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焚香文化底蕴悠久，那所需的香料有哪些呢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青花瓷》中的这句歌词，写的其实是北宋汝瓷。汝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即汝、官、哥、钧、定）之一，在古瓷收藏界极为珍贵，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说法。

古书上说：“当时请柴窑样式，世宗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现在附会成宋徽宗做了个梦，梦醒命令工匠烧制出雨后天青色的陶瓷。

实际上宋徽宗作为一个崇信道教的帝王，他不喜欢定州白瓷的颜色。汝瓷的淡天青色釉，冷暖适中，不愠不火，内敛，不张扬，展现了自然天工、典雅静穆、质朴淳实的境界，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审美，也符合道家以质朴、朴素为美的审美观。

宋朝之后，汝瓷天青釉色逐渐被中华传统文化认为是最美的一种釉色，历代文人争相采用、模仿。

2017年10月3日，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一亮相便引起现场激烈竞投，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刷新宋瓷世界拍卖纪录，再次震撼了世界。

汝州民间“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窑一件”的口碑也在收藏界中广为流传，足见汝窑瓷器之珍贵。汝瓷始于宋，也毁于宋，北宋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20来年。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长期兵灾战祸，汝窑尽废，汝瓷尽毁，技艺失传。

南宋人叫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连南宋人都觉得北宋的汝窑非常难得，那我们到今天就更为难得了。

天青釉炼制不易，虽历代民间窑场不断烧制，但是十窑九废，均未成功，技艺几近失传千年。

中国从明宣德年间就开始仿制汝窑，到清雍、乾时期达到高峰，数量虽大，质量也不错，但却从未有仿到九成像者。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等窑难度大得多，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

烧制技术失传千年，难以复制少有乱真赝品。汝窑的烧制地只有一个清凉寺，釉色也只有天青月白天蓝（天蓝仅存在传说中，月白又称卵白）。

1987年清凉寺窑址开始发掘，上世纪90年代文物贩子蜂拥而至，基本上当地农民都掘地三尺，连汝窑瓷片也被搜刮得一干二净。

汝瓷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之美妙。

汝瓷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汝窑因稀而贵，真品难得一见，可查证的不超过79件，迄今为止，历代墓葬中未见出土一件汝官窑瓷，窑址出土的几乎都是残件。

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曾说，“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目前也只有全球顶级的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二十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十余件，其他博物馆很难收藏得到。

汝瓷釉色多样，细分有天青、粉青、青绿、豆绿、天蓝、月白等，其釉面质感如玉，配釉原料主要是当地的黄金土、黑长石等，内含有三氧化二铁，加入玛瑙粉末后，和水搅拌均匀，呈乳浊状，沾到胎体上阴干，适时入窑。

2015年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的北宋时期玛瑙，可佐证汝窑在烧制时加入了玛瑙粉末

汝窑主要烧造于宋徽宗时期，此时的宋朝以文人治国，经济文化发达、生活富足奢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与审美水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峰时期。宋徽宗赵佶无疑是宋朝艺术与审美的代表，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他的熏陶、倡导之下，汝窑精品之简洁、大方之美达到极致

入窑后严格火控，窑内完全处于还原气氛，即一氧化碳之中，这个还原剂能夺取三氧化二铁中的一个铁原子，使之变成氧化亚铁，与玛瑙、长石等相融，生成新的青色化合物，便成了汝釉。

由于掌控火候和胎体、釉浆配方比例及其他操作方面的差异，便形成了釉色表面的差别。

汝窑的胎体并没有领先当时技术的多少，属半瓷半陶，胎体松软，敲击声发木，无悦耳之音。

明末才子张岱著的杂记《陶庵梦忆》卷六中的记载，张岱说 "香炉最好是实用、耐火，三代青瓷很容易见火就坏，官窑、汝窑都一样，不如宣德炉..." ，这记载可以说明汝窑观赏性大于实用性。“见火就坏”的特点，还说明，汝窑的烧制温度并不高，可能没有达到1300℃，瓷胎还没有完全烧结，属于“半熟瓷器”。

胎体有吸水性，色泛黄灰，松软有细孔，就是俗称的香灰胎，汝窑的雅美全凭汝釉的包装。

“汝官”是支钉烧，支钉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就是当地的铝钒土。烧成针状支钉后，将其粘在垫片（垫饼）上。

将其放入匣钵内，遍身施釉的器物放在支钉上，盖上钵盖，用耐火材料泥封，烧成后取出。

器物隐蔽处只留下小的钉痕，使器物显得完美。器物上留下的疤痕，古人称之为“芝麻钉”。

汝瓷的最大特点是“粗粮细作”，胎土和釉料都是“就地取材”，胎土粗劣，便在釉料上下功夫，使用当地产的玛瑙入釉，这是大胆的创新。

特别是在“火控”方面，制作者摸索出一套完美的、适用于“此胎此釉”的烧制工艺。论材质、条件，其他几大名窑都优于汝窑，但却汝窑为“魁”，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工匠精神”。

