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郎红与祭红?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然而宣德以后,鲜红釉器制作日渐式微。弘治、正德年间,除偶有几件釉水与色泽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红贡品已长期陷于“釉欠润、色灰暗”的境地,明初显赫一时的铜红釉烧制技术至此已基本失传。万历时,尽管朝廷多次催索鲜红器,可鲜红釉仍无崛起之望,万般无奈之下,署理景德镇窑事的江西巡抚陈有年不得不于万历十四年八月,以“鲜红等项瓷皿从来烧无一成”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低温红釉,由于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又名铁红。铁红的釉色红中微泛黑、若红枣之皮,外观虽然没有高温铜红釉纯正鲜艳,却比铜红釉呈色稳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烧成,且色泽远不及铜红釉光亮华贵。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镇御窑事务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红宝石釉时烧出郎窑红,才结束了明中期以后铜红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此件康熙郎窑红观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东华拍卖行,因当时无人竞争,以50元到手,只相当于那时瓷器店里现代三等品钧红价之半。18年来,余在文物市场居然没碰到一件红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三要点和“苹果青”“米汤釉”特征而能被称得上是“郎红”的器物。这件高24.2厘米的铜红釉瓶,胎体采用分段衔接,内腹的中上部显露出横向接胎痕。二层台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圆,此为郎红器最多见的足式,意在让流动性大的铜红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墙均微泛火石红色。不管从造型、工艺,还是从胎釉上看,这件器物都带着明显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红如初凝之牛血,这也是郎红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
赵概
赵慨(公元304-?) 字叔朋,河北滏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晋代陶工,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疾恶如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对新平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提高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重要作用,受到后人尊敬爱戴,称为“制瓷师主”。据《浮梁县志》载,“道通神秘,法济生灵……镇民多陶,悉资神佑。” 明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祠”,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明人詹珊作《师主庙记》。
何稠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的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陶玉
景德镇钟秀里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陶玉在镇郊设窑造瓷,所造瓷器“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公元618~626),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陶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陶窑”。
霍仲初
景德镇东山人,唐代制瓷名匠。唐时,霍仲初自办一窑,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使新平瓷器一举名天下。霍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霍窑”。
周丹泉
字时到,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辟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路,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聪明过人,工诗善画,所制瓷器,精美绝伦。他制作的流露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
这首诗好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里村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1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一看,龙缸竟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为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一座“风火仙庙”。
昊
字栗园,安徽省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朗窑、年窑齐名。
藏应选
