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的瓷器是什么样的?
到了西汉时期,青铜工艺日趋衰落,因其漆器的价格昂贵,不能普及使用,而饮茶风尚业已形成,青釉器物便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从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看,当时的瓷质已达到了现代瓷标准,从而结束了原始瓷阶段。东汉的窑址,在浙江慈溪、宁波和永嘉等地均有发现,普遍采用依山坡地形而筑的较大的龙窑,窑温可提高到1300℃左右。同时,这一地区还发现了黑釉瓷,从而开辟了瓷器的新品种,改变了单一青色的局面。湖南长沙及安徽合肥等地的东汉墓中还发现白釉瓷器,尽管处于萌芽状态,但说明中国在公元3世纪前已开始烧制白瓷,为后来的瓷业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的瓷器造型,基本上仿青铜鼎、敦、盘、匜等类的礼器,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东汉以后,原始瓷鼎已经消失,罐、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增加。在装饰风格上,主要为水波纹、弦纹和贴印铺首等。罐、罍等器物的外壁往往拍印麻布纹、网纹、三角纹、方格纹等。另外,云气和狩猎纹也是装饰的基本纹样,浙江义乌发现一批西汉中期的原始瓷器,其中一件瓿的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耳上印贴一手举剑、一手持盾的武士形象,神态威武凶猛。盖钮堆成躯体蜷曲、长舌前伸的蟠蛇形,具有浓厚的装饰意趣。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人们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些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黄盛璋先生的《阳平关及其演变》(《历史地理论集》)一文,对于“关城”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时间仅仅推论到南北朝时代。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区别于古阳平关的关城这个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以下几个证据:
1.《水经注》所引晋代文献对于古阳平关及关城分开表述,可证关城与古阳平关并非一地。
《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记载: “庾仲雍云:是水(今汉水西源)南至关城,合西汉水(今嘉陵江)。汉水又东北,合沮口……沔水又东径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径张鲁城东。……浕水又南径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
经过古今地形对比,可以确认古阳平关大致在今陕西勉县武侯镇附近。而关城则在今汉水西源以南。《水经注 卷二十 漾水》条又记载:“庾仲雍又言,汉水(今汉水西源)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径至关城合西汉水(今嘉陵江)。” “汉水又东,迳武兴城南,又东南与北谷水合,水出武兴东北,而西南迳武兴城北,谓之北谷水。南转迳其城东,而南与一水合,水出东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南,迳关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东南流入于汉。汉水又西南,迳通谷,通谷水出东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汉水又西南,.....”。 武兴即今陕西略阳,则当时的关城当在今阳平关镇。
既然《水经注》关城与阳平关是并列出现的且位置不同,则古阳平关与关城绝非一地。
《后汉书 李杜列传》李固传:“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李贤注说:“《梁州记》曰:关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关,昔李固解印绶处也。故关城今在梁州金牛县西。“
《后汉书》的这些注解是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所作。注解所引的《梁州记》作者为南朝刘澄之,与《后汉书》作者基本是同一时期。李贤注说“故关城今在梁州金牛县西”,明确了“关城”所在的位置:唐朝时候的金牛县在今陕西宁强大安镇西南,其在金牛县西,也证明就是今天阳平关镇。且唐初时关城已经废弃,所以称“故关城”,到天宝元年,三泉县移治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见《新唐书》及《旧唐书》)。
《三国志 姜维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若按《蜀记》,蒋舒开城投降前胡烈已在阴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一,阳安口在汉城西去阴平的路上,胡烈不可能绕过;其二,此时阴平桥头尚有廖化军驻扎,胡烈也不可能绕过而到阴平,但并没有关于胡烈与廖化军接触的记载。就此,我认为此“阴平”当为“阳平”之误!胡烈军主力虽然在攻阳安口,但他本人尚在阳平。如果是这样,则亦可证明“阳平”跟“阳安关口”并非一地!