汝窑瓷器的造型与釉色，那仿佛皎月当空的清朗、那犹如风雨过后的青草地、那绵绵无尽的清新，让人们为之惊叹、惊喜。这种与大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的空明无尘诗境，大势若静、大态若凝，是一种很高的审美意境，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美学精神。

清代青花瓷品类众多，以康熙青花瓷器部分款识辨别为例：

康熙青花瓷器的题款特点鲜明，无论在字体的写法或款识的布局上，在清代都是最为丰富的，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1、纪年款 ：主要是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少见篆书款和草书款，字体雄健有力，端庄工整，字与字之间距离比较大。仿写前朝款识有宣德款、成化款、嘉靖款、万历款，其中有官窑青花也有民窑青花。

2、堂名款：又称“家堂款”。此种款识在清代较为流行，多数是民窑青花款，有“复香轩之清制”、“松柏堂制”、“美玉堂”、“三元堂制”、“永兴堂制”、“聚星堂制”、“来雨堂博古制”、“珍玉堂制”、“彩玉堂制”、“安素草堂”、“奇玉堂制”等。

3、吉言赞颂款：此类款识主要有“杏林春宴”、“世德留芳，禄在其中”、“沧浪绿水”、“奇石宝鼎之珍”、“益友珍玩”、“清玉宝鼎之珍”、“博古雅玩”、“永庆奇珍”、“美玉”、“玩玉”等。

4、标志、图案、花押款：有树叶、梅花、海螺、小兔、双鱼、灵芝、荷花、鼎炉、方胜、册本、爵杯、花卉等。

扩展资料：

清晚期青花瓷鉴藏知识：

咸丰(1851~1861年)：咸丰青料使用国产青料，可能是珠明料。典型咸丰青花发色淡雅或鲜艳，民窑青花发色灰暗或灰黑色。咸丰青花瓷造型趋向笨拙，官窑青花的时代风格与道光朝相若。其人物特点是鼻骨高直、隆起有勾，俗称“鹰钩鼻”。纹饰呆板，无生气。在工艺方面，一般胎体较前朝厚重，胎质粗松，釉质泛白，釉面稀薄，具有“波浪釉”的时代特征。

同治(1862~1874年)：同治青料采用国产青料，可能是珠明料。典型同治青花发色清雅明艳。民窑大多发色蓝灰色，或黑淡和蓝黑色，但均显漂浮。同治末期开始用进口青料洋蓝，发色鲜亮，明艳泛紫，缺乏天然矿物青料的美感。

光绪(1875~1908年)：光绪青花发色漂浮在釉中，而康熙、乾隆则在釉下光绪仿永乐、宣德笔法，也用点拓法，但“铁斑”漂浮，比清早期仿品机械呆板。豆青地托粉青花少见了。光绪青花瓷的造型丰富多彩，纹饰图案丰富，笔致细而拘谨。工艺上，胎质细白坚密，但与清前期的相比明显松软民窑则更觉粗糙、笨重。釉面稀薄，欠温润，釉色白中微闪青，已趋向现代瓷的纯白色调。瓶颈部两边或饰对称铺首衔环耳。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康熙青花瓷器部分款识辨别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清晚期青花瓷鉴藏知识

所以五方五土神牌要供放在黄色的大理石上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定好位置之后，还要进行如下布置：首先在五方五土神牌前打十字摆放五只茶杯，接着在茶杯之间的空隙摆放了五双筷子，筷子用来夹东西的一头向外。一只方鼎的香炉放在黄色大理石板的前方边上，两边还有水果油灯。油灯在神牌的左边，水果在右边。取左边灯火旺丁，右边水果旺财之意头。方鼎的香炉则体现了古人地方的世界观。

在中国的社会里，五方五土供奉在屋内，与供奉在大门外的“门口土地，一内一外，作为一间屋的守护神。但现在很多大厦均不容许在公众走廊供奉”门口土地“，因此屋内的”地主财神“便要身兼二职，所以其摆放在符合上述要求的基础上还要面向大门，以此来阻止妖邪入屋肆虐！

