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陶瓷艺术的成就
中国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汉。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形成地方特色，古人遂以“窑口”命名这种特色。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瓷业“窑口”的格局，但是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才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它们各以青、白二种釉色显示特征，遂有“南青北白”之说。转型于五代、成于两宋的中国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中国近代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湘著，1934年）记载：“宋代瓷器，真能集前代之大成……至大观、政和等时作品，则釉薄如纸，胎薄如漆壳，声如磬，具有胎和釉溶成难分之瓷。瓷器至此，可谓登峰造极矣。”此书统计，唐五代时，全国窑口不过十数，而两宋则达到20多个，而降至元代，又数不过十。
一、窑口众多 空前绝后
陶瓷学术界将宋瓷分为八大窑系，分别为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地区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其实还应该有个“官窑系”，可合称“宋瓷九大窑系”。辽国的“缸瓦窑系”也应该列入宋瓷窑系。还有的学者列出“吉州窑系”等等。在九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
众所周知，九大窑系中，“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代初年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其他窑系也基本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
其实，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为此，近年来有学者对“窑系”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北宋 白地黑花童子垂钓图椭圆形枕 河北省博物馆藏
我认为，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乃文化衰弱之表现。故以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
二、名窑辈出 登峰造极
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给宋代名窑定位，起于明代《宣德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一记载成为“宋代五大名窑”（柴窑被列为五代时期名窑）之说的来源。可见，明人评价两宋名窑，以窑器是否进入宫廷为标准。
目前考古界已确认明代学者认为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南宋官窑、钧窑、定窑各窑窑址所在，唯北宋“官窑”尚未发现，“哥窑”身份未获定论。
近日，陕西富平银沟窑址群的发现，为“鼎州窑”及“柴窑”的发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窑址群发现窑炉318座，出土标本包含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等品类；从瓷器成分分析看，窑工已掌握胎、釉的二元及二元以上配方技术，比景德镇同类技术早近300年，其中又以白瓷及青白瓷技术占据最高水平。
事实上，1949年以来经考古发掘的宋代耀州窑、越窑、龙泉窑、湖田窑、建窑、吉州窑、内蒙古赤峰市的缸瓦窑、宁夏灵武窑等，从出土的精美瓷器与文化影响力而言，哪个又不可以位居瓷器“名窑”之列呢？！
两宋“名窑”之所以称为“名窑”，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人的评价标准，即其器物能否入贡宫廷；二是它是否在工艺上具有开创地位及先进性，从而成为“窑系”的领头者和命名者；三是看其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以北宋“九大窑系”为例：
1、官窑系：北宋官窑、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哥窑等。
2、定窑系：河北曲阳定窑；陕西平定窑；山西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四川彭县窑等。
3、钧窑系：河南禹县钧窑、河南临汝东沟窑等以及此后的宜钧、广钧、炉钧等。
4、耀州窑系：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州窑；广西永福窑等。
5、磁州窑系：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修武当阳峪窑；河南鹤壁集窑、宝丰青龙寺窑、禹县扒村窑、安阳天僖镇窑、密县窑、登封曲河窑；山西平定窑、榆林窑、介休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山东德州窑；安徽白土镇窑等。
6、景德镇窑系：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湖北武昌金口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潮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安溪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7、龙泉窑系：浙江龙泉窑以及庆元、遂昌、云和等县龙泉窑场；江西吉安永和窑（吉州窑）、泉州碗窑乡窑等。
龙泉窑青釉刻花带盖五管瓶 温州市博物馆藏
8、建窑系：福建建阳市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临汾窑。
9、越窑系：主要分布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宋代一度曾作为“贡窑”，南宋初之后停烧。
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三、官窑成熟 造福南北
两宋时代是中国官窑制度成熟时期。笔者曾撰文认为中国瓷器官窑之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南朝。但专为宫廷所设的“官窑”或“内窑”目前所知仍出现于两宋。
正如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兴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制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到“修内司官窑”时也讲它是“袭故京遗制”。
