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几部有关油画或者画画方面的电影，拍得非常维美，很有艺术价值的那种。

对于这首歌曲，马未都认为最好的一句是开头，即“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但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700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马未都还指出，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

为《青花瓷》平反——裴光辉驳马未都之谬误说

裴光辉：原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客座文物教授。著名文物鉴定家，青花瓷学者。出版《至正型青花瓷》《空白期青花瓷》《转变期青花瓷》《克拉克瓷》《康雍乾青花瓷》等青花瓷学术著作多部。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公司的“鬼谷门事件”中，因质疑该公司拍卖的成交价为2.3亿人民币天价的元代青花鬼谷罐而蜚声海外，被称为是第一个向国外著名拍卖公司说不的中国文物专家。

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歌星周杰伦演唱的一首《青花瓷》，成为晚会亮点，好评如潮，并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二等奖。这是一首以中国青花瓷为创作元素的歌曲，以瓷器作为“中国元素”来创作歌曲，思路新颖，开拓了“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路。歌词和演唱都十分维美，舞台大屏幕背景的古代青花瓷美图更增加了节目的视觉冲击力，可称是视听皆佳的一个节目。难怪其一播出很快就在国内广为流行传唱起来。

然而歌曲的热度还在强劲上升之际，京城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发话了：《青花瓷》歌词出现谬误，并且“这些错误很低级，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出来”。娱乐新闻界的过敏神经马上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报章马上端出这样“夺人眼球”的标题：《周杰伦被找茬，收藏家称词者不懂瓷器》（《新闻晨报》）、《藏家马未都称周杰伦歌词错得离谱》（《成都商报》）、《马未都：周杰伦的歌词错得离谱》（《新闻午报》）《周杰伦有硬伤，专家称作者不太懂瓷器》（《现代快报》）《周杰伦歌词大穿帮》（《长江商报》）《是赝品》（《青岛早报》）……

那么词作者方文山先生到底犯了哪些“很低级”的错误呢？马先生挑出了两处：

“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此，马未都的解释是，青花自诞生之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北京晨报》：《著名鉴定家：周杰伦《青花瓷》犯了低级错误》）

原来马先生是要求词作者像写学术论文那样来写歌词，不能使用虚构、想象、夸张等等文学手段，否则就难免犯“低级错误”。这不由使我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闹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宋代诗人王祈创作了两句“竹诗”，他很得意地在苏东坡面前吟诵起来，诗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东坡心里颇不服，挑刺道“好确实是极好，但这样算起来，十条竹竿才有一片竹叶啊。”事后还对人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事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十五《宋朝杂记》下）其实该笑的不是王祈而是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他，不应该连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都不懂，而用加减乘除这样的算术工具来给诗作挑刺，文学运用的是形象思维，算术运用的是逻辑思维，岂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笑话，明代的杨升庵也闹过，他曾给杜牧的名诗《江南春》挑刺说：“千里莺啼绿映红”原来应是“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杨慎《升庵诗话》八)

对于这种迂腐的见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经举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曰“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马先生的不通之处恰恰正是犯了这种“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的错误。故其“棒喝”一出，马上被歌唱家的fans指责为“吹毛求疵”。

然而，更令我讶异的是：经我反复琢磨，《青花瓷》歌词中被马先生挑出来的两处“毛病”，即使从“考证事理”的迂腐的“学术角度”来苛求，结果竟然是无“毛”可吹，无“疵”可求。也就是说，《青花瓷》歌词关于青花款识的描写完全符合古代青花瓷的实际，并不存在马先生指出的“低级错误”和“谬误”。现不妨就马先生挑出的两处“硬伤”分析如下：

