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什么朝代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魏晋南北朝是竹林七贤生活时代的大背景，是中国历史上极有特色的一个时期，政治混乱，军阀割占，先后有数个王朝的建立和没落，总体是一个动荡不安没有一个稳定统一朝代的时期。竹林七贤主要处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大历史时代中的魏国晚期，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开端。
公元220年曹丕建立魏国，之后的数年间司马懿立下许多战功，成为魏国的权臣。曹丕在世时司马懿韬光养晦，地位日益提高，最终在曹芳执政期间发动高平陵事件，将魏国的实权揽入自己手中，篡位野心昭然若揭。竹林七贤思想和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便是曹芳执政的15年。时值曹魏政权将要覆灭，司马氏权力日渐壮大，政治斗争异常险恶激烈，朝堂上稍不注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竹林七贤作为当时有名的文人贤士，都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感到无力和厌倦，于是选择寄情山水，与知己好友在园林山水之中寄托内心的情绪。他们的生活轶事和思想精神为东晋人士所记录整理，对魏晋南北朝及后世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及造园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竹林七贤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及刘伶7位名士，先有七贤之称，因他们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史书中最早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出自东晋史学家孙盛所写的《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竹林之游”的传统说法是指7位贤士聚于竹林之中清谈饮酒，游览于山水之中。后经史学家考证竹林之游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竹林七贤的聚会，竹林之游持续了15年左右，这种清谈饮酒的活动有很多次，没有固定的参与者和严密的组织规定，竹林七贤参加的只是其中的一次或几次。
因此，小编认为“竹林之游”可以理解为在曹魏即将为司马氏所取代期间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在嵇康的宅园和山墅等地组织进行的文人聚会，清谈饮酒、吟诗作赋、谈道论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以这一行为消极抵抗司马政权。
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所塑造出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化意向“竹林之游”的隐士思想对古典园林环境氛围塑造的影响自古以来，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有建功立业报效家国的仕途梦，但竹林七贤所处的魏晋时期正值曹魏政权日渐式微，司马氏欲掌权篡位之际，他们不愿出仕，选择逃避来消极抵抗政治的残酷。阮籍曾在诗中写道：“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可以看出他作为知识分子，身处乱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虽然竹林七贤中几人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都更愿意选择隐逸遁世，寄情山水，把对现实的痛苦和愤懑转为对自然的欣赏，通过游赏园林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居所。庄园经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经济形势，地主阶级或者文人士大夫有自己的田园产业，这为他们的造园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嵇康是门阀世家子弟，长乐亭主之婿，官至中散大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山阳有自己的园宅，在郊外也有山居别业。据史学家考证，“竹林之游”主要是位于嵇康山阳的园宅和郊外的嵇山别墅2处地方。关于嵇康山阳县的园宅史书中有记载：“家有盛柳树，乃激水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
可以看出他的园宅除了建筑之外有园林的设计，广植柳树和竹子等植物，更是以竹为代表形成了竹林的景致；有水景的建造，欲还原一个与自然相仿的美好环境。除了在自己经常居住的园宅，竹林七贤也相会与山中别业。嵇康曾在诗中写道：“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据史学家考证，他提到的“北山阿”位于天门山百家岩的嵇山附近。嵇康结合优美的自然风光，运用自然山体兴建山墅，为自己和友人开辟了一片“天人合一”的美好居所和精神的栖息地，总得来说，也正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才造就了竹林七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正是这种思想高压之下，才有了后来流芳百世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之际的一个名士集团，他们是嵇康、阮籍、阮成、山涛、向秀、王戎、刘伶这七位名士，他们曾经在嵇康山阳（今河南修武县）别墅的竹林里聚会，由此得名。嵇康是聚会的东道主，也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释义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竹林七贤朝代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後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後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竹林七贤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都属于魏晋时期的人物。竹林七贤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人物简介
1、嵇康，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2、阮籍，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3、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4、向秀，字子期，魏晋间文学家。河内怀县人。5、刘伶，字伯伦，沛国人。魏末，曾为建威参军。
6、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西晋大臣。幼颖悟，神采秀彻。7、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
三国时期的曹魏末年，出现了竹林七贤。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据说，这七个人经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开怀畅饮，真的是好不开心。让我想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中国历代名家都作了许多竹林七贤图。唐代孙位、高逸图、明代仇英、李士达都曾画过竹林七贤图。画中的七位才子抚琴吟诗作对，把酒言欢，有着文人的气质和傲骨，超脱于世俗之外。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这是有一次，阮籍自己驾着马车，毫无目的的四处游走。任由马儿引着走向东南西北任意一处，阮籍坐在车上喝着酒。再长的路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等到了路的尽头，阮籍突然放声大哭，等自己心情缓和了下来，他再掉转车头。继续之前的操作，第二次走到路的尽头后，阮籍又放声大哭。所以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其实，阮籍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感到难过，他想着：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人赏识、重用他，感到难过。而王勃是觉得阮籍这样有才的人，也会因为穷途末路而大哭，真的是让人心疼。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人空有满腹才华，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真的是太让人惋惜了。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编辑本段思想特色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