以上宋人所讲表明，北宋汴京确有“官窑”，惜迄今尚未发现窑址。而宋高宗定都临安后，也命有司设京师官窑，初为“修内司官窑”，后又增设“郊坛下官窑”。前者即1998年以来发掘之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后者早于20世纪初已被人在杭州南郊乌龟山发现，50年代做考古发掘，现有南宋官窑博物馆给予保护和陈列。
关于修内司官窑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古人明确说到属于北宋“官窑”系列的还有“汝窑”。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讲：“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 汝窑青釉盘 故宫博物院藏
又宋人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窑）器不入禁中，唯用汝（窑）器，以定（窑）器有芒也。”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有同样观点，而且他对北宋“汝窑”和“官窑”的关系也有很好的交代：“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有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汝窑”作为北宋官窑，曾长期不知窑址在于何方，1986年汪庆正先生从河南宝丰瓷厂王留现同志处获得信息，遂终于发现汝窑窑址就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后赵青云先生主持该窑址多次考古发掘，收获丰硕。
北宋之末，“汴京官窑”及“汝（官）窑”随着东京的失守，其掌握高技术的瓷业人员应该南下临安，参与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建造及生产。这已经被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资料所证实。
宋 官窑大瓶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两宋官窑技术还影响到“哥窑”及龙泉窑技术的革新。诚如南宋初人言，北宋时期，“江南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然到南宋中后期，龙泉窑使用了石灰碱釉，烧成令人惊艳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其中的黑胎青瓷在工艺特征方面甚类南宋官窑器。古陶瓷学界也都认为南宋时期龙泉窑确实受到南宋官窑薄胎厚釉技术的影响而达到了技艺的高峰。
南宋临安官窑与哥窑的关系至为密切。无论真实的“哥窑”是在杭州还是在龙泉县，都脱不了与南宋官窑的传承关系，故古陶瓷界有“官、哥不分”之说。
“哥窑”一称出自元代，原称“哥哥洞窑”，元至正二十三年刊刻的孔齐所著《至正直记》说：“乙未（1355）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讲：“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而明初《宣德鼎彝谱》说“哥窑”器见于“内库”，且判为宋瓷。明朝人高濂《遵生八牋》也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宋 哥窑胆式瓶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见，至少在元代，“哥窑”即被列为宋代官窑，而且还有旧、新两种，况且即使是新烧者，也“绝类古官窑”，“官、哥不分”其实早在元代已成定说。
至于真实的哥窑究竟在哪里？明人高濂《遵生八牋》说在杭州凤凰山下，而同样为明代成书的《七修类稿续编》及《浙江通志》等则说是在龙泉。不过，综合分析元代有关哥哥洞窑的史料及明代高濂所说，应大体可以认为“哥窑”初在杭州；哥、弟二窑并存及在龙泉一说晚起于百年之后，其中附会、传说成分较多。
为此，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元代器物，它与“哥哥洞窑”是否有关，值得今后关注。
四、外销陶瓷 遍布四海
中国瓷器外销，至少起于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这方面证据有四：
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萍州可谈》（朱彧）、《诸蕃志》（赵汝适）、《云麓漫钞》（赵彦卫）等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
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66—1171年）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
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
没有。
扬子瓷砖引用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制作技术，其制造出来的瓷砖产品种类丰富，规格齐全，纹路清晰，花型多种多样，可以供不同装修风格，不同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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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境域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西邻甘肃环县、宁夏盐池县，北连内蒙古准格尔、伊金霍洛、乌审、鄂托克等4旗，东隔黄河与山西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等7县相望，南与陕西省延安市吴旗、志丹、子长、延川4县接壤。地理座标：北纬36°57′～39°35′，东经107°28′～111°15′。榆林市行政区划版图形似三角形。榆林最东端为府谷县皇甫乡段寨村，最北端为府谷县古城乡刘家坡村，最西端为定边县刘峁塬乡，最南端为定边县白马要乡铁角城。东西最大长度309公里，南北最大宽度295公里，总面积43578平方公里，约占陕西省21%，居陕西省10个地级市之首。 榆林市是中国日照高值区之一，在陕西省，日照时间最长，年平均日照时数2593.5～2914.4小时，东北部最高2898.7～2914.2小时/年，西部次之2739.9～2803.0小时/年，东南部较低2710.3～2731.7小时/年，南部最低2593.5～2698.4小时/年。一年之中5～8月日照较多，12～翌年2月份较少。平均日照百分率59～66%，榆林市差异较小，一年中以降冬（12～翌年1月）最大，春夏逐月缓慢减少到夏末秋初（7～9月）最小，中秋到冬迅速增长。