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年),朝廷派遣藏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藏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藏窑”。
朗廷极
字柴,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兼职督陶7年)。朗氏督陶时,其窑称为“朗窑”。清人刘廷称朗窑乃“柴中丞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朗窑所造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当年朗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朗窑红”。此外,朗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莹
字俊公,别号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瓷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陶20幅,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罐督理兼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1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细”,“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详,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朱琰
字桐川,别号笠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陶瓷史――《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叟
清代人。著有《陶雅》一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国治
安徽省祁门县人,清道光、咸丰间的雕瓷名匠。陈氏善在瓷板、文具等半成品上雕以龙、马,并在画面上施以各种色釉,烧成后极是好看。《说瓷》一书云,清道光至光绪期间,“雕瓷之巧者,有陈国治、王炳荣诸人,作品精细中饶有画意。” 王炳荣
清同治、光绪间的雕瓷名匠,尤善雕山水、人物之类。
王廷佑
字少维,安徽省泾县人,清同治、光绪间的绘瓷名家。王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动物为题材。
金品卿
安徽省黟先人,清光绪时的绘瓷名家,金氏善浅绛彩绘,作品多以人物为题材,其代表作有《渔樵闲话》等。
李裕元
清代末期的雕瓷名匠。李氏擅长雕反瓷。所谓反瓷,就是雕好后不上釉便直接入窑焙烧的一种瓷器。李裕元所作的反瓷虽不上釉,但施以彩。古籍称:“若反瓷而胭脂水彩者,成为罕见之宝”。《说瓷》一书云,当年所产的这种反瓷“多属李裕元所作”。
李之衡
清末民初的诗人,饰瓷名家。李氏对陶瓷颜色釉装饰很有研究,当年他配制出的祭红釉为全镇祭红釉瓷器中的佼佼者。
鄢儒珍
清末民初的制瓷名匠,其制作的瓷器胎质纯白,纹饰精美。
程门
字雪笠,安徽省县人,清末民初绘瓷名师,以绘山水、花卉见长。邓之诚在《宙薰琐记》中称赞程门所绘作品“极勒渲染之妙,得者珍之”。
黎勉亭
江西省新建县人,清末民初刻瓷名匠。他善用钢针、钢刀、钢锥在瓷面刻以各种画面,称刻瓷,此种工艺为黎勉亭所创。当年袁世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上层人士,于民国四年(1915年)将黎勉亭特地请进北京为英王乔治刻像,黎氏花去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神逼真,受到好评。
胡颜
明国时期的绘瓷名家。胡氏能画善填,所仿乾隆古月轩画面,足以乱真。
游长子
福建省人,民国时期的雕塑名匠。善作大型瓷雕和捏像,所作1丈多长的太白醉酒卧像,神形兼备,曾在陶瓷界轰动一时。
徐仲南
名,号竹里老人,江西南昌人。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徐仲南从十几岁起就在老家南昌学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专攻人物,中年时专攻山水,晚年时专攻松竹。他画的人物,神形兼备;画的山水,层次丰富,意境高深;画的松竹,苍劲挺拔,清新秀丽。
邓碧珊
字壁寰,号铁扇子,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874年,卒于1930年。民国时期绘瓷名家。邓自幼生长在鄱阳湖畔,常常钓鱼、打鱼,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及形态特征了如指掌。他知晓急水中的鱼藻粗壮,静水中的鱼藻细小,小河水港才有浮萍;知晓鲤鱼的鳞片从头到尾约有三十六片,鳜鱼的鳍平年一般只有12根,闰年才有13根;知晓鲤鱼常年栖于粗藻,金鱼常戏于狮草……。由于他十分熟悉鱼藻、了解鱼藻,所以他画的鱼藻特别真实、生动、活泼。因为他的鱼藻画得好,故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称。
何许人
字德达,又名处,乳名花子,安徽南陵人。生于1882年,卒于194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何氏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其雪景也画得极好,所画“寒江独钓”,寂寥空阔,意境颇深;所画“梁园飞雪”,雪拥丹阁,雍容华贵。
汪晓堂
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江西省婺源叶村人。生于1885年,卒于1924年。清末民初的绘瓷名家。汪氏擅长人物,所画仕女,姿态轻盈,衣褶如行云流水,设色精细淡雅。
吴霭生
名麟,广东南海人。生于1886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制瓷名匠。少时在香港经商,1909年来景德镇创办合兴瓷庄,1912年任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社长。吴氏在景德镇的17年中,所制的白釉瓷器、花釉瓷器颇负盛名。其作的白釉瓷器,釉层肥厚、柔润,当年景德镇的汪晓堂、潘陶宇、王琦等绘瓷名家所用之瓷胎,多为吴霭生所制。