一、按马先生的说法，最严重的谬误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一句。外？因为青花瓷“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其实，在明末清初（学术上称“转变期”）的青花瓷上，隶书款识大量存在，隶书款乃转变期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是出现在器身和器口，但在器底者也绝非不见，只是相对较少而已。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婴戏夺标图钵式炉，底部即有“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隶书款；泉州的晋江博物馆也有一件明末青花麒麟纹象耳簋，底部有青花隶书“鹤台珍玩”款。2006年秋季杭州艺术品拍卖会更出现一件清代乾隆青花八宝缠枝大瓶（拍品号1317 ）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隶书款。说明青花瓶底部书隶书款的做法不但转变期存在，还延续到了清中期。一般青花琢器（包括炉、瓶、花觚等）底部的隶书款的以堂号款为多，也有少数赞颂款及年号款。

二、马先生挑出的另一出错误是“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外？因为“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先生对什么是宋体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或者说还不够正确、全面和深入。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蓝料款、红料款乃是宋体字的其中一种，即所谓的“宋椠体”。（按“宋椠体”一词不是出版业的正规术语，它是传统古玩界对一种明代宋体字的俗称，最早见于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其实宋体字的面貌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成于宋代的“仿宋体”（日本称“宋体”）和形成于明代的“宋体”（日本称“明体”，也就是古玩界所谓的“宋椠体”）。两种宋体都是从毛笔的楷书演变而来，是楷书运用于刻版而形成的印刷字体。但仿宋体由于形成较早，故保留了较多毛笔字特征；宋体由于形成时间较晚，刀刻特征更多。两种宋体其实也不难辨认：即“仿宋体”的横画和竖画粗细相当，没有悬殊的差别，风格接近于手书；“宋体”则横细竖粗，横竖差别悬殊，风格接近于刀刻（见图3）。长期以来，古玩界许多人有一个误区，即将主要出现在珐琅彩瓷上的所谓的“宋椠体”（即明代形成的那种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当作宋体字的唯一风格，却将在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风格接近于手书的仿宋体称为“楷书”。其实考察青花瓷自有款识以来的实际情况则不难发现：自明代永乐宣德以讫清末，青花瓷器上的宋体（绝大多数是具手书风格的“仿宋体”）落款比比皆是。不但有宋体年号款，还有宋体堂号款、吉语款、赞颂款等等。然而因为古玩界许多人一方面误以为“宋椠体”是唯一的宋体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仿宋体”等混同于楷书，有这样的误区，则他们对在青花瓷上大量出现的宋体字竟然视而不见就不足为怪了。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青花瓷器上，不但有“仿宋体”的落款，还有“宋椠体”的落款，后者并非“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只是在青花瓷上为数数量不如仿宋体多而已。故马先生所说的“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并不符合事实。

顺便更正一下马先生的另一个错误，即关于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问题。马先生说：“在周杰伦前面唱歌时，后边背景中出现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晚清仿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赝品’。”行内人都知道，所谓“赝品”的认定是有时间相对性的。比如康熙仿明代宣德的瓷器，在康熙时代的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赝品”，但如这件瓷器传到了光绪，在光绪时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古董”了。同理，如果一件晚清仿前朝的瓷器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是一件很够格的古董了，如何还称之为“赝品”？莫非马先生把自己当成了“晚清人”了？故舞台背景出现所谓“赝品”的指责并不成立。

截止2018年11月5日，丽而维美尚未被认定为传销。丽尔维美为湖南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在2017年，丽而维美的公司湖南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参与了长沙市启动“守望相助·牵手同行”公益捐赠社会扶贫活动。

丽而维美的董事长戴寿军代表爱心企业作了表态发言:丽而维美企业在2017年的特大洪灾中遭受了200多万元损失，但仍然紧急采购10多万元爱心物资，连夜赴老粮仓镇望江村进行爱心慰问。这次他又拿出价值168万元的物资和现金救助特困妇女儿童。

非法传销显著特点：

1、不以销售产品为目的。

2、有高额的门槛费，加入时必须交多少钱。

3、没有退货制度。

参考资料:长沙市政府 长沙市启动“守望相助·牵手同行”公益捐赠社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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