五方五土的祭拜

据考究，祭拜五方五土之神的仪式大有文章，下面将以为五方五土之神装香作为例子进行剖析。

为五方五土神位装香的步骤是：首先奉香者手中点燃五柱香，双手合十夹住五柱点燃的香礼拜完以后，接着用左手一柱一柱地把香插进香炉。左手代表了公正善良爱心之手。而装香也是深有讲究的，要按照打十字的方法来装。首先装中间的一柱，代表着为人处世内心有个打算计划与原则。再装第二柱靠近神牌里面的香，寓意着要成功完成一件事情，需要找到对自己有所帮助的靠山贵人，而五方五土之神就是这些贵人的象征。接着装左右两边的第三、第四柱香，代表做大事者不能光有靠山贵人，还要自身有实力和有如左膀右臂的得力助手。最后装最前边的一炷香，代表做大事者要完成自己的宏愿就要有四通八达团结一心的人脉关系和管理才能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 “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陕西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尧头镇出产粗瓷。该地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坩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夹生白、紫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夏秋制坯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 尧头古镇位于澄城县的西南，与白水、蒲城两县邻接，老镇很多民宅已被废弃，后改称尧头村，当地人称之为“老街”。站在西河岸边，向对岸的台地和崖坡上的老镇址望去，崖畔田头被弃置的残瓷堆积在黄土瓦砾之中，废弃的残垣、参差错落的旧瓷窑及耐火砖、匣钵、瓷片、窑渣布满山坡，从北到南约3里长绵延不断。从这些遗迹可以判定，历史上当地曾发展出关中东部规模最大的民间窑场。[1]

编辑本段历史溯源

澄城陶瓷主要产于尧头镇，据《澄城地名志》记载，尧头镇古称“窑头镇”，因瓷器窑较多而得名，又由于古圣人“尧”与“窑”的发言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尧”这个字符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尧头镇这一地名称谓一直延用。 尧头粗瓷是陕西渭北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其窑址也是历代民间陶瓷文化遗存的重要地方。据明朝县志记载，澄城“瓷砂始于唐”。这是尧头窑最早的文字记载。1522年～1566年（明嘉靖年间）县志曾记述征收窑税，每年“窑课钞二百八十九贯五百文……物产：器用资黑瓷、石炭。黑磁尧头镇特产。”1625年（明代天启五年）刻印的《同州府志》也记载：“澄城尧头……产陶磁器。”在元明以后北方青瓷日趋消亡的趋势中，澄城窑还能烧制青瓷，这种现象在北方瓷窑中极为罕见，为确定澄城窑的历史地位增添了浓重一笔。 在明清时期尧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民间流传，在鼎盛时期，有窑百余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不仅占据了渭北各县市场，而且远销山西、甘肃、内蒙古、陕北等地。 清末至民国初期，由于战乱及匪患不止，加上1877年（光绪三年）大饥的影响，导致澄城县人口急剧减少，尧头的陶瓷业亦严重衰落。1926年（民国十五年）《澄城县志》记述，“境内工艺不兴。无他特产。著名者惟长润镇（尧头）之瓷器砂器，余皆寻常日用之物……旧有40余家，民国十五年时有20余家，每年共出30余窑”，当时的出产数为“每窑约值钱30余串，每年约售钱万余串”，并较详细地记载了制瓷业的规模和生产流程。1926年（民国十五年）统计时由“旧有四十余家”减少至二十余家，可知当时烧瓷业仅达到清代规模的半数。[1]

编辑本段技艺特点

尧头镇自古盛产煤炭，1926年（民国十五年）县志称“澄地无他矿产，仅长闰镇煤为出产一大宗”。这里的两条小河即西河和后河两边的山坡上则出产制瓷所用的坩泥，河边的崖坡上后来还保留有五个采掘坩土的坑洞，一字排开，非常壮观。据老窑工说，尧头传统制瓷配制黑釉和酱釉使用的是当地取之不竭的黄土，白釉料从邻近的富平县山区输入，民国时期烧青花采用为钴料“石兰”，是从南方浙江一带输入的。

烧制技艺

尧头瓷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原料采自当地坩土，加工过程包括泥浆、制坯、施釉、煅烧四道工序。浆泥先取干土矿石粉碎，投入水池浸泡数日，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做碗、碟等精细瓷器。 在尧头村周家洞一带的塬坡上，后来还有几户烧制黑釉大缸和盆碗的瓷窑（当地称“黑窑”），仍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古老烧瓷技艺。窑炉均为馒头窑，以煤为烧制燃料。落灰的“火眼”，大窑采用8－6根木椽棚起来，上面放置砖块砌成丁字形，大窑要有72个火眼，人从地下通道钻进去通火。窑门封闭后保留上面的观火孔和下面的入煤孔，观火孔开始烧时开启，待火引大后封闭。 在窑熟后，开观火孔观察。投煤时工匠还沿用着木制的护手，当地称“火手”，形状如同半截劈开的竹筒，中部为凹槽，投煤时把煤铲的铁杆放在火手上，防止窑工投煤时被高温烫伤。当地烧窑匠人沿用旧时流传下来的术语，窑炉顶部称“龙口”，封窑顶称“拉龙口”，封窑采用泥饼或未烧的缸底盖住窑顶，再用泥、石灰、碳渣和泥封住，与观火孔一起封堵起来。