王琦
字碧珍,别号陶迷道人。生于1886年,卒于1933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王琦最擅长绘画人物。在技法上,他大胆运用粉彩颜料绘画人物脸部,使作品呈现出清新柔和的美感。他的这种画法,在那时可算是一大突破,一大创新。他为人正直,敢于反映现实,作品具有强烈的世代感,如“唤起抗日”、“禁止鸦片”等作品,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王琦的技艺精湛,画风新颖,故倍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1910年,浮梁县知事陈安曾题匾额一块赠与王琦,匾额书“神乎技矣”四字。
潘陶宇
字鼎均,又名古欢,号詹湖外史,江西波阳人。生于1887年,卒于1926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1911年后,出任江西省甲种工业窑业学校图画老师,其时的画瓷名家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均出自其门下。潘氏在执教之余,常绘瓷器。出自他手下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卉,均甚精细,笔法清新秀丽。1923年,军阀曹曾出重金聘潘为其彩绘陶瓷文具。
王大凡
号希平局士,又号黟县樵子,生于1888年,卒于1961年。安徽黟县人。少年至景德镇学绘古彩人物,后专攻粉彩。其粉彩人物仕女受汪晓堂的影响较大,他的人物画规矩严谨,风格古雅,在景德镇影响巨大。
田鹤仙
原名田青,别号荒园老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2年。民国时期的绘瓷名家。田鹤仙作画运笔活泼潇洒,线条苍劲挺拔,用色淡雅脱俗,构图新颖别致。所画山水,别具一格;所画梅花,独具风韵。
程意亭
字甫,号山山民,江西乐平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48年,近代著名陶瓷画家。程意亭自幼喜爱绘画,青年时入江西陶业学校学国画。毕业后先到九江绘画陶瓷,后来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工作,潜心攻习花鸟。他所画构图独特,运笔传神,既注意写实,又善于夸张,画面清新俏丽,活泼洒脱。
汪大沧
号一栗,别号桃源老农,安徽省黟县人,生于1901年,卒于1952年,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的绘瓷名家。王氏擅长以秃笔绘画粉彩山水,用笔简练沉着。四十年代,汪氏的作品在景德镇享有盛誉。
毕伯涛
别名达、黄山樵子,祖籍安徽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早年师从鄱阳画家张云山,后至景德镇专攻粉彩,擅长翎毛花卉,以用笔工细、设色雅静著称。
王步
字仁元,号竹溪,晚年常署“陶青老人”,江西丰城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8年。他精于青花花鸟,对青花料色及技艺作了长期探索与研究,在青花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青花大王”之誉。
刘雨岑
原名玉成,又名雨城,别号湖渔、巧翁、竹人,安徽太平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擅长粉彩花鸟,并创“水点桃花”技法。他的作品笔墨纤细,格调清理雅致,具有文人画的风貌。
曾龙升
字龙升,景德镇瓷塑名家,江西丰城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4年。他所作的寿星、观音罗汉神态和蔼,有亲切感,衣纹流畅、飘逸。他创作的《钟馗试剑》,吸取木雕块面技法,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王锡良
原籍安徽省黟县,1922年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秦锡麟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2年5月生于江西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松茂
原籍江西省鄱阳县,1934年1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李进
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40年9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戴荣华
1940年生于江西省波阳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张育贤
1938年4月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隆夫
原籍江西省浮梁县,1931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王恩怀
原籍江西省丰城市,1935年12月生于景德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
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1939年7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熊钢如
1941年2月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唐自强
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1940年1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徐庆庚
江西省乐平市人,生于1941年8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胡献雅
