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遗址出土了哪些文物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20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

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

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我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

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

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二）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

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

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三）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

。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

、海水、

、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

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四）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

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方圆2.5万平方米 唐宋遗址堆积丰厚

该唐宋遗址位于大邑县新场古镇的石虎村，昨日记者赶到时，现场已经被工作人员用警戒线隔离开来。“大可惜了，露出的遗迹表层已经被挖掘机挖得几乎没有发掘价值了。”大邑县文管所所长廖学兵痛心地告诉记者，工地在动工前没有进行任何文物勘探工作，“考古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刻赶过来，可惜现场已经成了这样，现在只能抓紧抢救发掘。”记者在现场看到，路边的封土堆已经被挖出了一条宽约4米、长约100米的深沟，沟内磁片、瓦片、青砖等建筑构件随处可见，现场一片狼籍。

石虎村位于邛崃和大邑交界之地，是茶马古道所经之地。施工时意外发现唐宋遗址后，考古人员立刻进行勘探，令人惊讶的是该处唐宋遗址一直沿地表的农田绵延，整个面积竟达到2.5万平方米。昨日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人员在松散的泥土中发现了墓葬、房屋和排水管道等遗迹，并清理出大量板瓦、白瓷、青瓷和黑瓷。其中一件高脚的瓷斗笠碗保存完整，从瓷质上看应该是景德镇的瓷器。“虽然局部遭到了破坏，但就整体情况看，此遗址保存较好且堆积相当丰厚，器物数量庞大，是不可多得的唐宋时期资料。”廖学兵表示，该处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大邑乃至成都地区的唐宋经济、文化、商业具有重要的价值。

大量瓷片出土 “大邑烧瓷”之谜有望告破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 急送茅斋也可怜。”长期以来，杜甫诗中的“大邑烧瓷”一直被认为是四川大邑县烧制的白瓷，但是1000多年过去了，大邑境内浩大的挖掘工程中却始终没有发现大邑白瓷窑址，所以偶尔有符合“大邑烧瓷”特点瓷器出土，也因一直未见窑址而不敢妄下定论。而在这次出土的唐宋遗址中，“大邑烧瓷”之谜说不定就将破解。

据了解，在被挖掘机翻出的土层中发现了三处窑址和大量白瓷片，让考古人员激动的是，这些白瓷胎质略微泛黄，且质地晶莹通透，不像北方定窑所生产。“毫无疑问，这些窑址对于研究大邑窑的历史将具有重大意义，说不定这些白瓷和窑址还和大邑白瓷有关，真是那样，千古之谜就有望解开了。”单是一条长约百米的深沟内便有窑址和瓷片相继出土，2.5万平方米的整个遗址自然让考古人员对接下来的抢救性发掘充满了期待。

瓷器，与陶器的区别，一则，原料不同，前者使用纯度更高的瓷土，二则，窑温不同，烧瓷比烧陶，窑温要高出一倍以上。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瓷器，是汉代青瓷。也就是说，商代遗址，可能有陶器残片出土，不大可能有瓷器残片。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途径一:野外捡到宝贝。在过去，陶瓷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人们打碎了可能就会扔了。几百年以后，这些瓷片就埋藏在地下。特别是像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因此建议一些朋友，也可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去野外收集瓷片。比如可以经常到正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去楚摸踅摸，这就是很好的时机。

途径二:抓住城市建设的机会。搞基本建设与城市改造会有很多土方工程，经常会有一些瓷片出土，而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一般都是真品。此外，瓷片的种类与数量会因地区而定。比如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明清时期的瓷器非常多，尤其是明代。再比如，古城扬州唐代的瓷片较多，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港口，所以在扬州比较容易出现盛唐时期各个窑口烧造的瓷片。同样，杭州是南宋的者p成，瓷片也非常多，据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很多南宋时期的瓷片。因此，有些人出差或旅行时，会来到一个地方有针对性地重点收藏一些瓷片。

当然这种收藏方式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影响他人施工。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是不违法的，而到窑址去挖掘却是不被允许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四中兴建一栋教学楼时，出土了大量明代早期的瓷片，确切地说是洪武时期的瓷片。更早的在20世纪70年代时期，北京现在的北二环，出土了很多元代或明初时期的瓷片。北二环当时是明代的城墙，永乐时期建明代城墙时，基本上是两边打墙、中间夯土，有很多明代的瓷器等都埋在了城墙地下。因此，许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在北二环捡到过精美的明青花瓷片。

途径三:枯井下觅宝。瓷片容易埋在地下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垃圾不像现在这样集中处理，儿乎就是就地掩埋的状况。其中枯井也是瓷片藏身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人们饮用井水，当一口井不出水时，人们就会把碎瓷片等填到井里，或者是打水时不小合落下瓷器。枯井下的瓷片一般保存得都比较好，因为那个时期地下水位比较高，有利于保护瓷片少受损失。

柴窑出产的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

柴窑是五代后周显德初年所烧，出自当时的河南郑州，五代时期，郑州辖管城、新郑、荥阳等7县。那里本来就适合做陶器，又因为当时世宗姓柴，故名。当时亦称御窑，从宋朝开始改称柴窑。

柴荣规定，烧制出来的合格钧瓷只允许在宫廷里使用，残次品全部当场毁掉，不准流入民间，以致现在那里还到处留有残渣碎片。

扩展资料：

郑州市新密月台原名“阳子台”，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弭邑城，当地盛产煤炭、铝石、黏土、石灰岩、玉石和翡翠石，黏土和翡翠石是烧制钧瓷的上乘原料。月台村依嵩山支脉傍洧水，生长着大片的桑树林，桑树是烧制钧瓷的好燃料。