气温四季明显，春温大于秋温，春季升温快而不稳定，秋季降温迅速，冬季受北方冷气团控制，气压高、天气晴朗，多高云，冬季平均气温-7.8～4.1℃，气温变化梯度大，梯度方向东南～西北。10月下旬至翌年4月上旬为大地封冻期，一般年份冻土深度1～1.2米，入春以后，气温明显回升，平均日增温0.2℃左右。但由于西伯利亚极地干冷气团仍不断南下侵袭，使得春季温度很不稳定，5月中旬局部亦可骤然降雪，到夏天受大陆气团和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的影响，气温高，天气炎热，各月平均气温在20℃以上，日最高气温≥30℃的日数，多年平均为22～68天。气温梯度小，梯度方向近东～西；秋季在极地气团的侵袭和稳定控制下，迅速降温，尤以10～11月最为剧烈，平均每天降温0.27℃。 新中国成立后，榆林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地下资源发现较迟，国家大的产业项目未在榆林布局，这里仍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区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随着神府煤田的开发以及靖边天然气田的探明，榆林的经济从单一的农业型经济模式向综合型经济模式转变，其中煤炭、化工、电力、纺织、机械、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较快。1988年以来，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体系。到1992年，榆林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68亿元，比1980年增长218%；国民收入17.57亿元，增长177%；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11亿元，增长150%；财政收入1.51亿元，增长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471元，增长10倍。
2014年，全年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大关，达3005.74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5.04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2051.94亿元，增长9.8%；第三产业增加值808.76亿元，增长7.2%。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8%、68.3%和26.9%。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89005元，约合14546美元。 从各区县来看，神木县、榆阳区和府谷县生产总值（GDP）领先，吴堡县生产总值（GDP）最低；从人均生产总值（GDP）来看，神木县人均生产总值（GDP）为32737.03美元，位居第一，府谷县和靖边县分列第二、第三位，人均生产总值（GDP）分别为26921.55美元和15527.68美元，佳县人均生产总值（GDP）最低，为2809.85美元。截止到2013年，榆林市仍有半数县人均生产总值（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榆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游牧区域，农业不发达。秦、汉两代王朝对这一地区采取屯兵守卫和移民实边的垦殖政策，这里遂成为农牧交错发展或亦农亦牧地区。
东汉末年，战乱纷繁，陕北地区因汉族南迁，农业又退居次要位置。西晋以后，历经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榆林地区仍然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唐朝时，奖励农垦，榆林农业得到发展。北宋时期，延安、绥德、神木等地实行屯军募民，垦植耕种，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但唐、宋两代榆林地区仍是农牧交错、亦农亦牧之地，尚有一些森林资源。人口虽较前增加，但水土流失尚不严重，垦植尚未过度，大体维持生态平衡。
明王朝建立后，明政府为解决部分军粮，陆续扩大开垦规模。到明万历年间，榆林地区北部6县境内就开垦屯田345万亩，相当北6县现有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延、绥两地军垦面积达100万亩以上。农业成了社会经济构成的主要成分，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破坏。
清朝在榆林地区境内也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农民在长城内外开荒种地。随着长期移民和军屯的增加，内地的农业技术也随之传入；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开荒扩耕为增产手段、广种薄收的不良做法没有改变，植被继续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更加严重。由唐宋开始特别是明清以来的过度垦植，形成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建国以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因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不少农民适应不了形势的迅速变化，农业增产实际效益不高。特别在1958年开展的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的影响，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加上历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水平徘徊不前，农村贫困面貌没有根本改变。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振兴农村经济的政策，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建立各种类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由1980～1988年榆林各县先后出现了许多科技户、专业户、专业村（重点村）。农业生产已开始由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向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转化，由封闭式自给生产向开放性商品生产过渡，全地区大部分农户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89年，榆林伏旱连秋旱长达80多天，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5.44亿公斤，仍比1987年增长26.7%。
2012年，榆林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125.88亿元，比上年增长5.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9.72亿元，增长5.8%。在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109.48亿元，增长7.0%；畜牧业产值85.60亿元，增长4.1%；林业产值5.94亿元，增长13.2%；渔业产值0.84亿元，增长3.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7.86亿元，增长6.9%。
