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明清两代的青花山水瓷器
青花瓷与山水画是中华艺术文明历程中两门辉煌的艺术。关于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虽然存有不同的界定,但青花在元代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釉下彩品类应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青花瓷与山水画在其各自的发展中又相互借鉴影响,并终于在明清之际得到真正的结合。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
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
青花郊游图瓶
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
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
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
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
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
青花山水图方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成为与山水左右呼应的一种风雅装饰。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山水图方瓶”,瓶身两侧绘山水,分别是苏轼与友人泛舟于湖、于峭壁观望赤壁。另两侧为前、后赤壁赋,赤壁题材在康熙朝十分普遍。
这种图文穿插的装饰方法多出现在器形较大的方形或多面形器物上,也有部分以开光的形式出现。琢器类如瓶、笔筒一般是腹部绘全景山水,颈部饰以较为简洁的图纹,如菊、竹、几何纹。盘、碟等圆器类中主体山水一般位于盘心,口沿饰以几何纹,亦有以局部山石作为边饰,或仅于口沿和底部分别绘以双线和简单的纹理。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意境,都趋于成熟,整个瓷绘风格与同时期的绘画达到了同步。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评价当时的瓷器装饰:“康熙画笔为清代冠,人物以陈老莲、肖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秋岳,盖诸老规模沾溉远近故也。”
雍、乾朝的瓷器品类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粉彩以其雍容华贵的气派、富丽堂皇的色彩成为上层阶级用瓷的主流。
发达的颜色釉成为当时瓷器业的特征,五彩、斗彩异彩纷呈,装饰又回归到较适合色釉表现的花卉纹样。淡雅、清逸之风遂为鲜丽明艳的多色釉取代。
珐琅彩山水图碗
特别是珐琅彩的成熟掌握,其彩绘用料方式区别于传统工艺以清水或胶水调和的方式,而是以油料调合施彩。从色到料的物理性能推测,缓慢的绘制成为可能。这也是当时器物装饰风格达到细腻、精美、繁杂之致的工艺上的条件之一。乾隆期间的珐琅彩或五彩中仍可以见到的花卉、禽鸟与单色山水的结合,但大面积的全景山水明显减少,而往往只是截取山水的部分安排在多面开光中。这种装饰风格的结合反映了皇室阶层为宣扬国家繁荣昌盛,在风格上追求大富大贵的趋势,同时又难以抛开雅好丹青的文人情结。除青花外,又有新的色料被用以表现山水,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款“珐琅彩山水图碗”。
据清宫档案记录,此碗系雍正十年宫廷画家邹文玉所绘,并在当时得到雍正帝的夸赞,得赏库银十两。可见瓷上山水虽起于民窑,但影响深远,深受皇族喜好。山水瓷器经过色料和布局上的改造之后,成为宫廷的御用之品和达官显贵的府第珍藏。
山水画在青花瓷上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以下几点:
1、色料的改进和工艺的掌握
青花色料最初多为进口原料,常用的一种称为苏泥勃青,其含铁高,含锰低,由于原料含较高的铁元素,在瓷器烧成后会产生一种结晶斑点,并出现浸漫的效果。这虽与墨色施于宣纸的效果类似,但其发色却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人为很难掌握,绘制较为细致的人物画和注重笔墨的山水画难度更高。
明后期国产原料普遍采用,如康熙年间就普遍使用国产浙料,它含锰高,含铁低,性能稳定,可以较缓慢地绘制。这使工匠可以摆脱流水式程式化图案的局限,作一些全景山水的尝试。
“分水法”在明天启年间已创立,而在清代康熙时期,被广泛运用到青花瓷器装饰上,因此康熙青花瓷素有“康青五彩”之说。“分水法”是根据绘制需要把颜料与水按比例进行调配,使青花装饰产生不同的色阶,具有传统的国画“墨分五色”的效果,由此突破了历代青花平涂的袭饰方法。
分水皴法将涂、染与各种皴法巧妙结合以表现山石,并充分塑造了景物的空间层次及立体感,传统绘画的远近、干湿、虚实得到了生动地体现。无论是远山近水、飘渺云雾,还是疏林茂丛,其绘制手法不亚于纸上山水。
2、装饰风格的自身发展规律