这一切，使这里具备了烧制钧瓷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唐朝时候起，这里就开始烧制钧瓷。到了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在此建立了专门烧制皇宫钧瓷用品的官窑群。 时柴荣的弟弟柴贵是虢州防御使，将月台交他管辖，柴荣命柴贵监管钧瓷的烧制，烧制钧瓷的窑就叫做“钧瓷柴窑”。

为了保证质量，柴贵调集民间最优秀的匠师和艺术师，精心设计，严格配方，不断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性地在釉泥中掺入玛瑙、翠玉、黄金等原料，集科学配方、火候控制、流畅线条、图案造型、时代风尚和人的灵魂感悟于一身。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著《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当然，这只是陆羽的一己之爱，邢、越之争，自古就有，在这里我们不作评论。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越窑烧造的青瓷有釉呈青色或泛淡黄色，呈玻璃质感，莹润碧翠，匀净柔和；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稍带淡黄；器物造型多生活用具如碗、盏、壶、碟、盂、盘、罐等；多素面而很少纹饰，质朴无华等特点。另外烧造方法，多用松柴烧制，由于火力软而火焰长，烧制中窑内充满火焰，因此釉在熔融呈青色时，受到还原作用。

由于越窑青瓷民间流传极少，故现今如能收藏到一件真正的秘色青瓷，可说是凤毛麟角，价值连城。

越窑的历史可分为起源、发展和鼎盛三个时期，这里有份最新的考古资料，不妨共享。

东汉时期是越窑的起源阶段。越窑瓷器出现于东汉。从东汉起，在浙江北部杭州湾内宁绍平原上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宁波等地出现一种器表施青釉的瓷器，这就是东汉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瓷窑遗址出土的青釉标本进行过多项物理和化学测试，表明这些瓷器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等瓷器特性。

青釉葫芦瓶东汉越窑瓷器在上虞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再次，上虞地处杭州湾南岸，曹娥江纵贯全境，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正是基于这三点，上虞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

六朝时期是越窑的发展阶段。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等市县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六朝时期的越窑是我国最早形成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而中心窑场仍然集中于上虞县。六朝晚期从南朝起，越窑的制瓷中心逐渐转移到余姚县的上林湖地区（今属慈溪县）。

唐宋时期是越窑的鼎盛阶段。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青瓷窑，例如浙江的越瓷、瓯窑、婺州窑。湖南的岳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四川的邛崃（qióng1ái）窑等。然而唯越窑青瓷因其釉色，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而跃居众窑之首，成为当时青瓷的佼佼者。

越窑青瓷所呈现的那种细润如玉、光洁无疵的釉面。确实在我国青瓷烧造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越窑青瓷不仅釉面精致无比，其造型也生动优美，各式钵、盆、灯、罐、瓶、执壶、唾壶以及瓷塑等应有尽有，许多器物还能逼真地模拟自然生物的形态，如仿照瓜形制作的壶，仿海棠花式的碗、盘等皆惟妙惟肖，其中模仿荷叶形状的洗子，则更充分发挥青釉莹润欲滴的特色。唐代青瓷因为追求一种“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所以早期器物极少装饰，仅以“捩（liè）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刻画花纹，则受当时丝绸、金银器、铜镜的影响。它以各种龙凤、游鱼、云鹤、鹦鹉、峡蝶、花卉等作主题，线条纤细流畅，纹饰生动活泼，使单调的釉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魅力，难怪清代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也有“李唐越器世间无”的感叹了。北宋初年，越窑仍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因各地战事平息，处于相继兴起之中，越窑青瓷便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如北方的耀州青瓷，定窑白瓷，南方景德镇窑影青瓷等，都曾盛行越窑青瓷那种刻画文饰的装饰方法，直到北宋中期，这些窑场才逐步摆脱了越窑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唐代越窑制瓷作坊仍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清纯，并具有玉质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代的越窑还首次进入宫廷，开始成为“贡品”。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曾经出土了十四件唐代越窑青瓷。据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唐秘色碗“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

这十三件碗、盘、碗是唐懿宗（860—873）时期的产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官窑瓷器。另一件青釉八棱瓶虽未见文字记载，但上林湖窑遗址中也有此类瓷片出土，可知唐代的上林湖地区曾经烧造过官窑贡品。

五代越窑瓷器的生产被钱越国垄断，且继续生产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在浙江钱越国贵族墓中有大量出土，如1966年杭州市玉皇山发掘的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瑾（钱越国第二代国君）墓；1980年临安县明堂山发掘的唐天复元年水邱氏（钱越国开国国君钱锣的母亲）墓和1996年临安县玲珑镇发掘的五代天复四年马氏（钱元瓘之妃）墓等，曾出土过精美的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其中还有当时仅限于皇室使用的龙纹瓷器。

北宋时期越窑继续烧造青瓷。据文献记载，宋朝立国初期，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余年间（968—984），钱越国控制下的越窑曾为北宋朝廷烧制青瓷贡品达十七万件之多，说明北宋初年越窑生产的青瓷不仅质精而且量大，许多珍品还作为礼品被宋廷赠与辽国，所以在北方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常有越窑瓷器出土。

当青瓷出落得楚楚动人的时候，它终于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1976年和1977年，在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内有陶瓷器计6463件，青瓷占一半以上。远在埃及的开罗郊外福斯塔遗址，发掘出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达2.2万多片，最多的是越窑青瓷。著名的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收藏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最显眼的就是越窑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