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商朝的文化遗存都有?
没有！只有夏朝！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保护范围：二里头村南土冢向东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东南以自然台地为限。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
《最早的中国》其实是一部书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考古学家许宏，所谓最早的中国其实指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的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的史书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朝代是夏朝，比如说《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记载的，甚至比夏朝还要早几百年，但由于是文献的记载，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自从20世纪初被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怀疑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有部分学者怀疑夏朝的存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由于国内文物古迹众多，所以考古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以考古方式发掘了数不清的遗址，对于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不是夏朝，一直都有争议，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的都城，到底是二里头遗址还是陶寺遗址，其实也有过争议。
认定谁才是“最早的中国”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比较二里头与陶寺也是从考古来进行研究的，下面分别以五个角度来比较两者的区别：
一、存在的年代比较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位于黄河以南，根据其文化特性，二里头被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为了准确检测二里头遗址存在的时间，根据商夏周断代工程的学术课题，在1984~1991年期间先后对四期遗址中的9个样本进行了碳14测年检测，得到的数据如下：
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640年
第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740~前1590年
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610~前1555年
第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60~前1520年
数据来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之一《新砦 二里头 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整个二里头遗址的延续时间为公元前1880年~1520年，如果再对比之前的三次碳14测年数据，再除掉一些误差较大的样本，得出二里头最终的存在时间为公元前2100~前1300年左右。
陶寺遗址位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位于黄河以北，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期，根据包括碳14测年技术在内的多种科学方法，得到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1900年。
从绝对年代上的比较，陶封遗址的崛起时间明显比二里头遗址早了300年左右，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数据，认定夏朝起止时间在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对比两者的存在时间，可以得出陶寺遗址在夏朝建立前300年就开始崛起了，而二里头遗址几乎与夏朝同时建立，并且贯穿了整个夏朝，直到夏朝灭亡后，还存在了300年时间。
从时间上看，陶寺遗址应当在五帝时期，而二里头遗址应当在夏朝与商朝。
二、规模比较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主要集中分布于河南省的中西部，向北最远一直到达山西省中间，向南最远到达湖北省北部，长江流域与汉江流域一带，向东最远到达河南开封、兰考一带，向西最远到达河南商州地区，其文化分布范围最大达到了直径200公里，全国共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有250处之多。
二里头文化核心遗址二里头遗址总占地面积约4.56平方公里，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自1959年开始发掘以来，累计发掘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城垣，其中宫殿区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还发掘了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制陶遗址、制骨遗址、祭祀遗址、中小型墓葬400多座，还有大量的中小型房址、水井、灰坑、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出土。
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并且是龙山文化遗址中最大的一处遗址，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南部，遗址总占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小于二里头遗址总面积，陶寺宫城面积给13万平方米，大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区。
陶寺遗址除了宫殿区之外，还出土了3万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区1300多座，此外还有城墙、民居、宗教建筑、道路、水井、陶窑、灰坑以及半地穴式房屋，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乐器、木器等文物。
从规模上来比较，二里头既是文化，又是遗址，而陶寺则属于龙山文化下属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有很多类型，陶寺只是其中之一，文化是根据出土文物及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似性把不同地域的遗址归结为同一文化，而遗址归属于文化的一种，二里头文化有方圆200公里，而陶寺遗址只有3平方公里，从这个角度来看，二里头与陶寺不是一个级别的，二里头高了陶寺一个级别。
陶寺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下属的二里头遗址相比的话，是差不多的规模，二里头遗址占地面积大于陶寺遗址，但是陶寺宫殿区占地面积大于二里头宫殿区，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规模比较。
三、两个遗址特色的比较
二里头遗址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2、有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区。
3、有最早的青铜礼器出土。
4、有最早的青铜器作坊出土。
5、有最早的绿松石作坊出土。
6、有最早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陶寺遗址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发现了最为古老的文字。
2、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鼍鼓和特磬，其中铜铃是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3、发现了最早的龙图腾。
4、发现了黄河流域最大的墓葬群。