青花瓷器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其装饰的精巧、繁缛、纤细达到极致,以清逸、淡雅的山水入画反成为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文人山水所追求的审美取向,笔法的苍劲多变、设色的清新淡雅、意境的深幽阔远,画面的别开生面直接冲击着以往陈旧的装饰风格。民窑率先突破了规范化风格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题材的画面。
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绘画的影响,瓷器装饰中主题性图像逐渐兴盛,工艺性特征的边饰逐渐被弱化,并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装饰空间留给主体纹饰,这种装饰手法在崇祯时期青花瓷作品中大量出现,成为最有特色的装饰构图之一。
传统的装饰纹样往往取材于自然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但这种无主题的装饰纹样势必会流于程式,这就需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精华。于是一种既有形式感又具人文内涵的题材适时地补充进来。
3、制作、使用、收藏群体的形成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官窑数次停烧,而民窑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官窑中部分技艺高超的陶工流入民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窑瓷器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应该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反过来影响官窑的设计。
明代官窑的制瓷业很长时间是由宦官掌管,其审美取向对整个瓷器风格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清代,特别是康熙十九年以后,朝廷派官员监造和管理官窑,其中不乏擅于丹青、通晓绘事的督史参与瓷样的绘制,直接影响了瓷器的样式设计。如康熙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就画了不少瓷器图样。《清史稿》记录:“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其所画的瓷样无疑会对整个瓷器风格产生影响。民窑画工也竞相学习丹青,在绘画技法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人和宫廷画家直接参与到青花装饰艺术的创作。《陶雅》中曾记载说“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人化,波澜老成。”
明清资本经济的发展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文人阶层也参与到市场领域,官、商、文士阶层界限逐渐打破,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雄厚、趣味高雅、社交广泛的大收藏家。上等瓷器的收藏、使用人群由皇室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士夫官宦、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订烧高质民窑瓷器之风颇为盛行,其收藏兴趣势必影响瓷器的设计风格取向,这推动了瓷器艺术的长足发展及工艺美术与绘画、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而当时的民窑业主的文化素养较之前代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形成一个制作、使用、收藏的文化群体。这一点从当时富有文采的题款即可见一斑。如各种堂名款“大雅斋”、“听雨堂”等;此外如“清玩”、“雅玩”等字样也出现于瓷器之上。这种由文人山水画和书法题款钤印的巧妙安排创造而成的青花瓷,可谓是瓷器中的逸品。
值得感叹的是,瓷上山水画在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其先行者为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及当时的一批文人画家。尤其是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当然,一些研究将“瓷上文人画”的创立完全归于程门父子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明清之际的这段绽放于青花瓷之上的光彩在整个瓷器史上虽只能说是瞬间的闪亮,然而其对之后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力却是不能抹去的。
民窑作为瓷业的主体,整体品质直观地反映着瓷业的兴衰。当下,我们作为标型学研习,时常可以见到众多实践型鉴赏高手面对林林总总的明清瓷器,他们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制瓷工艺及绘画风格等方面特征,为器物作出精准的断代,并有理有据地讲述其历史及发展渊源。本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件明成化庭院婴戏青花碗一己之见,简释其携带的基本信息。