2.关城即阳安关口
而《三国志 季汉辅臣赞 傅佥注》引《蜀记》晋武帝诏曰:“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肜,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 作为皇帝诏书,不可能用简称或者代称代替。《晋武帝诏》说明“关城”是独立的地名,不是古阳平关的代称。则傅佥死在关城而非阳平关。
《三国志 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拜(傅肜)子(傅)佥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景耀六年,又临危授命。”则景耀六年前,傅佥本不在关城。所谓“临危授命”,指的应该就是 “及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姜维传》)这件事。又《姜维传》载:“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可见, 傅佥死在阳安关口。
可见,阳安关口与关城乃是一地。
东晋曾立阳安县,其地望应在今陕西阳平关镇,当即沿用阳安关而命名。
《晋书卷一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梁州条:刘备据蜀,又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寿郡,统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梓潼郡徙居梓潼,罢剑阁县;......及安帝时,又立新巴、汶阳二郡,又有北新巴、华阳、南阴平、北阴平四郡,其后又立巴渠、怀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怀汉、新兴、安康等十郡。
东晋时代,改晋寿县,立晋寿郡,辖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宋书 卷三十七》、《南齐书 卷十五》同)。安帝时,改立宋熙、白水等郡。
宋熙郡所辖,《宋书》作兴乐令、归安令、宋安令、元寿令、嘉昌令(令即县,见《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南齐书》作兴平、宋安、阳安、元寿、嘉昌(《南齐书 卷十五》梁州条)。可见归安即为“阳安”。
白水郡所辖,两书都作晋寿、新巴、汉德、益昌、兴安、平周(见《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南齐书 卷十五》梁州条)。
可见,原来晋寿郡的晋寿、白水、兴安归于白水郡,邵欢不知归属。或改称。
又据《宋书 卷三十七》梁州条所载,“宋熙太守,...去州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晋寿太守,......去州陆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万”。而同书所载汉中太守领县四为南郑令、城固令、沔阳令、西乡令。则宋熙郡在晋寿以北、沔阳以南。白水郡最北当为兴安,《隋书 卷二十九》载“绵谷旧曰兴安”,地望在今四川广元市(《中国历史地图集 隋 巴汉诸郡》)。则阳安县应该更在广元以北,地望当在今陕西阳平关镇。阳安县也可能就是原晋寿郡的邵欢县。
今人多认为古阳平关就是阳安关口,其依据有三:
一是根据《三国志 钟会传》“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辅围乐城。会径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的这一段记载,认为既然钟会已经出了阳安口,则阳安口已经是攻克了,后面接着又说派人攻破关城,则证明阳安口、关城并非一地。
一是《三国志 姜维传》“锺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及裴注所引“《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认为在关口是“助汉中守”的话,关口就应该离汉中很近。
一是认为钟会主力是沿明清时代的金牛道路线从汉中经过今宁强县城、广元、昭化一线进军到剑阁的,不必经过关城。所以阳安口及关城都是指的阳平关。
对于第一点,关键是对于“出”字的理解。如果理解为“自……而出”,表出发点,则阳安关口是已经被攻下了。