5、发现了最古老的观象台。
6、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比较两个遗址的特点，你会发现：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不仅仅发现了青铜文物，还发现了制造青铜器的作坊，说明二里头人有了制作青铜器的条件与技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兵器、礼器、乐器、装饰品、工具用品等，比如饮酒用的青铜爵，还有作为武器用的戈与镞。
唯一遗憾的是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而陶寺遗址虽然发现了青铜铃这样的小型乐器，但没有发现专业的青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也是比较小而且非常粗糙，说明陶寺刚刚进入青铜器的萌芽状态，陶寺虽然发现了文字，但只有简单的2个字而已，有人认为其中一个字是尧，但是并不确定，仍然有争议。
两者相同的就是都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城市都有分工明显的宫殿区、城墙区、祭祀区、居住区，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二里头遗址的文明程度高于陶寺，主要体现在出土文物的制造工艺，毕竟二里头遗址比陶寺遗址晚了几百年。
四、文化影响力的比较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影响力是远超陶寺遗址的，这种影响力体现在文化的传播上，具备二里头特色的文物可以凭借二里头的影响力向四处扩散，而陶寺遗址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扩散不仅仅是文化的扩散，其背后就是二里头统治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来扩散的，这很好理解，比如汉朝打败匈奴开通丝绸之路，这就是一种对外扩散，就会把汉朝的用品传播到世界各地，就能在遥远的欧洲发现汉朝的瓷器与丝绸。
举个例子，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陶器，一种是以筒腹鬲和彩绘陶器为代表的本地土著文化风格的陶器，另一种是以二里头文化密切相关的陶爵、盉、鬶等风格的陶器，这里离二里头遗址中间隔了整个山西省，有数百公里的距离，为何二里头风格的陶器会到内蒙古的大甸子遗址？
要知道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有当地鲜明的特色，不同地区就有不同的特色，除非是同一文化区，如果不同的文化区有同样风格的文物，那就是文化的传播，二里头遗址有着强大的统治者，可以利用自身的军事、经济、政治优势对外扩张，把二里头文化向四面八方扩张，在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也出现了二里头风格的陶器，有爵、鬶、觚等。
陶寺遗址也有对外扩张风格的能力，比如在山东大汶口遗址能找到少数陶寺风格的陶器，还能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找到，并且数量还不多，地域也不及二里头更远，扩张能力明显不如二里头，说明陶寺的统治者不如二里头强势。
另外，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同时存在了200多年，在这之后，陶寺开始衰弱了，而二里头恰恰开始强大起来，这也能说明二里头的崛起与陶寺的衰弱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从考古文化上来叛乱遗址的兴衰。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同时还有这样的描述：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因此，从考古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及遗址才是最早的中国，而陶寺遗址是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龙山文化之一，或者说陶寺正处于“最早的中国”的萌芽阶段。
考古学家最近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2号宫殿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
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南北窄长，已探明的长度达150余米，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
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洛阳王湾遗址、河南大司空村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创获，在多个方面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
主要作品：1.《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中国通史(二):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
4、《环境考古研究的展望》 《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
5、《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观点：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屯又发现了一个宫殿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墓葬，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把他称做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比郑州商城还要早，但早在什么时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商朝，有的认为是夏朝，有的认为是一个发展过程，前段时间是夏朝，后来发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头的旁边又发现了一个偃师商城，年代和郑州商城差不多，在两个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学者推断是商灭夏以后，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个都城。又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检测，基本确定了二里头为夏文化。因此人类文明又推进到了夏朝，但是人类文明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个形成过程的，不管怎样讲，文明应是野蛮人创造的，因此学者都很一致的认为应在新石器时代去寻找人类文明的起源。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严文明指出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严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事赵辉教授对此也表示认同。赵辉指出，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雕龙碑遗址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严文明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河南西部地区属夏代晚期遗址，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乐器和容器。考古工作者曾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
夏代的青铜器已发现的有容器爵、鼎、斝、盉、角；乐器单翼铃；兵器镞、戈、钺；工具锛、凿、锥、鱼钩，装饰品有牌饰。从种类看，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极大的丰富。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较铜石并用时代已有重大突破和发展，这时除小件的实体器工具和兵器仍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外，铜爵等青铜空体器的制作变得要复杂得多。通过对铜爵的铸痕观察，至少是用4块外范，证明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在工艺上最值得推崇的是铜牌饰，其表面以绿松石镶嵌成精美的兽面纹，技艺高超，立体感强。其高水平的工艺，表明它已经不是初始阶段的产品。