首先,从纹饰意蕴看:此碗弧形碗壁纹饰构图疏朗有致,外壁绘两组姿态各异的婴戏纹,以叶脉清晰的芭蕉配曲廊、枝丰叶茂的柳树配曲廊相隔,其间点缀庭院小景。这种田园诗意般的画片是明代瓷画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它反映着古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画面绘相互嬉戏玩耍的孩童共十子,隐寓多子多福。只见他们动静结合,或独立、或两三相聚,伶俐的身姿、夸张的动态、欢愉的神情传达着孩童无忧无虑的天真浪漫。
古人传情达意、放笔直书营造的意境,带给观者清爽之气,令当下钢筋水泥都市中竞争激烈的人们羡慕不已;孩童面庞圆润、五官攒集脸心,头顶“天菩萨”发辫,身着“里外一件衣”,均有断代依据之说;就画片而言,堪称明中期民窑青花庭院婴戏图的代表作。梵文与其他优秀的传统题材一样,各个时期均有着各自的书写风格和特征。
其次,从造型工艺看:此碗匀称的造型、轻薄的设计、流畅的线条、规整的修胎、良好的烧结,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用手自上而下抚拭该碗,口沿较薄,厚度逐缓渐增,至足肩处达顶点,挖足过肩(外足墙高0.9厘米,内足墙高1.1厘米)的碗底厚薄均匀。圈足相对较大、较高,足墙与碗底九十度垂直,修足较规整,足底施满釉。北京翰海春拍拍品征集。张。壹巴叁,贰陆零伍。叁柒捌叁。整体呈现出既厚薄适度又坚实耐用的特征。不难看出,明中期碗的圈足基本已摒弃了明初敦实的小足,演进为直壁式或内收式圈足。造型美观、制作精致、胎体轻薄、修足规整、足底满釉已成为民窑主流风格。
第三,从釉面遗痕看:光润肥厚的面釉略闪青,因胎和釉收缩率不同,经五百多年洗礼,釉层已形成一定量的开片纹。换一个角度看待此工艺缺陷,这种岁月锻造的自然古朴之美已成为赏析鉴别的参考特征之一;青花发色较为沉稳、无晕散现象,浓处凝结有深入胎骨的凹陷黑褐色结晶斑。这种看似与宣德晚期浙赣两省产青料相似的发色特征,与成化平等青亦称陂塘青淡雅的发色有本质的区别。难怪有师友认为是成化早期苏料与国产料配制的混合料,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推敲,以求取得共识;另值得一提的是,画片沿用明早期软笔“一笔点画”写意技法,而非成化朝以及后世常见的细软笔或硬笔“双钩填色”技法??
总而言之,明清民窑相对于官窑的鉴识较为复杂,所以在我们研习时须将器物放在历史大背景中严谨而科学地综合分析,只有细心观察、反复揣摩才能获取更多信息和心得,破译更多历史密码。
成化款似有专人书写,比较规范,字体基本一致。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围为双线方栏,这种款书写在杯底最多,少数盘、碗、洗也有这种款,一般是成化后期的产品。“大明成化年制”六子双行双圈楷书款,在盘、碗、瓶、罐底部为多,有少部分书于碗心。“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横款,大多在黄地青花盘外口和高足杯内使用。还有一种特殊的罐,上写“天”字款,无圈框,俗称“天字罐”。
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曾将成化六字款概括成六句歌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
第一句是指款识上的“大”字,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并不过高。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的撇直而生硬,第三笔直立向下和有向右方弯倒的。第三句是指“化”字的人及匕字上端相平或有高低,但差别不大。第四句是指“制”字上的衣字第二笔一横,不能越过右方的立刀,“制”字多半是上丰下敛。第五句是指“明”字左边的日字多是上窄下宽或上下相同,与一般习惯写法不同。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点与头平的,有点与肩平的,有点在腰间的。上述情况是绝大多数成化窑瓷器款的书写方法,但也有例外的,即“大”字第二笔上端只要过高,“制”字衣横必然越过刀外,这种写法笔道较细较草,不过在彩瓷中极为少见。虽然如此,但其整个风格仍与前述的一致。
民窑青花有书“大明成化年造”款,六字两行,字体草率而不规范,字外有粗细不一的青花双圈。民窑青花自成化朝起屡见“大明年造”四字两行双圈或双线方框款。除此之外,还有“甲辰(1484年)年造”干支款和银锭、方胜一类图记款。
由于成化瓷有极高的声誉,明清两代有大量仿品,其中以嘉靖、万历朝的最为逼真。嘉靖朝仿品有“成化”双圈六字楷书款的婴戏纹杯、盘。在成化器物中没有书“成化年制”四字款的,更无四字黑地绿款。凡书“成化”、“成化年制”的都为后世伪作。
很少见有官窑款的器物,因为正统年间烧制青花瓷器是犯条律的。但景德镇御器厂制瓷并未完全停止,只是不见书写正规的官窑款。
1986年在香港出现青花缠枝牡丹兽耳尊(残修),器底露胎墨书“明正统二年(1437)正月吉日,弟子程进供奉”字样。其书法为明人风格,造型浑厚,青色浓艳,牡丹纹饰层次清楚,其造型、绘画及青花色泽均不失宣德风貌。日常习见与其类似的瓶、罐,多绘孔雀牡丹、仙人乘鹤、龙、凤、麒麟、高士清闲、琴棋书画、访友、老子讲道、莲池鸳鸯等图案,以云气缭绕的仙山楼阁画面较为突出。