釉色与造型

澄地尧头粗瓷的釉色多为白、青、黑三色，花色除白黄之外，还有蓝色及棕红色，如碗、碟或白釉兰花贡黄釉铁锈花，单色手描，朴素大方。各种器物上装饰的花卉、动物与当地的剪纸、面花造型同出一源，内容多是莲花、牡丹、菊花或福、禄、寿、禧等字样。 瓷业产品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联，其造型粗中见细、拙中寓巧，给人以朴实自然的美感，与南方陶瓷细腻精巧的风格迥异。瓷虎枕玲珑光润、虎视眈眈却又稚拙可爱，既是枕头又是摆设，并含有驱邪壮胆之意；小孩坐的“懒老婆”，带有原始彩陶的味道，小孩坐在里边，当妈妈的可以腾出手来做家务；黑色的老鼠罐、狮子罐形象奇特，盖上以各种形态的老鼠、狮子作扭手，妙趣横生。

装饰特点

澄城尧头窑的装饰艺术异常丰富，主要有黑釉刻花、黑釉划花、白釉铁锈花、白地青花、黄地铁锈花、青釉刻花等，其中铁绣花和刻划花最为精彩。 铁锈花是尧头窑宋元时期的产品。它是用含有氧化铁的绘料，在施有白化妆土或黑、黄、绿釉的瓷坯上绘出的花及图案，再施以透明釉，是尧头窑具有代表的装饰之一，花型多为五、六、七、八、九点梅花、菊花、蝴蝶图案等，具有中国写意画那种简练豪放，挥洒自如的艺术特点。 刻划花是在施有白化妆土或黑釉的瓷坯用竹笔雕刻出花纹后，露出瓷坯的底色，经1500度高温烧制而成，形成了黑白、灰白对比强烈的装饰效果。纹样多为寓意深刻的吉祥图案，如石榴、仙桃、天马、团鹤、八卦、菊花等图案组成。刀笔流畅，情饱意满，千变万化，生机勃勃，具有顾盼生姿，翩翩起舞的感觉，达到了精湛的艺术水平。

黑釉瓷和青花瓷

澄地尧头粗瓷中以黑釉瓷最负胜名，俗称“黑珍珠”，精品不少，釉层一般厚薄均匀，也常有泪痕（早期）釉面乌黑发亮，小小的器型宛如一串黑珍珠，尧头陶瓷壁较厚，胎质多为灰色。最为有名的是黑釉老鼠罐。半圆形的罐盖上爬着各种形态的老鼠非常生动，罐盖喻天，罐底喻平地，以罐喻天圆地方的宇宙母体，喻老鼠为繁衍之神的子神，表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 尧头黑釉瓷最具观赏价值：一是它的器型特征，具有仰韶文化的韵味（当处有多处仰韶文化的遣址），硕大的器型，显示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二是独特的色泽魅力，那种一黑到底，庄重肃穆的气派，使不少彩瓷相形见绌；三是它的装饰效果，那黑底刻划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特有的美学价值，令别的瓷种望尘莫及；四是它丰实的文化内涵，古代瓷器中所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在尧头黑釉瓷中都能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 澄城尧头窑青花瓷造型单纯稳重，色调柔和雅润，纹饰取材广泛，用笔洒脱舒展，构思简明奇特，布局疏简不拘，形态惟妙惟肖，丝毫不受官窑细货的影响。[2]

编辑本段传承意义

从当地流传的民谣和民俗活动也可看出尧头窑的历史和价值。“收秋不收秋，等到五月二十六，此日只要滴一点，快到尧头买大碗。”这首民谣不知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意思是说，秋天的丰收与古历的五月二十六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如果在这一天滴上一点雨，当年的秋天必然喜获丰收，人们即刻买尧头的大碗，这反映了旧时人们对丰收的期盼，也说明了尧头陶瓷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澄城尧头粗瓷曾有过历史的辉煌，随着岁月的沧桑变迁，后来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与繁荣。其现状是：一是资源闲置浪费，古窑遗址在碎瓷片中长眠。二是民间艺人失传。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很少用陶瓷制品作为日常家用器皿，且澄城尧头陶瓷因制作工艺没有提高和改进，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很难见到一些巧匠绘制的传统日用品，蕴含着深厚的民间美术的澄城陶瓷已今非昔比。据有关资料统计[3]，全县所有的民间陶瓷艺人尚不足20人，而且年龄大都已六七十岁，且有的体弱多病，精熟几十道制瓷工艺的艺人更是凤毛麟角。 陕西的澄城尧头窑是一处堪与我国各大瓷器名窑相媲美的民窑。然而尧头传承的陶瓷技艺和文化已届濒危，亟待抢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