关于二里头与相当于二里头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成份，据测定，除少数为纯铜器外，大部分为青铜器。其中的一件爵，含铜92％，含锡7％；另一件爵，含铜91.89％，含锡2.62％，含铅2.34％；一件铜锛的成份为铜91.66％，锡占7.03％，铅占1.23％，这些表明当时已能铸造出含锡量较大的青铜容器和工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能冶铸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了。
尽管发现此时期的青铜制品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以及一钱争中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中国的考古学家致力于寻找失落的夏王朝的遗存，这种探寻活动集中在河南西部。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豫西地区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王朝--夏的中心活动区域，而“下洛之阳”为夏王朝的重要都邑所在地。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在偃师市翟镇乡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自此，新中国三代考古学者对这一遗址进行了40多次发掘。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表明，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这个遗址就是夏都斟鄩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5公里，东距偃师商城6公里。二里头遗址背靠邙山，面临伊洛（隋唐洛河改道，今在遗址北部）东南接中岳嵩山，西南接伊阙龙门，四周群山环抱，中部为狭长形盆地，附近有伊、洛、湹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遗址北部背靠黄河，南部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涵谷关和潼关，连结八百里秦川，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要地。遗址所处的伊洛平原，土地肥沃，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是历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宝地。 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 斟鄩出土的王爵
如今遗址规模与布局大势已基本被掌握. 二里头遗址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 头，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遗址区位于高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较东、南、北，三面高约2—3米，其间地下遗存着二里头文化层，即夏商文化堆积，经考古发掘和碳14测定，其遗存时代在公元前2043年—公元前1500年之间，正处夏文化纪年之内，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记载，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0年的科学发掘和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交叉研究，认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都邑，并且是从夏禹之孙太康到夏代最后一王夏桀时期的都城，在全国119处夏文化遗址中，唯有二里头遗址具备王都的性质.在二里头遗址中分布着30多处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制骨、制陶、制玉作坊遗址，遗址中的建筑分三种类型，大型宫殿建筑占地面积均在一万平方米左右，应当是夏王朝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一种为平地起建的木骨为墙，草泥为皮的建筑，为奴隶主贵族们的住所；还有一种半地穴式建筑，以坑壁为墙，立柱搭盖草顶的房屋，面积较小，既阻暗又潮湿，可能为当时最下层人物—即奴隶的栖身之地。三种不同形式的建筑反映了当时阶级的差别。二里头的墓葬亦分大、中、小三种形制，大型墓葬有奴隶殉葬，中型墓陪葬有青铜器、玉器，小型墓葬无陪葬品，有的死者似被活埋，有的死者似被杀，身首异处。总之，从墓葬形制亦可看出阶级分化的明显痕迹，从而证明，二里头遗址是由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从洪荒时代迈入文明时代的典型代表。 最近的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北部为今洛河冲毁，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遗址的东部边缘地带发现有断续延伸的沟状堆积，已探明长度逾500米，可能是建筑用土或制陶用土的取土沟，同时也具有区划作用，形成遗址的东界。 已探明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道路网络系统由3条大道组成，它与过去发掘的1号、2号宫殿基址走向一致，东侧的南北向大道已探明长度近700米，北侧大道和南侧大道已探明的长度均超过300米，两路间距约400米。在宫殿区内，还钻探出若干条小型道路；在1号、2号宫殿基址之间，发现有大面积的路土遗迹和数百平方米的卵石活动面及若干夯土基址。考古工作队先在二里头宫殿区外围探明了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确认由其围起的宫殿区面积达12万平方米左右，近来又发现了宫城城墙的线索，在探索二里头遗址都城总体结构与布局上取得重要突破。 最近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 斟鄩发掘现场
遗址的2号宫殿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南北窄长，已探明的长度达150余米，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过去由于材料所限，学术界对肇始期的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认识来源于过去发掘的二里头遗址1号、2号宫殿，认为其形制简单，独门独院，到了稍后的偃师商城时期，宫室建筑的结构才复杂起来，3号基址的揭露改变了这种看法。 考古队在3号基址中院和南院院内还分别发现了成排的中型墓葬，现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多铺朱砂、有棺痕，出土了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青瓷)嵌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海贝等大量精美随葬品。其中不少器种如斗笠状白陶器、鸟首玉饰、大型嵌绿松石器、由上百件齿轮状有孔蚌片组成的饰品等前所未见。成组贵族墓发现于宫殿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尚属罕见，在二里头遗址则属首次发现，这对判明3号基址的性质及二里头文化葬俗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洛阳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夏本纪·正义》云：“《商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吴起列传》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些文献表明，伊洛交汇的洛阳盆地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地望与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恰好相合。这个王邑遗址，就是史书记载的斟鄩,古本《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载：“仲康居斟鄩。”斟鄩作为夏朝国都，在夏朝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