1973年在江西省新建县明正统二年宁王朱权长子朱盘烒的墓葬中发现 5件青花盖罐,均以缠枝莲为主题装饰,全器连盖绘轮纹五层,有的衬覆莲及八宝,青色浓艳,与宣德青花瓷的风貌一致。
另有两件相同的青花笔架,均为五峰山形。一件通身用重色青花绘山峦云气、楼阁人物联景,即日本陶瓷界称之为“云堂手” 的; 另一件正面用国料青花书写“正统捌年”款,背面绘以类似笋皮纹的装饰,以显示山峦层叠,青泛黑褐之色,笔意粗重,虽为民窑造器,却是正统时青花瓷的代表杰作。
景泰时的青花瓷迄今未见纪年款器物。江西景德镇景泰四年和七年墓中曾出土一批民窑青花器,有三足筒炉、戟耳瓶等,画意简略,特征类似前朝。 烧制数量大,且将进口料与国产“平等青”料共用。“平等青”又称“陂唐青”,产地在江西省乐平县境内,它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苏泥勃青”,特点是呈色稳定,发色蓝中泛青灰或正蓝,含铁量小,故不出现黑斑,呈色沉而不浮,以温润淡雅见长。其纹饰,画意疏朗,绘工精致,用笔纤细而柔浑,明晰透彻,衬以洁白细腻莹润的釉面,使这一时期的青花器成为典雅的艺术品。
1973年与1987年,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先后出土大量成化官窑残碎瓷器,以青花瓷数量最多。其中,有仿宣德时的松竹梅、双狮戏球、麒麟、海水异兽等纹饰的盘、碗及灵芝纹或飞龙的罐等,器形大小不同。成化时期的小型器皿以盘、碗、杯、碟、高足杯为最,胎薄体轻,造型秀丽,纹饰多采用双线勾勒填色,极为工细利落。所绘花鸟、并蒂莲、秋葵、九秋、莲池鸳鸯、水藻、螭龙、摩羯、云气楼阁、高人逸士等,生动飘逸,佛教的十字宝杵、梵文经语书体流畅。其修胎薄如卵壳的三秋花蝶杯,器里可映见外壁纹饰,实为一代之奇。 官窑器物较少,多系民窑烧造。天启青花色泽有鲜艳明快的,也有蓝中泛灰程度较大的一类,工艺与明早期相比则明显粗糙,纹饰以涂染手法绘出,有泛蓝黑或灰色者,同时出现浓淡混水,层次分明,色泽葱翠的为向清代色泽过渡的清新色调。造型有梅瓶、炉、罐、壶、缸、花觚、净水碗、盘、碗、杯等。胎体一般多厚重,质粗松与坚致者并存。其精细作品,胎薄体轻,轻描绘画,细柔如宋画白描,为历代少有之妙笔,如书“大明天启元年孟夏月造”画八仙人物的龙钮钟和官窑款绘松竹纹小杯,就是晚明的精品。用浙料绘制色彩明快深沉的青花器面盆,始用皴染法,一改万历时的繁密风格,纹饰广泛,既有人物故事如达摩、罗汉,又有动物如虎、牛、芦雁、鱼、虾,也有大写意山水,具有豪放夸张的写意画特点。日本陶瓷学者将此类作品称之为“古染付”,属于外销商品,确有日本陶瓷风格。
崇祯时期景德镇御器厂停废。迄今所见多系民窑烧造,工艺较差,且多为供器类,如筒状香炉,常绘粗率龙纹,颜色灰调暗褐,多有晕散。署崇祯七、八、九、十年纪年款的器物格调一致,其浓重色泽中夹带黑斑,晕散严重的则影响纹饰及字体的清晰度,往往模糊不清。 这时的青花瓷器具有向清代过渡的特殊风格,如署有“大明崇祯年制”款识的青花圆盒,以青花为地,留出细致工整的白缠枝莲花纹,器底宽削平切圈足,足际露胎较多;又如青花淡色描绘罗汉纹的香炉类,绘达摩攀道,上肩部暗刻忍冬纹,纹饰简疏,青花色鲜亮,底部书“大明崇祯年制” 6字楷款,书写工整。
纹饰多用粗线条,有的用淡描画法,有的用泼墨涂染画法。题材以写生为主,所画人物粗细皆有,具有明晚期粗放生动的风格;其细致工丽的文静人物和皴染山水,开清代青花之先声,有列国故事、山林高士、八仙、罗汉等画面,颇为典型。
明代瓷器
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渡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
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其它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以景德镇的青花为例:洪武时期青花色泽偏于黑、暗,纹饰上改变了元代层次较多,花纹繁满的风格,趋向清淡、多留空白地;永宣时期青花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颇负盛名,其所用青料为进口的苏麻离青;成化弘治、正德青花胎薄釉白,青色淡雅,其青料为国产的平等青;嘉万时期青花蓝中泛紫,发色艳丽浓重,其青料为回青或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万历后期,天启至明末青花蓝中泛灰,青料为国产浙料。
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大?拍卖价:22,903.75万
款识特征
明代瓷器的款识形式一般以书写为主,极少有刻印的。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永乐瓷器的款识为“永乐年制”。这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永乐年制”四字为篆书,四字双竖行,印、刻写或书写于器里心。青花器为用青花书写;白釉器、青白釉器多为印款;红釉、青釉器多为刻款。永乐年号款无论刻、印、写,“永乐年制”四篆体字的字体均较小。
永乐年号款只有四字篆书一种形式。凡见楷书四字、篆书六字或楷书六字,皆为伪托款。四字篆书款后来也有仿的,但仿品款识的字体笔道多为生硬折角,无柔和圆润之感。
民窑器上的吉祥款仍较多,有福、禄、寿、辰等,字体由洪武时的草书为主,发展到隶、草、行三种写款皆有。另外,永乐朝也有少量的图把款。