江西省南昌人,生于1902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施于人
浙江省余姚县人,生于1928年,卒于1995年。生前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周国桢
湖南省安仁县人,生于193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林洪
江西省丰城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姚永康
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李菊生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钟莲生
江西省萍乡县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郭文连
江西省吉安县人,生于194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朱乐耕
江西省波阳县人,生于1952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何炳钦
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1955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任瑞华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陆军
上海市人,生于1948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宁钢
江西省余江县人,生于1961年,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张学文
江西省赣州市人,生于1943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邓利
贵州省遵义市人,景德镇青年陶瓷艺术家,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后起之秀。
程曲流
江西省南昌市人,生于1944年,现为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教授。
罗迈生
江西省都昌县人,生于1933年,卒于1973年。生前系工人出身的陶瓷技术革新能手。
出现在
明/代/其/他朝/红/釉/器
明宣德之后,红釉器的烧造出现衰落,正统、景秦、天顺三朝不见有红和器物传世。成化时期偶见有烧造,传世品甚罕。成化红釉器有碗、盘等器型。基本继承宣德旧制,见釉层肥腹,呈色鲜艳,釉内气泡较宣德大而密集,釉面有不太明显的橘皮纹,积釉处色泽泛黑。景德镇曾出土过成化的祭红釉盘,红釉呈色灰暗,明显不及宣德器红釉纯正。
明弘治朝时瓷器颜色釉以黄釉著名,红釉器基本不见。正德时红釉的烧造情况,可从传世器的胎釉与呈色看,此时的红釉色泽不及永乐、宣德时鲜艳,釉色不纯正,略泛灰,釉层较厚,釉下有气泡,釉面有垂流所形成的暗红色丝条状纹。但也有少量佳器,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正德红釉盘,红釉色泽鲜艳,釉内有密集的气泡,口沿处圆润,露出白色胎骨。正德红釉器以碗、盘为主,外壁多施红釉留白鱼纹,内壁及外底施白釉,外底釉下有青花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双行款。
明嘉靖之时,红釉的烧造技术几近失传,加之鲜红土告磬,偶有高温铜红釉小件器物如文房用具等,均为发色不纯正的不成功之作。嘉靖矾红釉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施釉后,再入窑以低温焙烧而成的。但也有个别观红釉器物在黄釉地上施矾红釉,这种为数极少的在黄釉器上施矾红釉烧造的器物,呈色红中闪黄,温润柔和。矾红釉器物见有八方瓶、葫芦瓶、罐、双耳炉、执壶、盘、碗、高足碗、梨式壶等。盘、碗类器的胎体轻薄,常有塌底现象。由于矶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故烧造难度不大,但此成品无论光泽度还是滋润程度均不如铜红釉器物。现红釉器呈色红中泛橙黄,色如枣皮,釉层较薄,釉面极易剥落,没有铜红釉器色泽纯正鲜艳,部分器物釉面红中泛黑,外底常施以莹厚的亮青白釉。明代晚期,铜红釉的烧制虽未停止生产,但是技术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产品胎厚,釉色灰暗欠润,失去了明早期铜红釉的鲜艳光亮。
红釉碗
釉指的是覆盖在陶瓷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是用矿物原料(长石、石英、滑石、高岭土等)按一定比例配合,经过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后所形成的。釉面能增加陶瓷制品的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还有美化器物、便于拭洗、不被尘土腥秽侵蚀等特点,其种类繁多,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按烧成温度,可分为高温釉、低温釉;
(2)按外表特征,可分透明釉、乳浊釉、颜色釉、有光釉、无光釉、裂纹釉(开片)、结晶釉等;
(3)按釉料化学成分,可分为石灰釉、长石釉、铅釉、无铅釉、硼釉、铅硼釉等。
釉的发明与使用,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必备条件。根据我国目前已经发掘的考古材料获知,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地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我国历朝历代瓷器涌现出了各具时代特色的釉面,以釉色简单区分概括之,主要有以下几类:
1、青釉瓷器(图1)