但是“出”字还可以理解为“向......而出”,表目的地。如《吴主传》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 、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很明显,洞口、濡须都是曹军进军的方向而非出发的地点。又如《晋书 武帝纪》说:“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涂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都是东吴的属地,此言“出”也是“向”的意思。钟会因 “攻乐城,不能克”(《姜维传》),所以,径过汉、乐两城,向西面的阳安口进军,在途中祭祀了定军山上的诸葛亮墓。然后派别将,即胡烈,攻破关城。“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姜维传》)这段记载实际上也证明阳安口即关城。另一方面,从汉、乐城向西到阳安口,必然要经过阳平关所在的地方,但是并未发生战斗,甚至没有提到。颇疑诸葛亮修筑汉城之后,因与阳平关所在甚近,阳平关遂废。或者姜维建议撤汉中诸围,退就汉、乐二城时弃守。
对于第二点,关键是对“助汉中守”中“汉中”所指的理解。
古阳平关扼守汉中盆地的西口,对于由西面故道上来敌的防御作用非常显著。曹操征张鲁就曾受困于此而想退军。姜维建议撤汉中诸围后,汉中的防御体系仅仅依靠汉、乐二城。而古阳平关就在汉城以西,近邻汉城。如此近的距离不会设置两个防守要点。所以阳平关当也在被撤之列。汉城修筑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阳平关的战略防御作用,但是因汉城较阳平关位置更东,战略地位实不如阳平关。因此需要一个从阻挡西面来敌的战略据点来加强汉中的防御。阳安关口正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蒋舒在阳安口,确实是“助汉中守”,惟此“汉中”并非指汉中郡城而言,而是指汉中全郡的防御体系而言。另外,即使汉中或武都的防御体系被打破,阳安口也能同时对从武都沿嘉陵道(即故道)南下、从汉中沿金牛道西进的进攻起到防御作用,阻止魏军的西进或南下。阳安口对于汉中、蜀中的作用与阴平桥头对于阴平、蜀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也正因如此,桥头和关口在姜维的防御——反击战略构想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另外,从“及锺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姜维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阳安关口实际上是起到汉中防御体系“外助”的作用,也说明了“助汉中守”的真正意义。
对于第三点,可以明确的是钟会一定经过了今阳平关镇的地方。
《钟会传》记载:
“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
钟会军必然到了白水,诸葛绪军才能到白水与钟会会和。钟会军可能是尾随“退趣白水”的姜维军而到白水,然后分兵,分田章一部配合西路邓艾军,当然钟会当时并不认为这路军队会有所突破,大部(包括前来会合的诸葛绪军)南下剑阁。在汉寿还没有攻克的前提下,钟会军从汉中到白水,必须经过今宁强阳平关镇。
其实,三国时代白水县、白水关以及关头是一回事。在今四川青川县沙州镇、营盘乡附近的嘉陵江岸。对于白水关的历史演变,我在《白水关及其历史演变》中作了分析 ,请参看。http://www.xycq.net/forum/thread-104340-1-2.html
实际上,隋唐以前的石牛道主线是必须经过白水关的,可参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2辑,2004年6月),此不赘述。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姜维从阴平向关城未到而退军白水的路线,证明白水到汉中是大路,不必南绕汉寿。
《钟会传》记载: “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我们已经确定了白水的位置。姜维军从阴平计划救援“关城”,假设阴平去关城必须南绕汉寿,又有两种可能:如果姜维在尚未通过白水即得到关城失陷的消息,那么只能说改变目的地为剑阁,但进军方向仍然是向白水、汉寿,不能说“退趣白水”;如果姜维通过白水后得到关城失陷的消息,那姜维军的方向是剑阁,只能继续南行,不会掉头向北再“退趣白水”。所以,姜维从阴平去关城必然不是南绕汉寿。
如果姜维是沿今青川县沙州镇(白水)-广坪镇―平丘镇-阳平关镇(关城)这条路线道路,那“退趣白水”。就非常合理——即姜维军已经自阴平向东北通过了白水,得到关城已经陷落的消息,掉头向西南回军,即“退趣白水”,再次通过白水后,转向东南,向汉寿、剑阁方向退军。(见图1)也就是说从阴平到“关城”不是绕行南面的汉寿,而是自白水向东北直接可达。另参拙文《姜维退军路线再探(续)》(http://www.xycq.net/forum/viewth ... 3Ddigest#pid2007178)。