宣德的款识不似永乐只在器里心,而是任何部位都在书写。在形式上,宣德款有楷书也有篆书,其中楷书占了绝大部分。字数上,有六字也有四字,以六字为主;有六字双竖行加双圈,也有六字一行(横竖均有)、四字一行横写或双竖行。款识有用毛笔书写的,也有刻写的。
宣德民窑器仍有一些草书或隶书的福、寿字,也是多写于器心。还有写“大明宣德年造”的,而且"德"心上一横省略,十分特别。
此外,从花纹、文字上看,伪制的花纹、文字一般都有不太周到的地方,花纹线条、文字笔画或者残缺,或者粗细不一样。有的赝品图纹甚至于显得僵硬呆滞,一望而知系临摹作品。
成化官窑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体六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体式比较统一,款的位置也大多数在器物底部。除六字楷书双行款外,还有少量“大明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但无论官民窑产品,成化真品均无“成化年造”、“成化年制”四字款。
成化官窑器还有一种罐,款字只有一个“天”字,人称天字款罐。这种一个字的官窑器为成化独有,天字也极其有特色,字体极其肥胖弘治官窑瓷器款识大体同于成化,仍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弘治年制”为主,写于器底。有少量篆书四字双行写款“弘治年制”,多位于器里心。还有少量红彩楷书双行“弘治年制”款及刻款。
弘治民窑器的款也较多,但较简单,有“福”、“正”、“壬子年造”等楷款。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正德年制”和四字双行“正德年制”为主,其中以后者居多。款字的青花色泽有浓有淡,色淡者显得灰暗。另有红彩书写的楷书双行“正德年制”款,色泽深者黑红,浅者十分艳丽。此时的花盆、炉、洗等彩瓷,多为楷书四字一行刻款,位于器口沿下,也有刻于器底者。
民窑器上年号款为“正德年造”、“大明年造”及“天下太平”、“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等吉祥款。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四字双行和六字双行,以六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横行、六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边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的。除写款外,也有少量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等。
万历款识以书写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行或三行的,还有四字双行、四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的书写位置也很不固定,多数在器底,也有在器里心凹处的、肩部的、口边的等。
万历各类民窑款大为增多,斋堂款如“玄阴堂”、“芝兰斋”等;吉祥款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福寿康宁”等;赞颂吉祥款如“玉堂佳器”、“天禄器”、“天禄佳器”、“上品佳器”等。
明末天启、崇侦年间,署本朝年号款的官窑器少,但署前朝年号款的却较多。不过,这些署前朝年号款的瓷器多为民窑粗制滥造,款识字体十分草率,排列杂乱。
鉴定方法
明朝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窑场数目空前增多,明朝生活陶瓷,建筑陶瓷和其它类型的陶瓷制造大大地超过了以前历代,展示了陶瓷业大发展的局面。由于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即工匠完成官方规定的任务后,可以进行自由经营,客观上对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起到了促进作用。民窑不仅产量超过官窑,而且烧成了许多高质量的可以与官窑相媲美的瓷器。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瓷器是瓷器生产的主流。
如何鉴定明代瓷器,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造型
明代瓷器的造型,是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各类器型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成就。若能谙熟并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掌握了一种比较可靠的鉴定方法。
对于明代的一些典型器型,特别是名贵品种,更应烂熟于心,形成固有的正宗概念。越是名贵的品种,便越会有人去仿制。在鉴别中,有了准确的器型概念,无须多究,便可一眼识破那些低劣的赝品;有了准确的器型概念,对那些貌似真品的伪作,经细心体察和揣度后,就能看出神离之处,找出其细微差别;有了准确的器型概念,就能善于体会各时代的不同风格和神态,对那些维肖的仿品,便能独具慧眼,看出其虽维肖但不维妙之处,从而窥出破绽。明初洪武时期的青花瓷色泽暗黑,这主要是元末明初战争频繁,苏料进口中断,使用国产青料造成的。