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气氛中焙烧所致。但青瓷中还因含铁量的不同和还原气氛的差异,色调呈现青黄色或黄褐色。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的原始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至东汉时开始成熟。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等),可询,一四七,五五四六,八零八八。窦先生。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甘肃等地的东汉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青瓷器。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瓷窑烧制青瓷更为普遍,种类繁多,质量进一步提高。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南方青瓷一般胎质坚硬细腻,呈青灰色,釉色晶莹纯净,常用如冰似玉来形容。北方青瓷胎体厚重,釉层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面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泛黄。至唐代越窑青瓷大兴,以“千峰翠色”的釉色擅场一时,其色泽最佳者被称为“秘色”瓷。
隋唐之际各种釉色的瓷器相继出现,至宋代更是名瓷迭出,但青瓷并未因此而没落,还衍生出许多著名的品种。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窑均属于青釉瓷器。宋代官窑、哥窑青瓷,为显出庄重凝厚、古拙质朴的美感,特意在胎体中加入适量的含有氧化铁的紫金土,以形成“紫口铁足”,其釉面自然生成的开片纹饰更是饶有趣味。北方民窑中的耀州青瓷,在继承越窑青瓷刻划技法的基础上,也独辟蹊径,不仅刀锋更为犀利流畅且所刻图案“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宋代龙泉窑的匠师们,为使青瓷呈现美玉和翡翠之风韵,在胎体上多次施釉,终于烧成了青翠欲滴、与翡翠相媲美的“梅子青”色,代表了中国陶瓷史上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元、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的兴起,瓷器以青釉为主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开始了一个色彩缤纷、灿烂绚丽的彩瓷新纪元。
2.白釉瓷器(图2)
白釉瓷器是我国传统瓷器的一种,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制瓷业的巨大发展,制瓷工艺技术大大进步,胎、釉的选择及配方均有改进;更重要的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入主中原,其审美“尚白”便成为此时强大的时尚,反映在瓷器生产上,便是时代需要白瓷。大约在北朝晚期,在我国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据考古资料表明,北朝白瓷有确切纪年的只有河南安阳洪河屯村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这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白瓷。由于刚刚脱离青瓷体系,此时的白瓷胎呈浅黄褐色,釉呈乳白色泛青黄色,积釉处为湖青色,釉层薄而滋润。这是早期白釉瓷的特征,釉中铁的含量很少,但还有一定含量,故而釉色白中泛黄泛青。
在经历了北朝晚期初创、隋代的发展以后,白釉瓷器在唐代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烧制中心,是唐代“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中的重要一环。白瓷的成熟,不仅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瓷器品种,是陶瓷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更为元、明、清时期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等各色瓷器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白瓷的烧制以定窑为代表。宋代定窑白瓷烧制采用当地富含氧化铝的瓷土做胎料,经过细致的加工和良好的筛选,制成的器物胎体轻薄,胎质洁白坚硬。景德镇窑在前代青瓷和白瓷的生产基础之上,糅合南方越窑青瓷的釉色风格、北方定窑的造型和装饰创烧出了青白瓷,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或白中泛青,少数釉色受地下潮湿环境的影响偏糙米黄色,开细纹片。历代对青白瓷都有很高的评价,从出土的宋代青白瓷看,其采撷金银器秀美活泼的造型特点,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洁净高雅、晶莹明澈,确有玉的质感。青白瓷从北宋初期开始烧制,在经历釉层由薄至厚、装饰从无纹到刻花浮雕盛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景德镇湖田窑为中心的青白瓷窑系。
元代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又创烧出卵白釉这一新的白釉品种,它与同时期的青花一样,是元代瓷器最高水平的标志。元代卵白釉瓷的瓷胎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增加胎土中氧化铝的含量,既提高烧成温度,又使得大件瓷器在高温中不变形,保证了质量。由于釉的粘度提高,不易流淌,釉质紧密,烧成后釉面失透,光泽柔和。早期器物颜色微闪青;晚期随着釉中含铁量的减少,色泽趋于纯正。
明清以后随着景德镇瓷业大兴,历代官窑烧制的白瓷都很精美,各色彩瓷的逐渐增多也使得白瓷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瓷器品种而流行了。
3.黑釉瓷器(图3)