图1 姜维退军路线(阴平到剑阁)
文字说明 :
(1)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
(2)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
(3)适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会
(4)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
(5)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
第二,从考古角度来说,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三堆镇-广元昭化镇这条路线上,分布有多个汉代遗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宁强阳平关镇子龙山遗址和平丘镇枣林坝遗址。
《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宁强县:子龙山遗址<阳平关镇阳平关火车站东北 东汉>位于子龙山上,面积约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5米。采集有铜铁蒺藜、铜镞、”当王天命“文字瓦当及绳纹筒瓦、板瓦残片。1962年暴露土坑墓,出土陶俑、陶碗、陶杯等。
“枣林坝古代居落遗址 位于今宁强县千丘镇西南约1公里处枣林坝的二级台地上,北靠嘉陵江,南至阳广公路。东西约45米,南北宽约10米。台地表层有少量的陶瓷片。在距表层1米深处有大量汉代泥质灰陶片,以弦纹为主,蓝纹次之。在汉代文化层下3米深处有新石器时期的夹沙红陶及泥质红陶片。汉代文化层上遗有唐宋时期的瓷片。”
在大安镇、广坪镇也都发现了汉代墓群。(《中国文物地图集 陕西分册》宁强县)
另外,1954年因修宝成铁路,在今宁强阳平关镇古砖下发现“朔宁王太后玺”金印一颗,现存重庆博物馆。按记载“朔宁王”是东汉初公孙述封隗嚣的封号。史传的记载,隗嚣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王元入蜀求救时遗落在今阳平关的。说明今阳平关附近处在陇蜀的枢纽位置。(《修筑宝成铁路青工李海章发现汉朝朔宁王太后印章》见《文物》,1954年7期140页)
而在后世的金牛道主线上没有发现任何汉代遗址或墓葬,而多为明清时代。说明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是汉代通行的大路。无怪乎刘琳先生也认为南北朝以前,此线为金牛道的在勉县(沔阳)和广元昭化镇(汉寿)的主线(《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
二、对蜀汉后期汉中防守体系变化的新认识
古阳平关在诸葛亮筑汉、乐两城之后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
遍查三国史籍,“阳平”见诸记载,始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2月17日~216年2月5日)曹操征张鲁,“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馀里”(《三国志 武帝纪》),终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2月4日~228年2月22日)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三国志 后主传》)。而诸葛亮筑汉、乐二成是在建兴七年--“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后主传》)--此后,阳平就再也没有出现(除去前面所疑《蜀记》之阴平为阳平之误),而阳安关则开始出现。
就此推论,筑汉、乐城前,因古阳平关与汉中治所南郑相距比较远,沿国道距离为60公里。在故道方向对汉中的防御作用明显,其他诸如兴势、黄金诸围也分别对应秦岭上的子午谷、骆谷。而汉、乐二城修筑以后,诸葛亮的治所已经“於南山下原上”。汉城与古阳平关距离仅为8公里左右,没有必要在如此近的距离设置防御据点。也就是说汉城取代了阳平关的防御地位,。姜维战略调整以后,主要兵力集中到陇西,东面的兵力就不足了,“错守诸围”难度比较大,只能撤掉相对不重要的围戍,但汉中并不仅仅只有汉、乐二城,其他距离两城较远的兴势、黄金诸围可能仍然存在--《华阳国志 卷十一 后贤志 柳隐传》记载:“柳隐......迁汉中黄金围都,景耀六年,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入汉川,围戍多下,惟隐坚壁不动。会别将攻之,不能克。后主既降,以手令敕隐,乃诣会。”