永乐、宣德年间瓷器制做也如明代国力一样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尤其青花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史称“永宣瓷”。它的主要特点是:由于郑和下西洋,从中亚伊斯兰国家带回了“苏麻离青”料。在适当的火侯下,能烧成像宝石一样的鲜艳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
在掌握各时代瓷器品种的特征及时代风貌的同时,应侧重对器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久而久之,便可充分利用不同器型特征,熟练地鉴别真伪。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等),可询,一四七、五五四六、八零八八。窦先生。明代永乐年间的器型古拙秀美,当时出现的一些精品,如白釉脱胎暗花盘碗,青花压手杯之类,都是后仿品在造型等方面远远不可企及的;宣德时期造型种类明显增多,并且制作精致,独出心裁,有些是空前绝后之作,若不具备很高的技术水平,难以仿制成功。故永宣青花器,仅见清代盛世康熙、雍正、乾隆时的仿品及民国时的赝作,除此而外其他时期少见。至于成化时期,器型惟重纤巧,大器较少,其碗、把杯、天字罐类,都出色地代表了当时轻盈秀致的风格,并为仿品所望尘莫及。弘治、正德时期虽器型品种不多,但却端庄秀逸。嘉靖、万历以后,器型渐趋复杂,又有许多创新之作,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时期的作品未免粗糙。
对于造型,要从以下几点去观察:器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若能经常测量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更为有利。
二、纹饰
瓷器上的纹饰,也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明初永宣青花器上的晕散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在后代的仿品中都不能准确再现。在断代和鉴别真伪时,观察、比较同时期与相近朝代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画意等特征也很重要。例如,明清两代瓷器的画面,就与同时代的织绣、竹、木、漆、牙、玉、铜、银等工艺品装饰,互有影响,一脉相通;又如成化时期瓷器的海上水八怪,缠枝莲纹,也与前朝景泰掐丝珐琅器上纹饰相同。如此等等,便可发现时代的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器物,都应作大量细致的对比分析,便如永乐、宣德瓷器的缠枝莲、海水龙、成化瓷的青花底足双线特征,正德瓷的回文,嘉靖、万历瓷的道教画与镂雕工艺,康熙瓷的双猗牡丹、回影梅,雍正瓷的过枝花和皮球花等等,在决疑辨伪中,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定真伪,还可根据纹饰的笔法,远近疏密的层次,笔力纤弱等等。
三、胎釉
就瓷器而论,胎为骨,釉为衣。细致观察胎体和釉面也是断代和鉴别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鉴定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观察,注意胎土淘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如著名的永宜细砂底器,露胎处均可见到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色;另外明代胎体迎光透视,都显肉红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为青白色。如以洁白细润著称于世的成化胎体,迎光透视显牙白或粉白色,具有如脂似乳的莹润光泽。
对于明代各种不同的釉面观察方法,除以眼目直观外,必要时还可借助放大镜。观察时更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釉面的厚薄,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的程度等特征。对各时代釉面的典型表现,要牢记心中,如明代瓷器釉面都闪现不同程度的青白色,明早期釉面常有无色的自然开片及缩釉现象;明代宣德的桔皮釉,明代晚期黄釉釉面所闪现的血丝状小红点。另外釉面的新旧光泽也可说明真伪。对各时期施釉的厚薄,釉面的莹润与干涩,釉质的缜密和疏松及浓缩、积釉等状态也需掌握,这也是鉴定真伪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常见永乐白釉器口,底边角与釉薄处闪白和闪黄,釉厚处闪浅淡青色。永乐翠青积釉处的气泡密、玻璃质强,明代蓝釉釉面表现的灰黑色调,明代宣德釉面的棕眼现象等等。所以,造型、纹饰、款识、釉色、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四、款识
明代瓷器各代款识千差万别,凭款识特点来断代和辨伪也就相当重要。体会各代款识的不同风格,首先可以从研究笔法入手,然后将真假实物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及早期和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纹饰