2012年末全市耕地总资源1439.55万亩，常用耕地面积870.94万亩。 新中国成立前，榆林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国民党22军开办的几个小厂外，其余均系私人开办的小手工业作坊，生产工艺落后，质量差。1949年榆林有各类工业企业62个，总产值323.9万元，主要产品仅有原煤、食盐、陶瓷、地毯、食油、纯碱等6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的恢复和发展，60年代的调整，70年代的重点发展和80年代的全面改革，现已形成纺织、皮革、卷烟、食品、化工为主的30多个行业门类，产品达千余种。1990年有企业714个，职工42835人，固定资产原值54448万元，工业总产值69204万元（乡以上企业），是1949年工业总产值的212.6倍，实现利税4745万元。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7个产品获部优质产品，37个产品评为陕西省优质产品。
2012年，榆林完成工业总产值3126.88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工业增加值1991.41亿元，增长13.6%。其中，全市621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2999.17亿元，增长17.9%；增加值1952.01亿元，增长13.8%。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27.71亿元，增长9.3%；增加值39.40亿元，增长9.3%。规模以上重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959.37亿元，增长17.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8.7%；轻工业完成产值39.80亿元，增长36.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3%。 榆林商业活动开始较早，在尧帝时人们就在井边进行交易，在战国时期榆林就有交易场所——市、市内有各种各样的“肆”，秦时榆林肤施已成为秦都咸阳与西北地区联系的冲要。晋义熙9年（413），赫连勃勃征发岭北各族人民10万人在今靖边县白城子营筑统万城，此后一个时期，统万城成了“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珍宝，万方辐辏，集于辇下”，财富集中、商业繁荣的城市。
宋淳化3年（992），占据榆林西北部地区与宋朝抗衡的党项拓跋部物资匮乏，首领李继迁请宋朝解除陕北边禁，设立集市，得到宋廷的允许。党项人以“马、牛、驼、羊之产”，宋朝则以“金银、缯帛之货，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次年，宋朝又取消了不许党项人所产之青、白盐入境的禁令，允许党项人在宋朝沿边以青、白盐交换谷物。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党项拓跋部首领李德明请求宋朝在陕北等地、宋与拓跋部交界处设“榷场”，得到宋朝的允许后，在榆林今榆林市碎金驿村、佳县通秦寨、神木等地相继设置了榷场。
西夏建国后，除沿边互市、榷场的贸易外，西夏常常通过派遣使节，深入宋朝内地进行贸易。乾顺时，“夏国进奉使入边，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西夏、宋朝即使在两国进行战争期间，边民间的贸易从未停止过。
从元代直至民国时期，榆林市一直是西北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经济贸易交换的重要通道。明代，在榆林长城沿线，先后设立有红山市、神木市、府谷皇甫川等市。从清朝直至民国时期榆林的蒙汉互市都非常活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榆林镇川、鱼河、神木、安边等地设立物资“统制”站，置哨卡禁止物资进出陕甘宁边区。但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展了经济，并制定优惠政策，使边区商业日益兴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由于国家对市场统得过“死”，榆林商品流通不畅，商品经济发展缓慢。1980年后，国家逐步开放市场和下放一些商品的管理，榆林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市场日益活跃，商品流通渠道不断增多，商业日益繁荣起来。
2012年，榆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0.22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其中餐费收入30.30亿元，增长11.1%，商品零售239.90亿元，增长17.0%。批发业实现销售额1243.90亿元，增长10.9%；零售业实现销售额260.30亿元，增长31.1%；住宿业实现营业额13.60亿元，增长27.6%；餐饮业实现营业额35.90亿元，增长22.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2.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2.5%。 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简称“榆林高新区”，前身为“榆林经济开发区”）。2011年，陕西省政府批复，榆林经济开发区更名为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更名后的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享受省级高新区的相关政策，园区产业定位是重点发展新能源、新型加工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服务和环保产业；将设立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对培育一批增长极、以点带面引领区域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国务院批准榆林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是陕西省获批的第五个国家级高新区。
榆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榆林开展大规模勘探，榆林全市已发现矿产8大类48种，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煤、气、油、盐资源富集一地，且组合配置好，国内外罕见，开发潜力巨大。1998年7月榆林能源化工基地总体规划获原国家计委批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正式启动。为了开发陕北富饶的能源化工资源，国家计委于2003年3月正式批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在榆林启动建设，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区域为榆林、延安两市，面积8万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