瓷片指的是墙面用的表面有次面的薄层贴片,是内墙砖的一种,表面光滑,属于通体砖。瓷片要求内部最好不存在一星半点气泡。因为有气泡时,瓷片很容易受冻碎裂。瓷片应当属于通体陶瓷,但不属于砖,而属于片,瓷砖是瓷。
瓷片,又称花片或花砖,通常每种瓷片都会与墙砖或地砖相配套。瓷片对铺贴工艺要求较高,由于其为镂空结构,瓷片双面都不接触墙体,安装起来有一定难度,大的造型还需要几块砖进行拼接,牢固性较弱。使用范围局限较大,因而一般家庭很少选用。
从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就一直跟随着中国,以中国为榜样,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并且,大量输入中国的艺术品。经过上千年时间的积累,日本现今留下了一批中国珍宝。而且,在近代的时候,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中国文物更是大量流失。其中,一些文物就大量流落到了日本。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日本收藏的十件中国珍宝。
第一个、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可以说,这个琵琶是一个神品,因为,一般情况下,琵琶都是四弦的,而这个琵琶却有五弦,是这世上唯一一件拥有五弦的琵琶。它不仅可以当做琵琶来弹奏,还可以作为吉他、三弦琴,甚至,还可以用来当做是冬不拉来弹奏。它使用唐朝的螺钿镶嵌式方法制造,外观极其华丽,做工十分精细。
可以说,在这世界上能够表现唐朝繁华程度的也就只有这件镶嵌型乐器了。这个琵琶,在唐朝的时候流入日本,被圣武天皇作为收藏品收藏了起来。天皇死后,这件文物就随着天皇的其它宝物,被收藏在了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的北院里,一千多年来无人问晓。
现在,这件物品竟变成了日本皇家收藏的最珍贵宝物,甚至,还被誉为“第一名品”。
第二个、曜变天目茶碗:
如果,按照文物单品来说的话,这件文物完全可以在文物排行榜中,排到第一位,因为,这件文物在这个世界上仅此一件。它是南宋时期的文物,由宋代黑釉的建阳窑制作而成。在过去,宋人用它来斗茶,并且,在它的身上还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日本展示出来的时候,它被单独陈列了出来,底座不停地旋转着,周围一片黑暗,茶碗身上的光圈闪烁着妖艳而又奇异的光芒。而且,不同的光线角度,光圈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奇幻无穷。只是,看着这个碗,便会让人忍不住惊讶:古代的技术,竟然已经达到了这么高超的地步?根本就不像是人间应有的东西,或者说,它应该是从天上来的!
这件曜变天目茶碗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对这个碗更是赞不绝口,只能用“碗中宇宙”来形容它,他们说:“碗里就像是深夜在海边看到的星空一样。”不过,根据记载这应该有两只才对,但是,在考古中发现的瓷片却没有发现一个跟它类似的。民间有传言说,其中一只被织田信长拿了,但是,之后却在本能寺中毁掉了。另外一只,则变成了德川家康世代流传下来的宝贝。
第三个、汉倭奴国王金印:
根据一些资料和文献的记载,在公元57年的时候,倭奴国(日本过去的国称)带着贡品前来我国朝贺,光武帝便把印缓赏赐给了自称是大夫的使者。后来,这枚金印不知道去了哪里。
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这枚金印才在福冈被两位准备耕作的农民发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金印的正面是正方形,上面雕刻着“汉委奴国王”字体,这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日本就是汉朝的附属国。也是中日外交的一个重要见证。
其实,这个“倭”字与“委”字通用,在《说文解字》中,委表示“随从”之意,加上人字偏旁表示顺从、恭敬的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在《三国志·魏书》中也记载着:“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诸国)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