明代瓷器纹饰装饰主要以绘画为主,也有刻花、划花、印花、镂雕等方法。从绘画风格上看,无论人物、花鸟、飞禽走兽都极为生动豪放、富于画意,线条舒展流畅;加之釉色纯朴浑厚、丰富多彩,就更增加了画面的美感。官窑瓷器的纹饰比较工整、细致,民窑器物的纹饰笔法潇洒、自由奔放,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美好生活的愿望。
画面题材很丰富,人物、花鸟、飞禽走兽无所不有,有些画面取材于锦缎上的纹饰,或受小说木刻插图的影响,或取材于戏剧、民间故事传说等。有些内容尤其是在官窑器物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有些则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明代所画的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儿头比较肥大,不合比例,前额及后脑凸出,明代早期龙鳞画得草率,龙爪画得比清代简单。此时八宝纹的排列多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后仿品有时忽略此点,在鉴定时应注意观察。以文字作为装饰内容的有梵文、阿拉伯文、寿字、福字等。
明代瓷器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六种:
一、造型:一般都显丰满,浑厚,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二、胎体:一般都比清代的厚重,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显;正德以后及明末各朝接痕特别明显,胎体更为厚重粗糙,民窑器物尤甚。多有“火石红”的现象,俗称“黄溢”。
三、釉面:最大特点为釉质肥厚,滋润。青花瓷器中,大多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
四、纹饰:主要有龙,凤,麒麟,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酐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
五、器足:大件器物多为砂底,常有塌底,粘砂,跳刀痕。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平削圈足,壁型圈足,高足等众多形状。
六、款识: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署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等。多以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等。
扩展资料:
瓷器品种
明代景德镇瓷器品种按其制作工艺可分为: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五彩及单色釉,杂色釉。
一、釉下彩,主要指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等。
二、釉上彩,可分为釉上单彩和釉上多彩。
三,单色釉和杂色釉,品种繁多,绚丽灿烂,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与青花彩瓷并重。
鉴定方法
如何鉴定明代瓷器,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造型
明代瓷器的造型,是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各类器型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成就。若能谙熟并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掌握了一种比较可靠的鉴定方法。
二、纹饰
瓷器上的纹饰,也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明初永宣青花器上的晕散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在后代的仿品中都不能准确再现。在断代和鉴别真伪时,观察、比较同时期与相近朝代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画意等特征也很重要。
三、胎釉
就瓷器而论,胎为骨,釉为衣。细致观察胎体和釉面也是断代和鉴别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鉴定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观察,注意胎土淘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
四、款识
明代瓷器各代款识千差万别,凭款识特点来断代和辨伪也就相当重要。体会各代款识的不同风格,首先可以从研究笔法入手,然后将真假实物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代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