾线内填各种色彩，景泰蓝则于铜丝双线之内填各种色料，两者用料不同，工艺也相异，然而纹饰效果却异曲同工。五彩瓷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五彩”含多种彩色之意。就是以褐黑色代替青花勾描轮廓，或直接在釉上进行彩绘，颜色趋向浓艳，对比鲜明，绚烂多彩，瓷器造型追求复杂的变化，有的瓶身镂空成图案，再施五彩，成为玲珑剔透的通花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瓷最有特色，如现存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纹饰复杂，但层次清楚，且集彩绘、浮雕、镂雕于一体，红艳夺目，十分绚丽。 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工艺达到了顶峰。这时期除了青花瓷的烧造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使青花瓷的色泽更加鲜艳，层次更加分明，五彩瓷的色彩更加丰富外，还创造了极其名贵的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是中国清代专供御用的彩瓷。又名瓷胎画珐琅。系仿照铜胎画珐琅的特征烧制的，是在红、黄、蓝、绿等色地上绘以花卉纹饰。初使用西洋珐琅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在造办处珐琅作内仿炼西洋珐琅彩成功，自此即使用国产珐琅彩。珐琅彩瓷器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好的薄胎白瓷，由造办处珐琅作的景德镇名画师从事描绘，纹样都是指定的画稿，画好后再入炉火烘烤而成。 珐琅彩瓷器的底部均书写年款，有蓝色、胭脂色堆料款及青花款，字体有楷、篆书两种，书4字者为“康熙或雍正御制”，书6字者为“大清乾隆年制”。珐琅彩料的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彩中，加入适量的金属氧化物色素，即可成具色泽的珐琅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康熙珐琅彩料做过分析测定，初步确定着色原素为：黄色为锑、铁，蓝色为钴，白色为砷，鲜红为金，粉红为金、砷，紫色为钴、金。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比五彩瓷更娇

元朝时期出现的蓝色和白色抛光红色，使中国进入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悠久历史中，任何类型的装饰都可以达到蓝色和白色陶瓷的效果一样大传播深度。明朝蓝色和白色瓷器的顶峰确实存在，制造技术正在传播到近东、日本等国家，最后传播到欧洲。尽管蓝色和白色瓷器的生产和发展与此相关京津，首次使用钴氧化物着色装饰绘画，首次出现在近东。

早在9世纪，美索不达米亚梅苏地区也生产陶器，这是第一个覆盖一层氧化锡的矩阵它含有不透明的白色玻璃，然后表面光滑，表面带有氧化钴作为图形颜色，甚至在烤窑中的图像也带有美丽的蓝色。青白色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区别在于原材料不同的是，它使用抛光陶瓷不锈钢，在高温射击后，抛光的良好组合，描绘出清晰反映图案的图案。

根据考古发现，唐代早期以钴为装饰物，钴为装饰物，蓝色和白色出现的早期过程很长。在元朝，蓝色瓷器白衣在京东、江西、江湖、江西、浙江等地推出，是京东生产力和质量最高的地区。京东地区在宋代以当地蓝白色瓷器为基础。                               

为了发展陶瓷业，元朝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方法，除了建立行政机构外，拥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非常重视消除所有学科的裁决。工匠，他们执行“基因系统”的技能，甚至是专业生产，但也有特殊的继承技能。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这句话的原话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是宋代形容钧瓷的，意思是就算有万贯家产，也不如一件钧瓷有价值。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 中国传统陶瓷烧制工艺的稀世珍品，为中国著名的五大名瓷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国之瑰宝”。

自宋徽宗起被历代帝王钦定为御用珍品，入住宫廷，只准皇家所有，不准民间私藏。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之盛誉。

钧瓷价值：

钧官窑为皇家烧制贡品，只求器物精美，可以不计工时，不计成本，好的送入宫廷，坏的打碎深埋，不准流入民间，因而工匠们得以把窑变精品呈现出来。这些工匠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建造了结构合理、性能优良的双乳状火膛柴烧窑炉。

这种窑炉火网面积大，能使柴质快速燃烧，升温迅速。火苗柔和，窑内温度分布均匀，有利于窑变效果的形成。同时，也研制了科学的钧釉配方，铜红釉的使用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陶瓷史》载：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钧红釉的创烧成功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对后代的陶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代钧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