黑釉瓷器是以氧化铁为主要呈色剂,并含有少量或微量的锰、钴、铜、铬等着色氧化物的陶瓷器,釉面呈赤褐色、暗褐色、黑褐色或黑色。黑釉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东汉、东晋等早期黑釉都属石灰釉,唐代以后基本上都改用石灰碱釉。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等),可询,一四七,五五四六,八零八八。窦先生。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等,即属花色黑釉。
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但当时的釉色为深褐色乃至黑色,釉层也薄厚不均,常有蜡泪痕,并在器表的底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早期烧制黑釉最成功的首推东晋时期浙江德清,所烧黑釉釉面滋润、光亮,色黑如漆,可与漆器媲美。受流釉影响,釉薄处泛黄。
至唐代,黑釉瓷窑主要集中于北方,如陕西铜川耀州窑除主要烧制青瓷外,也烧制少量高质量的黑釉产品;河南鲁山郏县的黑釉蓝斑器很著名;河南巩县窑,除烧青瓷、白瓷和三彩之外,还生产黑釉瓷制品;山东淄博磁村窑,山西的浑源窑,安徽的萧县白土镇窑等等都有大量的黑釉瓷产品。而南方诸省广为流行的是褐釉器,南方各地采用灰胎和灰白胎制瓷,施酱褐釉,呈现的釉色多为酱褐或赤褐色,深黑如漆者较少见,其原因可能是隋唐时期褐釉器只是在烧制青瓷的瓷窑中兼烧的。
宋代名窑辈出,黑釉器也大放异彩,代表窑系有江西吉州窑、福建建窑。吉州窑黑釉瓷不仅产量大,而且装饰技法多种多样,诸如树叶纹、剪纸纹、彩绘纹、剔釉、剔釉填绘和玳瑁釉等等,这些装饰设计构思新颖,在宋代瓷窑之中独树一帜,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建窑则以生产一种带条状结晶的黑釉茶盏和曜变天目盏而驰名于当时,是宋代文献多处述及的兔毫盏和曜变天目盏的主要产地。
元代至晚清,还有很多民间窑口在大量烧制黑釉器。黑釉瓷器的产品主要是一些粗制日用器皿,一般在以生产其它瓷器为主的窑场兼烧,主要为生活实用器和殉葬用的冥器。景德镇窑厂曾出土过一件刻“大明永乐二十一年”款黑釉香炉,为民间祭器。
4.红釉瓷器(图4)
红釉器分为高温红釉和低温红釉。高温红釉器以铜红料掺入釉内作呈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早在宋代,钧窑器已出现铜红斑釉或玫瑰紫等不均匀的高温红釉,均匀的红釉器由元代景德镇创烧成功,至明代永宣时期发展成熟。由于这类红釉器主要用作祭器,因此又名“祭红”或“霁红”,清代又有“郎窑红”、“豇豆红”等品种,实际上都是指高温铜红而言。
低温红釉有两种:一种是以三氧化二铁为呈色剂的矾红。其以青矾为原料,经煅烧、漂洗制得生矾,故称矾红,又名“铁红”。由于矾红比铜红烧制容易,明嘉靖时便用以替代工艺失传多年的高温铜红釉。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为深矾红。”矾红虽不及铜红艳丽,但呈色稳定。至清康熙时矾红有了很大进步,色泽鲜艳,华丽凝重,一般用以五彩、斗彩绘制纹饰,或施于纯色釉器。乾隆以后各朝有一种满地红露白的矾红釉瓷,称为“盖雪红”,非常精美。
另一种为以金为呈色剂的胭脂红。这是一种以含金万分之一以下的微量黄金为着色剂的低温釉,烧成后为粉红色。这种釉是康熙晚期由国外传入,雍正时烧制的最为精美,乾隆早期呈色娇嫩,晚期不够精细。嘉庆时已几乎绝迹。胭脂红釉料不仅用于单色釉瓷,还装饰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彩瓷,为红釉的名贵品种。
5.蓝釉瓷器(图5)
蓝釉器以天然钴料掺入釉内作呈色剂,在高温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由元代景德镇创烧,明代宣德时期发展成熟,同“祭红”一样,由于多用作祭器,又称为“祭蓝”或“霁蓝”,明宣德时在霁蓝的基础上还创烧出洒蓝、天蓝等蓝釉新品种。最为人称道的宣德霁蓝,其釉色亮如宝石,皆为祭天用器。清代高温蓝釉烧造技术在平稳中有所提高,此时霁蓝釉仍以钴为呈色剂,釉面洁净平稳,色泽深沉厚重。由于祭天用蓝色瓷器,蓝釉瓷器的规格都比较高,器型以高足碗、盘、尊等祭器为主。除素面器物外,还有暗刻花纹和描金彩装饰。官窑霁蓝多有官款,民窑霁蓝多是庙里祭器,均无官款,但有书纪年款的。清代康熙时期恢复了明代宣德以后中断的洒蓝釉瓷器烧造,并进一步发展出洒蓝描金、洒蓝五彩等新品种,其新颖的作品大量外销至国外。康熙洒蓝器以盘、碗为主,胎体轻薄,其釉面呈现莹润的蛤蜊光泽,色泽浅淡、清新,犹如洒满雪花状,又有“雪花蓝”之称。洒蓝器除康熙朝外,在清代其它时期比较少见,光绪朝偶有仿制。
6.黄釉瓷器(图6)
黄釉器也分为高温和低温两种。低温黄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呈色剂、铅为助熔剂的低温颜色釉,最早见于汉代陶器上,显橙红色泽,唐三彩中的黄釉即属此类。早期的低温铅釉主要有棕黄色和绿色两种,其中棕黄釉的着色剂是氧化铁,绿釉为氧化铜。在历经唐、宋、辽、元、明、清各代的发展,低温黄釉的种类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低温黄釉伴随着汉代铅釉的出现而出现,后来在唐三彩及元、明琉璃上都有表现。唐代烧制低温黄釉瓷器的窑口主要有安徽寿州窑、白土窑,河南密县窑、郑县窑,陕西铜川窑,山西浑源窑和河北曲阳窑等。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等),可询,一四七,五五四六,八零八八。窦先生。但早期的低温黄釉均施于陶胎上,且色泽较差,色调多为黄褐色或深黄色。至明清时景德镇生产的低温黄釉已较唐代制品有了显著提高,将低温黄釉器的制作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并成为宫廷御用色。此时低温黄釉器的黄釉多施于光素无纹的白釉器表上,仅有少数万历时期黄釉直接施于瓷胎上,随着时代发展呈色深浅略有不同,基本上趋于明黄色。明代黄釉瓷器以宣德、弘治时的产品评价最高,特别是弘治黄釉,颜色纯正,色调均匀一致,釉面平整,犹如涂抹的鸡油,恬淡娇嫩,清澈明亮,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以后各朝均生产了大量的低温黄釉产品。