第四个:《潇湘卧游图》:
这幅画,堪称是南宋山水画中的第一宝画,由李氏和另一位李姓画家一起创作。
传说,南宋有一位叫作云谷的禅师,他游遍了四方以后,便回到了金斗山里隐居。但是,他觉得很可惜和遗憾,因为,自己把天下都走了个遍,却没有去看过潇湘的山水。于是,云谷就请来了李画家为自己描绘出潇湘的美景,然后,把画卷挂在房间里,这样一来,躺在床上也可以欣赏潇湘的美了。
所以,这幅画被叫做“潇湘卧游”。据说,乾隆最喜欢的一幅山水画便是这幅,整个画面只用淡墨来修饰,一笔画完,没有丝毫的勾勒之意。画卷中大面积的留白,令人在心中不断猜想它蕴含着怎样的深意。浓雾里的山水朦胧,就像是一个害羞的少女一般,神秘中又蕴含着大气,让人沉迷在画卷中不得自拔,仿佛有种刚刚神游完毕的舒畅感,可以说是一个神品。
它是在近代流入日本的,现在,被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第五个、王羲之的《丧乱帖》:
人们一致认为唐朝的模本《丧乱帖》,是最接近于王羲之真迹的摹本。
传言,这是鉴真东渡的时候带到日本的。因为它跟其它两个帖子一起连在一张纸上,所以,才被说成是摹本,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王羲之传流下来的唯一一幅真迹。
帖中的笔钩强劲有力,写法精妙,字体更是完完全全地表达了王羲之当时的心境。它被誉为是晋唐时期书法中的极品,丝毫不逊色于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和北京故宫的《神龙兰亭序》。它的地位和这两幅相当,价值无限,现在被收藏在日本的宫内厅里。
第六个、牧溪法师《观音猿鹤图》:
牧溪是南宋时期的人,当时,他因为反对贾似道被官府通缉。
他的画法十分奇妙,每一幅画都是随笔点墨画成,不加任何修饰,画中意思简单明了却又蕴含着禅意,让人越读越感受到此中真意。
在这组图中,除了观音的含义是明确的之外,猿鹤的含义人们至今还没有得出答案。特别是那只怀抱着小猿猴的母猿,它神情生动传神,仿佛就是一个人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眼底中却又蕴含着些许的迷茫。整幅画意境无穷,仿佛是一幅充满了禅机的问卷,等待着世人来作答。
这组画一共有三幅,是宋朝禅宗画作中的极品,现在,被收藏在京都的大德寺里,每年展出一次。
第七个、猛虎食人卣:
在日本收藏的中国青铜器中,有两件是最重要的:
一件是永青文库的狩猎纹铜镜;
另一件则是被收藏在京都泉屋博古馆里的猛虎食人卣。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就是猛虎食人卣。它是商朝晚期制造出来的,被称为青铜器中的珍品。它跟其它出土于湖南的商晚期青铜器一样,都是以人和兽为主题。它的造型是一个踞虎和人拥抱在一起,立意十分奇特,在商朝的青铜器中,很少有这样怪异复杂的。
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人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为了表现老虎把人吃掉时的凶狠,有的人则说是想展示“人兽和谐”的主题。
第八个、《无准师范像》:
在日本,人们把禅师的肖像画,说成是顶相。
唐、宋时期,很多禅宗在中国根本站不住脚,不过,它们却在日本流传下来了,因此,宋朝的大部分禅宗艺术品被保存在日本。
在禅门里,师傅一般会赠送一幅自己的肖像画给弟子,画上会题上一些字证明这位弟子师承于哪位禅师。当时,宋理宗拜无准师范为国师,他便送给了宋理宗这幅肖像画。这幅画画得很传神,对无准师范的面部表情描绘得十分细致和到位。无意中,传达出禅师的智慧和风趣,是宋朝人物画的代表。
在明清以前,没有一幅画可以比得上它,现藏于京都东福寺。
第九个、李迪《红白芙蓉图》:
人们一致认为,这幅画是南宋时期花鸟画的第一名画,它是李迪在1197年所创作的。
《红白芙蓉图》一共有两幅:
一幅是红芙蓉;
一幅是白富荣。
红芙蓉画得好一点,线条的描绘有五代时期名匠黄筌的风范。这两幅画原本收藏在圆明园中,但是,在近代的时候,却被列强夺走,流落海外多年,现在,在东京的国立博物馆。
第十个、五贴《菩萨处胎经》:
竺佛念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6),译出《菩萨璎珞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五部,被誉为苻姚时期之译经宗师。
这套经书的历史背景十分强大,它是人们相互摘抄的最古老经卷,可能是现今仅存的西魏墨迹,价值没法评估。它是550年时陶仵虎写的,字体十分大,写法明显是北碑一派,笔意随意间又带着严谨,但是,看上去却没有丝毫造作之意,难以用言语表达它的奇妙。
这份菩萨处胎经,是唐朝的时候流入日本的,现在,藏于京都知恩院内。