高温黄釉是一种含少量铁分的石灰釉,在高温氧化气氛中生成三氧化二铁而呈现黄色,代表品种是茶叶末釉。茶叶末釉是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之一,属高温黄釉,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经1200~1300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釉面呈失透状,釉色黄绿掺杂似茶叶细末,绿者称茶,黄者称末,古朴清丽,耐人寻味。茶叶末釉起源于唐代黑釉,最初似因为烧黑釉瓷过火而出现的特殊品种,并非有意烧造。清代御窑厂所产茶叶末釉,釉色黄润,带黑色或黑褐色斑点。茶叶末釉制品多为景德镇官窑所烧,传世品中,以雍正和乾隆时期最为多见,烧制最为成功。雍正时制品多偏黄,有茶无末者俗称“鳝鱼黄”,釉色偏绿者俗称“蟹壳青”;乾隆时制品釉色有深浅之差,黄色中散布黑色小星点,釉面平净。清宫旧藏茶叶末釉器旧称为“厂官釉”。
7.孔雀绿釉瓷器(图7)
孔雀绿釉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因其助溶剂中加用硝(一种硝酸盐的矿物质),所以釉色十分鲜嫩,青翠欲滴,犹如孔雀羽毛般艳丽。孔雀绿釉自宋代磁州窑创烧,元代景德镇烧制成熟。明代孔雀绿釉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品分析,永宣时期至正德年间均有烧制,与元代相比制作更精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磁州窑制品由于胎和化妆土皆为生烧,胎、釉膨胀系数不匹配,造成胎釉结合不紧密,产生剥釉现象,严重者器表釉面甚至全部剥落。而明代官窑制品是在烧好的白釉器上施孔雀绿釉,然后再入窑二次烧成,釉与釉之间易结合,因而极少有剥釉现象产生。到了清康熙时期孔雀绿釉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呈色、造型还是刻划装饰工艺都更为精致。
8.茄皮紫釉瓷器(图8)
茄皮紫釉是以锰为呈色剂的低温釉,呈色有深有浅,深者为熟透的紫茄皮色,浅者为未成熟的浅紫皮色。茄皮紫釉器是先高温烧成素胎,再施低温紫釉二次烧制而成。这样烧制成的器物胎釉结合不紧密,时间长后易出现剥釉现象。从传世品看,明代弘治、万历时期景德镇官窑有制作,多为祭祀用器。清代康、雍、乾三朝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康熙时期更为盛行,其造型多样,釉面光亮,玻璃质感强,呈色较为稳定,器物表面多刻划有精细的纹饰,带有官窑款识。乾隆朝以后烧造有大量的暗刻龙纹茄皮紫釉的宫廷生活用器,多为盘、碗之类。
通过以上简述各朝瓷釉品种,不难看出我国历朝历代制瓷业的高超技术,同时也体现出瓷釉给人们所带来的华丽艳美。但是如何通过对釉面的判断来区别新老瓷器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鉴别。
一、釉面的光感
瓷器表面的釉面光滑、光亮,通过对釉面光亮程度的判断是目测鉴别的重要方法之一。瓷器经过烧制以后,通过目测能感觉出釉的表面有一层明亮的表光,也称为“浮光、火光、贼光”。一件新出窑的瓷器,整器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状态,釉面净明新亮,受光线照射后,釉层内的矿物质颗粒年轻活跃,通过釉面反射出来的光波强烈耀眼,飘浮游离,其活力、能量、强度都处在最高状态(图9)。随着年代的延长,釉中的各种矿物质在接受自然界当中物理、化学的作用下,逐年的氧化老化,其活力、能量、强度也逐年的减弱,釉层开始老化变旧,釉面开始逐渐的熟旧温润。受光线照射后,釉面表光明亮耀眼的强度逐渐减弱,游离程度逐渐降低,呈现出一种玉质感。以上这种变化现象,年代越久远,变化越明显。除了特殊情况下因为受到非自然的物理、化学作用出现失光现象以外,其年代远近与变化程度成正比关系,大致和树木生长的“年轮”是相同的意思。这种变化现象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用图像的形式准确描述,但是它是有明确显示并且是有规律的。正是这种有显示和有规律的光感变化,给我们对古瓷鉴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给古瓷造假者设置了永远无法超越的屏障。
现代仿品为了能使得釉面柔和、不刺目,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通常都使用某些方法对釉面做旧去光。据景德镇瓷窑师傅介绍,釉面做旧的许多老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抛光打磨法,分手工抛光和机械抛光两种。手工抛打是用绸布或牛皮蘸取磨膏,在新仿器釉面抛打,然后用汽油和乙醇分别清洗抛光部位,必要时可再上点石蜡或川蜡,并用绸布反复进行抛打,抛打出的光泽比较柔润。另外还可以用打磨机进行抛光,机械抛光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提高抛光质量,抛出来的光有较好的釉质感觉。打磨后的器物通过用放大镜观察釉面,会发现釉面上有无数细如牛毛的磨痕,仔细观察磨痕会发现磨痕大多是一团团或一片片很有规律的纹路。而古瓷器表面原有的旧磨痕纵横交错,粗细深浅不一,新陶瓷则无这一现象。
另一种方法是用化学试剂浸泡,因为瓷釉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硅酸盐,通过用醋酸、氢氟酸、硝酸、草酸等能与硅酸盐起反应的酸液浸泡瓷器就能造成釉面腐蚀,使釉面黯淡,出现混浊感,从而消去“火光”。有的不浸泡,直接用沾酸的抹布反复擦釉面,也能达到效果。此种手法弊病在于酸对釉面腐蚀过于强烈,使釉色失透,光泽过于黯淡,甚至呈乳浊状,与那种岁月积累自然形成的光感有天壤之别,在放大镜下观察可发现出无数个被酸腐蚀过的小坑。还有将几种溶液混合在一起使用,例如用醋酸浸后再用茶叶水、草木灰水浸泡等。这样不仅能消去“火光”,还能作出各种各样的污渍,让人误以为是长期使用所至。
假海捞仿宋官窑贯耳瓶
假海捞仿元青花人物梅瓶
当今文物市场上有一种新仿海捞瓷。此类器物通体失亮,仿佛是经过海水浸蚀后的状况。但实际上也是将新仿器用化学试剂浸泡后的效果,通过放大镜观察,器物釉面依然有被化学试剂腐蚀后的痕迹(图10)。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等),可询,一四七,五五四六,八零八八。窦先生。近几年来又发现有造假者将仿古瓷——尤其是元青花仿品——器内外壁布满了小蛤蜊、小海螺的皮,仿佛是真从海里捞取的一般(图11)。但据知情者介绍,此类器物是在浅海处下网,将器物放入网中沉入海底,等过一段时间捞出后小蛤蜊、小海螺、沙虫等就布满仿古瓷的器身了。也有用胶将海虫的表壳或贝壳之类粘贴于器表,值得注意。
仿元青花三顾茅庐人物大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仿古瓷器的做旧也逐步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手段。听某些同行们介绍,当今一些比较高级的仿古瓷器在入窑烧制前就在釉内加入某些化学元素,使得烧成后的瓷器釉面无论光亮与否或是不同时代釉下青花的呈色都可呈现(图12),但观赏起来仍无法体现出时代的温润如玉之感(图13)。如何能准确掌握古瓷器釉光就需要我们在日常学习中多看、多比较。
大明建文年制的瓷器有两个特点,具体分别如下:
1、大明建文年制瓷器属于明代建文年间瓷器纪念款。
2、清代瓷器寄托年号款。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青花瓷砚,砚外底中心部位有长方形青花双框款,双框线粗细基本相同,框内青花料楷书“大明建文年制”六字双行款;
字体工整秀丽,笔法道劲,但结合器物造型、胎釉、纹饰等诸方面特征观察,此砚系清代雍正时的仿制品。建文(1399--1402)为明惠帝朱允坟的年号。
扩展资料:
明代瓷器的造型除继承前朝的之外,也有因时代需要变化而新产生的,如永宣时期的压手杯、双耳扁瓶、天球瓶等。成化时期则以斗彩鸡缸杯、“天”字盖碗等为典型器物;正德、嘉庆、万历各朝的大龙缸、方斗碗、方形多角罐、葫芦瓶等也都颇具代表性。另外也有各式文房用具如笔管、瓷砚、水注、镇纸、棋子、棋盘、棋罐等瓷器传世。
明代瓷器装饰手法已从元以前的刻、划、印、塑等转为彩绘为主要手法。绘画纹饰的内容更加复杂多样,植物、动物、文字、山水、人物、花鸟、鱼及虫等无不入画。明代早期以写意画为主,画风自由、奔放、洒脱;明后期以写实为主,画面抒情达意,简约轻快,极有漫画趣味。
明代瓷器上的款式以书写为主,官窑款工整端庄,民窑款则多种多样,以吉祥语款为多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瓷器
永乐瓷器的款识为“永乐年制”。这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永乐年制”四字为篆书,四字双竖行,印、刻写或书写于器里心。青花器为用青花书写;白釉器、青白釉器多为印款;红釉、青釉器多为刻款。永乐年号款无论刻、印、写,“永乐年制”四篆体字的字体均较小。
永乐年号款只有四字篆书一种形式。凡见楷书四字、篆书六字或楷书六字,皆为伪托款。四字篆书款后来也有仿的,但仿品款识的字体笔道多为生硬折角,无柔和圆润之感。
民窑器上的吉祥款仍较多,有福、禄、寿、辰等,字体由洪武时的草书为主,发展到隶、草、行三种写款皆有。另外,永乐朝也有少量的图把款。
宣德的款识不似永乐只在器里心,而是任何部位都在书写。在形式上,宣德款有楷书也有篆书,其中楷书占了绝大部分。字数上,有六字也有四字,以六字为主;有六字双竖行加双圈,也有六字一行(横竖均有)、四字一行横写或双竖行。款识有用毛笔书写的,也有刻写的。
宣德民窑器仍有一些草书或隶书的福、寿字,也是多写于器心。还有写“大明宣德年造”的,十分特别。
此外,从花纹、文字上看,伪制的花纹、文字一般都有不太周到的地方,花纹线条、文字笔划或者残缺,或者粗细不一样。有的赝品图纹甚至于显得僵硬呆滞,一望而知系临摹作品。
成化官窑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体六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体式比较统一,款的位置也大多数在器物底部。除六字楷书双行款外,还有少量“大明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但无论官民窑产品,成化真品均无“成化年造”、“成化年制”四字款。
成化官窑器还有一种罐,款字只有一个“天”字,人称天字款罐。这种一个字的官窑器为成化独有,天字也极其有特色,字体极其肥胖。
弘治官窑瓷器款识大体同于成化,仍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弘治年制”为主,写于器底。有少量篆书四字双行写款“弘治年制”,多位于器里心。还有少量红彩楷书双行“弘治年制”款及刻款。
弘治民窑器的款也较多,但较简单,有“福”、“正”、“壬子年造”等楷款。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正德年制”和四字双行“正德年制”为主,其中以后者居多。款字的清花色泽有浓有淡,色淡者显得灰暗。另有红彩书写的楷书双行“正德年制”款,色泽深者黑红,浅者十分艳丽。此时的花盆、炉、洗等彩瓷,多为楷书四字一行刻款,位于器口沿下,也有刻于器底者。
民窑器上年号款为“正德年造”、“大明年造”及“天下太平”、“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等吉祥款。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四字双行和六字双行,以六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横行、六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边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的。除写款外,也有少量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等。
万历款识以书写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行或三行的,还有四字双行、四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的书写位置也很不固定,多数在器底,也有在器里心凹处的、肩部的、口边的等。
万历各类民窑款大为增多,斋堂款如“玄阴堂”、“芝兰斋”等;吉祥款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福寿康宁”等;赞颂吉祥款如“玉堂佳器”、“天禄器”、“天禄佳器”、“上品佳器”等。
明末天启、崇侦年间,署本朝年号款的官窑器少,但署前朝年号款的却较多。不过,这些署前朝年号款的瓷器多为民窑粗制滥造,款识字体十分草率,排列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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